作為馬克思的故鄉，德國的馬克思研究具有獨特的優勢和豐厚的積累。在兩德統一25年后的今天，作為意識形態的馬克思主義早已成為德國的歷史記憶，然而，馬克思并未被人遺忘。進入新世紀以來，德國的馬克思研究新著迭出，迎來了新的熱潮。然而，國內對當代德國馬克思研究的情況還所知不多。本文通過對新世紀以來德國馬克思研究相關人物與著作的系統性梳理，勾勒出當代德國馬克思研究的總體格局，并總結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四種研究模式，希望以此推進國內學界對相關研究的了解。

一、當代德國馬克思研究的歷史脈絡與總體格局

為了更好地理解當代德國馬克思研究的情況，有必要先簡要介紹一下其歷史背景。德國的馬克思研究在上世紀東西德分隔期間，出現了明顯的差異性發展：東德學者的貢獻主要在于《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歷史考證版(以下簡稱“MEGA”)的編輯及相關考證，在理論研究上則受制于蘇聯教科書體系，獨創性相對較弱；西德方面，法蘭克福學派的形成與發展和1968年前后大批左翼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的理論活動，構成了西方世界中批判資本主義的強音，產生了許多超越蘇聯模式的馬克思研究新成果。不過，在意識形態壁壘之下，東西德的馬克思研究缺乏實質性的交流，僅在《資本論》及其手稿等少數問題上形成過“隔空論戰”的局面。進入90年代，在蘇東劇變的直接影響下，馬克思主義在包括德國在內的整個歐洲陷入低潮，德國的馬克思研究隨之受到巨大的沖擊。MEGA編輯工作再次中斷，高等院校中的左翼知識氛圍蕩然無存，無論在學界還是在社會輿論中，馬克思的名字幾乎無人問津。

隨著歷史煙云逐漸散去，新世紀以來，人們開始用更加客觀、理性和積極的態度來看待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意義，并在資本主義的發展過程中重新體會到馬克思思想的巨大生命力。德國的馬克思研究也迎來了新的階段，展現出新的發展圖景：其一，在馬克思經典文本編輯、出版方面，MEGA的編輯經過團隊整合，在世紀之交重新走上正軌，以每年兩到三卷的速度穩步推進，同時，用于學習普及的德文版《馬克思恩格斯文集》(MEW)也重新修訂再版，一些馬克思經典文本的單行本、節選本、導讀類著作層出不窮，受到讀者的歡迎。其二，馬克思重新進入哲學、社會學、政治學等學科的視野，許多在馬克思研究領域有所建樹的學者在新世紀發表了新的相關論著，同時，一批年輕學者的加入也為相關研究注入了新鮮的血液。其三，馬克思研究受到社會輿論的普遍關注，學術研究與理論普及的結合出現了新的亮點。特別是金融危機爆發之后，馬克思及其資本主義批判理論重新成為德國新聞媒體、書刊雜志中的熱門話題，以“馬克思”為題的專著和文章數量龐大，贏得了越來越多青年人的關注。除了關于馬克思理論的學術研討活動，一些面向公眾講解馬克思理論的普及型講座、研討會也經年不斷。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有兩個：一是2006年起由羅莎·盧森堡基金會常年組織的“《資本論》閱讀課程”，目前該課程每周一晚間講解《資本論》第二、三卷，每周二晚間講解《資本論》第一卷，其間還會不定期邀請專家開展講座；二是2008年起由德國多家機構每年聯合主辦的“馬克思春季學校”、“馬克思秋季學校”，每期圍繞一個主題，開展多天的講座和研討會。這些活動受到許多青年學生和社會公眾的歡迎，為馬克思研究的推進奠定了良好基礎，這也從側面反映了當代德國馬克思研究的復興態勢。

從研究的人員構成、研究主題和研究趨向上看，當代德國的馬克思研究呈現出多元發展的局面。首先，從研究人員來說，既有高等院校、科研機構的知名教授，也有退出學術一線的學術前輩，還有有前東德研究背景的專家、初出茅廬的青年學生，以及任職于左翼基金會、理論期刊甚至自由職業的文化學者，在構成上較為復雜，很難歸類。其次，從研究主題來看，主要涉及馬克思的文獻學、哲學、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等，而且往往存在學科交叉、主題混雜的情況，有待進一步的觀察。最后，從研究趨向來看，上述這種人員及主題的多樣性自然導致了研究方式和學術主張上的多樣化，往往面對同一個問題，存在著來自傳統蘇聯教科書背景、西方馬克思主義背景、溫和左翼政治背景、當代激進思潮背景的截然不同的處理方式，可以說，歷史遺產還有待消化，研究團隊、研究模式的整合也還任重道遠，但已經展現出新的發展前景和若干具有代表性的研究趨向。

筆者對新世紀以來德國馬克思研究的相關學術著作進行了總體性梳理，這些著作的作者也就構成了當代德國馬克思研究的真正主力。為了更好地把握這些主題紛繁、觀點各異的研究成果，筆者將其梳理為四種截然不同的研究模式：以MEGA為核心的文獻學研究模式、以現實批判為導向的左翼研究模式、以哲學學術為志業的哲學研究模式、以“新馬克思閱讀”思潮為代表的研究模式。這些研究模式各自有其獨特的歷史淵源，而且各有優勢，共同構成了當代德國馬克思研究的“新常態”。

二、以MEGA為核心的馬克思文獻學研究模式

文獻學研究是當代德國馬克思研究的第一種模式。這種研究模式具有如下特征：第一，其研究主力是MEGA在德國的相關機構和學者，他們一方面穩步推進MEGA的編輯出版，為全球的馬克思研究提供最全面和權威的文獻基礎，另一方面以MEGA為核心，對馬克思的文獻和生平作了大量考證研究。第二，這種研究與德國的編輯語文學傳統有著直接關聯。編輯著名思想家的歷史考證版全集是德國學術研究的一個重要傳統，新的MEGA編輯原則充分借鑒了同類工作的歷史經驗。第三，在學術立場上，這種研究秉持對馬克思思想理論的所謂“價值中立”態度，既不認為自己是馬克思主義者，也不涉足對馬克思思想和馬克思主義的研究。新世紀以來，德國逐漸成為馬克思文本編輯和文獻學研究的第一重鎮，相關機構、學者和研究成果值得我們關注。

目前，全世界最重要的MEGA編輯研究機構無疑是柏林—勃蘭登堡科學院的MEGA工作中心，國際馬克思恩格斯基金會的秘書長格拉德·胡普曼兼任該中心負責人，統籌全球12個編輯小組的工作。另一個知名的相關機構是同樣位于柏林的MEGA編輯促進協會，該協會的核心成員卡爾—埃里希·福爾格拉夫、理查德·施貝爾以及羅爾夫·黑克爾均為前東德馬列主義研究院的MEGA編輯專家，前任主席福爾格拉夫現仍為MEGA編委會成員，現任主席黑克爾負責MEGA第四部分第十四卷的編輯工作。除此之外，德國特里爾的馬克思故居博物館作為國際馬克思恩格斯基金會成員單位，也在MEGA編輯特別是馬克思生平研究方面有自己的獨特貢獻。除上述專家之外，德國的MEGA編輯專家還有MEGA編委會成員曼弗雷德·諾伊豪斯、于爾根·海勒斯等。

MEGA編輯機構的首要任務和成果當然是MEGA新卷次的出版。按照計劃，新MEGA分為四個部分，總計114卷。根據筆者統計，截至2015年上半年，已經出版62卷，其中第二部分“《資本論》及其手稿”已經全部出齊，而這一部分正是由德國編輯專家主要負責的。通過這一部分MEGA的出版，馬克思為《資本論》撰寫的全部手稿、恩格斯的編輯稿以及現存的不同版本的刊印稿第一次系統地展現在世人面前，其中大部分是首次發表。2015年最新出版的MEGA卷次是第四部分第五卷“馬克思恩格斯1845年7月至1850年12月摘錄與筆記”，其中包含了馬克思的四本“曼徹斯特筆記”。至此，馬克思在創立歷史唯物主義前后的政治經濟學研究歷程也得以完整呈現。另外，據胡普曼秘書長介紹，學界期待已久的MEGA第一部分第五卷即《德意志意識形態》也將于2015年底前出版。早在2004年，該工作中心就出版了《德意志意識形態》MEGA版的試刊行版本，這個由英格·陶伯特領銜編輯的版本判定《德意志意識形態》由馬克思、恩格斯、魏德邁共同創作，引發了廣泛爭論。可以預見，最終的MEGA版的出版必將引起新的關注與討論。

圍繞MEGA編輯工作的進展，還產生了兩套很有學術價值和特色的馬克思文獻學研究刊物。一套是MEGA工作中心的《馬克思恩格斯年鑒》，主要收錄關于MEGA新出版卷次的主題研討，以及編輯補遺、相關書評、研究活動報道等。另一套刊物是MEGA編輯促進協會的《新版馬克思恩格斯研究論集》。該刊在1977～1990年是東德馬列主義研究院馬恩部的工作刊物，1991年起改由協會出版至今，主題也是MEGA進展和馬克思恩格斯文獻研究。同時，協會還不定期地出版“特刊”以及《學術通訊》，主題包括“梁贊諾夫與第一版MEGA”、“法蘭克福社會研究所與莫斯科馬克思恩格斯研究所(1924－1928)”等，對介紹馬克思研究的歷史與現狀，推動以MEGA為核心的馬克思研究起到了重要作用。

從研究主題來說，文獻學研究呈現出以下若干熱點：(一)馬克思與恩格斯的合作問題。隨著《資本論》及其手稿的整體問世，德國學者將研究重點轉移到了恩格斯的《資本論》編輯出版工作，以及二人對政治經濟學批判理論的不同理解和論述方式上來，試圖重新梳理《資本論》的創作過程，并為思想理解打開新的空間。同時，關于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情況、他們兩人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的合作情況、對亞細亞生產方式的不同理解等問題，仍有新的討論。(二)《資本論》及其手稿的編輯與馬克思的原初寫作情況。具體包括馬克思1858年的六卷本寫作計劃及其與后來《資本論》寫作計劃的關系、《資本論》不同版本的修改情況、手稿封面、獻詞內容等比較研究，法文版《資本論》的問世和修改過程等，有些內容后來已經體現在MEGA相關卷次的附錄資料卷中。不過，對這一問題的研究已經不限于文獻學，而是更多地涉及對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理論的理解和闡釋，下文將進一步闡述。(三)《新萊茵報》的歷史及其MEGA編輯工作。

MEGA第一部分中將有三卷(第七卷到第九卷)出版馬克思恩格斯在《新萊茵報》發表的文章，對理解馬克思恩格斯在1848年革命期間的活動以及思想轉變十分重要。這一編輯工作歷時已久，相關研究涉及文章作者的認定，馬克思編輯《新萊茵報》的歷史過程、編輯樣本研究，馬克思的政治記者工作梳理等。另外，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和《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等文本在具有紀念性意義的年份也引起了新的關注和研討，不過并沒有出現真正有突破性的觀點。

總體而言，以MEGA編輯為核心的馬克思文獻學研究呈現穩定推進的態勢，并正處于新老交替的過程之中，福爾格拉夫、諾伊豪斯等專家已經退居二線，更年輕的學者逐漸承擔起主要責任。他們的文獻學研究集中體現了德國學者的細致嚴謹，為馬克思研究提供了新的學術資料基礎。同時也要強調的是，這種研究模式的方法論前提是放棄馬克思主義立場，以追求所謂的純粹客觀性，這與梁贊諾夫首創MEGA時堅持馬克思主義與學術客觀性相統一的立場是截然不同的。雖然在文獻事實層面，這種研究往往無可指責，但它無法做到完全不觸及馬克思的理論，實際上，常常是在文獻的對比與拆解中，有意無意地走向了馬克思主義的反面。還有學者明確表示，希望通過他們的工作“解構”人們對馬克思主義的體系性理解。對此，我們必須保持清醒的認識。

三、以現實批判為導向的左翼馬克思研究模式

與強調“純學術”的文獻學研究恰恰相反，另一批德國學者強調研究的現實性，堅持以現實資本主義批判為馬克思研究的導向。這種研究模式的總體特點是：其一，在研究立場上，堅持以左翼立場面對馬克思的理論，有些仍然自稱是馬克思主義者，但他們所理解的馬克思主義不同于蘇聯式的馬克思主義。其二，在基本觀點上，強調馬克思理論的歷史性、發展性和主體能動性特征，從而凸顯馬克思理論與當代社會實踐的關聯性。其三，在研究目標上，堅持將馬克思研究與當代資本主義批判相結合，從馬克思的基本方法和觀點出發，回應當代現實問題，探尋現實資本主義的替代方案。這種模式在人員構成及其理論背景方面較為復雜，不過，我們可以根據其批判路徑與激進程度，將其進一步區分為傳統左翼與激進左翼：前者受傳統的馬克思主義理解模式影響較深，傾向民主社會主義，主要是通過對馬克思的當代化闡釋，批判現行經濟與社會政策，反思全球化、生態危機、分配不公等問題；后者則與當代歐洲各種激進思潮關系更加密切，主張躍出政黨政治的范圍，重構馬克思的批判理論。以下我們分別介紹其代表人物及近年成果。

當代德國馬克思研究中最活躍的左翼理論家當屬沃爾夫岡·弗里茨·豪格。兩德時期，豪格曾長期在西柏林為學生講授《資本論》，其代表作包括《商品美學批判》、《高科技資本主義》等。從1994年起，他組織編纂15卷本的《馬克思主義歷史考證詞典》，目前出版到第8卷。在2005年出版的《更新馬克思主義思想的十三個嘗試》中，豪格提出，歐洲現實社會主義的崩潰是與福特制資本主義的危機內在聯系的，而馬克思主義應該對全球化生態危機背景下的高科技資本主義展開理論與實踐批判。他強調，社會關系只有通過抵抗和斗爭才能實現自我理解，進而發生改變。隨著《資本論》重新成為學界熱點，豪格于2013年出版《讀〈資本論〉——但怎么讀?》，捍衛自己對《資本論》的理解。其一，他反對將馬克思的辯證法趨同于黑格爾的辯證法，認為馬克思并沒有把現實世界理解為邏輯之物，而是把辯證法從意識哲學中唯物主義地解放了出來。矛盾存在于實踐性的歷史世界而不是邏輯體系之中。其二，他反對將《資本論》解讀為一種概念邏輯體系，反對將馬克思的方法說成是“邏輯方法”，認為這樣就抹煞了馬克思的解放議題。他提出，資本批判不能成為無時間性的邏輯體系，馬克思思想的核心是歷史辯證法，歷史是辯證法的自在形式，而辯證法則是歷史的為我形式。其三，他強調，《資本論》研究絕不能淪為文獻學性質的“馬克思學”，而必須服務于對當下危機的思考和資本主義批判。同豪格的經歷相類似的艾爾瑪·阿爾特法特也是德國知名的左翼學者。他是柏林自由大學奧托·蘇爾研究所的榮休教授，2012年出版新書《重新發現馬克思》，聚焦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他強調，馬克思的思想不應被理解為封閉的、永恒有效的理論，而必須基于當代重新加以理解，理論分析必須趕上世界本身的變化。“如果把馬克思的理論應用于實際，那么它仍然是鮮活的。如果把馬克思的理論存放在書架上，讓那些藍色封面的書卷蒙上灰塵，那么馬克思的理論也就死了。”在書中，阿爾特法特對馬克思的理論進行了重組，以回答當代人們關心的問題，包括資本主義的時間與空間關系、勞動力培訓與人力資本拜物教、家庭勞動與性別關系、資本主義與市場經濟等等，但基本上還是堅持了馬克思的分析思路和主要判斷。

可以看出，當代德國的左翼馬克思研究并不是由前東德的學者在延續，一些前西德學者甚至更加活躍。不過，相比于激進左翼而言，以上學者對馬克思的解讀仍然“中規中矩”，甚至可以說缺乏新意。在多重思潮的影響下，激進左翼的馬克思研究形態、觀點更加多樣，最有代表性的是“價值批判(Wertkritik)”思潮與工人主義、自治主義思潮的相關爭論。

“價值批判”的代表人物包括羅伯特·庫茨、羅斯維塔·紹爾茨以及曾長期在法蘭克福大學從事研究的加拿大學者莫伊舍·普殊同，其主要觀點是：其一，傳統馬克思主義曲解了馬克思的勞動概念，馬克思所分析的勞動是一個歷史性的概念，是資本主義特有的謀生活動形式。因此，勞動不是創造社會財富的一般源泉，這種觀點恰恰是馬克思所要批判的對象。其二，價值批判是馬克思整個理論的核心，具體即表現為對價值形式的分析和對商品拜物教的批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借由價值形式制造出非理性的增殖目標，使人們受制于這種運行模式和意識形態之中，淪為勞動社會中的被動參與者。其三，傳統的階級斗爭理論是錯誤的，工人只能是資本主義統治的主體承擔者，反抗資本主義的一般政治主張只聚焦于分配，因而無法動搖其生產基礎，資本主義解體的真正動力在于技術革新。由此，這種思潮與傳統的馬克思主義劃清了界限。不過，這種對階級及主體作用的消極性闡釋也遭到了批判。格哈德·漢洛澤、卡爾·萊特等人明確反對“價值批判”的闡釋，認為其削弱了馬克思對勞動及其剝削關系的批判，因此將其概括為“流通馬克思主義”。在他們看來，這種研究無異于將階級和階級斗爭視為被動的響應者，將超越資本主義當成了一個超主體性的自動進程。

卡爾·萊特是奧地利人，但由于同屬德語區，因此也活躍在德國學界。2007年以來，他連續出版多部馬克思研究著作，包括《青年馬克思：哲學文集》、《動蕩中的馬克思：對流通馬克思主義的導論性批判》、《解放的進程：馬克思、斯賓諾莎與自由共同體的條件》等。在萊特看來，《資本論》不是一部經濟學著作，而是提出了一套解放的理論。馬克思之所以分析資本，是因為資本關系是居于統治地位的社會關系，而所謂價值規律也不是永恒的、純粹客觀的經濟過程，它會由于階級斗爭和階級關系的發展而變化。勞動過程不僅是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的核心，也是馬克思的倫理學的核心，而解放的關鍵就在于消除異化勞動的進程。由此出發，萊特認為，馬克思的勞動概念與斯賓諾莎《倫理學》中通向自由的活動能力(德文為T tigkeitsverm gen，拉丁文為conatus)概念是內在相通的。只有勞動成為一種自覺的和自治的活動，自由共同體才具備實現的條件。不難看出，萊特的這一研究路徑顯然深受巴里巴爾、德勒茲、奈格里等人對斯賓諾莎的激進闡釋的影響。

可見，無論是更加忠實于馬克思的傳統左翼，還是更加強調當代性的激進左翼，馬克思始終是當代資本主義批判思潮中最有生命力的理論源泉之所在。不過，越是激進的左翼學者，越是不再滿足于對馬克思進行完整的、深入的學術研究，而是更加強調理論的當代化，更加直接地介入現實資本主義批判。這樣一來，這種研究模式的弊端也就顯而易見了：批判的鋒芒往往勝過學術研究的全面和嚴謹，對現實的強調往往折損了馬克思作為思想家的深刻性。

四、以哲學學術為志業的馬克思研究模式

談到思想的深刻性，這自然是德國大學中的哲學教授們的強項了。如果說，前述第一種研究模式的主力是文獻學家，第二種模式的主力是左翼的政治學、社會學、經濟學家，那么第三種模式的主力則是德國大學和科研機構中的哲學專家和青年學者。這種研究的特點是：第一，從研究立場來說，基本不再堅持馬克思主義立場，而只是在特定哲學史或者哲學分支學科的視野中，將馬克思作為一位具有重要思想價值的人物來加以定位；第二，從研究目標上說，主要是通過對馬克思的重新解讀，與其他哲學家和相關理論進行比較分析，實現哲學的當代對話，因此，這種研究往往僅涉及馬克思的部分理論；第三，從研究內容來看，集中于社會哲學、實踐哲學或政治哲學方向，近年來主要聚焦于以下三個主題：一是馬克思哲學的形成史，二是馬克思的辯證法，三是馬克思與當代社會哲學的理論重建。

在馬克思哲學形成史方面，年輕學者伍爾斯·林德納出版了其博士論文《馬克思與哲學：科學現實主義、倫理學至善論與批判社會理論》。林德納將馬克思的哲學歷程梳理為六個重要時期：1841～1844年是青年黑格爾派階段，1845～1846年是哲學的變革期與現實主義社會哲學的形成期，1846～1859年是歷史唯物主義的高峰期，其中1850～1858年是通向新的社會科學的時期，1859～1883年是政治經濟學批判時期，其中1868～1883年是歷史哲學的建構期。而該書的副標題正是他眼中的馬克思哲學思想的三個維度。馬克思哲學形成史方面的另一部新作來自法爾科·施密德。他的《費爾巴哈與經典影像的開端：論人類學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的關系》有一定的新意，法蘭克福學派的重要人物阿爾弗雷德·施密特還專門為該書撰寫了書評。作者提出，馬克思對費爾巴哈進行了雙重批判：一方面，費爾巴哈不承認對象性中介的作用，他的人本學唯物主義只是一種沉思式的客體主義；另一方面，馬克思強調對實踐的歷史性的特殊形式的認識，批評費爾巴哈的感性直觀原則無法理解市民社會活動形式的歷史性。對中介性和歷史性的強調，也是馬克思拜物教批判的方法論基點。反觀費爾巴哈，他所倡導的感性直觀的新哲學恰恰是一種非中介性、非歷史性的新宗教，這恰恰暗合了現代市民社會的拜物教。這樣，施密德就把馬克思對費爾巴哈的批判延伸到對物化的批判。書中提出，充斥現代社會的影像的技術結構與應用，正是費爾巴哈新宗教的典型體現，現代影像的力量使費爾巴哈所暢想的直接性觀念真正深入了人心。因此，對影像的批判，不僅是一個技術媒介命題，也應被理解為一個從費爾巴哈延續至今的哲學命題。

在辯證法研究方面，曾任民主德國科學院副院長的赫爾伯特·霍爾茨是比較資深的學者。2009年，他出版新書《唯物主義辯證法：對未來形態的當代思考方式》，對作為整體的自然辯證法和社會發展中的周期性與辯證矛盾作了闡釋，但并未太多涉及馬克思本人的辯證法，可算是其個人研究的一次總結。還有專家側重從德國古典哲學視角來考察馬克思的辯證法。安德里亞斯·阿恩特是柏林洪堡大學神學院的哲學教席教授、國際黑格爾協會主席，曾憑借《卡爾·馬克思：關于其理論關聯的嘗試》一書獲取教職資格，該書于2011年再版。書中強調，馬克思“從抽象到具體”的辯證方法是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特定歷史性結構的動力學分析，并不能將其等同于現實的歷史過程，正如黑格爾的法哲學正確地從分析占有開始，但這當然并不是現實的法權運作過程。在最近的研究中，阿恩特再次詳細梳理了馬克思對黑格爾辯證法的評價，以及馬克思計劃撰寫自己的辯證法的相關文獻資料。他認為，馬克思改造辯證法計劃的核心，是對黑格爾辯證法的一種“去神秘化”的變形：總的來說，黑格爾是把矛盾當作本質性的東西而加以實體化，而馬克思則重新將矛盾理解為歷史性存在。不過，馬克思的現存文本不足以讓我們重構馬克思的辯證法。另外，由馬克思對辯證法的闡釋所引發的經驗主義在一定程度上犧牲了黑格爾方法的哲學概念性的優勢。

在馬克思與社會哲學關系方面，柏林洪堡大學哲學系的拉爾·耶吉教授出版了新作《生活形式批判》，致力于從社會哲學和批判理論的視角重新闡釋和激活馬克思的批判方法。耶吉將當代資本主義批判理論區分為三種模式：其一為功能性批判，認為資本主義終將無法運行；其二為道德性批判，批判資本主義的不公正與剝削；其三為倫理性批判，關注人的生活意義問題，批判資本主義的生活不是一種好的、有意義的、真正自由的生活。三種批判模式各有優劣，而只有馬克思的批判實現了以上三個向度的貫通。而她的“生活形式批判”則是希望重新整合以上三種批判，實現對馬克思批判的一種當代推進。她強調，馬克思在分析資本主義社會機制的過程中，一方面揭示了自由市場、雇傭勞動相對于封建依附關系的自由和平等，另一方面又分析了這種形式平等中所固有的社會的不平等，這是一種基于社會形態內部矛盾而非其外在社會沖突的辯證批判。此外，耶吉還主編出版了兩本馬克思哲學研究文集《卡爾·馬克思：社會批判的視角》和《馬克思之后：哲學、批判與實踐》，收錄了阿克瑟·霍耐特、萊納·福斯特等當代德國哲學家和年輕學者對馬克思的哲學研究成果。

可以看出，當代德國的馬克思哲學研究具有合理的年齡結構，在主題上也表現出獨特的本土優勢與思辨風格。不過，相較于其他研究模式，這種研究模式的人員以及主題更為分散，甚至可以說是“各自為政”。還要說明的一點是，由于哲學學術研究與原創性哲學建構之間的差異性，本文并未將法蘭克福學派的新近理論作為重點，后者應該屬于國外馬克思主義的范圍。不過，二者之間存在著緊密的互動關系。例如，隨著黑格爾的早期哲學成為批判理論的熱點，不少學者已經開始重新梳理馬克思與黑格爾的關系。

五、“新馬克思閱讀”：重塑馬克思批判理論的新探索

除了以上三種模式的馬克思研究之外，當代德國還活躍著一批學者，他們以“新馬克思閱讀(NeueMarx－Lektüre)”為旗幟，對馬克思的理論特別是其政治經濟學批判理論進行了獨具特色的深入研究，引人關注。

“新馬克思閱讀”發源于上世紀60年代，其首倡者是阿多諾的學生漢斯—格奧爾格·巴克豪斯和海爾穆特·萊希爾特。隨著MEGA第二部分出版了馬克思《資本論》相關的大量原始手稿，他們發現，在未被恩格斯編輯過的馬克思文本中，馬克思對價值形式的分析、對拜物教的批判等思想極為深刻，然而卻長期不為人知。這些新的關于馬克思的“閱讀材料(Lektüre)”，也就是“新馬克思閱讀”名稱的由來。

從研究模式上看，“新馬克思閱讀”致力于從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出發，重新理解馬克思的批判理論邏輯，從而應對當代的資本主義社會機制，與其他三種研究模式均有顯著差別：與文獻學研究相比，他們重視MEGA出版的馬克思原始文獻，但并不停留于文獻學研究，而是致力于理論的研究；與左翼批判性研究相比，他們傾向于馬克思主義立場，但并不直接涉及現實批判，更是專注于對馬克思理論的創新性闡釋；與哲學學術研究相比，他們認同馬克思的價值形式分析是一種哲學分析而非經驗分析，但更加強調馬克思理論的跨學科特性，并且遠比一般的哲學研究者更加熟悉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內容。在理論源頭上，“新馬克思閱讀”深受法國結構主義馬克思主義和早期法蘭克福學派研究的觸動，但相較于國外馬克思主義的各個流派來說，他們的研究又更加忠實于馬克思的原文，因而學術的創新性高于思想的原創性。上世紀90年代至今，這一研究模式新作迭出，陣容不斷拓展，并且與社會化的閱讀《資本論》活動結合，在德國對馬克思感興趣的青年群體當中可謂無人不曉。米夏埃爾·海因里希、英格·埃爾貝等學者是新世紀以來這一研究模式的代表。

海因里希曾在柏林自由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并授課，現為柏林工程與經濟應用大學(HTW)教授，2004年出版新作《政治經濟學批判：一個導論》并多次再版，引起眾多關注與爭論。海因里希認為，馬克思理論的核心是對資本主義的社會化過程的批判，這種社會化過程就是通過價值的變換而實現的拜物教過程。具體而言：其一，他拒絕對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做“實體化”闡釋，強調價值不是單個商品固有的屬性，其實質是個人的生產性勞動與社會總勞動之間的關系規定性。只有通過商品的交換過程，這種關系才發生作用，價值才獲得一種“對象性的價值形式”。其二，他提出價值形式分析與貨幣具有內在的聯系。貨幣不是外在性的輔助手段，也不是價值理論的某種附加。價值形式是商品間發生聯系的前提，而只有貨幣才是這種價值的可度量的形式。其三，他強調馬克思經濟學理論的未完成性。例如，他對資本利潤率趨于下降的規律提出質疑，認為恩格斯對《資本論》的編輯使相關段落給人一種印象，即馬克思已經形成了一套相關的危機理論。恩格斯的編輯還無意間導致人們的另一個“過高估計”，即馬克思對信用理論已經有了成熟思考。

埃爾貝執教于奧登堡大學哲學系，2008年出版《西方的馬克思：聯邦德國1965年以來的新馬克思閱讀》，一躍成為這一研究模式的年輕代表人物。該書第一次對“新馬克思閱讀”這一獨特的德國馬克思研究模式作了明確的自我指認和系統的歷史梳理，區分了“傳統馬克思主義”、“西方馬克思主義”與“新馬克思閱讀”的差別，強調從馬克思晚期的文本出發，重新理解完整的馬克思，進而將其理論理解為對資本主義社會化的各種形式的破解與批判。埃爾貝特別重視“形式”概念，將之作為新馬克思閱讀的核心概念，貫徹到書中的三個部分：價值理論、國家理論與革命理論。價值理論是對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反思，這也是“新馬克思閱讀”最核心的內容，而國家理論和革命理論則是由此延伸出來的對馬克思政治理論的思考與爭論。

上世紀70年代起，德國一些學者提出，經濟上占統治地位的階級并不直接從事政治統治，甚至不以階級面貌出現，但國家仍是資本實現統治的形式。革命理論則是基于對政治經濟學的形式分析，反思了以往運動式革命理論的衰落原因。這樣，“新馬克思閱讀”便從經濟學領域走向了全面的社會批判理論的構建。除了海因里希和埃爾貝之外，新世紀以來還出現了一批“新馬克思閱讀”的研究作品。萊希爾特于2008年出版了研究文集《新馬克思閱讀：社會科學邏輯批判》。不過，許多文章像是其早年的創作，對于近年研究中新的熱點及其他學者的批評意見，書中也沒有作出回應。狄特·沃爾夫出版了《價值概念的混亂：〈資本論〉研討文集》，致力于從價值理論的角度闡明馬克思的辯證法與黑格爾辯證法的關系。斯文·埃爾瑪斯、延·霍夫、弗蘭克·恩斯特等年輕學者也紛紛出版相關論著，從不同角度拓展了“新馬克思閱讀”的理論視域。另外，維爾納·博內費爾德與海因里希主編了《資本與批判：在“新”馬克思閱讀之后》，收錄了多國學者的相關研究成果。編者相信，“新馬克思閱讀”到了走出德國的時候，在國際性的“重讀馬克思”的理論潮流激蕩中，馬克思的批判力量將進一步彰顯出來。可以說，“新馬克思閱讀”代表了當代德國在文獻考證、現實批判、哲學研究之外的一條全新的馬克思研究路徑，并且能夠將以上三種研究模式的優勢資源結合起來，殊為不易。不過，限于德語文獻基礎的受眾范圍、思想資源的相對單一等因素，這種以價值形式分析為核心的批判理論重建能否結出具有更大影響力的理論碩果，還有待進一步觀察。

總而言之，當代德國的馬克思研究已經走出了歷史的陰影，煥發出新的生機，沿著多元路徑探索推進。這既離不開德國的良好學術氛圍，更是由馬克思文本和思想本身的復雜性、深刻性與廣博性所決定的。而無論是哪一種研究模式，都既有鮮明的德國特色，又有可觀的借鑒意義。辨識和分析這些研究模式，對我們重新思考和評析當代中國馬克思研究中存在的模式、立場和方法問題，深化對一系列馬克思研究重大問題的理解，從而推進中國馬克思主義視野中的馬克思研究，定將發揮十分積極的作用。

（作者單位：南京大學哲學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