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導干部講黨課，宣講馬克思主義、介紹國內外形勢和時事政治、解讀黨和國家的方針政策，一直是我們黨的一項光榮傳統和政治優勢。在這方面，毛澤東作為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身體力行，親自講黨課，作出了表率。
　　“教員，給我們講講形勢吧！”
　　在井岡山革命斗爭時期，紅軍教導隊開學后，毛澤東很關心學員，經常抽空來給他們上政治課，講解人民軍隊的宗旨和性質。在江西中央蘇區，毛澤東為馬克思共產主義學校學員講授“蘇維埃運動史”課程，并常去蘇維埃大學作《鄉蘇維埃怎樣進行工作》的報告。
　　抗戰時期，毛澤東經常到延安的一些高校講黨課。有一次，毛澤東等領導同志走進教室時，大家站起來熱烈鼓掌。毛澤東微笑著擺擺手，讓學員們坐下。他先介紹了跟隨他來的幾位領導同志，然后說：“我今天幫你們請來幾位教員，有洋的，也有土的，我就是土的一個。”當介紹到徐特立時，他說：“他不僅是你們的老師，也是我的老師。”
　　1937年4月至8月，毛澤東又在“抗大”開設了“辯證唯物論”課程。每周二、四上午上課，每次4學時，下午參加學員討論，總共達到110多學時。
　　據陜北公學校長成仿吾回憶：“有一個時期，毛主席經常到陜北公學來，陜公的教員和干部見到毛主席就說：‘教員，給我們講講形勢吧！’（毛澤東說他是教員出身，所以同志們親切地稱呼他‘教員’）他也很高興答應作報告。”
　　毛澤東第一次到陜公講哲學課時，一開頭就說：“今天跟你們講一個翻天覆地的大問題。”把唯物論和唯心論的哲學問題，說成是“翻天覆地”的大問題，學員們真是聞所未聞。毛澤東先講唯物論和唯心論，后講反映論和辯證法。這個講稿后來整理出來，就是我們所熟知的《實踐論》和《矛盾論》兩篇文章。對此事，毛澤東在洛川會議前夕曾對郭化若說：“別提講課了，最近我在陜北公學講了一次，折本了”“我花三天四夜時間，準備講課提綱，講矛盾統一法則，哪知半天就講完了，這不折本了嗎？”
　　“教員要根據學生的情況來講課”
　　毛澤東在講黨課時善于根據說服教育對象的實際情況，選擇不同的語言內容和表達方式，有的放矢、因人施言、對癥下藥，激起了教育對象思想和情感上的共鳴。他強調：“到什么山唱什么歌”“看菜吃飯，量體裁衣。”毛澤東指出：“在教學方法上，教員要根據學生的情況來講課。……教員也要跟學生學，不能光教學生……就是教員先向學生學七分，了解學生的歷史、個性和需要，然后再拿三分去教學生。”
　　井岡山革命斗爭時期，毛澤東就多次強調和要求紅軍宣傳員找群眾談話時，首先要放下架子，要看不同對象說不同的話。碰到雇農要講雇農話、碰到中農要講中農話、碰到商人要講商人話、碰到工人要講工人話，不能講一大篇。
　　有一次，在給工人夜校上課時，毛澤東先在黑板上寫下“工人”兩個大字，然后對工人們說：好些工友埋怨自己命苦，說工人沒出息，其實，說起來工人的力量最大。他提高聲音說，大家不是說天最大嗎？什么是“天”？他指著黑板上寫好的“工人”兩個大字說：“大家看，‘工’‘人’兩個字連起來就是‘天’。”他指著“天”字啟發工人們說，大家都說工人沒出息的，我看工人是大有出息，關鍵是要團結起來，團結起來力量大如天。譬如一顆小石子，用腳一踢就踢走了，要是把許多小石子粘成一塊大石頭，那就搬也搬不動了。這些針對工農特點的極其鮮明而樸實的語言，很容易為工人、農民所接受。
　　1926年5月，毛澤東在廣州舉辦第六期農民運動講習所時，在講課中十分注重根據學員特點來說明問題。據當時的學員回憶，有一次毛澤東講課，在黑板上畫了一座寶塔，一邊畫、一邊講，說：“你們看，最下層是塔基，有工人、農民，還有小資產階級，人數最多，受壓迫和剝削最深，生活最苦；壓在他們上面的一層，是地主階級、買辦階級，人數不多；再上一層是貪官污吏、土豪劣紳，人數更少；更高一層是軍閥；塔頂是帝國主義。”毛澤東接著說：“壓迫、剝削階級雖然很兇，但人數很少。只要大家齊心，團結緊，勞苦大眾起來斗爭，壓在工農身上的幾座大山都可推翻。百姓齊，泰山移，何愁塔之不倒乎！”這種形象化的教學方法，給學員們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語言運用上，毛澤東既是高超的理論家，更是卓越的實踐者”
　　毛澤東講黨課時不僅深入淺出、通俗易懂、形式多樣，且富于變化，而且十分注意語言藝術，生動活潑、幽默風趣，深受學員們的歡迎。
　　西安事變發生后，延安學校的師生們聽說抓住了蔣介石，都欣喜若狂。可事隔幾天，中央決定和平解決西安事變，不少人在感情上接受不了，覺得蔣介石殺了我們那么多人，又一向奸詐刁滑，不能輕易放虎歸山。毛澤東來到紅軍大學給學員上課，他說：“蔣介石罪惡滔天，欠下全國人民無數的血債，大家要求殺他，可以理解，不算過分。不殺他，確實不能平民憤。但是，蔣介石是不能殺的，在目前的形勢下，殺了蔣介石，會使國內形勢更加復雜和混亂，有利于日本帝國主義。何況殺了一個蔣介石，還會出現第二、第三個蔣介石。諸葛亮對孟獲還搞七擒七縱，我們對蔣介石為什么不可以一擒一縱呢？”臺下有人提問：“如果蔣介石不談判，不接受張學良、楊虎城的抗日主張怎么辦？蔣介石心狠手毒、毫無信義，放了他，他會抗日嗎？”毛澤東聽后，風趣幽默地說：“你們看，陜北的毛驢很多。毛驢馱了東西是不愿上山的，但是陜北老鄉讓毛驢上山有三個辦法，一拉、二推、三打。蔣介石是不愿意抗戰的，我們就采取對付毛驢一樣的辦法，拉他、推他，再不干就打他。當然嘍，要拉得很緊、推得有力、打得得當，驢子就被趕上山了。西安事變就是這樣。當前，日本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是主要矛盾，我們黨領導全國人民抗戰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起決定作用的是我們，國共合作一致抗日是大勢所趨。但是，驢子是會踢人的，我們要提防它，這就是既聯合又斗爭。”
　　1942年2月1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黨校開學典禮上作《整頓黨的作風》的講話，在談到黨內存在的“學風”“黨風”“文風”有些不正時，說：“這些作風不正，并不像冬天刮的北風那樣，滿天都是。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現在已不是占統治地位的作風了，這不過是一股逆風，一股歪風，是從防空洞里跑出來的。但是我們黨內還有這樣的一種風，是不好的。我們要把產生這種歪風的洞塞死。我們全黨都要來做這個塞洞工作，我們黨校也要做這個工作。”從而形象地說明了“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的必要性。
　　還有一次，毛澤東在上黨課時把日本侵略中國比作一頭瘋牛沖進了中國，我們正面和他直接對抗暫時抗不過，怎么辦？靠持久戰、游擊戰和全民族抗戰。有扳牛頭的，有拽牛尾巴的，有薅牛毛的，有砍牛蹄子的，最后的結果是這頭瘋牛必死無疑。聽課學員在會心的笑聲中感到受益匪淺，終生難忘。
　　毛澤東講黨課面臨的對象來源復雜，思想基礎、覺悟程度、文化水平參差不齊，有工人、農民，也有高級知識分子。但毛澤東“以通俗的語言，講親切的經驗”，能吸引每一個人，使文化水平低的感到通俗易懂，文化水平高的也不覺得粗淺。
　　蕭三在上世紀40年代曾評論毛澤東道：“他的報告、演說、講話，是那樣明白、淺顯、通俗、動人，富于幽默、妙趣橫生，而又那樣意味深長、涵義深刻、左右逢源、矢無虛發。他的說話常是形象親切、有血有肉的。在同一會場里，工人、農民、兵士、老太婆們聽了他的講話不以為深；大學教授、文人、學士聽了不以為淺。”
　　（摘自2018年第5期《世紀風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