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花臺烈士群雕 （資料圖片）

南京雨花臺，古稱瑪瑙崗、聚寶山，是一座美麗的山崗。然而，在1927年至新中國成立前夕，這里卻成為國民黨當局的血色刑場。據不完全統計，成千累萬的共產黨員和愛國志士在這里慘遭殺害。他們絕大多數都是風華正茂的青年人，其中有姓名記錄的烈士只有1519人。雨花臺烈士把最美好的青春獻給祖國和人民，譜寫了一曲曲壯麗的青春之歌。

為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新中國已走過近70年的光輝歷程。歷史深刻表明，只要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勇于為改變自己的命運而奮斗犧牲，我們的國家就一定能夠走向富強，我們的民族就一定能夠實現偉大復興！

　　志存高遠的信仰力量

雨花臺烈士中，最多的是中國共產黨人。他們的出身和人生經歷各有不同，但共同懷抱救國救民的宏愿。他們以改造中國為己任，以實現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國家富強，最終實現共產主義為崇高理想，堅定執著，慨然擔當，矢志不渝，英勇獻身。

1930年8月犧牲的中央大學中共地下支部書記黃祥賓，堅信只有共產主義才能救中國。一天，他當眾宣布把自己的名字由“祥賓”改為“勝白”。同學們不解其意，有人問他，他說：“勝者，戰勝也；白者，侵略凌辱中國的西方帝國主義列強也。我的名字的意思就是，黃皮膚的中國人一定能戰勝白皮膚的西方帝國主義列強！”他還常把自己的姓“黃”字寫成“共田”，意思是“共產”。后來，在一次組織學生揭露反動當局罪行的行動中，黃祥賓不幸被捕。面對敵人嚴刑拷打，他至死不屈，生命永遠定格在25歲的年輪上。

中共江蘇省委組織部部長黃勵由于叛徒出賣，在上海法租界住所被捕。在法庭上，面對叛徒指認和勸降，她說：“我絕不貪生怕死，不要用什么自由、職位來引誘我。我們共產黨人正是為了自由、為了解放全人類而起來革命，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我們可以用生命去換取，任何的壓迫、利誘都見鬼去吧！”三天后，黃勵被押解到南京憲兵司令部看守所。在獄中，她在墻上寫下“雨花臺，雨花臺，紅骨都在那里埋！”敵人將黃勵押往雨花臺執行槍決。她對押送的憲兵做最后一次宣傳：“中國的革命者是殺不完的。大家起來斗爭吧！中國一定會建成一個沒有人壓迫人的富強國家。”1933年7月，黃勵在雨花臺就義，時年28歲。

鄧中夏是我黨早期的卓越領導人，1933年5月，他不幸被捕，后被押到南京。他在《獄中遺言》中寫道：“一個人不怕短命而死，只怕死的不是時候，不是地方……一個人能為了最多數中國民眾的利益，為了勤勞大眾的利益而死，這是雖死猶生，比泰山還重。人只有一生一死，要生得有意義，死得有價值。”在即將告別人生的時刻，鄧中夏在給黨中央留的信中深情地寫道：“同志們，我快要到雨花臺去了，你們繼續努力奮斗吧！最后勝利終究是我們的！”

擔任共青團南京市委書記的史硯芬，1928年5月不幸被捕，同年9月被敵人判處死刑。臨刑前他留下遺言：“我的死，是為著社會、國家和人類，是光榮的，是必要的。我死后，有我千萬同志，他們能踏著我的血跡奮斗前進。我們的革命事業必底于成。”

為黨隨時獻出一切的孫津川、大江南北播星火的蔣云、粉身碎骨向光明的李得釗……革命先烈用生命告訴我們什么是信仰，為了心中的理想和追求，他們表現出的堅定共產主義理想和信念，穿越時空，激勵后人。

　　英勇無畏的犧牲精神

在雨花臺被殺害的烈士，大多數正值生命中最美好的青春年歲。生逢國難當頭，他們面對生與死的考驗，甘灑熱血，將青春熔鑄到了扶危救國的歷史使命中。

惲代英就是其中典型一位。大革命失敗后，惲代英被錯誤地免去在中央的職務，派往滬東區擔任區委書記。對此，惲代英堅決服從組織決定，挑起了上海黨組織宣傳與組織活動的重任。1930年5月6日，惲代英不幸被捕，后被叛徒揭秘身份。1931年4月29日中午，在走向刑場前，惲代英拖著沉重的鐐銬，昂首挺胸，神色坦然，一路高唱《國際歌》。在監獄的菜地旁，面對行刑的劊子手，惲代英發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說：“滿天風雨滿天仇，革命何需怕斷頭！留得子胥豪氣在，三年歸報楚王仇！”這是年僅36歲的惲代英留給后人的詩句，激勵了無數后輩！

泰國華僑許包野1923年經朱德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1926年被派往蘇聯莫斯科東方大學任教。1932年、1934年、1935年，許包野先后任中共廈門中心市委書記、江蘇省委書記、河南省委書記。1935年2月被捕后，在監獄里，敵人先是用金錢美女引誘他，后用高官厚祿拉攏；這些手段失敗后，又采取野蠻殘酷的刑罰，用竹針扎進手指，用辣椒水灌進鼻子、眼睛，用小刀割破他的耳朵、扎進他的大腿小腿，一直扎到他皮開肉綻、頭破腿斷。許包野以堅強的革命精神與敵人斗爭到最后一口氣。

英勇無畏、慷慨赴死的雨花臺英烈們數不勝數：1933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羅登賢在走向雨花臺刑場時，留下遺言：“我個人死不足惜，全國人民未解放，責任未了，才是千古遺憾！”1934年1月，共青團上海閘北區委書記郭綱琳被捕入獄，他寫道：“革命者的青春是美好的，我早已將她獻給了偉大的祖國……”1937年，郭綱琳犧牲在雨花臺，人們整理她的遺物，發現一枚被她精心打磨成心形的銅板，上面工整地鐫刻著“永是勇士”四個字。

要奮斗就會有犧牲。雨花臺成千上萬革命先烈，有著不同的籍貫、不同的年齡、不同的性別、不同的身份，但他們有一個共同歸宿——英勇犧牲。他們中的每一個人，為振興中華、造福人民流盡了最后一滴血。在有姓名的烈士中，年齡在35歲以下的占75%，其中不滿20歲的有300余名。

　　舍身為民的高尚情懷

犧牲在雨花臺的共產黨人，無論出身富家還是寒門，無論是擔任黨的重要領導職務還是普通黨員，熱愛人民、解救人民、造福人民是他們投身革命、選擇信仰、奮斗犧牲的緣起和動因。

烈士李耘生1924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專門從事學生運動的組織發動和領導工作，1931年，任南京市委副書記兼組織部長，1932年被逮捕。在監獄中，叛徒勸他：“只要你愿意轉變，我擔保你有出路。”李耘生怒斥道：“共產黨人為勞苦大眾奮戰求解放，這是我奮斗的目標！”他常對難友們說：為人民，頭可斷，血可流，志不屈。

曾任周恩來秘書的冷少農烈士在黃埔軍校時就加入中國共產黨。后來，他被派到南京開展地下革命斗爭。由于一心撲在革命工作上，他一直沒有給家里寫信。母親來信要他接信后馬上回家一趟，他懷著深深的內疚給母親寫了一封長信，說自己把生命許給了一件為天下的勞苦大眾謀幸福的事情，“我既把我的力量和生命都交給了這一件事情，我怎么能夠有功夫回家來，忍心地丟著這樣重大的事情，看著一般人受苦，而自己獨享安逸呢？……我是在把我的孝移去孝順大多數痛苦的人類，忠實地去為他們努力。……我受社會的恩惠也很多，所以我不敢對她忘恩負義。”

曾擔任常熟人民抗日自衛隊司令的任天石烈士，參加革命前在家鄉掛牌行診，頗有醫術，但遇貧病，不計診金。“西安事變”后，面對國難當頭、外侮日盛的時局，他感到要拯救國家和人民，做個好醫生還不夠，“做個醫生，只能救命；若要救民，必先救國。”于是，他就此棄醫從戎，走上了革命道路。1947年1月他被敵人逮捕入獄，在獄中，他賦詩明志：“堅壁重門意不慌，為民幸福甘坐牢。”

1934年犧牲的中共河北省委書記施滉，在清華大學讀書時，就萌發“改良社會，以求人類底真解放”的思想，并由此走上探索救國救民的道路。1924年，施滉赴美國斯坦福大學深造，并在美國加入了共產黨，從事革命活動。1930年，在國內革命斗爭形勢異常嚴峻的時刻，他毅然回國，投入革命斗爭。當妻子被敵人逮捕，父親勸他返鄉任職時，施滉說：“我回家鄉工作，只對二老有好處，我在外面工作，將對全國人民有用。”1933年，施滉在北平被捕，一年后在南京壯烈犧牲。

生為人民，死為人民。革命先烈用必死的決心投身革命、以愛民的情懷獻身革命，其情可鑒，世代傳唱，長留天地。

　　公而忘私的道德情操

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這是中華民族高尚的道德情操。雨花臺革命烈士堪稱完美德行的追求者和踐行者。面對高官厚祿，面對萬貫財富，面對親情愛情，為了國家、民族和人民，他們最終選擇了一條荊棘叢生的道路，以小我成全大我，舍私情擁抱公義，最終高歌走向敵人的刑場，用生命闡釋了共產黨人的人生觀、義利觀。

1926年畢業于北京農業大學的呂惠生烈士，長期從事教育工作。1935年，由于在民眾中享有較高威望，他被推薦擔任無為縣政府建設科科長。一次，有個豪紳為霸占公田修建私宅，拿出200塊銀元企圖買通他。呂惠生將賄款公之于眾，并在當地建成一座涼亭，親筆書寫“洗心亭”三個大字，懸于其上，以明心志。他在一段日記中寫道：“剔除中飽，涓滴歸公，一文錢用在有利革命上——廉”。1945年9月，擔任皖中行政公署主任、皖中人民抗日自衛軍司令員的呂惠生被敵人逮捕，兩個月后在南京壯烈犧牲。犧牲前，呂惠生在獄中托人傳出遺詩一首：“忍看山河碎，愿將赤血流。煙塵開敵后，擾攘展民猷。八載堅心志，忠貞為國酬。且喜天破曉，竟死我何求？”

1931年犧牲的中共吳縣縣委書記朱杏南，家境富足，有田產200多畝，又與朋友合資興辦酒坊，收入豐厚。然而，就是這個衣食無憂的富家子弟，在大革命失敗后，建立了江陰澄西地區第一支農民革命武裝隊伍，參與領導了江陰東鄉的峭岐暴動，成為當地農民運動領袖。這一時期，為了籌措革命活動經費，他不惜變賣家產；為營救被捕的同志，還動員妻子賣掉了金銀首飾。1930年9月，朱杏南在蘇州被捕，1931年犧牲于南京雨花臺。

1926年犧牲的金佛莊烈士，192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北伐時任國民革命軍第1軍第1師第二團團長。當時，蔣介石很欣賞他的才華，暗示只要脫離共產黨，即可予以重用，但他不為所動，對黨依然忠貞不渝。1926年12月，剛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警衛團少將團長的金佛莊，因從事革命活動在南京被捕遇害。

高文華烈士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參加討伐軍閥陳炯明的東征戰役，任連黨代表。東征途中，父親替他在膠濟鐵路找了份月薪60塊大洋的工作，高文華不為所動，在寫給父親的信中說：“我是一個革命者，怎能受錢的牽動呢？老實說，山東有600、6000塊大洋一月的事，我都不會做的。”1931年7月，擔任共青團無錫縣委書記的高文華犧牲于南京模范監獄。（蔣守昌 李曉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