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視學習、善于學習是我們黨的優良傳統，越是在黨的事業發展的重大歷史關頭，越要重視和抓緊學習。西柏坡時期我們黨即將走向全面執政，然而，黨的干部理論素質、知識文化水平還遠不能適應轉型的需要，干部隊伍面臨“本領恐慌”問題。為此，黨中央在全黨開展干部學習運動，號召廣大干部學習自己原來不懂的東西，切實提高了廣大干部的文化素質和領導水平，取得了顯著的成效，積累了寶貴的干部學習經驗。
　　加強理論學習，提高理論修養。西柏坡時期，革命日益接近全國的勝利，需要在政治上和理論上有較高知識的干部到各地去工作。然而部分干部理論準備不足，無法滿足現實需求。以冀中區域為例，冀中直屬機關1948年10月對所屬230名干部進行理論測驗，測驗結果個人總平均分數59.98，最低分僅為14.5，有150人不及格，從整體上提升干部理論素養成為當務之急。1948年11月華北局發出了《關于在職干部教育的決定》，要求“一切有閱讀能力的黨員和干部均必須學習理論知識，要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知識，中國革命基本問題的知識，新民主主義國家建設理論的知識來武裝自己”。中共中央在制定1949年任務時，從政策層面對干部理論學習提出了要求，要根據革命形勢和革命任務的需要，在干部教育中加強馬、恩、列、斯的理論學習。1949年3月，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對干部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事宜作出了明確安排，并指定了12本“干部必讀”教材，要求干部帶頭學習，以期切實提升廣大干部的理論素養。
　　開展政策教育，提高政治覺悟。黨的政策是黨一切行動的出發點。毛澤東明確指出：只有黨的政策和策略全部走向正軌，中國革命才有勝利的可能，各級領導干部務必注意。1948年4月，毛澤東在晉綏干部會議上強調，如果真正忘記了我黨的總路線和總政策，在我們執行具體工作路線和具體政策的時候，就會迷失方向，就會左右搖擺，就會貽誤工作。西柏坡時期，戰爭形勢迅猛發展，黨中央的政策隨之不斷調整，對干部進行政策宣傳和教育顯得尤為必要。為此，1948年制定的《關于在職干部教育的決定》第三條明確確定，各級干部必須學習時事與政策，并把《目前形勢與我們的任務》一書列為重點學習教材。1949年１月在西柏坡召開政治局會議，把學習中國革命各項具體政策列為1949年的17項工作任務之一，明確指出正確的政策教育是黨勝利的保證，顯示出政策教育的重要性。為了引起廣大干部對學習時事與政策的重視，中共中央提出明確要求，“黨的干部要保持經常讀報，對中央經常發表的關于時局與政策的重要指示進行學習。學習政策應聯系工作實際，著重集體討論的方式。文化低的同志學習時事與政策，以聽報告為主。機關負責同志應經常地向本機關的工作人員進行時事與政策的報告或傳達”。
　　學習各類知識，增強執政本領。西柏坡時期，黨的工作重心面臨由農村到城市、由革命到建設的轉變。以前行之有效的農村工作經驗已然不適應我們黨歷史方位的變化，我們必須學會管理現代城市和大規模經濟建設的新本領。1948年九月會議上，毛澤東專門講了城市管理和建設問題，把“全黨要學習工業和做生意”列入首要學習內容。10月，中共中央在關于九月會議的通知中提出“要訓練大批能夠管理軍事、政治、經濟、黨務、文化教育等項工作的干部，作為我們黨今后工作的重要任務”。1949年2月，毛澤東再次提醒全黨，如果我們的干部不能迅速學會管理城市，我們將會發生極大困難。進京“趕考”前夕，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給廣大干部部署了建設一個新世界的偉大任務：必須用極大的努力去學會管理城市和建設城市，必須用極大的努力去學習生產的技術和管理生產的方法，必須去學習同生產有密切聯系的商業工作、銀行工作和其他工作。
　　嚴格學習制度，確保學習效果。為了保證學習取得良好效果，各地建立了行之有效的學習制度。建立定期的嚴格的考試制度，把學習成績的好壞，作為鑒定與提拔干部的重要標準之一，在調動干部時把干部學習程度正式填入鑒定表。建立各級學習委員會，總會由各級首長組成，下設分會、支會，專門掌握與指導中、高級干部學習。各級委員會必須由機關首長親自負責，對每個學習文件要規定目標和要求，對學員疑問進行講授和解答，即時交流學習經驗，以自己的學習模范作用影響其他干部。學習時間上，保證每周十二小時為原則。
　　西柏坡時期，全黨通過開展廣泛系統的干部學習運動，系統地學會了在農村工作中、在城市工作中和在軍事工作中的各項具體的政策和策略，取得良好的學習效果。那些認為“工作有辦法何必學習”的經驗主義思想消除了，很多干部懂得了“歷史是勞動人民的歷史”，明確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真正內涵”等黨的基本理論知識，系統地糾正了工作中右的和“左”的偏向。廣大干部的理論政策水平和文化知識水平普遍提高，破解了“知識恐慌”“本領恐慌”問題。鄧小平說“全國勝利前夕，毛澤東同志號召全黨重新學習。那一次我們學得不壞，進城以后，很快恢復了經濟，成功地完成了社會主義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