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７月，劉少奇在延安馬列學院就加強黨員修養問題作演講，并形成了光輝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文獻——《論共產黨員的修養》。這篇報告就如何加強共產黨人的黨性修養、思想道德修養作了全面而深刻的論述，是一篇閃耀著馬克思主義理論光芒的重要文獻。《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全面闡述了共產黨人在理想信念、思想理論、道德品質、組織觀念、工作作風等方面的修養方法，強調共產黨人要有堅定的理想信念和共產主義世界觀。文中指出，每個共產黨人都應該加強各個方面的修養。其中，“思想意識上的修養”是“一切其他修養的基礎”。因此，劉少奇特別指出，共產黨人要結合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修養智慧提高自我修養水平。毋庸諱言，這篇報告是中國共產黨人關于自身建設的重要文獻，具有重大的理論意義與現實意義。
　　從馬克思主義立場對儒家修養價值的肯定
　　《論共產黨員的修養》指出：“我們應該把自己看作是需要而且可能改造的。不要把自己看作是不變的、完美的、神圣的，不需要改造的、不可能改造的。”即從歷史唯物主義角度說明人們在改造自然和社會的同時，也需要不斷地改造自身。而作為先進的革命者，共產黨人更是自覺改造自身的行動者。要完成革命的任務，共產黨人必須要加強修養。
　　劉少奇說：“《孟子》上有這樣一句話‘人皆可以為堯舜’，我看這句話說得不錯。”我們知道，堯、舜是儒家理想道德人格的典型代表。孟子認為，通過堅持不懈的修養功夫，普通人也可以成為堯、舜這般的圣人。同樣，由此漸進的學習修養，共產黨人不但能邁越古人，而且還能成為成熟而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劉少奇又引孔子的“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金句，意在強調共產黨人要想成為成熟的、能夠“運用自如”掌握革命規律的革命家，就必然經過革命的鍛煉和自我修養的艱苦過程。借用孟子“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也”名言，劉少奇鼓勵共產黨人要在艱苦的環境中堅持黨性修養。他指出共產黨人是要擔負起歷史上空前未有的改造世界的“大任”的，所以必須注意在革命斗爭中磨礪鍛煉，在革命運動中努力學習、實事求是、腳踏實地，提高自己思想意識和道德品質，掌握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方法。正是看到修養對個人、群體、革命事業發展的重要性，所以劉少奇肯定了儒家修養智慧的意義和價值。
　　實現黨性修養與儒家修養方法的融合
　　內省與外省互補。劉少奇說：“在中國古代時，曾子說過‘吾日三省吾身’，這是說自我反省的問題。”《論語》有言：“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即是說，每天必須用三件事來反省自己：替人出謀劃策有沒有不盡心盡力的地方？與朋友交往有沒有不誠信之處？老師傳授的知識有沒有復習？每天不斷地內省，以期達到道德修養的要求。借鑒儒家的道德內省修養方法，劉少奇認為在革命斗爭中同樣需要這種方法。同時，他還引用了“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以說明同志間互相幫助、互相批評的重要意義。《詩經》講：“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意思是說君子的人格的修養過程就像加工骨器，切過之后要不斷地“磋”；就像加工玉器，琢了之后還要“磨”。劉少奇認為，這是修養的外省方法，即同志之間的相互學習與改造。共產黨人不僅要內省，也要外省，才能達到自身全面的進步，才能有資格去改造客觀世界。
　　知與行合一。劉少奇說：“國民黨反動派盡管熟讀‘三民主義’，背誦孫中山的‘總理遺囑’，然而實際上卻橫征暴斂，貪污殺戮，壓迫民眾。”即以國民黨的反面例子來告誡全黨，要警惕這種知行不一的修養。即“必須堅決反對和徹底肅清舊社會在教育和學習中遺留給我們的最大禍害之一——理論和實際的脫離”。正如《論語》所講：“始吾與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與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毫無疑問，一個有修養的人不僅要有高尚的意識，而且要把這種意識化為行動，做“躬行君子”。朱熹主張“格物窮理”，反映在知行修養上就是強調要在各種人事活動特別是人倫中踐理，做到真知真行。即所謂：“知之愈明則行之愈篤，行之愈篤則知之愈明”。儒家倡導的知行合一的修養方法，與劉少奇主張的把理論與實際相結合的馬克思列寧主義黨性修養不謀而合，且后者更是突破了個人修為的局限而擴展至政黨團體的范圍。
　　“慎獨”與監督相結合。劉少奇認為，真正的共產黨人“事無不可對人言”。即使在他個人獨立工作、無人監督、有做各種壞事的可能的時候，也能夠“慎獨”，不做任何壞事。從唯物主義的立場出發，劉少奇指出共產黨人在獨處時也要表現出革命的堅定性和氣節。作為一種自覺進行道德修養的方法，“慎獨”其實是自我約束與自我的監督。儒家非常強調這種方法，認為它是道德修養主體自覺性和徹底性的標尺，決定著道德修養活動能否成功。基于性善論而言，每個人都應該將良善的道德本性發揚光大，嚴格遵守行為規范和道德原則，自覺進行自我修養。特別是在別人看不見、聽不到的情況下，更需如此，即所謂“慎其獨”。劉少奇很認同儒家“慎獨”的修養方法，批判吸收了這種心性修養觀，并賦予其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理論的詮釋。他強調，“慎獨”要在革命實踐過程中來進行，并不是個人所謂的“獨居”。從而使“慎獨”修養建立在科學實踐的基礎之上，并與真正的黨性監督結合起來形成合力。
　　古今人生觀的有機融合。共產主義人生觀和道德觀是共產主義信仰的一些具體形式。《論共產黨員的修養》把共產黨人應有的人生追求、革命氣節和奉獻精神統一起來，并且有機融合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劉少奇認為，宋代名儒范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中所反映的憂患意識，也是共產黨人應有“很好的共產主義的道德”標準之一。站在歷史唯物主義的角度，劉少奇要求共產黨人應學習傳統的人生觀思想，自覺汲取儒家哲學以天下百姓為重的民本思想，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他指出，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必須代表廣大勞動人民的利益，代表一切革命階級的利益，代表自己民族的利益”。他還用孟子所推崇的高尚氣節和堅貞不屈的精神教育黨員，認為“共產主義事業是人類歷史上空前偉大的事業”。真正的共產黨人，要有“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革命品質和氣節。
　　《論共產黨員的修養》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初期成果之一。馬克思主義剛剛傳入中國大地時，與中國傳統文化相比，“外貌”上差異極大，如何能將二者結合起來，是中國共產黨人時時考慮的重大問題之一。找到二者在內容上的通融性和文化契合點，非常必要。劉少奇以其深湛的傳統文化“底子”（少年時在私塾上學，熟讀儒家“四書、五經”，有“劉九書柜”的雅號）與其接受的馬克思主義理論進行“格義”，某種程度上恰切地實現了二者在修養上的自然融合，實為在理論向度與實踐向度同時展開二者結合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