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編年體史學巨著《資治通鑒》體例嚴謹、脈絡清晰、網羅宏富、體大思精，為后世提供了寶貴的治世經典。毛澤東對《資治通鑒》的研究持續了一生，他從這部史學巨著中了解古代中國的政治、戰爭、吏治，體會歷史經驗，總結歷史教訓，對其學術特點亦有獨到見解。同時，毛澤東重視《資治通鑒》的影響與啟發，逐漸形成了具有中國氣派的唯物史觀。
　　對《資治通鑒》的研究持續一生
　　1912年，毛澤東以第一名的成績考入湖南省立高等中學。教育家符定一注意到了毛澤東，讓他學習清代史學著作《通鑒輯覽》，這讓毛澤東開始更系統地學習中國正史，也為他之后研讀《資治通鑒》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1914年，在湖南第一師范學習的毛澤東開始研讀《資治通鑒》等史學著作，這使他更深刻地認識中國的歷史、傳統與智慧。多年以后，投身革命的毛澤東對歷史研究的興趣不減，無論行軍、吃飯，還是扎營的時候，即使生病臥床，他也手不釋卷。同時，毛澤東為提高軍隊干部和黨員群眾的文化水平，還號召全黨對歷史進行學習。
　　在延安時期，毛澤東要求，一切有相當研究能力的共產黨員都要研究我們民族的歷史。新中國成立以后，毛澤東多次明確指出，如果要看前途，一定要看歷史。我們是歷史主義者，只有講歷史才能說服人。這一切，都源于毛澤東自青年時代對歷史研究的重視。
　　美國前總統尼克松曾不無欽佩地評價毛澤東：他“不僅是一位完全獻身的和重實際的共產黨人，而且他也是一位對中國人民的歷史造詣很深的富有想象力的詩人”。
　　對于歷史研究，毛澤東一生孜孜以求，他所讀歷史典籍的規模之巨難以統計，但他最為鐘情的還是《資治通鑒》。在他晚年，床頭的一部《資治通鑒》被他翻閱得“支離破碎”，只得用透明膠“縫縫補補”。這部300余萬字的鴻篇巨制，毛澤東反復研究、批注、閱讀了17遍之多。
　　從《資治通鑒》中獲得歷史經驗
　　毛澤東反復研究學習《資治通鑒》，從中了解中華民族的歷史，更從中獲取歷史的經驗。北宋時期，中國已經歷了數千年漫長的發展變遷，司馬光“專取國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以近20年的努力編纂了《資治通鑒》。他的封建專制視角中，也帶有民本史觀的先進性。赤子之心，可昭日月。因此，毛澤東對《資治通鑒》一直有著很高的評價。
　　1954年，毛澤東與吳晗談話說：“《資治通鑒》這部書寫得好，盡管立場觀點是封建統治階級的，但敘事有法，歷代興衰治亂本末皆具，我們可以批判地讀這部書，借以熟悉歷史事件，從中吸取經驗教訓。”
　　在毛澤東晚年，他還曾舉《資治通鑒》中的“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這段話來論述治吏的重要性，他說：這段話“清朝的雍正皇帝看了很贊賞，并據此得出了結論——治國就是治吏。如果臣下個個寡廉鮮恥，貪得無厭，那非天下大亂不可”。
　　《資治通鑒》中的辯證法內涵，也是毛澤東重點研究的內容。他曾說：“《通鑒》是一部值得再讀的好書。有人說，搞政治，離不開歷史知識。還有人說，離不開權術，離不開陰謀。甚至還有人說，搞政治就是搗鬼。我想送給這些人魯迅先生說的一句話：‘搗鬼有術，也有效，然而有限，所以以此成大事者，古來無有’。”
　　發現《資治通鑒》的治學特點
　　《資治通鑒》中的政治軍事內容多，經濟文化的內容少。關于這個特點，毛澤東認為：“中國的軍事家不一定是政治家，但杰出的政治家大多數是軍事家。在中國，尤其是改朝換代的時代，不懂得軍事，你那個政治怎么個搞法？政治，特別是關鍵時刻的政治，往往靠軍事實力來說話。沒有天下打天下，有了天下守天下。有人給《左傳》起了個名字，叫做‘相砍書’，可它比《通鑒》里寫戰爭少多了，沒有《通鑒》砍得有意思，《通鑒》是一部大的‘相砍書’……《通鑒》里寫戰爭，真是寫得神采飛揚，傳神得很，充滿了辯證法。它要幫助統治階級統治，靠什么？能靠文化？靠作詩寫文章嗎？古人說，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我看古人是說少了，光靠秀才，三十年，三百年也不行。因為秀才有個通病，一是說得多，做得少，向來是君子動口不動手；二是秀才誰也看不起誰，文人相輕。秦始皇怕秀才造反，就焚書坑儒，以為燒了書，殺了秀才，就可以一勞永逸了，可以二世三世地傳下去，天下永遠姓秦。結果是‘坑灰未冷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是陳勝、吳廣、劉邦、項羽這些文化不高的人，帶頭造反了。但是，沒有秀才也不行，秀才讀書多，見識廣，可以出謀劃策，幫助取天下，治理國家，歷代的明君都離不開秀才。”
　　《資治通鑒》記敘并剖析了1362年的歷史，其始與終都有講究。毛澤東認為：“司馬光之所以從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寫起，是因為這一年中國歷史上發生了一件大事：周天子命韓、趙、魏三家為諸侯，這一承認不要緊，使原先不合法的三家分晉變成合法的了，司馬光認為這是周室衰落的關鍵。‘非三晉之壞禮，乃天子自壞也’。選擇這一年的這件事為《通鑒》的首篇，這是開宗明義，與《資治通鑒》的書名完全切題。下面做得不合法，上面還承認，看來這個周天子沒有原則，沒有是非。無是無非，當然非亂不可。這叫上梁不正下梁歪。任何國家都是一樣，你上面敢胡來，下面憑什么老老實實，這叫事有必至，理有固然。”而《資治通鑒》寫到五代就停止了，毛澤東認為：“本朝人編本朝史，有些事不好說，也可以叫做不敢說，不好說的事大抵是不敢說的事。所以歷代編寫史書，本朝寫本朝的大抵不實，往往要由后一代人去寫。”
　　唯物史觀演進與中國傳統回溯
　　毛澤東的唯物主義歷史觀在革命實踐的歷練中經歷了一個逐漸完善的過程。青少年時代的毛澤東，有著救國救民的宏大志向，但他同時又深受傳統儒學思想的影響。他讀過很多中國古代的文化典籍，也讀過《資治通鑒》等中國歷史書籍。在這之后，梁啟超等人的史學思想，使毛澤東又受到資產階級進化史的影響。但是，對于如何挽救當時中國的危亡，民族的未來要往何處去，毛澤東在當時的知識結構中找不到答案。
　　五四運動以后，以無產階級主導的階級聯合逐漸形成，李大釗和陳獨秀等人對毛澤東的影響也在逐漸加深，他的政治信仰隨之發生了巨大的轉變。1920年初，毛澤東開始組織安源、長沙等地的工人運動，并開始以馬列主義的唯物史觀來指導革命實踐。也正是這一年，毛澤東系統精讀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考茨基的《階級斗爭》、柯卡普的《社會主義史》，自此成為純粹的馬克思主義者，而且再未有過絲毫的動搖。
　　從這時起，毛澤東早年受儒家和資產階級影響的歷史觀，發生了向歷史唯物主義的根本轉變，在之后的革命實踐過程中，他始終貫徹了“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人民是真正的英雄”的理念，也形成了中國共產黨“全心全意依靠人民群眾、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思想。
　　在全新的語境下，中國傳統文化也并未失去其寶貴的價值。正如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所指出的：“中國的長期封建社會中，創造了燦爛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發展過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華，是發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條件；但是決不能無批判地兼收并蓄。我們必須尊重自己的歷史，決不能割斷歷史。但是這種尊重，是給歷史以一定的科學的地位，是尊重歷史的辯證法的發展，而不是頌古非今，不是贊揚任何封建的毒素。對于人民群眾和青年學生，主要地不是要引導他們向后看，而是要引導他們向前看。”
　　從研讀《資治通鑒》到《階級斗爭》再到《社會主義史》直至唯物史觀趨于成熟的《新民主主義論》，毛澤東的歷史研究不是單行道，而是一條匯聚涓流的大河。他的歷史觀向馬克思主義不斷演進的過程中，跨越了時空與階級等界限，將不同思想的光芒兼收并蓄。作為無產階級革命家，毛澤東研究800多年前司馬光以封建統治者為視角所系統記述的政治興衰和軍事得失，他把總結歷史經驗與指導中國革命實踐有機地結合起來，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繼承歷史文化遺產。這構成了毛澤東思想和理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為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作出了開拓性的貢獻，讓唯物史觀自此具有了堂皇的中國氣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