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時期的生產運動

延安時期，盡管戰事頻繁，但我們黨仍然給予民生問題應有的重視，并善于和勇于從人民群眾的呼聲中發現民生問題，教育黨員干部正確認識和處理“索取”與“給予”的關系，還采取了一系列切實可行的措施真心實意地幫助人民群眾解決生產生活中遇到的各種實際問題。一系列民生問題的解決和社會建設方面的成績，為凝聚黨心民心奠定了雄厚的物質基礎和精神基礎，黨心民心的凝聚又反過來對黨最終贏得抗日戰爭勝利、解放戰爭勝利和建立新中國起到了極其重要的促進作用。

　　勇于和善于從人民群眾的呼聲中發現民生問題

人民的愿望是黨不懈追求的目標，而人民的呼聲則是黨了解民意和體察民情的重要窗口之一。延安時期，黨和邊區政府十分勇于和善于從人民群眾的議論和呼聲之中發現問題、了解問題。因為這樣做，最能從人民群眾中得到真實的情況，也最有利于根據這些真實的情況制定出最符合人民群眾利益的方針路線與政策。

1940年，陜甘寧邊區的人民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經濟困難。這一年，不僅自然災害頻發，而且國民黨政府也停止了對陜甘寧邊區的財政撥款。為了解決邊區軍民的吃飯穿衣問題，黨和邊區政府在無奈之下只好決定以向農民征糧的方式來解決當時遇到的經濟問題。但是，由于征糧數量有限，1940年征收的公糧供應到1941年的春天，就已經捉襟見肘了。隨后，各地普遍出現糧食供應緊張的問題。黨和邊區政府不得不幾次向老百姓借糧，以期能夠渡過暫時的難關。到了1942年，情況就更加嚴峻了。因為這一年，既要保證1942年的糧食供應量又要歸還1941年向老百姓的所借之糧。這樣，黨和邊區政府又作出了再向老百姓加倍征糧的決定。這一決定一經公布，就引起了一些農民的強烈反對。

隨后，毛澤東要求黨和邊區政府一定要從人民群眾的議論聲中去反思我們的有關政策。他指出，黨和邊區政府只有從廣大人民群眾的許多議論里或者閑話里，才能發現真正的問題。因為人民群眾之中的許多閑話“是沒有惡意的”，即使有惡意也要聽一聽。他以有人說雷公咋不打死毛澤東為例，來說明傾聽老百姓的議論或者呼聲的極端重要性。

據此，毛澤東認為，黨和邊區政府必須開始研究財政經濟問題。他指出，從1921年黨的成立到1942年陜甘寧邊區高干會的召開，黨由于更多地關注軍事斗爭工作，所以，全黨上下并“沒有學會搞經濟工作”。在他看來，如果長期這樣下去，是肯定不行的。為此，全黨今后除了認真做好軍事工作之外，還要認真做好經濟工作，“不然雷公要打死人”的。他告誡全黨同志，在延安人民的眼里，我們共產黨盡管很好，他們也十分尊敬我們，但是我們卻實實在在地“加重了他們的負擔”。正是在這樣反思的基礎之上，以他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才下決心搞大生產運動與精兵簡政運動。由此老百姓交的公糧減少了，吃公飯的人數也減少了，老百姓滿意了，黨政軍民的心也齊了，大家同心同德地團結在黨的周圍，從根本上解決了經濟困難問題。

　　教育黨員干部正確認識“索取”與“給予”的關系

在一切存在剝削制度的社會之中，統治階級只知道向人民“索取”而不知道對人民“給予”。然而中國共產黨則不同，由于她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政黨，所以，她十分重視正確認識和處理“給予”和“索取”之間辯證關系的問題。

延安時期，黨在一段時期內曾經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經濟困難，是邊區人民幫助黨克服了這種困難。這主要表現在：其一，邊區人民貢獻了大量公糧。1940年邊區人民貢獻出來了9萬擔公糧，1941年邊區人民貢獻出來了20萬擔公糧，1942年邊區人民貢獻出來了16萬擔公糧，從而保證了人民軍隊和黨與邊區政府工作人員的吃飯需求。其二，邊區人民積極響應黨和邊區政府的號召，踴躍參加了運送公鹽的活動，從而保證了邊區軍民的吃鹽需求，并促進了邊區經貿業的發展。此外，邊區人民還出公鹽代金，1941年還購買了500多萬元的公債等等。對于邊區人民本來就不富裕的日常生活來說，這些都是不小的負擔。對此，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認為，我們不應該忘記人民的幫助。黨和邊區政府在“取之于民”的同時，也必須“使人民經濟有所增長，有所補充。這就是對人民的農業、畜牧業、手工業、鹽業和商業，采取幫助其發展的適當步驟和辦法，使人民有所失同時又有所得，并且使所得大于所失”。否則，是難以支撐長期戰爭對大量人力物力財力消耗的需要的。

面對邊區的經濟困難和邊區人民日益增加的糧食負擔，黨和邊區政府一方面積極領導邊區人民開展大生產運動，另一方面又積極在軍隊機關學校等系統開展“發展經濟，保障供給”運動，并十分“注意賦稅的限度，使負擔雖重而民不傷”。特別是通過軍隊機關學校等系統開展的生產自救，大大提高了這些機關與團體部門的生活自給，不僅極大程度地改善了他們自身的生活，而且也最大限度地減少了財政上的直接支出，使人民的負擔大大減輕了。據有關資料統計，1943-1945年，邊直15個單位有如下各種生產成效：農場種地40079畝，菜園種菜1718畝，擁有豆腐坊8個、磨坊9個、掛面坊2個、粉坊5個、木工鋪4個、染坊2個、鐵鋪5個、氈坊2個、炭窯3個、工廠2個、商店38個，燒木炭722829斤。中直系統，經營的種類更多，成績也更大。生產成績最大的還是部隊，部隊中又以三五九旅成績最好，1944年共生產細糧2萬石，除自食以外，還向政府交納公糧。這是黨和邊區政府領導全國人民進行抗日戰爭并能夠堅持下來的前提條件。由于人民軍隊在作戰之余還能夠做到生活基本必需品供應上的自給自足，這就無疑減輕了人民群眾的賦稅負擔。這樣，人民負擔減輕了，民力得到了休養，人民對于黨和邊區政府也就更加信任。

毛澤東還批評有些組織或者干部“只知向人民要這樣那樣的東西，糧呀，草呀，稅呀，這樣那樣的動員工作呀，而不知道做另一方面的工作，即是用盡力量幫助人民發展生產，提高文化”；“只知道向他們要救國公糧，而不知道首先用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去幫助群眾解決他們‘救民私糧’的問題，然后僅僅用百分之十的精力就可以解決救國公糧的問題”。在他看來，“我們的第一個方面的工作并不是向人民要東西，而是給人民以東西。我們有什么東西可以給予人民呢？就目前陜甘寧邊區的條件說來，就是組織人民、領導人民、幫助人民發展生產，增加他們的物質福利，并在這個基礎上一步一步地提高他們的政治覺悟與文化程度。”因此，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無論任何組織或者任何個人對于人民所說的“一切空話都是無用的”，只有腳踏實地并真心實意地“給人民以看得見的物質福利”，人民才會“把革命當作他們的生命，把革命當作他們無上光榮的旗幟”。

　　真心實意幫助人民群眾解決生產生活中遇到的各種實際困難

黨對民生問題的重視始終都不是停留在口頭上，而是真正落實到解決人民群眾實際困難的日常行動之上。延安時期，黨在陜甘寧邊區建立起來了新民主主義的政權，這為黨從各個方面思考與解決人民群眾的實際困難提供了十分難得的有利的政治條件。

解決邊區人民“財旺人不旺”的問題。延安時期的中后期，陜甘寧邊區經過大生產運動的開展和其它方面的努力，經濟上遇到的困難被極大程度地克服了，人民群眾的生活與以前相比較也有了較大程度上的改善，對此，毛澤東是十分清楚的也是十分滿意的。所以，在接見西北局高干會表彰的勞動模范之時，他曾經詢問這些勞動模范在生活之中還有什么困難，來自農村的勞動英雄代表們告訴他：“現在我們有吃有穿，日子過得很好，就是婆姨生娃娃活不了，財旺人不旺，請毛主席想想辦法。”毛澤東聽了這些話，深感這個問題的重大。對此，他一方面指派專人查詢導致“人不旺”的根本原因所在，從中了解到是邊區老百姓生活習慣的緣故；另一方面指示中央衛生處協同邊區政府，組織巡回醫療隊下鄉，開展群眾性衛生救治防疫工作。同時，號召延安各大醫院、各級各類衛生機關、單位衛生所，敞開大門，負責所在地區農村群眾的衛生工作，劃定區域，分片包干，希望以此方式和辦法來解決廣大農民群眾們“財旺人不旺”的問題。

解決邊區人民“交通道路”的問題。陜北地區由于受其地形地貌的影響，山巒疊嶂、溝壑縱橫，交通十分不便。在中共中央落腳陜北以前，這里既沒有修過鐵路，也沒有修過像樣的公路。人車只能行走在用土或小碎石鋪就的所謂土路之上。這種土路，一遇到下雨天，不是滑坡就是塌方，行走非常不便。有時人畜走在其上，還會造成所帶財物損失或人畜傷亡，十分危險。中共中央落腳陜北以后，黨和邊區政府為了改變邊區軍民的出行和貨物運輸的狀況，決定大力開展交通道路的建設工作。尤其在邊區遭受到國民黨政府的經濟封鎖和軍事封鎖之后，更加認識到發展交通道路的必要性。據有關資料統計顯示，1938年，修通了延安至安塞的大約32公里的大車路；1939年，修通了安塞至石頭及茶房川的大車路；1940年，修通了延安至溝槽渠和延安至慶陽與西華池的大約330公里的大車路；1941年，分別修通了延安至定慶、慶臨、延志、延靖及清澗等大約1000公里的大車路。這在戰事十分頻繁和緊張的條件之下確屬不易。邊區交通道路的大發展，既方便了邊區內外軍民的出行，也極大程度地滿足了邊區軍民的生活需要，更“減輕了牲口的損失，縮短了運輸時間，降低了運輸成本，促進了運輸事業的發展。邊區道路的逐年改善，不僅加強了邊區內部的經濟聯系，而且方便了與周邊地區的經濟往來。抗戰以來，海鹽斷絕，西北地區和中原地區對于食鹽的需要大增。邊區的交通建設，既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缺鹽的狀況，還刺激了煤炭、石油等能源的開采和利用，帶動了近代工業的發展。同時，也促進了農業的發展。”

解決邊區人民“社會治安”的問題。抗日戰爭時期，在邊區境內，一方面有一些不顧大局之徒利用或明或暗的各種手段，不是逼迫農民交出已經取得的權益，就是想盡各種辦法試圖破壞業已建立起來的各級各類組織，不是充當日本帝國主義者的暗探，就是利用一切可能的機會“公開進行反對邊區政府的宣傳”；另一方面個別地區在個別時段匪患還十分猖獗，他們“武裝侵入邊區，逮捕邊區人民，或借口索取廢租廢債，而實行擄人勒贖，或借口編組保甲為名進行推翻抗日民主政權，或借名義組織非法團體，廣收流氓威嚇農民，秘密檢查行人，藉資留難商旅，或假提倡教育為名，實行捏造謠言，混淆聽聞”，甚至槍殺抗日軍人家屬、退伍軍人、愛國志士、政府工作人員等，以及搶掠合作社、破壞國防交通，勾結少數抗日部隊嘩變，充當漢奸特務等。對于這些危害邊區“社會治安”的問題，黨和邊區政府采取了多種措施予以治理或者鏟除。首先，黨和邊區政府以“不許一人不盡其職，一事不利救亡”為指導思想，對打擊和清剿土匪的方針、計劃、措施、戰術等作出了十分詳細的部署和細致周到的安排，經過幾次沉重的打擊之后，基本上解除了邊區境內匪患對老百姓生命財產安全的威脅。其次，在對待漢奸敵特分子問題上，黨和邊區政府既提高了邊區軍民對漢奸敵特分子的盤查、警戒、檢舉和捉拿的積極性與主動性，使漢奸敵特分子沒有任何可乘之機，又有效地遏制住了漢奸敵特分子對邊區軍民生產生活秩序的破壞活動。

（作者為河南科技大學毛澤東思想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