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黨早期領導人瞿秋白20多歲作為記者、翻譯赴莫斯科工作，從事黨的早期理論探索，大革命失敗后擔任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并主持中央工作，成長為一位馬克思主義者和無產階級革命家、理論家。1935年被國民黨拘捕，拒絕勸降出賣信仰和靈魂，英勇就義時年僅36歲。
　　情深義重的革命伴侶
　　深入“認識”瞿秋白，是從“秋之白華”開始的。瞿秋白曾刻下一枚“秋之白華”的印章，寓意與楊之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這是一段感人至深又來之不易的感情。在當時人們思想相對保守的情況下，優雅執著的瞿秋白在報紙上公開發表三則啟事，昭告與楊之華的結合。
　　楊之華是瞿秋白的第二任妻子，生于浙江省蕭山縣坎山鎮，聰慧活潑，性格溫柔。先前遵從父母之命嫁給楊家世交沈玄廬的兒子沈劍龍為妻。沈楊雖然青梅竹馬，但成長過程中，思想差距逐漸拉大。楊之華追求進步，向往蘇俄，具有革命的氣質。參加過蕭山農民運動，加入社會主義青年團，還在上海《民國日報》副刊發表過宣傳婦女解放的文章。1924年1月，在沈玄廬的幫助下，考上上海大學社會學系，成為瞿秋白的學生。在上海大學的學習生活過程中，一方面，楊之華跟丈夫之間從生活方式到思想境界裂痕越來越大，另一方面，隨著時間的推移和工作上的接觸，瞿秋白以他學貫中西的博學多識，經歷過赤俄熏陶的革命氣度，加上雄辯的口才和充滿邏輯力量的思想，逐漸走進了楊之華的心中。
　　而此刻的瞿秋白，渾然不知。
　　1924年秋，瞿秋白愛妻王劍虹因嚴重肺病在上海去世，作為王劍虹同學兼好友的楊之華在王劍虹病重期間，多次看望并照顧過王劍虹，她目睹了王劍虹病逝帶給瞿秋白的沉重打擊。很長時間，瞿秋白都沒有從這種悲傷中走出來，此時楊之華的陪伴則給予他極大的精神支持，緩解了他失去親人的痛苦，幫助他重新面對新的生活，投入到國共合作的緊張工作中。在極端的斗爭環境里，瞿秋白與楊之華這對各自心懷傷痛又志趣相投的革命師生由異性友誼發展到相互愛慕。于是，楊之華萌發了先離婚再與瞿秋白結婚的想法。在邵力子的支持和建議下，瞿秋白隨楊之華回到浙江蕭山，與沈劍龍經過幾乎一整夜的談話，最終達成和解。
　　于是便有了11月27日上海《民國日報》轟動一時的三則啟事：自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八日起，沈劍龍與楊之華正式脫離婚姻關系、瞿秋白與楊之華正式結合戀愛關系、沈劍龍與瞿秋白正式結合朋友關系。這三則啟事持續刊登了三天，瞿秋白與楊之華于11月18日結婚。
　　瞿秋白溫文爾雅，博學多識，楊之華朝氣蓬勃，熱情開放，她與瞿秋白在相互鼓勵、扶持中攜手走過了10年的歲月，他們的愛情，是夫妻與戰友的雙重結合。兩個人以堅定的理想、信念建立的愛情，造就了中國革命歷史的一段佳話。
　　堅持真理的革命斗士
　　說瞿秋白是革命斗士，源于他敢于堅持真理的擔當精神。1926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在漢口召開特別會議，討論北伐戰爭的形勢和國共統一戰線等問題。會議的中心議題實質為根據北伐戰爭的形勢，制定黨的主要斗爭策略。主持會議的陳獨秀認為當時政治形勢發展的特點是聯合戰線有分裂的危險傾向，并提出了七項挽救破裂的策略，其重點就是要中共從各個方面幫助國民黨左派，使之形成一個強大的政治力量，同右派勢力作斗爭。這實際就是把與右派斗爭的希望寄托于國民黨身上，甚至主張把一向在共產黨領導下的群眾運動也交給汪精衛來領導。
　　其間，瞿秋白因肺病復發，只能抱病一邊工作，一邊休息。養病期間，針對漢口特別會議為了維持統一戰線的“特別政策”，瞿秋白開始對黨內正在形成的右傾錯誤產生了警覺，開始整理自己從1923年1月至1926年12月在報刊上發表的重要政治論文及部分文藝著作，擬自編一本《瞿秋白論文集》，力求從根本上、理論上闡述中國革命的一些基本問題。
　　1926年10月至1927年3月，中共領導上海工人舉行了三次武裝起義，第一、二次武裝起義，因陳獨秀等人把武裝起義的領導責任讓給資產階級和準備不充分均告失敗。之后，瞿秋白趕到拉斐德路暴動指揮所參與領導起義。當晚，出席中央和區黨委聯席會議，連夜起草《上海二月二十二日暴動后之政策及工作計劃意見書》，提交中央特別委員會。2月25日至3月2日，出席中央特別委員會會議，討論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問題，提出了重要指導意見。經過30個小時的英勇戰斗，上海工人階級以鮮血和生命的代價占領了上海，第三次武裝起義取得成功。
　　在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半個月、大革命面臨生死存亡的緊急關頭，1927年4月27日召開了黨的五大。讓陳獨秀想不到的是，體弱多病、書生意氣的瞿秋白早就做好了挺身而出的準備，與陳獨秀的右傾錯誤進行抗爭。第二天開會的時候，在每個代表的座位上放著一本小冊子，封面上印著：《中國革命中之爭論問題》，瞿秋白著。該書列舉了1923年至1927年黨內領導層右傾錯誤17例，矛頭直指陳獨秀以及共產國際代表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
　　義薄云天的革命英烈
　　中央紅軍離開蘇區長征后，瞿秋白因患病留在江西瑞金堅持游擊戰爭。1935年2月，中央決定派人送瞿秋白轉道香港到上海就醫，但在福建長汀被當地反動武裝保安團發現，突圍失敗而被捕。中共中央組織了一系列營救均未成功。國民黨中央研究院院長蔡元培在國民政府會議上向蔣介石求情遭到拒絕。蔣介石說：“瞿秋白是一個有影響的人物，最好還是讓其自首投降。”遂電令駐福建長汀的第36師師長宋希濂勸降，瞿對宋說:“我不是顧順章，我是瞿秋白。你認為他這樣做是識時務，我情愿做一個不識時務笨拙的人，不愿做個出賣靈魂的識時務者！”
　　考慮到瞿秋白的影響力，時任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陳立夫指派特工總部行動科的王杰夫、陳建中從南京專程趕到長汀，用盡各種手段逼迫瞿秋白投降。為了達到目標，他們甚至在勸降條件上做了妥協，要求瞿秋白：不必發表反共聲明和自首書，只要答應到南京政府下屬機關去擔任翻譯即可。瞿秋白斷然拒絕：“我青年時期已走上馬克思主義道路，無從改變。中國共產黨的勝利，就是國家前途的光明。”瞿秋白還列舉大量事實，向他們宣傳中央蘇區在政治、經濟和文化方面的成果，駁斥了國民黨對蘇區的污蔑。6月14日瞿秋白在他們來“辭行”時說：“勞了你們遠道而來，幾天來費盡心機和口舌。我的態度，昨天都談得一清二楚，任何改變都是不可能的！”第二天這兩人灰頭土臉返回了南京。陳立夫惱羞成怒，立即發電報給在武漢的蔣介石，說瞿秋白不可挽救，宜速對其處極刑。6月17日中午，蔣介石又直接給宋希濂發出將“瞿秋白就地處決”的電令。
　　據當時天津《大公報》的報道說，記者曾趕到瞿秋白被扣押的臥室，見到了他書寫的“眼底云煙過盡時，正我逍遙處”的辭世絕筆。行刑前，瞿秋白先到實施處決縣城的中山公園中山亭留影，泰然自若漫步走向刑場，一路上高唱《國際歌》《紅軍之歌》，喊著“共產主義萬歲”“中國共產黨萬歲”“中國革命勝利萬歲”等口號，從容不迫，面無懼色。到達刑場后，盤膝而坐，慷慨就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