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先念出身貧寒，只念過3年私塾，是在革命斗爭和工作實踐中成長起來的黨和國家的重要領導人。他說：“我是一窮二白，一無所有，什么工作方法，指揮水平，領導藝術，一切都是學來的。”“軍事上是從徐向前那里學來的，經濟上陳云是我的老師，外交上是周恩來直接指導的，毛澤東是我一輩子的導師。”

“軍事上是從徐向前那里學來的”

1909年6月，李先念出生于湖北黃安（今紅安）李家大屋。9歲入私塾讀書，12歲因家貧輟學當木匠。1926年10月，他扔下斧子拿起槍桿子參加了革命。

1931年11月7日，紅四方面軍宣告成立，徐向前任總指揮。11月10 日，時任紅四軍第十一師第三十三團政治委員的李先念第一次指揮一個團作戰。由于他對軍事指揮不太熟悉，攻打課子山未果，使他痛感學習軍事指揮的重要性。

為此，李先念在團里虛心向熟悉軍事的團長吳云山學習，向下級營長孫玉清學習。更注重抓住機會向徐向前學習，對徐向前的每次戰斗部署都潛心研究、用心琢磨，有時還當面向徐請教。徐向前稱贊他作為一名政治干部如此認真學習鉆研軍事指揮難能可貴。在徐向前的帶領下，經過幾次戰斗的錘煉，李先念初步掌握了游擊戰法。

1933年，24歲的李先念由主力紅十一師政治委員擢升為方面軍主力三十軍政治委員。徐向前和總指揮部常與紅三十軍一起行動。李先念得以有機會直接學習觀摩徐向前的排兵布陣，特別是對重大戰役的部署，不明白的地方就當面請教。他們在一起交談敵情我情、作戰構想以及古代用兵之道。李先念還利用空余時間，反復研讀徐向前主持編印的《與川軍作戰要點》《與“剿赤”軍作戰要訣》《軍事知識研究》《步兵基本動作》《追擊要點》等軍事教材，不僅增強了實戰指揮能力，而且提高了軍事素養和謀略水平。徐向前更是對他刮目相看。

經過10個月的鏖戰，徐向前指揮紅四方面軍開始總反攻。1934年8月28日，徐向前指揮李先念、程世才的紅三十軍在冷水埡突然發起夜襲，一舉突破防線，9月1日攻克巴中縣城。在巴中城內的一間民房里，徐向前在謀劃如何擴大戰果時，主動征求李先念的意見，能否搞個大縱深迂回，讓部隊一直插到西北方向的黃貓埡、旺蒼壩一線，切斷敵軍的退路，打一個大殲滅戰。李先念思考片刻后說：“這是一著妙棋。徐總指揮，下決心干吧！”但這時張國燾打來電話，令部隊向正北方向長池開進，搞淺迂回。徐向前反復向張國燾陳述深迂回的必要，張國燾卻硬邦邦地扔下一句話：“我就是這個意見，你們不聽就算了！”徐向前連連嘆氣說：“可惜呀，到口的‘肥肉’吃不上了！”李先念說：“古人說‘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嘛！你叫我們往哪里打，我們就往哪里打！”聽了這話，徐向前猛地站了起來說：“你叫程世才馬上帶先頭部隊出發，直插黃貓埡，我們隨后就到。”幾十年后，李先念對這次戰役記憶猶新，他這樣描述：

拂曉前，徐總指揮和我率大部隊上來，馬上調整部署，令新上來的部隊進入陣地。被堵住的敵軍系田頌堯的十多個團，在猛烈炮火掩護下，發起一次又一次的沖鋒，向我陣地猛撲，企圖奪路而逃。總指揮見敵人潮水般地沖來沖去，火冒三丈，對我說：“部隊要是頂不住，放跑了敵人，我就撤你們三十軍！”我還是第一次聽到他說出分量這么重的話，二話沒說，把上衣一脫，提著槍就上去了。后來，參謀人員告訴我，總指揮見我走了，怕我上去拼命，直后悔。天亮后，敵人又發起兩次大規模的進攻，槍炮聲就像開了鍋似的咕嚕咕嚕響成一片。我三十軍和三十一軍九十三師的指戰員，緊封“瓶口”，堅守陣地，打得敵軍橫七豎八，棄尸陣前，難越雷池一步。敵人被壓在山溝里，前擁后擠，人喊馬嘶，亂成了一團。總指揮見時機已到，下達總攻命令，指戰員們立即跳出陣地猛虎般地沖下山去，在十多里長的山溝里將敵軍切成數段，分頭圍殲。激戰多半天，殲敵1.4萬余人，繳槍7000余支，迫擊炮40余門，子彈數萬發，銀圓上萬枚，獲得了反攻以來的最大勝利。

三大主力紅軍會師后，1936年10月，紅四方面軍一部奉中共中央軍委的命令西渡黃河，執行寧夏戰役計劃。不久，改稱西路軍，挺進河西走廊，最后終因眾寡懸殊、彈盡糧絕而慘遭失敗。1937年3月，西路軍軍政委員會決定：徐向前、陳昌浩離隊回陜北，向黨中央匯報情況；由李卓然、李先念等8人組成西路軍工作委員會，李先念統一軍事指揮，李卓然負責政治領導。

李先念與徐向前從此分別，在以后的革命戰爭中再沒有一起戰斗和工作。也是從這時起，李先念從部隊的政治主官華麗轉身為軍事主官。他把從徐向前那里學到的軍事指揮才能和軍事理論知識，運用于軍事斗爭實踐，指揮大兵團作戰，取得了輝煌的軍事成就。

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以后，受黨中央重托，李先念于1938年底，前往戰略地位十分重要的中原地區。他善于正確判斷形勢，不失時機發展壯大武裝力量，先后創建了新四軍豫鄂挺進縱隊和新四軍第五師，他分別任司令員和師長兼政治委員。在短短的幾年時間里，發展到5萬余人的正規軍和30余萬人的民兵武裝力量，在鄂豫邊區開辟并發展了一塊地處要沖、孤懸敵后的抗日根據地，從戰略上有力配合了全國各個地區的抗日戰場。

抗日戰爭勝利后，1945年10月成立中原軍區，李先念任司令員。1946年6月，國民黨軍分四路圍攻中原解放區，中原軍區成為國民黨發動全面內戰的首要目標。李先念堅決執行黨中央的戰略部署，沉著果敢，機智靈活，指揮6萬中原軍區部隊突破30萬國民黨軍隊的重圍，并親自率領北路突圍部隊轉戰千里，在戰略轉移中創建了豫鄂陜邊區根據地。中原突圍拉開了解放戰爭的序幕，顯示了他統帥大兵團同強敵作戰的戰略戰術和指揮藝術，毛澤東對中原突圍的戰略意義和作用給予很高評價。

解放戰爭進入戰略進攻前夕，李先念于1947年5月任新成立的中原局第二副書記、晉冀魯豫野戰軍副司令員，后又任重建的中原軍區第二副司令員，參與劉鄧大軍重建大別山根據地斗爭和淮海戰役后勤保障工作，為建立新中國立下了不朽功勛。

1955年在評定軍銜時，李先念原本被列入大將名單，后來中央決定已到地方工作的軍隊領導人不授軍銜。毛澤東為此找他個別談話，他毫不猶豫地回答：“我什么銜都不要。在您領導下，當一名上士班長，有工作干就行了。”

1989年，中央軍委確定了33位（后增至36位）中國革命軍事家，李先念名列其中。

“經濟上，陳云同志是我的老師”

新中國成立后，李先念主政湖北。他一上任就遇到“黑（煤炭）白（大米和布匹）之戰”，一些不法資本家囤積居奇，哄抬物價。他采取得力措施，很快穩住了市場，控制了局面。當時主管全國財政經濟工作的陳云，專門找到他了解湖北的情況，十分欣賞他的做法，同時對今后的工作方針提出了指導性的意見。李先念根據陳云的意見，繼續抓經濟工作，促社會穩定，使湖北在較短時間內實現了從戰爭到經濟建設的歷史性過渡。

1954年5月，經陳云推薦，李先念進京任財政部部長。9月，任國務院副總理兼財政部部長，協助周恩來、陳云領導經濟工作。10月，李先念兼任國務院財貿辦公室主任，負責綜合管理財政部、糧食部、商業部、對外貿易部、中國人民銀行和指導全國供銷合作總社的工作。將軍下馬管經濟，給國家當“管賬先生”，絕不是一個簡單的工作。重任在肩，李先念唯一的辦法就是學習。

陳云被譽為“黨內的經濟專家”，他在領導全國財政經濟工作中表現出來的卓越才能，令李先念由衷欽佩。他經常去陳云那里匯報情況、請示和研究問題，向陳云學習做經濟工作，尤其注重學習陳云在經濟建設的一些重大問題上，特別是在困難關頭，洞悉全局，抓住要害，及時拿出解決問題的有效辦法的過人能力。在長期的共事中，陳云的求實精神以及管理財經工作的指導思想和方法，對李先念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

在國家三年困難時期，黨中央提出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在貫徹這一方針的過程中，李先念和陳云幾乎每周都要長談幾次，有時是二人單獨談，有時是二人一同到周恩來處談，商談如何調整經濟，如何提高生產力，如何做好糧食、外貿、財政等工作的問題。李先念負責統一指揮糧油棉的突擊調運，采取各種措施加強糧食管理，提出增加糧食進口和減少征購，出臺抑制物價上漲、減少財政赤字等得力措施，為安排人民生活，度過困難，做了大量工作。

與此同時，李先念還注意向專家和同事學習。在開財政經濟工作會議時，他總是讓專家們把意見說完講透，自己仔細聽，認真記，反復琢磨，不懂就反復請教。他經常找一些司長、處長和有業務專長的一般干部了解情況，碰到問題力求弄通弄透，研究對策，解決問題。他調熟悉經濟工作的姚依林、牛佩琮、段云到財政部工作，真心實意地向他們學習管理財經的知識，不恥下問，虛心求教，很快掌握了大量的財經專業知識，領導國家財政經濟工作游刃有余。

薄一波晚年回憶，李先念“為了黨和人民的需要，勤思苦學，努力向其他同志學習。他經常向陳云同志請教，也時常和我交換意見”；“開始我真有點為他擔心。后來他領導得挺好，成為我們黨和國家重要的經濟領導人，而且成為一個專家”。

1976年粉碎“四人幫”后不久，李先念于10月16日打電話征詢陳云對各項工作的意見。陳云談了他所考慮的一些問題，并寫成書面材料交給李先念。李先念及時將這些意見轉給中央，中央予以采納，對于做好粉碎“四人幫”后的工作起到很大推動作用。

在黨的十一屆一中全會上，李先念當選為中共中央副主席。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陳云再次當選為中共中央副主席。他們發現，發展經濟出現急于求成的問題，1979年的國民經濟計劃安排偏大，資金和材料都有缺口，財政上有赤字。1979年3月14日，李先念、陳云聯名致信中央，明確指出：前進的步子要穩，不要再折騰，避免出現大的“馬鞍形”；國民經濟做到按比例發展就是最快的速度；現在的國民經濟沒有綜合平衡，比例失調的情況嚴重；要有兩三年的調整時期；鋼的指標必須可靠，發展方向不僅要重數量，更要重質量；借外債必須充分考慮還本付息的支付能力，考慮國內的投資能力，做到基本上循序漸進。

信中建議成立國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作為研究制訂財經工作的方針政策和決定財經工作中的大事的決策機構。盡管在中央副主席排名中，李先念排在陳云之前，但鑒于陳云在領導經濟工作中德高望重，李先念堅持由陳云任主任，他任副主任。3月下旬，中央常委會討論采納了李先念、陳云的建議。

4月5日至28日，中央召開工作會議，討論經濟形勢和對策。李先念代表中央在會上作了重要講話，分析了經濟形勢和存在的問題，強調了調整國民經濟的必要性，提出對整個國民經濟實行“調整、改革、整頓、提高”的方針。此后，李先念、陳云為貫徹實施“新八字方針”做了大量的工作，為20世紀80年代中國經濟的振興打下了基礎，也為經濟體制改革的起步創造了比較寬松的經濟環境。

李先念一直非常尊重陳云，陳云也非常欣賞李先念，兩人在共同的事業中結下了深厚的情誼。1992年7月21日，在李先念逝世后的一個月，陳云寫下《悼念李先念同志》一文，在《人民日報》發表。文中寫道：

1954年先念同志從湖北調到中央，參與領導全國財經工作。他是將軍管理經濟，但他能很快精通當時的經濟工作，這是十分難得的。

先念同志和我雖然都沒有到過特區，但我們一直很注意特區建設，認為特區要辦，必須不斷總結經驗，力求使特區辦好。這幾年，深圳特區經濟已經初步從進口型轉變成出口型，高層建筑拔地而起，發展確實很快。現在我們國家的經濟建設規模比過去要大得多、復雜得多，過去行之有效的一些做法，在當前改革開放的新形勢下很多已經不再適用。這就需要我們努力學習新的東西，不斷探索和解決新的問題。

《悼念李先念同志》是陳云生前寫的最后一篇文章。

“外交上是周恩來直接指導的”

20世紀50年代，李先念擔任國務院副總理，之后幾十年，一直是周恩來經濟工作的主要助手。在“文革”期間，周恩來不僅在經濟工作方面，甚至外交工作也離不開李先念。李先念自謙地說：“‘文化大革命’中很多人被打倒了，把我推到了外交的前臺，是把‘黃牛當馬騎’呀！”

周恩來把李先念推到外交前臺也遇到了阻力。1966年11月，阿爾巴尼亞勞動黨召開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共中央決定派代表團出席。在中央碰頭會上，周恩來提議李先念任副團長（團長康生）。此消息一出，財貿口造反派貼大字報，向中央寫“呼吁信”，指責李先念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強烈要求取消李先念的中國共產黨代表團副團長資格”。

周恩來立即向毛澤東報告，陳述了安排李先念任副團長的理由。毛澤東支持周恩來的意見，還說“李先念在戰爭年代是‘不下馬的將軍’”。周恩來立即把毛澤東的這句話向“中央文革小組”作了傳達，并在接見群眾代表時公布了毛澤東的這句話，向造反派們挑明：毛澤東是保李先念的。這樣，李先念作為中共代表團的副團長順利地出訪了阿爾巴尼亞。在援阿問題上，李先念注重維護國家利益，曾當面問阿部長會議主席謝胡：“你們拿我們那么多東西，打算什么時候還呀？”

1969年9月3日，越南公布胡志明主席逝世。9月4日，周恩來第一時間趕往越南河內吊唁。9月8日，李先念率中國黨政代表團出席9月9日舉行的胡志明葬禮。李先念一行抵達河內不久，阿爾巴尼亞勞動黨代表團團長就到中國大使館會見李先念，提出在胡志明葬禮上，希望李先念不要同蘇聯代表團團長、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有任何接觸。鑒于當時中阿的特殊關系，李先念同意了阿方的要求。

9月9日上午，在葬禮現場，李先念、柯西金分別站在越南主要領導人兩側。柯西金多次向李先念點頭示意，但李先念視而不見。葬禮結束后，柯西金緊走幾步，想同李先念打招呼，李先念仍沒有搭理，轉身離去。

9日下午3時半，越南外交部派人到中國代表團下榻的賓館，向中國代表團轉達蘇聯代表團提出的事項：1.蘇聯代表團專機定于10日晨離河內回國，在回國途中是否可以路過北京？2.蘇聯專機將在北京停留兩三小時，在此期間柯西金能否見到周恩來總理？李先念立即通過大使館向國內報告。10日清晨，大使館收到國內的答復，同意蘇聯專機在北京停留，周恩來將在機場同柯西金會晤。此時李先念已去機場，大使館派人驅車趕到機場向李先念報告。為李先念送行的越南總理范文同說，柯西金的專機已經在一個小時前起飛回國了。對柯西金未等到中方答復便離開河內，李先念十分生氣。

越南外交部緊急約見蘇聯大使，轉達中方的答復，讓其立即報告柯西金。當時柯西金的專機已抵達塔吉克的杜尚別，收到莫斯科轉來的中方同意安排會見的答復，莫斯科指示柯西金仍要去北京同周恩來見面，這樣柯西金又折返去了北京。

9月11日，周恩來、李先念到北京首都機場迎接柯西金，并與之舉行會談，在中蘇邊界問題上達成了諒解：雙方維持邊界現狀、避免武裝沖突、在爭議地區雙方武裝力量脫離接觸、雙方發生爭議時由邊防部隊聯系解決，從而使兩國邊境局勢和兩國關系都得到一定程度的緩和。

“文革”期間，周恩來、李先念白天忙于處理國內各種事務，外事活動往往安排在夜間。1969年9月28日晚，李先念陪同周恩來與剛果（布）國務委員會主席拉烏爾少校一行會談。會談是晚上11點開始的。那年周恩來71歲了，拉烏爾只有40歲左右。凌晨2點，李先念在一旁提醒：“總理，已經兩點了。”周恩來沒有理會，繼續談。后來，李先念又兩次提醒：“總理，已經3 點了。”“總理，已經4 點了。”周恩來依然不理會，一直到凌晨5點，把所有問題談完為止。李先念為周恩來這種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的精神所感動，他說：“我們常講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什么叫全心全意？我看恩來就是榜樣。”

1972年2月21日，美國總統尼克松和夫人訪華，李先念與周恩來等到機場迎接。晚上，周恩來設宴歡迎尼克松一行，李先念出席宴會作陪。按照日程安排，2月24日上午，由李先念陪同尼克松和夫人一行游覽八達嶺長城。可天公不作美，22日起北京下起雪來。北京市距長城80多公里，一半以上路程山高坡陡，在路面積雪的情況下很難保證行車安全。中方接待班子建議：一是把活動推遲，但據天氣預報，25日的天氣將更加惡化，26日上午尼克松就要離開北京去杭州；二是取消此次活動。

李先念向周恩來報告，尼克松登長城的意愿很高，如不能成行會讓客人掃興。2月23日，周恩來、李先念連夜召集中方接待班子商量對策，周恩來最后下了決心，連夜發動軍民掃雪。七八十萬市民和駐京部隊連夜上路掃雪，到次日早上7點，釣魚臺到八達嶺80多公里的路面積雪全被清除，同時連夜出動上百輛灑水車噴灑鹽水，促進落雪融化。

24日上午9點，李先念陪同尼克松一行向長城進發。尼克松如愿以償地登上了長城，贊嘆道：“只有一個偉大的民族，才能建造出這樣一座偉大的長城！”又說，“我們今天到了長城，就是毛主席說的‘好漢’啦！”尼克松夫人笑著說：“為什么毛主席只講‘好漢’，不講‘好女’呢？我們女性不是也到了長城嗎？”尼克松和李先念聽了都哈哈大笑。

在“文革”極端復雜的日子里，在周恩來的言傳身教下，李先念不遺余力地推進外交工作。后周恩來病重住院，相當長一個時期，李先念代行了應由周恩來出面的重要外事活動，“受周恩來總理的委托，李先念副總理舉行歡迎宴會”的新聞，常常見諸當時的報端。

周恩來的外交思想、外交經驗、外交藝術、外交風格，在潛移默化中對李先念產生了重要影響。1983年6月，在六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李先念當選為國家主席，并擔任中央外事小組組長。在主持中央外事小組工作期間，他傳承周恩來的外交理念和方法，密切關注國際形勢的發展變化，參與外交政策的調整，及時處理對外重大問題。他先后訪問了20多個國家，會見了許多來訪外賓，為開創我國外交新局面，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1987年7月，李先念在接見日中友好代表團時坦誠地說：我們一直認為中日友好不是權宜之計，而是千秋大業。老一代固然要為進一步發展中日關系繼續多做工作，青年朋友更應多做努力。他還指出：日本在資金、技術等方面協助中國，我們感謝。但如果要用經濟來要挾，提出附帶條件的經濟援助，即使是白送，我們也不要。賓主雙方聽了都很欽佩。

“毛澤東是我一輩子的導師”

毛澤東與李先念相識于長征中。1935年6月12日，徐向前電告中央：“紅三十軍政委李先念同志已來懋功，并帶電臺一架，在懋功之部隊目前應如何配合兄方行動，請直接示之。”

6月18日，毛澤東等中共中央領導在一座天主教堂里會見前來迎接他們的李先念。毛澤東上下打量著26歲的李先念：“名不虛傳，果真英雄少年！”隨后，毛澤東打開桌上的軍用地圖，向李先念詢問四方面軍和岷（江）嘉（陵江）地區的情況。李先念詳細匯報了四方面軍情況以及沿嘉陵江兩岸作戰和向甘南發展的戰略設想，這是和徐向前一起議論過的，符合毛澤東北上的想法。毛澤東點頭連連稱贊：“好！講得好，很有見地。自古英雄出少年呀！”毛澤東的賞識也給李先念以極大的鼓勵，他不負重托，指揮所部發起包座戰斗，取得了勝利，打開了紅軍準備北上的通道。

1937年3月，西路軍失敗后，李先念臨危受命，負責西路軍余部的軍事指揮。他率余部翻越祁連山分水嶺，在冰峰雪嶺中行軍20多天，隨后又穿過荒無人煙的戈壁灘，于4月底到達甘肅、新疆交界處星星峽，在陳云、滕代遠的接應下，轉至迪化（今烏魯木齊），為黨和紅軍保存了一批骨干力量。

1937年12月，李先念率西路軍余部，經歷千難萬苦回到陜北。毛澤東對此給予了高度評價，稱李先念是“將軍不下馬”。1938年初，毛澤東單獨與李先念談話，在談到紅四方面軍撤出鄂豫皖的問題時，李先念直言：“撤出鄂豫皖是被敵人逼著撤的。鄂豫皖離蔣介石的大本營南京那么近，‘臥榻之旁，豈容他人酣睡？’撤出是集體決定的。”當時正在批判張國燾路線，許多人把撤出鄂豫皖的責任歸咎于張國燾。李先念沒有跟風，講了實話。這使毛澤東更加欣賞李先念，知道他不僅是一員能征善戰的虎將，而且是個有獨立見解、敢講真話的同志。

1940年1月3日，新四軍豫鄂挺進縱隊正式成立，李先念任司令員。同日，毛澤東電示“李先念的任務是鞏固現地策應我軍”。此時正值國民黨頑固派發動第一次反共高潮，李先念指揮挺進縱隊采取“有理、有利、有節”的方針，進行堅決自衛，于4月17日擊潰盤踞在大小悟山地區的程汝懷部，在邊區粉碎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對此，毛澤東在5月4日的指示電中，不僅充分肯定李先念部對國民黨頑固派的反共政策提出強硬的抗議“就是好例”，并明確指出“李先念縱隊反對頑固派對鄂中和鄂東進攻的自衛戰爭，是絕對必要和絕對正確的”。經毛澤東肯定和傳播，鄂豫邊區的經驗，對發展華中各抗日根據地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在毛澤東的直接領導下，李先念率部經過艱苦斗爭，在鄂豫邊區創建了擁有6萬軍隊、9萬多平方公里土地、1300多萬人口的解放區，是為中共領導的全國六大戰略區域之一，為奪取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的最后勝利，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新中國建立前后，李先念擔任湖北省委書記、政府主席、省軍區司令員兼政委，武漢市委書記兼市長，中南局副書記、副主席等職，領導湖北省黨和政權建設。1954年，中央決定調他進京擔任財政部部長，李先念再三推辭，這也是他在黨的任務面前表現畏難情緒的唯一一次。周恩來、陳云、鄧小平先后與他通電話和面談做工作，但他反復說，自己是打仗出身，搞經濟沒有把握。

后來毛澤東親自找李先念談話，他仍然表示難以勝任。毛澤東嚴肅而不失風趣地說：“你干不了，不想干。那只好把國民黨的孔祥熙、宋子文從臺灣請回來，讓他們干好啦！”

李先念馬上說：“那不行，蔣介石的人還不如我，還是我來干好了！”他走馬上任后，注重學習，在很短時間里適應了工作環境，很快進入角色，交出合格答卷，成為周恩來的得力助手。對此，毛澤東甚為滿意，1960年在會見外賓時說：“建國之初我們非常缺乏經濟方面管理人才，于是我們只好抓個大兵來管錢。事實證明，我們這樣的做法也沒有什么不好的。我們的李先念同志就把中國的人民幣和其他各種錢財管理得非常好！”后來，毛澤東還稱贊李先念和李富春、薄一波、譚震林為中國經濟工作中的“四大名旦”。

“文革”中，李先念多次受到批判。他在極其困難的環境中，忍辱負重，盡最大的努力協助周恩來處理國務院的日常經濟工作。1967年4月29日，全國總工會的造反派給中央寫了一個報告，說發現了陳少敏、鄭位三于1957年5月29日給中央組織部寫的一個報告，內容是1946年中原突圍時，允許黨的干部向敵人自首的問題。李先念、鄭位三、陳少敏是老戰友，同為鄂豫邊區抗日根據地的領導人。財貿口的造反派揪斗陳少敏、鄭位三，逼他們說“自首決定”是李先念批準的，李先念是“叛徒頭子”。

事情的真相是：中原突圍時，李先念忙于組織軍事上突圍，地方工作由陳少敏、鄭位三負責，陳、鄭二人出于保護革命力量的考慮，在小范圍交代過，為使我黨的干部不被敵人殺害，當被俘時，在不暴露黨員身份的前提下，以農會會員或新四軍戰士的面目向敵人自首，不以自首論。

李先念認為，雖然這件事情我不知道，但當時陳、鄭二人這樣做，目的是為了保存革命力量，不是錯誤。李先念給毛澤東寫了報告，說明了事情的真相。過了幾天，毛澤東特意讓秘書打電話，請李先念一起去看戲。在劇院，毛澤東特意讓李先念坐在自己身邊，頭一句話就說：“‘大叛徒’頭子來了，今天我要和‘大叛徒’坐在一起看戲。”毛澤東的這句玩笑話，實際上表示了對李先念的信任，對他起到了政治上的保護作用。

在毛澤東的支持下，李先念得以在極端困難的情況下繼續工作，像救火隊員一樣，每天哪兒出了事就得往哪兒跑，忍辱負重，顧全大局，協助周恩來苦撐危局，為維系國民經濟運轉，打開外交新局面做了富有成效的工作。 

來源：《世紀風采》201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