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主要創建人之一。紅軍時期，他是中國工農紅軍總司令；抗日戰爭時期，他是八路軍總司令；解放戰爭時期，他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其輝煌人生的背后，是一條艱難曲折、上下求索的道路。

朱德，原名朱代珍，曾用名朱建德，是四川省儀隴縣一戶佃農的兒子。青年時代他就懷有從戎救國的志向，參加過昆明起義、討袁護國之戰和護法戰爭，戰功顯赫，威震川滇，從而成為著名的愛國將領。可是，舊民主主義革命的不徹底，使他非常失望。為探索新的道路，他毅然舍棄高官厚祿，漂洋過海，尋找革命信仰，為此奮斗不已。

書生便應氣如虹

朱德在其著作《回憶我的母親》一文中說：“我是一個佃農家庭的子弟，本來是沒有錢讀書的。那時鄉間豪紳地主的欺壓，衙門差役的蠻橫，逼得母親和父親決心節衣縮食培養出一個讀書人來‘支撐門戶’。”

在朱德的少年記憶里，全家沒有吃過白米飯，豌豆飯、菜飯、紅薯飯、雜糧飯，一年四季輪換著吃。吃頓豬肉可是奢侈的享受，除夕前才宰殺一頭豬，要腌制了留著逢年過節用。穿的衣服是補丁連補丁，如遇豐年，才能做件廉價的新衣。住屋原是地主的倉庫，光線昏暗。貧困的生活，塑造了他的個性和品行：一生對窮人有著特別的同情心，對底層社會的民生尤為關心，對發展生產改善生活有著樸實的理念。這也是他后來棄官遠洋，追尋真理信仰的原動力。

朱德九歲那年，其祖父在丁家地主的祠堂邊種了些竹子，丁家認為這是他們的地界，不由分說地全給拔了。他的父親不服，去官府狀告丁家，于是得罪了丁家地主。當年大旱欠收，丁家卻要加租。更嚴重的是，他們通知不再續租了，逼得朱家退租搬家。談到這段痛心的往事時，朱德說：“在悲慘的情況下，我們一家人哭泣著連夜分散。從此我家被迫分兩處住下。人手少了，又遇天災，莊稼沒收成，這是我家最悲慘的一次遭遇。”“母親沉痛的三言兩語所說以及我親眼見到許多不平事實，啟發了我幼年時期反抗壓迫追求光明的思想。”

朱德一共讀了12年私塾，塾師是堂叔朱世秦和一位丁姓秀才。從10歲到18歲，他一直跟隨席聘三先生讀書。席聘三思想開放，喜歡縱論時政，抨擊時弊，十分喜歡這個聰明又用功的學生。其間，朱德在一位同學家的書房讀了許多書，尤其是戊戌變法后出版的書。一次，他意外地見到了地球儀，知道了世界之大，于是一門心思想走出去。

1905年，19歲的朱德肩挑簡陋的行裝，步行來到儀隴縣城，參加縣試。縣試發榜時，他在一千多名考生中，名列前二十。第二年，他又來到順慶府（今四川省南充市）參加府試。在這里，他第一次看到了大河，見了世面。

當時，清朝統治者標榜“新政”，宣布廢除科舉考試，各府、州、縣開設新式學堂。朱德父母期望兒子由秀才到舉人而當官的夢想破滅了，朱德對讀書做官也徹底失望。

1906年春，經席聘三勸說，朱德父母又東挪西借，湊足費用，使他順利地考入南充縣官立兩等小學堂。一學期后，他又考入順慶府官立中學堂。在學堂里，他接受了新學知識，如國文、數學、歷史、地理、外語、法制、格致（即物理、化學）、美術、體育等，求學興趣特別高。

這兩所學堂聚集著一些思想進步的人。一位是南充縣官立兩等小學堂監督（即校長）張瀾，一位是順慶府官立中學堂監督劉壽川，他們都曾留學日本。張瀾十分欣賞朱德，劉壽川和朱德還有一層親戚關系。朱德常去劉家，聽劉壽川講與明治維新及同盟會相關的事。

其間，朱德讀到了鄒容的《革命軍》，愛國情緒在胸中僨張。在給同學的一封信中，他寫了一首詩，表明了宏圖大志：

驪歌一曲思無窮，今古興亡記憶中；

污吏豈知清似水，書生便應氣如虹；

恨他狼虎貪心黑，嘆我河山泣淚紅；

祖國安危人有責，沖天壯志付飛鵬。

1907年，朱德畢業后，劉壽川鼓勵他到成都求學。他只身一人，帶著借來的50塊銀元，徒步來到成都。他先是考入武備學堂的弁目隊，因是培養新軍軍士的學堂，家里不讓讀，于是考入四川通省師范學堂附設的體育學堂。入學后，讓他感到最新鮮的是，教師們沒有留辮子，而是在帽子后面縫了一條假辮子。當時，學堂內已有推翻滿清、建立共和的聲音，使他耳目一新。在這里，他讀到了同盟會的機關報《民報》，讀完后又傳給其他同學。從這時起，他產生了“推翻皇帝建立一個好的國家”的思想。

朱德從體育學堂畢業時，劉壽川已從順慶府官立中學堂回到儀隴縣任視學，他推薦朱德到儀隴縣立高等小學堂任體育教習兼庶務。

變革的年代，新舊思想觀念的沖突時有發生。體育課要穿短褂和褲衩，在社會上遭到反對，人們說“新教師里有一個姓朱的，出身貧賤，教一門什么體育課，所謂體育，就是叫孩子們脫光了衣服，在教師面前做柔身體操，讓他們出丑！體力鍛煉是老百姓和苦力們的事，紳糧家的子弟只應該動動腦筋”。這是朱德的第一份職業，雖然極不順利，可他體悟到書本上不能學到的知識。他認為“教書不是一條生路”，毅然辭去教師一職，尋找新的出路。

投筆從戎愿難銷

1909年春節后，朱德從南充步行到成都，又與同學結伴徒步趕往昆明。到達昆明時，正值云南陸軍講武堂招生，他因不是滇籍而未被錄取。這時，因囊中羞澀，為渡難關，他只得投身川軍步兵標當兵，并改名朱德，開始了軍旅生涯。過了兩個月，他又以云南蒙自籍報考，終于被講武堂錄取為丙班步兵科。他后來說：“我的志愿老想做個軍人，而這個講武堂恐怕是當時中國最進步、最新式的了。它收學生很嚴格，我竟被錄取，非常高興。”

朱德在講武堂認真學習，刻苦訓練，各科成績都很優秀，因而被選入特別班。后來，在接受美國記者史沫特萊的采訪時，他說：“我一心一意投入到講武堂的工作和生活，從來沒有這樣拼命干過。我知道我終于踏上了可以拯救中國于水火的道路。”

1911年，朱德從特別班畢業后，被分配到陸軍第37協協統蔡鍔所轄的74標第2營左隊當副目（副班長）。不久，他被提拔為司務長。武昌起義爆發后，蔡鍔于10月30日在昆明舉兵響應。這時，朱德已升任連長，后因功晉升為少校。蔡鍔喜歡質樸、果敢的朱德，朱德也十分崇敬僅比他大四歲的蔡鍔。他在《辛亥革命回憶》中說：

他（蔡鍔）撤換了一批只想升官發財的縣知事，任用克己奉公的青年知識分子代替他們，在軍隊中也任用一批青年的軍官，從而在政府機關和軍隊中注入了新的民主血液；在財政上他極力提倡節省，并且以身作則，營長以上的軍官，每月只領月薪六十元。由于蔡鍔的這些建樹，當時的云南已呈現出一種新的面貌。

1913年夏，朱德由云南講武堂學生隊區隊長兼軍事教官，調任陸軍第1師第3旅步兵第2團第1營營長，隨部隊開拔到滇南邊疆，駐守在蒙自、個舊一帶。這里山巒疊嶂，炎熱多雨，環境惡劣，土匪常出沒襲擾。他采用靈活多變的游擊戰術，根據實際敵情，或化整為零，或化零為整，聲東擊西，給土匪措手不及的致命打擊。后來，他回憶說：

過去從1911年辛亥革命開始，在川、滇同北洋軍閥等打仗，打了十年，總是以少勝眾，在軍事上的主要經驗，就是采取游擊戰爭的經驗。記得在莫斯科學習軍事時，教官測驗我，問我回國后怎樣打仗，我回答：戰法是“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必要時拖隊伍上山”。當時還受到批評。其實，這就是游擊戰爭的思想。所以，在這一點上，我起了一點帶頭作用。

1915年12月25日，蔡鍔等聯名通電全國，宣布云南獨立，組成護國軍討伐袁世凱。朱德被委任為滇軍步兵第10團團長，所部編入護國軍第一軍，為第3梯團第6支隊。護國軍揮師北伐，所向披靡。在艱苦卓絕的戰斗中，他多謀善斷，英勇善戰。一次次處于戰爭劣勢時，他都能化險為夷，轉敗為勝，因此成為滇軍名將。

1917年，云南督軍唐繼堯自任靖國軍總司令，對四川大舉用兵。朱德被委任為靖國軍第2軍第12旅旅長，受命由四川南溪進駐瀘州，從而卷入川滇軍的戰爭之中。然而，軍閥混戰，不得民心，滇軍節節失敗，退到敘府、瀘州一線。

局勢很快發生變化。12月4日，滇軍顧品珍部由瀘州東下，與黔軍王文華部配合，一舉拿下重慶。川軍劉存厚部被迫從川南各地撤退，滇軍趁機由川南發起反攻。朱德率部在拿下瀘州后乘勝追敵至自流井一線。1918年1月，川、滇、黔各軍分道進攻成都。3月，劉存厚等部敗退陜南，戰爭結束。

此時，朱德心中又燃起北伐的希望，多次給唐繼堯發去電報，再三請纓北伐，可都石沉大海。

以后兩年時間里，四川無戰事，生活相對安逸。除了清剿土匪外，朱德有了時間走村串戶，訪貧問苦。他開始細細品味和思考自己走過的路。一些“真正的革命者有的灰心了，有的被趕跑了，縱然繼續努力，為創造一個中華民族的民主共和國而奮斗，但他們迷失方向了”，朱德感到自己“陷入了一種懷疑和苦悶的狀態，在黑暗中摸索而找不到真正的出路”。

提出申請遭婉拒

就在朱德躑躅迷茫時，五四運動的風暴席卷而來。在瀘州，他閱讀了所能讀到的新書刊，接觸了馬克思主義、無政府主義等新思潮。孫炳文的到來，對改變朱德的人生道路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孫炳文是同盟會會員，比朱德大一歲，兩人是無話不談的密友。他們一起閱讀《新青年》《每周評論》《新潮》等刊物，共同討論關于中國命運的問題，尤其是聯系俄國十月革命的實例，進行了深入地探討和研究。最后得出結論：中國的革命一定是在某個根本性的問題上出了毛病。孫炳文一再表示，愿意去北京追隨五四運動的領袖，朱德表示，無論如何也要去外國學習，看看它們怎樣維持獨立。

1920年5月，唐繼堯不顧朱德等滇軍將領勸阻，以“阻撓北伐”的罪名，向四川督軍熊克武發起“倒熊”戰爭。熊克武利用“驅逐客軍，川人治川”的號召，聯合川軍各部共同對付滇軍。9月中旬，滇軍大敗。次年2月6日，滇軍回師后，朱德等將領密謀倒戈反唐，逼迫唐繼堯逃離云南。

時隔一年，唐繼堯死灰復燃，卷土重來，糾集滇軍舊部和土匪，趁滇軍北伐之際，向昆明突然襲擊，重掌云南軍政大權。1922年3月27日，唐繼堯對朱德等發出通緝令，朱德被迫逃離昆明。7月初，他來到北京與久未見面的孫炳文相見。由于孫炳文與陳獨秀、李大釗很熟，朱德從孫炳文那里知道了中國共產黨成立的消息。

在經過血與火的生死經歷后，朱德深切體會到，以前所走的路都不能救國救民，中國的出路和希望，只有寄托這個新興的朝氣蓬勃的政黨。于是，他和孫炳文決定去找中共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長陳獨秀。

同年8月，他們來到上海，首先拜訪了孫中山。這個比他大20歲的革命先行者，是朱德十分崇敬的偶像。孫中山給他的印象是“行動依然敏捷有力。雖然屢遭挫敗，他對未來仍然極為樂觀”。孫中山向朱德提出，可以先付予軍餉十萬元，讓他回去組織滇軍到廣東攻打陳炯明。朱德婉言拒絕，并說明了理由：

孫炳文和我對于孫先生及其國民黨信徒動輒與這個或那個軍閥搞同盟的戰術，已經失掉信心。實行這種戰術的結果，總是革命派敗北，軍閥勢力增強。我們自己在這種一再重復的錯誤中已經度過了寶貴的十一年。中國革命到現在已經失敗了，俄國革命卻獲得了成功。俄國人的革命之所以能成功，是因為他們是采用了我們從未聽說過的理論和方法的共產主義者。

朱德坦誠地告訴孫中山，他準備去外國留學考察，孫中山建議他去美國。他回答說：“我們兩個都沒有可以在美國念書、在美國久住的款項，而我們愿意到歐洲是因為聽說社會主義運動在歐洲最強大。”

見了孫中山后，他們來到閘北的一所房子，拜見了陳獨秀。朱德以為加入共產黨與加入國民黨一樣，只要提出申請，就可以被接受。可沒想到，陳獨秀卻冷冷地望著他一言不發。陳獨秀說：“要參加共產黨的話，必須以工人的事業為自己的事業，并且準備為它獻出生命。”既沒有當即答應，也沒有一口回絕，用后來的話說，需要考驗一段時間。

這樣的答復，對于一腔熱血、滿懷信心的朱德來說，不啻是當頭一棒，但他尋求救國的希望并沒有破滅。9月初，朱德和孫炳文等搭乘郵輪“安吉爾斯”號從上海啟程，駛入煙波浩渺的大洋，再次開始新路的探尋。

朱德后來告訴史沫特萊，那段時間他“真難過”，“我的一只腳還站在舊秩序中，另一只腳卻不能在新秩序中找到立足之地”。

矢志不移跟黨走

1922年10月，朱德和孫炳文等來到法國巴黎。他們很快打聽到巴黎有一個中共組織，負責人之一是個叫周恩來的年青人。于是，他們去巴黎南部戈德費魯瓦街17號的小旅館找周恩來，可周恩來這時去了德國。

10月22日，他們又來到德國柏林。據史沫特萊記述，在與周恩來會面時，朱德“用平穩的語調，說明自己的身份和經歷：他怎樣逃出云南，怎樣會見孫中山，怎樣在上海被陳獨秀拒絕，怎樣為尋求自己的新的生活方式和中國的新的道路而來到歐洲。他要求加入中國共產黨在柏林的黨組織”。周恩來微笑著說：“可以幫助他們找到住的地方，替他們辦理加入黨在柏林的支部的手續。”

當時，中共駐歐洲的最高負責人是張申府，關于朱德的入黨問題自然要向他匯報。張申府是中國著名的數理邏輯學家，五四運動時期與陳獨秀、李大釗共事，參與了中共早期組織的創建。

張申府和朱德的相識及會面，其中間人是周恩來。張申府晚年回憶說：“1922年10月底，朱德和孫炳文到了德國，朱德過去是軍人，但他拋棄了優裕的生活，到歐洲尋找新的革命道路。他謙虛誠懇，熱情很高。朱德向我敘述了自己的曲折經歷并委婉地表示了入黨的要求。他的革命愿望是強烈的，對黨十分忠誠，對同志也一樣，特別是他事事走在前頭。許多時候，大家坐在一起說話，他卻悄悄地忙著做事或是忙著做飯去了。不久，我和周恩來一起介紹朱德同志加入中國共產黨。”

朱德雖然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但為了工作需要，對外的政治身份仍然是國民黨員。

1923年5月4日，朱德由柏林移居到德國中部的哥廷根。他的房東曾是德皇軍隊的將軍，他常請這位退役將軍講述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戰例、戰法。他還堅持自學，閱讀了許多德文的軍事書籍。除此之外，他把大多數時間花在閱讀和研究馬克思主義的著作上。中共旅德支部經常組織讀書討論會，學習的書籍有《共產黨宣言》《共產主義ABC》《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等，朱德學習認真，記了不少筆記。他讀的書，圈圈點點，密密麻麻，寫滿了批注。

一本《共產黨宣言》，以及對德國的深入考察，使朱德確立了矢志不移的政治信仰。他在中共旅德支部的討論會上說：

在我沒有接觸馬克思主義以前，曾經認為，中國之所以備受東西帝國主義的欺凌，只是因為她貧窮落后；我還想過或許資本主義道路能夠救中國。可是到德國這兩年，我的思想轉變了。中國貧窮落后，但是不改變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制度，不打倒貪官污吏、土豪劣紳、軍閥和帝國主義，中國將永遠貧窮落后，任人宰割。

1925年1月3日，朱德在中國國民黨駐德支部召開的常年大會上當選為執行委員，分工負責組織工作。同月，他回到柏林，專門從事黨務活動。時值共產國際從旅歐的中國同志中選人去蘇聯莫斯科學習軍事，朱德作為一名職業軍人早就想去莫斯科學習軍事理論，可因為是舊軍官而沒能得到批準。時隔五個月，他前往蘇聯的申請終于獲得批準。

到蘇聯不久，中共旅莫支部很快同意朱德的請求，讓他到莫斯科郊外一個叫莫洛霍夫卡的村莊學習，那里屬于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他在那里接受了軍事訓練，學習了城市巷戰、游擊戰的戰術。和他曾在一起學習的劉鼎回憶：“教官在講授軍事課時，我們不懂的地方，朱德就幫助解釋，因為他是有親身體會的。對于游擊戰術的問題，他懂得多，理解得也透徹。”

1926年7月12日，朱德乘坐海輪回國。他來到設在上海的中共中央軍委的秘密機關，在這里得知國共兩黨正在進行北伐革命，于是立即向中共中央總書記陳獨秀報到。一改四年前的冷淡，陳獨秀熱情地接待了他。當時，陳獨秀對他的工作安排是去四川，或者廣東。

朱德選擇了去四川楊森的護國軍中工作。次年1月，朱德根據中央軍委的指示，前往南昌，轉到國民革命軍第3軍工作，擔任軍官教育團團長。接著，又被委任為第五方面軍總參議。

8月1日，震驚中外的南昌起義爆發，朱德是領導者之一。自此，他在黨的領導下，專心致志地做軍事工作，成為了中共武裝斗爭的領袖之一。

來源：《紅巖春秋》201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