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目標確立過程中的重要思想醞釀

——憶江澤民同志1991年冬主持11次專家座談會

張卓元

中國1978年年底實行改革開放后，經濟迅速起飛，1979年-2011年，年均經濟增速達9.9%，2010年起已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2011年人均GDP達5400美元，已進入中上等收入國家行列，創造了世界經濟發展史上的新奇跡。

中國1978年年底實行改革開放到現在，在制度創新方面最重大的有三件事。一是改革開放初期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使農業生產迅速恢復和發展，很快就改變了建國30年來農產品全面緊缺、限量供應的局面。二是1992年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目標，為此后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提供了穩定的制度安排。三是2001年年底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使中國加快融入經濟全球化進程并從中受益。這三大改革是中國1978年以后30多年來經濟飛速發展的最強大的動力。

本文所說的，是關于上述第二大事件，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目標確立過程中重要思想醞釀的故事，也就是江澤民總書記1991年10月至12月主持11次專家座談會（每次半天）的有關情況。我是這11次會議的參加者，雖然時間已過去20年，很多材料尚未找到，但有些印象很深的情況仍然記憶猶新，特作簡要回顧。

一、背景和座談會設計

據了解，1991年8月初，江澤民總書記就開始醞釀召開若干次座談會，對一些重大經濟問題進行系統研究和討論，主要目的是為次年黨的十四大有關經濟體制和政策綱領提法進行醞釀，聽取意見。當時，江澤民同志找了一些對經濟體制和經濟政策有研究的同志（如吳敬璉、周小川）談話，請他們做準備。

改革開放初期，中央就提出要在經濟管理體制中利用市場調節，尊重價值規律的作用。1982年黨的十二大明確提出“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指導方針。1984年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提出社會主義經濟是“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使大家的認識跨越了一大步。1987年黨的十三大提出社會主義有計劃商品經濟的體制，應該是計劃與市場內在統一的體制，計劃和市場的作用范圍都是覆蓋全社會的，新的經濟運行機制總體上來說應當是“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的機制。但1989年政治風波后，一些經濟學家和經濟工作者對前一段“市場取向”改革產生懷疑，有人甚至提出要回到計劃經濟體制。而另一些經濟學家則認為應當堅持“市場取向”改革，有的主張實行有宏觀管理的市場經濟體制。這種爭論在1990年、1991年比較激烈，報刊上也發表了一些表達不同觀點的文章。為了更好地堅持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改革開放路線，凝聚改革共識，需要召開專家座談會，廣泛聽取有關專家的意見，以便為預定在1992年召開的黨的十四大需要提出什么樣的經濟體制作為經濟改革的目標，關于計劃與市場的關系應作何表述，提出具有前瞻性和現實可行的方案與構想。這就是召開11次座談會的社會思想理論背景。

參加這11次座談會的專家大部分是經濟學家，其中有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劉國光、蔣一葦、李琮、陳東琪、張卓元，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吳敬璉、王慧炯、林毅夫，國家體改委的楊啟先、傅豐祥、江春澤，中國銀行的周小川，國家計委的郭樹清，以及外交部、安全部、中聯部的有關部門的專家，總共不到20人。每次會議均由江澤民總書記主持，一些中央領導同志出席了其中一些會議。

這次座談會討論了三個問題，首先分析資本主義為什么“垂而不死”，其體制機制和政策有哪些是值得我們借鑒的東西。其次對蘇聯和東歐國家這幾年的劇變進行分析，研究是什么因素導致蘇東各國經濟和社會發展出現停滯和危機，以至于發生解體和劇變。在對這兩個問題進行深入分析基礎上，敞開思想，對我國如何進一步推進改革開放的重大問題進行研討。由于本文主要是論述專家座談會對確立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目標的重要性，因此主要是介紹第三個議題的討論內容和成果。這也是這次討論會討論最多的問題，總共11次討論會中這個議題就占了5次。

江澤民總書記在一開始主持會議時就明確指出，這個座談會是內部研究，主要是聽取大家對所討論的三個問題的意見，不做結論。他在每次會議過程中都有簡短發言或插話，多次引用參會人員的觀點，并就一些問題提出了初步意見。會議充滿自由討論的氣氛，會議沒有桌簽，與會專家到會議室后自由選座位，發言順序不是預定的，都是臨時要求發言，還可隨時補充。多數人都不是念事先準備好的發言稿，而是敞開思想著重講自己的意見，也有即席發言，一般要求會后提供書面發言稿。

二、座談會的主要成果

座談會的最主要成果是醞釀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傾向性提法，同時還對這一重要提法給出兩點解釋，一是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基礎性作用，二是市場是有國家宏觀調控而不是放任自流的。這樣就為江澤民總書記1992年6月9日在中央黨校的講話和1992年10月黨的十四大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提供了重要的理論準備。

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一重要提法，是認真研究資本主義“垂而不死”和蘇東劇變的邏輯必然結果。一些專家提出，從許多國家經濟發展實踐看，由市場配置資源是比較有效率的，是比由計劃配置資源有效的。1929年世界經濟危機后，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紛紛借鑒社會主義國家搞計劃經濟經驗對宏觀經濟進行調節，重視保持宏觀經濟的穩定運行，改善工人福利緩和階級矛盾，以及推動科技進步等，使現代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仍然能夠容納生產力的發展，并且在同實行傳統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國家的競賽中占了上風。因此，中國社會主義制度要在資本主義包圍中站穩腳跟，并且要在經濟和技術上追趕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就要大膽借鑒資本主義國家由市場配置資源的做法，使有限的資源得到高效利用，同時實行宏觀調控，努力使整個國民經濟穩定高速健康發展。

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一重要提法，更是總結我國改革開放十幾年的成功經驗的必然結果。1978年年底起實行改革開放后，由于推行農業聯產承包責任制，承認農民是獨立的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同時大幅度提高農產品收購價格（1979年提高25%），大大調動了農民生產積極性，農業迅速增產，農產品供應大量增加。20世紀80年代，又逐步放開了農副產品、工業消費品和部分工業生產資料等價格，結果放到哪里活到哪里，市場迅速繁榮和擴大，各種各樣商品琳瑯滿目，長期憑票供應的商品越來越少直至完全取消，使老百姓充分感受到“市場機制”的神奇魔力，切身體會到改革開放給大家帶來真正的實惠，從而擁護改革支持改革。因此，與會專家一致認為，既然“市場取向”改革能有力地推動經濟的快速增長和市場繁榮，能不斷提高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和質量，我們就要堅持“市場取向”改革，絕不能退回到計劃經濟體制，而且要繼續前進，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使市場在社會主義國家宏觀調控下發揮基礎性作用，以便更好地使國民經濟進入良性循環，推動經濟快速增長，不斷提高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和質量。

1992年初，鄧小平同志在南方談話中指出：“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鄧小平的這一重要談話，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目標的確立起了關鍵性的作用。

1992年6月9日，江澤民總書記在中共中央黨校對全國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發表重要講話，對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各方面對計劃與市場的關系的認識發展做了系統的回顧，明確表示他“傾向于使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個提法”。在征求意見中，這個提法得到普遍贊同。

1992年10月，江澤民總書記在黨的十四大報告指出：“實踐的發展和認識的深化，要求我們明確提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利于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我們要建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是要使市場在社會主義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使經濟活動遵循價值規律的要求，適應供求關系的變化；通過價格杠桿和競爭機制的功能，把資源配置到效益較好的環節中去，并給企業以壓力和動力，實現優勝劣汰；運用市場對各種經濟信號反應比較靈敏的優點，促進生產和需求的及時協調。”

由上可見，1991年年底11次專家座談會，對江澤民總書記拿定主意在黨的十四大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起著重要的作用。

三、幾點粗淺體會

首先，這11次座談會為中國新體制明確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從而明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模式，起了重要的作用。回顧1991年秋冬，當時經濟學界懷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大有人在，報刊上常可以看到不贊成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文章。可以說，這11次座談會最重要的意義就是為中央下決心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目標提供必要的智力支持，促成黨的十四大明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模式，并使此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成為中國經濟學界的主流觀點。有些原來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表示有疑慮的經濟學家也轉而公開表示接受十四大決定（如蘇星在1997年出版的《論外集》中講了自己認識轉變過程）。只有個別經濟學家實際上不贊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但這已無礙中國改革發展大局。

其次，從研究經濟思想史的角度，披露1991年冬11次專家座談會內容，可以更充分說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目標確立的過程和根據。我過去寫的或主編的一些論著（如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年和2011年出版的《中國經濟學60年（1949-2009）》、《新中國經濟學史綱（1949-2011）》），對于為什么1992年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目標，都是只說明了，一方面1991、1992年就有經濟學家主張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作為中國改革的目標，另一方面鄧小平1992年年初南方談話的推動，而對于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江澤民同志為何在1992年6月9日在中央黨校主張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作為改革的目標模式沒有作很好的說明。現在看來，正是1991年11次座談會，由于與會專家基本上形成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可以作為改革目標的共識，包括對這一新體制的兩個要點或涵義（一個是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一個是社會主義國家的宏觀調控）形成了共識，所以為江總書記6月9日的講話提供了理論上的準備。總之，我們從黨的十四大報告看到并至今仍沿用的改革目標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及其經典涵義（使市場在社會主義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或市場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要與國家的宏觀調控結合起來），可以說是直接發端于1991年的11次專家座談會，或者說其重要思想準備是這11次座談會。

第三，1993年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即“50條”，是中國市場化改革的一個很好的頂層設計，其中關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五大支柱至今仍然有很強的指導意義。《決定》指出：“必須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的方針，進一步轉換國有企業經營機制，建立適應市場經濟要求，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現代企業制度；建立全國統一開放的市場體系，實現城鄉市場緊密結合，國內市場與國際市場相互銜接，促進資源的優化配置；轉變政府管理經濟的職能，建立以間接手段為主的完善的宏觀調控體系，保證國民經濟的健康運行；建立以按勞分配為主體，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鼓勵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建立多層次的社會保障制度，為城鄉居民提供同我國國情相適應的社會保障，促進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這些主要環節是相互聯系和相互制約的有機整體，構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框架。”而1991年11次座談會上江澤民總書記插話和專家發言，也對50條的誕生提供了許多重要觀點和素材。比如，既要利用外資，也要發展國內多種經濟形式；要試驗搞股份制，而且要找幾個大的企業試一試；擴大對外開放，敢于利用外資包括世界銀行貸款，發展對外貿易，多搞外貿信貸；尊重人才、重視科技進步；加強和完善宏觀經濟調控；等等。這50條，為新體制設計了比較好的框架。《決定》還明確了國企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現代企業制度，不再沿用實行多年的承包制。現代企業制度的基本特征是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這四大特征研究的時間最長，還特別請當時國家經委負責人陳清泰等到玉泉山與文件起草組共同研究定下來的。《決定》提出了勞動力市場概念也是一大突破，過去只提含義不清的勞務市場而不敢提勞動力市場。現在看來，這50條經過近20年的努力，大部分都已基本實現或初步實現，仍有一些尚未實現，國企改革、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就是其中比較突出的，因此這一文件至今仍然具有現實意義。

今年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目標確立20周年，我在報刊上發表了幾篇文章講確立這一目標的形成過程及其理論與實踐意義。由于1991年11次專家座談會的材料尚未披露，在論述改革目標確立的形成過程時顯得過于簡單。只有把這11次專家座談會材料補上，把這11次會議的成果作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目標確立的重要來源，才能增強改革目標確立的豐富內容和真實性，也是全面客觀研究經濟思想史非常需要的、必不可少的。這也是本文對這一往事作簡要回顧的重要目的。

（來源：陳君、洪南編：《江澤民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20年回顧》，中央文獻出版社，2012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