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澤民關于國家政權穩定的思想探析

李安增

穩定是中國的最高利益，而政權穩定則是保持中國穩定的關鍵。正如2005年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布的《中國的民主政治建設》中強調指出：“保證政權穩定對中國意義非同尋常。”受任于國際社會主義運動巨變和國內發生政治風波危難之際的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在當代國內外形勢變化的條件下，就保持國家政權穩定問題作了大量深刻的論述，領導全黨同志成功地防范和化解了一系列風險，維護了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安全，保證了當代中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事業的正確發展。

一、始終堅持“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執政理念

江澤民在總結20世紀90年代以來一些執政幾十年的大黨先后下臺、衰亡的教訓時，明確指出：“一個政權也好，一個政黨也好，其前途與命運最終取決于人心向背，不能贏得最廣大群眾的支持，就必然要垮臺。”（1）因此，要想鞏固執政地位，保持政權的長期穩定，就必須要贏得廣大人民的支持；而要贏得人民的支持首先就必須要堅持“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執政理念。

執政理念是執政黨全部執政的根本性問題，是政黨政治條件下政黨對自身執政的價值定位，是對其一切執政活動的總體性的理論概括（2）。中共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從執政開始，就始終強調必須堅持“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理念。江澤民指出：“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我們黨的根本宗旨，是我們黨始終得到人民擁護和愛戴的根本原因所在。”（3）他在《推動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的深入開展》的報告中進一步指出：“我們黨是立黨為公的，在任何時候都要把群眾利益放在第一位，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絕不能脫離群眾和凌駕于社會之上。”（4）所有黨員干部必須真正代表人民掌好權、用好權，而決不允許形成既得利益集團。江澤民提醒全黨說：“我們也要清醒地看到，由于我們黨處在執政地位并長期執政，黨內有一些人逐漸產生了一種錯誤的思想傾向，他們把黨和人民賦予的職權，把自己的地位、影響和工作條件，看成是自己的所謂既得利益，不是用這些職權和條件來為黨、為人民更好地工作，而是用來為自己撈取不合理的、非法的私利。他們甚至把這些東西看成是誰也碰不得、動不得的私有財產，想方設法地要去維護和擴大這種所謂既得利益。這是十分危險的。”（5）如果這樣就會逐漸喪失無產階級政黨的先進性、生命力，其執政地位就不會穩固，政權就不會長治久安。正如一位學者所說：“一個無產階級政黨的生命力便在于和廣大人民群眾的緊密聯系，一個社會主義政權的力量便在于人民的支持。一旦失去了這些，就失去了自己最主要的力量，失去了自己存在的合法性。在這種情況下，再強大的軍隊，威力再巨大的核武器，也不能挽救它，因為它不是亡于入侵的外敵，而是亡于腐敗的內敵。”（6）

執政為民必須要為民謀利。江澤民指出：“我們共產黨人全部工作的出發點和歸宿，都是為人民謀利益。這是我們的立黨之本、執政之基”，但是“全心全意為人民謀利益，不能掛在嘴上，不能搞‘虛功’，而是要實實在在地為群眾辦事，要從群眾最關心、最迫切需要解決的實際問題人手開展工作，把我們黨的根本宗旨切實落實到各項工作中，落實到廣大人民群眾身上。”（7）只有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我們黨的執政基礎才會更加牢固。因此，江澤民要求“各級領導干部必須從鞏固黨的執政地位的高度出發，從促進經濟和社會發展、維護社會穩定的大局出發，深懷愛民之心，恪守為民之責，善謀富民之策，多辦利民之事，更好地為廣大人民群眾服務，更好地為最需要幫助的困難群眾服務。”（8）

二、抓住發展這個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夯實政權穩定的物質基礎

執政為民，重在落實。沒有發展，國家就不能富強，人民的生活水平就難以得到提高，執政為民就會成為一句空話。能不能解決好發展問題，直接關系到人心向背、事業興衰。江澤民在蘇東劇變后不久指出，中國共產黨要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出路“唯有一條，就是堅定不移地全面正確貫徹鄧小平同志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和黨的基本路線，通過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把我們的經濟實力和綜合國力搞上去。”（9）共產黨執政的社會主義國家如果長期不能把經濟搞上去，不斷增強其經濟實力和綜合國力，要鞏固執政地位、保持政權的長期穩定是不可能的。為此，江澤民把發展放在執政興國的戰略高度來認識，提出了“發展是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的著名論斷。

江澤民認為：發展“是我們黨始終站在時代前列，保持先進性的根本體現和根本要求。”（10）他多次強調：“我們黨要承擔起推動中國社會發展的歷史使命，必須始終緊緊抓住發展這個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把保持黨的先進性和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落實到發展先進生產力、發展先進文化、維護和實現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來。”（11）而離開發展，堅持黨的先進性、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都無從談起。針對前進道路上面臨的新形勢，江澤民指出：“解決中國的所有問題，關鍵在發展；解決人們的思想認識問題，說服那些不相信社會主義的人，堅定人們對社會主義和祖國未來前途的信念與信心，最終也要靠發展。”（12）用發展的辦法解決前進中的問題。他強調：“只有經濟大大發展了，全國的經濟實力和綜合國力大大增強了，人民的生活才能不斷改善，國家才能長治久安，我們的腰桿子才能更硬，我們在國際上說話才更有分量，支持我們的朋友才會更多。”（13）

發展必須要堅持和深化改革，因為“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它的決定性作用不僅在于解決當前經濟和社會發展中的一些重大問題，推進社會生產力的解放和發展”，還要為“我國經濟的持續發展和國家的長治久安打下堅實的基礎”（14）。在推進改革的過程中，要“把改革的力度、發展的速度和社會可承受的程度協調統一起來”（15），同時要進行大膽的創新，因為“創新是一個民族進步的靈魂，是一個國家興旺發達的不竭動力，也是一個政黨永葆生機的源泉。”（16）正是因為我們黨緊緊抓住發展這一中心任務不動搖，抓緊時間發展自己，我們才能在20世紀90年代蘇聯解體、東歐劇變的風浪面前安然無事，在世界社會主義處于低潮時期穩步發展；也正是因為以江澤民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把發展作為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集中精力于國家的發展，我們的國家才呈現出經濟較快增長，社會穩定，人民安居樂業的良好局面（17）。

三、穩步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構建政權穩定的體制依托

從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經驗教訓看，社會主義國家如果缺乏充分的民主，或者民主法制遭到破壞，國家政權就不穩，就會出現動亂、對抗和暴力，甚至有變質的危險。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以高度的使命感和緊迫感，牢牢掌握社會主義民主的旗幟，將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與依法治國相結合，使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得以穩步推進。

1、牢牢掌握社會主義民主的旗幟

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是我們黨始終不渝的奮斗目標。針對極少數堅持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人主張實行西方民主，全盤西化的言論，江澤民指出：“無論在什么情況下，我們都要牢牢掌握社會主義民主的旗幟。”（18）因為“民主是個政治概念，屬于上層建筑。世界上從來就沒有什么抽象的超階級的民主，也沒有什么絕對的民主。……我們的社會主義民主制度，體現了廣泛的人民民主，最適合中國國情，因而是最好的民主制度。”（19）“我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和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政治協商制度以及民族區域自治制度，適合中國國情，鮮明地體現了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本質和特點，具有自己的優勢和強大的生命力。任何時候都決不能動搖、削弱和丟掉這些制度，決不能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模式。”（20）

2、以基層民主為切入點，大力發展社會主義民主

社會主義民主建設是我國一項重大而艱巨的任務，由于歷史和現實的原因，民主發展只能是逐步推進。因此，必須以基層民主為切入點發展社會主義民主，以鞏固黨的執政地位（21）。江澤民在中共十五大報告中指出：“擴大基層民主，保證人民群眾直接行使民主權利，依法管理自己的事情，創造自己的幸福生活，是社會主義民主最廣泛的實踐。”（22）基層群眾通過什么方式實現當家作主，這是基層民主建設的核心所在。對此，江澤民提出了“四個民主”即“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監督”（23）。基層民主建設涉及的范圍廣、人數多，工作量大，為了保障這一事業順利發展，江澤民提出了兩條原則，即堅持黨的領導，堅持依法辦事。抓住了這兩條，基層民主“就能夠有領導、有秩序、有步驟地進行”（24）。

3、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

江澤民在中共十五大報告中從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的高度，第一次把“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作為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提了出來。他指出：“依法治國，就是廣大人民群眾在黨的領導下，依照憲法和法律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保證國家各項工作都依法進行，逐步實現社會主義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依法治國，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客觀需要，是社會文明進步的重要標志，是國家長治久安的重要保障。”（25）“依法治國把堅持黨的領導、發揚人民民主和嚴格依法辦事統一起來，從制度和法律上保證黨的基本路線和基本方針的貫徹實施，保證黨始終發揮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26）依法治國這一方略的的提出標志著我國民主政治建設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

四、聚精會神地抓黨的建設，抓住政權穩定的關鍵環節

蘇東劇變，原因固然復雜，但從自身角度說，主要是黨的建設出現嚴重問題，黨的性質發生蛻變。1989年6月16日，鄧小平與即將組建的新一代中央領導集體成員談話時特別強調：“常委會的同志要聚精會神地抓黨的建設，這個黨該抓了，不抓不行了。”（27）鄧小平還特別指出，這是他的“政治交代”。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始終牢記鄧小平的“政治交代”，聚精會神地抓黨的建設，從而緊緊抓住了政權穩定的關鍵環節。

1、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堅持科學的指導思想

旗幟問題是關系一個政黨的前途和命運的根本問題。上任伊始，以江澤民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就強調指出，馬克思主義是我們立黨立國的根本指導思想，是全國各族人民團結奮斗的共同理論基礎。同時指出，馬克思主義是發展的科學，必須要在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實踐中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中國面臨國際國內政治風波嚴峻考驗的重大歷史關頭，江澤民明確指出：“鄧小平同志關于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是經過十年實踐檢驗而為億萬人民所認識和接受的科學理論，是指引我們繼續前進的旗幟。”（28）1997年2月，鄧小平逝世后，中國再一次面臨著舉什么旗、D走什么路的嚴峻考驗。新的中央領導集體再次強調：在跨世紀的新征途上，要“更高地舉起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偉大旗幟”（29）。隨后召開的中共十五大第一次明確使用了“鄧小平理論”這一概念，并正式把鄧小平理論寫入黨章，作為黨的指導思想。在全黨深入學習實踐鄧小平理論的過程中，江澤民在廣東考察工作時第一次明確提出了“三個代表”的要求，指出：“我們黨所以贏得人民的擁護，是因為我們黨在革命、建設、改革的各個歷史時期，總是代表著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著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著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所有共產黨員和領導干部，都要深刻認識和牢牢把握這‘三個代表’，用以指導自己的思想和行動”。（30）中共十六大把“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同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作為我們黨必須長期堅持的指導思想寫進了黨章。“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從根本上回答了在充滿希望和挑戰的21世紀要建設一個什么樣的黨和怎樣建設黨的問題，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我們黨防范執政風險、鞏固執政安全，永葆先進性的指導思想，是我們黨的“立黨之本、執政之基、力量之源”。

2、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不斷提高領導水平和執政水平

“蘇東劇變的一個重要原因，無一例外地都是這些國家的執政黨的執政能力與形勢發展和人民要求不適應、不符合”（31），這就從反面告誡我們，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對于執政的共產黨來說，是至關重要和極其緊迫的重大課題。鑒于此，江澤民指出：“領導干部必須牢固堅持領導就是服務的觀點，同時必須掌握為人民服務的本領。沒有為人民服務的本領，不可能全心全意為人民謀利益。”（32）同時，他特別強調指出：“我們的各項工作能否做好，我們能否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始終掌握主動，我們的事業最終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我們黨的領導水平和執政能力。”（33）領導水平和執政水平的不斷提高，需要一大批善于治黨治國的領導人才。歷史和現實表明，一個政黨，一個國家，能不能培養出大批的優秀領導人才，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這個黨、這個國家的興衰成敗。對此，江澤民多次強調指出：“培養講政治、懂全局、善于治黨治國的領導人才尤為重要。中國的社會主義事業能不能鞏固和發展下去，中國能不能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始終長盛不衰，關鍵看我們能不能不斷培養和造就一大批高素質的領導人才。”（34）

3、加強黨風廉政建設，深入開展反腐敗斗爭

十三屆四中全會后，以江澤民為代表的黨中央始終高度重視黨風廉政建設，從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戰略高度，深入開展反腐敗斗爭。江澤民指出：反腐敗“是關系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嚴重的政治斗爭。……堡壘最容易從內部攻破，決不能自己毀掉自己。如果腐敗得不到有效懲治，黨就會喪失人民群眾的信任和支持。”（35）“堅決反對和防止腐敗，是全黨一項重大的政治任務。不堅決懲治腐敗，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就會受到嚴重損害，黨的執政地位就有喪失的危險，黨就有可能走向自我毀滅。”因此，“對任何腐敗分子都必須徹底查處、嚴懲不貸。”（36）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黨中央不僅看到了反腐敗斗爭的重要性和緊迫性，而且還提出了面向新世紀的反腐敗斗爭基本方略，即反腐敗斗爭，既要治標，更要治本。“標本兼治，教育是基礎，法制是保證，監督是關鍵，深化改革，不斷鏟除腐敗現象滋生蔓延的土壤。”（37）從1997年10月至2002年9月，全國紀檢監察機關共立案861917件，給予黨紀政紀處分846150人。在受處分的黨員干部中，縣處級干部28996人，廳局級干部2422人，省部級干部98人。（38）反腐敗斗爭推動了社會風氣的好轉，增強了黨的凝聚力和戰斗力，密切了黨同群眾的聯系，從而進一步夯實了政權穩定的群眾基礎。

五、大力加強軍隊現代化建設。筑牢政權穩定的堅固盾牌

“軍隊是國家政權的主要成分。誰想奪取國家政權，并想保持它，誰就應有強大的軍隊。”（39）“無軍則無權”這是蘇共喪失執政地位最沉痛的教訓。以江澤民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始終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這一根本原則，不斷推進軍隊的現代化建設，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突出解決了打得贏、不變質這兩個歷史性課題，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的精兵之路，從而筑牢了政權穩定的堅固盾牌。

1、毫不動搖地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

堅持中國共產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確保槍桿子永遠聽黨指揮，始終是關系人民軍隊性質和宗旨，關系社會主義前途命運，關系黨能否長期執政的重大問題。江澤民多次強調指出：“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是我軍永遠不變的軍魂，要毫不動搖地堅持黨領導人民軍隊的根本原則和制度。”（40）堅持這一“永遠不變的軍魂”必須把思想政治建設放在全軍各項工作的首位。“歷史和現實的經驗都說明，我們必須把加強政治建設，保證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作為軍隊建設的首要任務，任何時候都要堅定不移地抓好各級黨組織的建設，加強和改進思想政治工作，使部隊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做到政治上永遠合格。”（41）要用革命理論武裝全軍，堅決批判各種危害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錯誤思潮。“敵對勢力對我軍進行思想滲透，一個重要的手法就是極力鼓吹‘軍隊非黨化’、‘軍隊非政治化’和‘軍隊國家化’，妄圖使我軍脫離黨的領導，改變我軍性質。”（42）江澤民反復強調：“我們軍隊的軍魂就是黨的絕對領導。”（43）

2、不斷推進軍隊質量建設，走中國特色精兵之路

由于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及其在軍事領域的廣泛運用，使構成戰斗力的兩個基本要素即人和武器裝備在結構關系上發生了深刻的變化。過去那種以數量優勢彌補質量的思路，已不能適應現代戰爭的要求，“爭奪質量優勢，已成為當今世界各主要國家軍隊建設的一個重要發展趨勢。”（44）因此，必須大力推進軍隊的質量建設，走精兵之路。走精兵之路，就必須控制軍隊規模。為此，1997年9月，江澤民在中共十五大報告中鄭重宣布：“在八十年代裁減軍隊員額一百萬的基礎上，我國將在今后三年內再裁減軍隊員額五十萬。”（45）但是單純的減少數量并不意味著質量的提高，要加強質量建設，提高我軍的戰斗力，關鍵是實施科技強軍戰略。江澤民指出：“推進軍隊質量建設，必須依靠科技進步。貫徹科技強軍戰略，不僅要發展先進武器裝備，利用高科技改善現有武器裝備，而且在教育訓練、作戰指揮和后勤保障等各個方面，都要努力利用科技進步的最新成果，增大高科技含量。”（46）

3、堅持依法治軍，從嚴治軍

從嚴治軍是古今中外治軍之道，依法治軍是現代軍隊建設的一般規律。“蘇軍崩潰與蘇軍各級領導對部隊管理不嚴，致使蘇軍部隊無法無天，上級管不了下級，軍官管不了士兵，‘老爺子’主宰軍營，違法亂紀，拉幫結派，擾亂軍營，嚴重破壞軍法軍紀是分不開的。”（47）因此，一個無產階級政黨要想長期執政，就必須用巨大精力去抓軍隊，真正做到依法治軍、從嚴治軍。江澤民指出：“依法治軍，把黨關于國防建設和武裝力量建設的主張，通過法定程序上升為國家意志，使黨的領導同依法辦事統一起來，目的是從制度上和法律上保證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保持人民軍隊的性質，推動軍隊現代化建設。”（48）堅持依法治軍、從嚴治軍，首先要強化紀律觀念。江澤民指出：“紀律是軍隊的命脈，紀律不嚴，軍隊就會成為一盤散沙。要把加強紀律建設擺在部隊管理工作的重要位置，……全軍要進一步強化紀律觀念，養成嚴守紀律、令行禁止的好作風，保證政令、軍令的暢通。”（49）依法治軍、從嚴治軍關鍵在于提高各級領導干部依法辦事的意識和能力。“各級領導干部要努力學習法律知識，增強法制觀念和依法辦事的能力，學會用法規制度教育、引導和管理部隊，協調和處理內外關系和各種矛盾。”（50）

六、爭取有利的國際環境和良好的周邊環境，優化政權穩定的外部條件

一個政權要想保持長期穩定，實現長治久安，對于執政者而言必須要創設良好的執政環境。如果一個政黨的執政生態環境日漸惡化、異化，如蘇聯戈爾巴喬夫時代，那就意味著這個政黨的執政生命歷程將要走向終點了（51）。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采取積極主動的外交政策，積極爭取有利的國際環境和良好的周邊環境，從而使黨的執政環境不斷優化。

1、把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作為我國外交政策的宗旨

世界要和平，人民要合作，國家要發展，社會要進步，是當今時代的潮流。基于這樣的認識，中共十五屆五中全會把“維護世界和平和促進共同發展”作為新世紀的三大任務之一。在黨的十六大報告中，江澤民又明確指出：“不管國際風云如何變幻，我們始終不渝地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國外交政策的宗旨，是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我們愿同各國人民一道，共同推進世界和平與發展的崇高事業。”（52）由于我們順應了世界潮流，高舉和平的旗幟，高舉發展的旗幟，在國際上樹立起了維護和平和致力于共同發展的形象，從而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贏得了良好的國際環境。

2、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

建立什么樣的國際新秩序，是當前國際社會普遍關心的重大問題。江澤民明確指出：“根據歷史經驗和現實狀況，我們主張在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等原則的基礎上，建立和平、穩定、公正、合理的國際新秩序。”（53）在此基礎上，江澤民提出了要建立新的安全觀。他指出：“新的安全觀的核心，應該是互信、互利、平等、協作。各國相互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以及其他公認的國際關系準則，是維護和平的政治基礎。互利合作、共同繁榮，是維護和平的經濟保障。建立在平等基礎上的對話、協商和談判，是解決爭端、維護和平的正確途徑。只有建立新的安全觀和公正合理的國際新秩序”，才能“使世界和平與國際安全得到保障”。（54）

3、實施“全方位”外交戰略

江澤民指出：中國“需要一個長期的和平國際環境特別是良好的周邊環境。”（55）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將“不結盟”的外交戰略擴展為“全方位”的外交戰略。我們“始終把加強同發展中國家的團結與合作，作為我國對外政策的基本立足點”（56），進一步發展了同他們的友好關系。中國不僅先后和西方國家恢復了正常關系，而且和所有的大國構筑了面向21世紀的合作框架。中國還積極參加了聯合國及其下屬幾乎所有組織的活動，發揮了重要的作用。與此同時，中國共產黨也開展了全方位的政黨外交，以黨際關系推動國家關系的發展。江澤民在中共十五大報告中指出：“要堅持在獨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內部事務原則基礎上，同一切愿與我黨交往的各國政黨發展新型的黨際交流和合作關系，促進國家關系的發展。”（57）截至2008年，中國共產黨已同世界上16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520個不同類型的政黨和組織建立了各種不同形式的聯系和交往。中共政黨外交開創了世界政黨史、國際共運史和中共黨史上史無前例的奇跡（58）。

綜上所述，以江澤民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就保持政權穩定問題的探索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在新世紀新階段認真學習和領會這一思想，對于提高黨的執政能力，鞏固執政地位，實現政權的長久穩定具有重要意義。

注釋：

（1）（12）（13）（14）（15）（20）（44）（48）（49）（50）（53）（54）（56）《江澤民論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專題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642、93、90、213、215、301、457、474、470、475、536、540～541、551頁。

（2）趙曉呼主編：《中國共產黨執政理論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頁。

（3）（28）《江澤民文選》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06、69頁。

（4）（5）《十五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556、1558～1559頁。

（6）黃葦町：《蘇共亡黨十年祭》，江西高校出版社2002年版，第264頁。

（7）（22）（25）（26）（45）（55）（57）《江澤民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65、30、28～29、29、36、41、41頁。

（8）《江澤民論加強和改進執政黨建設》（專題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研究出版社2004年版，第464頁。

（9）江澤民：《在接見湖北部隊師以上干部和軍以上離休干部時的講話》，1994年10月19日。

（10）江澤民：《論“三個代表”》，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版，第154頁。

（11）《十五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414頁。

（16）（30）（36）（40）（52）《江澤民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37、2～3、573、563、566頁。

（17）（21）劉起軍：《江澤民執政安全思想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28～129、186頁。

（18）《十三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40～941頁。

（19）（32）（33）（34）（35）（37）江澤民：《論黨的建設》，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版，第215、488、484、517、226、463頁。

（23）（24）《十五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32、533頁。

（27）《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4頁。

（29）《十四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26頁。

（31）（38）王真：《20世紀90年代前后中國共產黨抵御執政風險的歷史經驗》，《當代中國史研究》2007年第1期。

（39）《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47頁。

（41）江澤民：《論國防和軍隊建設》，解放軍出版社2002年版，第5頁。

（42）江澤民：《在九屆人大四次會議解放軍代表團討論會上的講話》，2001年3月9日。

（43）江澤民：《在接見廣州郊區機關師以上干部時的講話》，1993年9月26日。

（46）江澤民：《論科學技術》，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版，第128頁。

（47）唐鳴、俞良早主編：《共產黨執政與社會主義建設》，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553頁。

（51）李忠杰主編：《中國共產黨執政理論新體系》，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35頁。

（58）孔根紅：《政黨外交：新的起點》，《當代世界》2009年第4期。

（來源：《黨史研究與教學》2010年第6期）

來源：中央文獻研究室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