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旅俄中國青年共產團團員調查表”看任弼時早期革命思想的形成與發展

呂小薊

任弼時是中國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也是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集體重要成員之一。他從16歲起投身中華民族的解放事業，為新中國的建立獻出了自己的全部精力，他的思想和業績在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任弼時英年早逝，對他生平和思想的研究已開展多時，但由于有關檔案資料的缺乏，對任弼時早期思想轉變的研究比較薄弱。最近，我們輾轉獲得了一份任弼時1922年3月5日親筆填寫的“旅俄中國青年共產團團員調查表”①[①這張調查表于2004年5月在《黨的文獻》2004年第3期發表。]，為我們研究青年任弼時的思想提供了重要依據。本文將對該調查表中所反映的任弼時早期思想做一初步梳理與分析，為研究任弼時有關思想的形成和發展脈絡，提供一些線索。

一、關于“旅俄中國青年共產團團員調查表”②[②以下簡稱為“調查表”。]的一些情況

“旅俄中國青年共產團”是早期中國赴蘇俄留學生中的青年團組織。任弼時是中國第一批赴蘇俄留學的青年之一，他們是通過上海外國語學社前往蘇俄留學的。到蘇俄后，他們進入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學習。東大是共產國際和蘇俄為東方各民族培養革命干部，于1921年5月創辦的，同年10月21日正式開學。任弼時等是東大的第一批學員。在這里，他們比較系統地學習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和國際工人運動史、西方革命運動史等革命理論，為日后回國從事革命工作做好思想理論上的準備。任弼時在學習中十分刻苦認真，當時，語言是學習馬列主義理論的最大障礙，他便想盡辦法以求盡快掌握俄語。在他的不懈努力下，很快，他就渡過了語言關，在到蘇俄一年半后，便接替瞿秋白擔任了東大中國班西方革命運動史的課堂翻譯工作。
最初，中國班內并無黨組織。1921年春，在任弼時一行離開上海前往莫斯科時，中國共產黨尚在醞釀中；在他們到達莫斯科后不久，中國共產黨在上海正式成立。在這一年的年底，中國班開始有了黨組織，但起初也不是公開的。當時與任弼時同在中國班學習的劉少奇、羅亦農等人，就是在1921年底第一批由青年團員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的。任弼時是在1922年12月7日轉為中共正式黨員的。至于青年團組織，從最初，在中國班就是公開的。當時，任弼時等人大多在國內就已加入了團組織，在赴蘇俄的途中，他們就以“旅俄中國青年共產團”作為自己組織的名稱。
這張調查表是從俄羅斯國家社會政治歷史檔案館發現的，其名稱是：“旅俄中國青年共產團團員調查表”；表格的文字全部為漢字，系手寫、油印。調查表的內容較廣泛，不僅有姓名、年齡、社會地位、家庭出身、婚姻狀況、受教育情況、職業、加入過什么團體或政黨等填表人基本情況，還包括現在的政見、來俄的目的、對于中國共產黨和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及旅俄青年共產黨的意見，以及對中國工人運動問題、中國農民問題、中國青年運動、中國婦女運動、士兵中間的宣傳等的意見，還有現在想做什么及其目的、打算什么時候回國及在什么地方活動、干什么事情等問題。也正是由于這樣一些內容，為我們研究任弼時早期思想，留下了珍貴的第一手資料。從這份調查表保存在共產國際檔案中的情況看，應該是東大校方對中國班青年團員情況的一次調查。
通過這張調查表，我們發現任弼時曾經“進過俄國少年共產黨”，這是過去沒有掌握的歷史情況，但“俄國少年共產黨”是否指俄國共青團，以及任弼時是如何“進過俄國少年共產黨”的，在該組織中的有關活動情況等等問題，還有待另題考訂、研究。

二、“調查表”所反映的任弼時的早期革命思想

該表調查的問題，大體可分為三類，一是被調查人的基本情況；二是關于革命信念問題的回答；三是對于革命政策和策略問題的認識。這里主要探討第二、三類問題。
（一）關于革命信念問題
任弼時出生于一個清苦的教師家庭，在他的家鄉湘陰附近，曾產生燦爛的湘楚文化，屈原的“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的那種為理想而求索、獻身的精神和范仲淹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憂樂觀念，對少年任弼時的成長產生了潛移默化的影響。
任弼時的少年時代，正是中國在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兩座大山的壓迫下痛苦掙扎，中華民族的有識之士尋求救國救民之路的艱難歲月。他同那個時代的許多志士仁人一樣，渴求國家富強、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在少年求學時，他就在習作中以稚嫩的筆觸，表達了他憂國憂民之心，說：對帝國主義侵奪祖國領土要有御侮之策，①[①《激揚文字——任弼時青少年時代作品賞析》，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4月版，第11頁，《擬御侮之策》（作于1915年春）。]宜有愛國之心，②[②《激揚文字——任弼時青少年時代作品賞析》，第13頁，《愛國說》（作于1915年）。]應急起直追，繼承救國先驅們的志向，③[③《激揚文字——任弼時青少年時代作品賞析》，第39－40頁，《追悼蔡公松坡感言》（作于1916年11月下旬）。]等等。1919年的五四運動，給年僅15歲的任弼時以深刻的影響，當時他曾聯合在長沙幾個中學里的湘陰籍學生，組成宣傳團，回湘陰家鄉宣傳救國思想。但是，究竟應當以什么作為自己的人生理想和畢業追求，他還在苦苦追尋。
當時社會上，尤其是青年學生中，普遍存在著一股到西方去，學習西方的先進思想和文化，以振興中華民族的潮流。留法勤工儉學，就是這一潮流中的熱點。但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束，各國軍隊的大批復員，法國不再能夠提供勤工儉學的機會，像任弼時這種家境清貧、沒有經濟實力的青年只能另謀出路。
正在這時，任弼時發現在長沙新成立了一個俄羅斯研究會，并且正在組織留俄勤工儉學團，準備經上海外國語學社，派往俄國留學。這時的俄國，已經經過十月革命，建立了蘇維埃政權，由昔日的沙皇帝國變為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成為被壓迫民族和被壓迫人民的希望所在。而這些情況，也已被當時的報刊陸續介紹到中國，為任弼時等正在苦苦尋求人生理想和出路的熱血青年，帶來了新的希望。
湖南俄羅斯研究會，實質上是毛澤東等在探尋中國革命道路的過程中，在中國共產黨成立前，在長沙建立的一進步組織。它以“研究俄羅斯一切事情為宗旨”，具體工作則是發行《俄羅斯叢刊》，派人赴俄實地考察，提倡赴俄勤工儉學。在它正式成立前①[①湖南俄羅斯研究會，于1920年9月15日在長沙文化書社正式成立。見《毛澤東傳1893－1949》（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61頁。]，就已先后介紹任弼時、劉少奇、蕭勁光等16人赴上海外國語學社學習，準備赴蘇俄留學。上海外國語學社，是上海的共產黨早期組織為培養革命人才設立的機構，雖然它不是共產國際和蘇俄直接建立的，但是學社的用房是以陳獨秀和共產國際全權代表維經斯基的翻譯兼秘書楊明齋的名義租賃的，并由維經斯基的夫人庫茲涅佐娃和楊明齋等人負責教授俄語。它雖然當時曾在報刊上刊登過招生廣告，但那只是一種掩護，實際上它的學員都是各地共產主義小組選送的。
因此可以說，任弼時等人赴蘇俄留學，既有他們尋求國家、民族和個人出路的主觀企求，也有共產國際、蘇俄以及中國的早期革命者們要培養中國革命人才的客觀背景。在這一歷史條件下，正在長郡中學學習的任弼時，毅然報名參加了俄羅斯研究會，并由俄羅斯研究會的留俄勤工儉學團作為第一批留俄預備生，選派去上海外國語學社學習，為赴俄留學做準備。在上海外國語學社，任弼時等人不僅學習了簡單的俄語知識，更重要的是，他們學習了共產主義的基本常識和參加了一些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實踐，加入了剛剛成立的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
這一經歷，對任弼時的思想轉變起了較大的促進作用，使他對理想社會和人生的看法，有了較大的變化。他在1921年5月啟程赴俄之前給父親的信中說：“只以人生原出謀幸福，冒險奮勇男兒事，況現今社會存亡生死亦全賴我輩青年將來造成大福家世界，同天共樂，此亦我輩青年人的希望和責任，達此便算成功。惟禱雙親長壽康！來日當可得覽大同世界……”①[①《激揚文字——任弼時青少年時代作品賞析》，第91－92頁。]，表達了他甘愿為“大同世界”而冒險犧牲，以造成“大福家世界”作為自己希望和責任的一種追求。
這封信一直是研究任弼時早期思想轉變的重要資料，但它表明的是任弼時在赴蘇俄留學前的思想狀況。這次發現的調查表，則展示了任弼時在此后11個月中思想信念上的發展變化。此時，他對共產主義有了明確的認識，認為“共產主義是世界的”，“希望俄國極力使第三國際去聯絡全世界無產階級，摧促②[②原文如此，當是“催促”。]他們的革命早成功，則俄根深蒂固，口③[③原文此處字跡不清。]共產主義快快可以實現全世界”。
任弼時思想的這一發展變化，同他到蘇俄后的經歷有著直接的關系。在東大，他系統地學習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和革命運動史，從思想上理性地了解和接受了共產主義信念；而且，他親身感受了工農當家做主的社會氛圍，經歷了全體人民在蘇維埃政府的領導下，實行戰時共產主義制度，同甘共苦，沖破帝國主義的重重包圍，渡過難關的艱苦歲月。④[④《任弼時傳》（修訂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1月版，第41頁；《蕭勁光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1987年5月版，第28－29頁。]而調查表中的相關內容，正好反映了在這一階段中的任弼時的思想狀況。有必要強調的是，填寫這張調查表時，任弼時未滿18歲，到蘇俄僅九個月，接受系統的馬列主義教育不到五個月。
調查表中關于思想觀念的問題和回答雖然文字不多，但它真實地記錄了任弼時的思想發展脈絡。如果說，任弼時最初選擇赴蘇俄留學是在尋求國家、民族和個人的出路，那么這時，他已經把共產主義作為自己的奮斗目標了。可以說，此后他用自己的畢生，實踐了自己的信念和追求，把自己的一生都獻給了爭取國家獨立、民族解放、人民幸福的偉大事業。
（二）關于革命的政策和策略問題
關于這一問題，調查表中涉及的方面較廣，包括中國工人運動、農民運動、青年運動、婦女運動、士兵宣傳問題等等內容。下面主要就工人運動、農民運動和青年運動問題作些梳理。
1.關于中國工人運動問題
調查表中關于這個問題的題目是“對于中國勞動問題的意見”。
任弼時在國內讀書時就對中國工業問題感興趣。少年時代他曾受社會上“工業救國”思潮的影響，希望通過發展民族工業來振興中國。①[①《激揚文字——任弼時青少年時代作品賞析》，第74頁，《言志》（作于1918年夏）。]但是，隨著任弼時接觸和接受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這一影響轉化為對中國工人運動的關注。他在回答調查表中“打算什么時候回國，回國后，在什么地方活動，干什么”的問題時說：“若是回國，沒有相當可以運動的機會的工作，少也要到工廠去做點工人運動的工作——上海或湖南。”
這時，已經初步了解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任弼時，認為要開展中國工人運動，把工人組織起來，首先就要深入工廠，向工人進行宣傳；第二步就要把全國的工人組織起來，形成有組織的團體；第三步就是要準備進行罷工的經濟條件，主要是準備基金，當機會到來時，就要由共產黨去“竭力指揮”，以取得斗爭的勝利。他還特別指出，“要注重提高他們的覺悟和知識”。①[①任弼時回答這個問題的原文是：“第一步要實際參入工廠傳布，第二步要將全國勞動界聯絡成有組織的團體，第三步要替他們預備罷工的基金，當有機會的時候，由共產黨去竭立<力>指揮。還要注重提高他們的覺悟和知識。”]應該說，任弼時的認識是正確的，這時的中國工人正是需要向他們宣傳馬列主義的革命理論，把他們組織起來，以進行革命斗爭，只是他在這時的認識難免欠深刻和全面。
經過三年多系統的馬列主義學習后，任弼時返回祖國，投身到中國革命的洪流中。在1925年的五卅運動中，他作為團中央代理總書記指導青年團積極參加五卅運動。翻閱他在這時簽發的團中央文件，可以看出，他對中國工人運動的認識不斷深化，已經能夠比較成熟地運用馬列主義指導革命運動。在五卅運動的初期，他組織青年團開展宣傳工作，號召擴大反帝運動，借機“撒播我們的種子”②[②《激揚文字——任弼時青少年時代作品賞析》，第293－308頁，《宣傳組織群眾擴大反帝運動——通告第五十二號》1925年6月2日；《在運動中借機散播我們的種子——通告第五十五號》1925年6月12日；《明確反帝斗爭對象——通告第五十六號》1925年6月12日；《加緊鼓起排日空氣尤應反對英日同盟——通告第六十號》1925年7月15日；《斗爭途徑長且遠實力預備至重要——通告第六十二號》1925年7月21日。]；在斗爭形勢發生變化后，又在黨中央和團中央聯合發出《告工人士兵學生書》后，發出團中央通告，根據形勢變化，闡述適時變更罷工策略的意義，提出要防止因“工人階級孤軍急進”而潰敗的后果。通告說：“這個變更的意義，是停止工人階級孤軍急進，守住現得的陣地，以免潰敗而儲戰斗實力，并且多提出經濟的要求，以堅工人團結奮斗之決心。同時我們要認識，此時只是退守，不是完全退卻……。”①[①《激揚文字——任弼時青少年時代作品賞析》，第312－313頁，《變更罷工策略停止工人階級孤軍急進——通告第七十一號》1925年11月。]這份通告表明任弼時關于工人運動思想的發展變化，即由原來的進行宣傳——組織團體——準備經濟條件以進行罷工，進到在罷工斗爭中，要根據形勢的變化決定斗爭策略的進退，而不是一味地蠻干。這也表明，任弼時在中國革命的實踐中，日漸成熟。
2.關于中國農民問題
調查表中關于這個問題的題目是：“對于中國農人問題的意見”。
在中國，基于國情，農民問題一直是革命的首要問題。任弼時出生于湖南鄉村，對中國農民的狀況可以說是了解的。他在調查表中非常明確地表達了自己的意見：“中國農民，無產者少，這是很難宣傳的地方。以我的意見，要到鄉村組織一種農會，向農會去宣傳，以這種農會做宣傳的動機，用經濟的眼光去解釋他們將來的危險地位，使他感覺到將來墜落的危險，或者也可使他為自己的地位，加入無產階級斗爭。”②[②原文如此。]應該說，未滿18歲的任弼時關于中國農民問題的意見是十分難能可貴的，因為通過農民協會這一組織機構，向農民宣傳革命思想，把農民組織起來，正是當時發動中國農民革命所需要的步驟和方法。回顧大革命時期的農民運動史，全國各地的廣大農民群眾正是經過這樣的步驟和方法被組織起來的，毛澤東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講到農民組織起來的情況時說：在湖南許多縣“差不多全體農民都集合在農會的組織中，都立在農會領導之下。農民既已有了廣大的組織，便開始行動起來，于是在四個月中造成一個空前的農村大革命”。①[①《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3－14頁。]
在大革命期間，任弼時曾專門簽發了一份關于農民問題的團中央通告，其中說：“農民運動是黨與團的一種極重要的工作。占人民全數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中國農民，不僅在無產階級革命運動占有極重要的地位，就是在民族解放運動中也有極重大的作用，因此在現在無產階級勢力及民族革命運動的發展中，我們在農民中的工作是非常吃緊！”通告要求，在農民運動完全沒有發動的地方“為使將來有作青年農民運動的可能，目前須極力注意在農民中作普泛的政治宣傳，以及組織農民協會的工作，極廣泛地在農民中提出工農聯合的口號，注意調查農民中各種秘密和公開的結社，如紅槍會、農民自衛團等，設法派人參加進去，偵探其情形，報告于總校教務處②[②總校是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的代稱，教務處是團中央執行委員會的代稱。]。為便于我們將來在農民中能永常地繼續活動，故現在在鄉村中發展本校的組織，尤為重要。”通告還提出，“在農民較有組織的廣東，我們除幫助大學③[③是中國共產黨的代稱。]進行普泛的農會運動工作外，須開始為青年農民及手工業學徒做經濟斗爭和教育的工作。宜多召集鄉村無黨的貧苦青年大會，作普通的經濟斗爭和政治的宣傳，引導青年農民擁護革命政府，肅清反革命的勢力，整頓并發展農民自衛軍，尤須注意在農村中發生本校④[④指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組織，以鞏固我們自己的勢力。”⑤[⑤《激揚文字——任弼時青少年時代作品賞析》，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4月版，第336－337頁，《宣傳農民組織農民發展農民團員——通告第一〇二號》（1925年11月6日）。]比照任弼時在調查表中關于中國農民問題的意見，經歷了革命實踐的任弼時，同他對中國工人運動問題的主張一樣，日趨成熟；到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在湘贛蘇區和湘鄂川黔根據地，以及在解放戰爭時期，他更是熟練自如地解決農民問題和土地問題，而這些，都基于他從青年時期即開始的對馬列主義理論的學習和對中國革命實踐的深入思考與探索。
3.關于青年運動問題
調查表中關于這個問題的題目是：“對于中國少年運動的意見”。這里的“少年運動”，即指青年運動。
關于這個問題，任弼時的意見是：“少年運動，第一步文字的宣傳，第二步當他們有何種運動發生，共產黨應加入，一面指導一面宣傳，使他們明白經濟的來源及最近的趨勢，必然造成的新社會步程，使他覺悟，加入革命運動。切防墜入空想的無政府的趨勢及其他政黨。他方面到各省組織青年團作宣傳機關。”可以看出，這時的任弼時對青年運動也已有自己的看法，即：首先要在青年中進行宣傳，為此，他提出“到各省組織青年團作宣傳機關”；其次在青年中發生某種運動時，黨組織應當加入進去，一面指導一面宣傳，使他們覺悟，加入革命運動；同時，他針對當時中國社會上各種思潮和政黨風起云涌，此起彼伏的狀態，還告誡要防止青年們墜入空想的無政府的趨勢，或者墜入其他政黨。
經過馬列主義的學習，任弼時關于青年運動、青年團工作的思想逐步豐富和成熟。1924年7月，任弼時在返回祖國的前夕，與卜世奇等三人作為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的代表，在莫斯科出席了青年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青年共產國際在這次會上提出：為便于發動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青年參加民族革命運動，東方各國應建立“群眾民族革命統一青年團”，它“不僅在組織上應當是獨立的，而且應有自己特別的政治面貌”。青年共產國際的這一主張，是針對那些還沒有建立革命的黨團組織或者還沒有實現群眾民族革命大團結的國家而提出的，不能說適用于所有的國家，可是在當時的情況下一般都要無條件服從共產國際和青年共產國際的批示與要求。但是任弼時沒有盲目服從這一決定，他根據中國已形成國共合作的國民革命，社會主義青年團也已經存在四年的具體情況，提出：在國共合作共同創導國民革命的條件下，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應當以布爾什維克的精神，在中國共產黨的統一領導下，深入群眾，廣泛地組織青年，教育青年，加強現有團體的建設，使國民革命的力量更加集中，步調更加統一，而不是在現有的社會主義青年團之外，再另建組織。他的這一主張得到了中國代表團絕大多數同志的支持。由于這是來自青年共產國際的要求，不能輕易拒絕，任弼時又提出：如果真有組織的必要，這也并非青年團本身所能夠決定的事，因為帶有政治獨立色彩的組織之實現，須得由黨的決定。①[①《任弼時傳》（修訂本），第54頁。需要說明的是，任弼時因要同出席共產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的中共代表團一起回國，沒有參加完青年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回溯這段歷史，青年任弼時關于在中國不能再建立新的帶有獨立政治色彩的青年團體的主張具有重要的積極意義，它避免了中國青年運動的分裂，進一步明確了中國的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青年團組織在中國共產黨的絕對領導之下的指導原則，并且成為幾十年來團組織的一貫原則；實踐證明，這也是中國青年運動能夠保持正確發展方向的前提和保證。回溯這段歷史，再回顧任弼時在調查表中關于“切防墜入”“其他政黨”的意見，深感青年任弼時已具有相當的政治敏銳性，在遠離祖國，著重書本學習之后，能根據中國的具體情況，不盲從上級組織的要求而提出自己的主張，這正是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品質所在。
1924年8月任弼時回到國內，由黨組織分配去搞青年工作。起初，他被派往上海大學，在社會學系教授基礎俄語；一個月后，被團中央任命為團江浙皖區區委委員，并且開始參加團中央會議，他的工作重心，也從上海大學轉向團中央。在這期間，任弼時還被團中央宣傳委員會聘為編輯員，負責編輯《中國青年》和供給《團刊》、《平民之友》稿件。他非常重視宣傳馬列主義的工作，在團的刊物上，發表了多篇文章，像收入《任弼時選集》的《怎樣布爾什維克化》就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篇①[①此外，任弼時還發表了《在中國應否組織“群眾國民革命統一青年團”之討論》、《社會主義青年團是什么？》、《列寧與十月革命》、《Hands Off China》（不許侵犯中國）、《列寧主義的要義》、《李卜克內西》、《列寧與青年》、《馬克思主義概略》等等文章。]；不僅如此，他還翻譯、發表了列寧的著作《中國的戰爭》等，為傳播馬克思列寧主義作出了貢獻。
這時國內的青年運動，同任弼時填寫調查表時相比，已有了重大變化，青年運動已同中國革命緊密相連，青年團在青年運動中起著指導和推動作用，而青年團又直接接受黨的領導，這正是任弼時在調查表中所說的“共產黨應加入，一面指導一面宣傳”的局面。在這一形勢下，任弼時從事青年團工作，在宣傳馬列主義的同時，還注重青年團的組織建設和對青年團在革命斗爭政策策略方面的指導。他從事青年團工作半年，便正式進入了團中央領導機構，1925年1月在團的三大上當選為團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擔任團中央組織部主任；5月根據中共中央與共青團中央聯席會議的決定，代理團中央總書記職務；7月由共青團中央局會議決定，正式擔任團中央局總書記兼組織部主任。中國的青年團組織，在任弼時擔任總書記期間，尤其是在大革命中，得到較大的發展，1925年12月全國除甘肅、新疆、貴州和黑龍江省外均已有團組織（計有32個地方委員會）；1926年7月統計（經年齡分化后）全團人數達一萬余人。在這期間，團中央幾次根據黨中央的決定，作出讓團員轉黨的決定。①[①《任弼時年譜》，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38、54頁；《任弼時傳》（修訂本），第103頁。]應該說，正是由于任弼時等人的艱苦工作，使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在大革命中得到長足的發展，并且為黨輸送了相當一批骨干力量，他們中的許多人后來在革命斗爭中成長為黨的優秀領導干部。
在解放戰爭時期，在任弼時的關注和指導下，中國青年團于建國前夕完成了重建工作，召開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任弼時作為中共中央書記處的五位書記之一，代表中共中央抱病向大會作政治報告，肯定了中國青年在革命斗爭中的貢獻，闡述了青年運動的方針政策，并且提出了青年團的基本任務，那就是“要領導并鼓舞全體青年團員及廣大青年，在各種不同的實際工作中進行不斷地學習，不斷地進步，以便能為中國新民主主義的革命事業，培養出千千萬萬有高度政治覺悟又有堅強的實際工作能力的優秀革命后備軍，源源不斷地補充到各種工作崗位去，推動革命事業前進，建設起確實比舊社會不知道要好多少倍的新民主主義社會，并且準備將來進入社會主義的社會”。②[②《任弼時傳》（修訂本），第874頁。]這份報告是任弼時最后一份長篇報告，它系統總結了中國青年運動的歷史、成果以及經驗，提出了今后青年工作的指導方針，它表明：經過近三十年革命風雨的洗禮，任弼時已成為一位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成為中國青年運動的導師。
綜上所述，筆者以為任弼時在填寫調查表時，關于中國革命問題，關注更多的是如何發動革命的問題，而隨著他親身參加中國革命的實踐，他關注的重點逐漸轉移到革命的政策策略上，并且日趨成熟。這張調查表反映的是一名無產階級革命家成長之路的最初一段，它雖然在一些方面略顯稚嫩，沒有成熟的馬列主義詞句，但是，我們不能忘記，這是一名18歲青年，接受了不到五個月的馬列主義系統教育之后，對中國革命戰略策略問題的認識。這張調查表標示的是青年任弼時思想轉變、發展過程中的一個重要階段，它體現出一位正在成長中的偉人的遠見與卓識。
透過這張調查表，我們可以看到，在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歷史上，特別是在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初始階段，共產國際和蘇聯曾起過重要作用，特別是在培養革命骨干和革命干部方面，這是不能否認的。中共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的五名核心成員中，有兩名——任弼時和劉少奇——是在那里接受的馬列主義系統教育，成長為堅定的馬列主義者，在中國革命的實踐中做出了重大貢獻。
透過這張調查表所反映的青年任弼時思想發展脈絡，以及任弼時在其后數十年的革命實踐，我們看到一位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心路歷程，看到了一位馬列主義者堅定信仰的奠基之作，更看到了中國革命的發展圖景。我想，這就是這張調查表的意義所在。

（作者系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副研究員、副處長）

（來源：《任弼時百周年紀念——全國任弼時生平和思想研討會論文集》，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4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