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任弼時對中國革命和建設的若干思考與實踐

胡啟良

任弼時是中國共產黨創建初期直至新中國成立之初，中國革命和建設領袖集團中的杰出領導人之一。他在30年的革命生涯中，在領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實踐過程中，形成了關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若干思考，為中國社會主義事業的后繼的各層領導者，提供了關于科學領導革命和建設的可貴的精神財富。

一、關于改善共產黨自身建設的思考

（一）正確認識黨的領導作用。任弼時根據列寧關于“群眾、階級、政黨、領袖”的關系原理①[①《列寧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10月版，第197頁。]，指出：黨是無產階級之階級組織的最高形式；其領導機關是由無產階級里面最先進和富有革命斗爭經驗的，并且以先進的馬列主義理論所武裝起來的最優秀的分子所組成的。黨有責任并且有一切可能來領導階級的和其他一切革命組織。黨實行民主集中制原則。黨是為人民謀利益的政黨，黨的主張是代表人民的意見與要求的，是與人民解放的利益一致的。黨在解放區實行對“三三制政權”的領導。黨通過政權和群眾團體去實現自己的主張，執行自己的政策。黨通過自己組織里的黨員活動達到革命工作目的。①[①《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258－262頁。]要在黨內反對宗派主義、教條主義和機會主義，同錯誤傾向作斗爭。黨要維護自身的團結統一。
（二）加強黨支部工作與提高黨員素質。1933年，任弼時在任蘇區中央局委員兼組織部長時，就明確指出黨的基層組織黨支部“是黨與群眾的連環。黨的一切決議，必須經過支部執行”，“建立健全的支部工作，是黨在組織工作中最中心的戰斗任務”②[②《緬懷與研究》，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年3月版，第261頁。]。為了發揮黨支部的戰斗堡壘作用，注重提高黨員骨干的理論水平和實際工作能力，在湘鄂川黔根據地他主持創辦省委黨校，主張“開辦支部流動訓練班”培訓第一線的黨員，以小組為單位，5至15人組成一班，以當時省委翻印的《新黨員訓練大綱》及蘇維埃各種類法令、文件等做教材。同時，他提出“主要是分配黨員到實際工作去訓練”，在險惡的斗爭環境中從基層起鍛煉培養干部。
（三）創造機會，發揚黨內民主。1933年3月，任弼時在中央蘇區從事黨務工作時，就堅持開展積極的黨內思想斗爭，發揚黨內民主的建黨原則。他注意堅持在自己的工作職責范圍內發揚黨內民主，傾聽同志意見，開展黨內批評與自我批評，毫不留情地指出“個人包辦的手工業式的家長制度的領導”，“毫無疑義的是不能有健強的領導力量，完全不能適合斗爭環境的”。任弼時認為“民主作風是要靠長期培養的，黨內民主必須……大會上自由結組討論……打破開會的封建秩序”，“必須先有黨內民主，人民的民主才能真正建立起來”。③[③《任弼時選集》，第460－461頁。]在1948年5月至6月寫的《對晉綏土改整黨工作的意見》中明確提出：“在整黨過程中，領導機關所要注意的，不應該是很多很重地處分黨員，而應該是發揚民主，正確利用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武器來達到原則上的分清是非”，“要創造機會讓一切對黨有意見的同志充分發表他們的意見，甚至有牢騷也讓其發泄出來。要把發表意見、發點牢騷與對黨反攻加以區別，不應隨便加人以反攻帽子來抑制黨內的民主”。①[①《任弼時選集》，第453頁。]眾所周知，爾后的革命實踐充分證明任弼時的論斷是正確的。
（四）注重黨性修養。在20世紀40年代延安整風運動中，任弼時考慮到黨是在部分地區執政的黨，除了闡述一般馬列主義原理之外，側重突出執政黨的干部、黨員需要更加注重增強黨性修養問題。他在所作關于整黨的報告中，分析了黨的隊伍的大多數、整體和主流，有針對性地批判了黨內宗派主義、教條主義以及與黨鬧獨立性的錯誤思想的認識根源和社會根源；指出了錯誤傾向對中國革命的危害。任弼時提出“共產黨員的黨性，就是無產階級最高度的階級覺悟和階級意識”，“黨性是以黨員的思想意識、政治觀點、言論行動來作標志，來測量的。”任弼時提出了五個方面的修養內容：（1）深刻認識和了解無產階級利益是我黨的最高利益；（2）在領悟馬列主義理論方面培植、堅定和提高自己；（3）以馬列主義的原則指導自己的實際行動，為黨的團結統一而斗爭；（4）做到自覺遵守黨的統一紀律，自己克服無組織性與散漫性等不良傾向；（5）與群眾建立真正密切的聯系，這是黨的偉大力量所在。這五個方面的修養是測量黨員黨性的主要標志②[②《緬懷與研究》，第355－357頁。]。
（五）加強組織整頓。任弼時指出“黨內存在著許多嚴重不純的情況”，“黨內思想作風與成分不純、自私自利、不能正確執行政策等現象之產生，不能只由下層組織來負責，上級領導機關是有重大責任的，而且主要地應由高級領導機關來負責。”①[①《任弼時選集》，第450頁。]任弼時揭示了農村黨員中存在問題的社會歷史根源和現實根源后，檢討了黨組織的缺陷是“疏于教育和防范”，領導上官僚主義作風不甚了解下情，檢查工作不夠，對下指導工作不具體不及時，提出“領導機關首先要努力糾正、補救本身領導上的這些缺點，才能保障以后黨內成分作風和思想的純潔性”；其次，“要按個別黨員的具體情況去作具體的決定”。②[②《任弼時選集》，第451－453頁。]在定出具體區別對待的教育防范措施后，于1948年9月13日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中進一步強調加強紀律性是“發揚有條件、有系統的積極性”，要把組織整頓“結合著其他的中心工作來進行”，“思想教育必須與執行紀律相結合”。③[③《任弼時選集》，第461頁。]

二、關于領導人民軍隊的思考

（一）兵運策略與工農斗爭配合。1925年9月，中共中央北京會議曾決定成立軍委（后改稱軍事部），任弼時是軍委三名成員之一。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任弼時為中央起草的《兵運策略》④[④《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4冊，第493頁。]提出：目前“須注意士兵運動與工農斗爭配合適應的發展，僅在工農兵的爭斗聯系起來才能推動革命運動更迅速的向前發展與擴大”。留守中央1928年5月下旬制定的《兵運策略》、《城市農村工作指南》通告中所規定的農村游擊隊建設的分散性、普遍性、靈活機動的作戰原則等，反映了任弼時和留守中央對領導人民軍隊建設的基本思想。它和7月9日“六大”給國內的指示電中“必須擴大蘇維埃的根據地，加緊組織紅軍”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也反映了全黨對軍事運動認識的新水平。①[①《任弼時傳》（修訂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1月版，第162－167頁。]
（二）險惡環境下，匯集紅軍力量，靈活機動打開局面。1934年10月，任弼時領導的紅六軍團與賀龍領導的紅二軍團會師，當務之急是確定兩軍部署與行動方向。任弼時不盲從當時不明情況的中革軍委要求“分兵出擊”的指令，從實際出發，不去乾城、鳳凰地區，而是集中兩軍團兵力，向湘西北進軍。在險惡的生存環境中，與前來“圍剿”的敵人爭斗，共擊潰殲滅敵軍近20個團，開辟了2.5萬平方公里的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吸引敵人86個團于自己周圍，同10倍于自己的強敵苦戰，擊敗敵軍70余團，斃傷俘敵2萬，擴充紅軍8000余人。②[②《任弼時的非常之路》第七章，人民出版社2001年7月版。]以后擺脫敵人“圍剿”，策應中央紅軍主力長征。任弼時將紅二、紅六軍團會合后以少勝多、聲東擊西、圍城打援、突出奇兵、楔入縱深殲敵的軍事斗爭經驗歸納為三條：其一，在游擊區域集結主力，選擇時機，殲擊敵有生力量，沖破圍剿；其二，以小部分主力肅清新區地主武裝，發動群眾斗爭，分配土地，迷惑分散敵主力，配合我方主力決戰；其三，為長久鞏固勝利，不固守死拼，而采取不利條件下的主動退卻，移動主力尋找新的機動。③[③《任弼時選集》，第101－108頁。]

三、關于領導經濟建設的思考

任弼時擔當中央秘書長重任后，抓陜甘寧邊區經濟的整頓發展，為解放區軍民渡過抗戰難關，迎接新中國誕生，作出了突出貢獻。
（一）提出邊區社會經濟發展方略。當時的情況是：一系列數據表明，1940年后，邊區經濟發展成就驚人，然而財政經濟卻出現紊亂，什么原因呢？任弼時花了三個月時間深入細致調查研究并作出分析。1944年4月，他代表中共中央作《去年邊區財經工作的估計與今年地區金融貿易財政政策的基本方針》長篇報告，分析陜甘寧邊區社會經濟的兩大特點：其一，逐漸脫離對外的依賴性而過渡到完全的自力更生；其二，在私有制基礎上逐漸由分散的個體經濟走上合作化的道路，成為一種比較有計劃有組織的經濟。當時國民黨用經濟封鎖、貿易操縱、金融搗亂等辦法造成邊區經濟困難。任弼時提出：我們既要和他們保持密切的貿易往來，又要善于作尖銳的斗爭，制定主動、獨立的方針政策。任弼時有針對性地提出三條切實的財政、金融、貿易基本方針：（1）發展生產、增加財富，達到完全自給；（2）公私兼顧，互助合作，一致對外；（3）厲行節約，建立家務，備戰備荒。條條都有具體闡述細則。并且，提示大家警覺：“要使全黨努力做好財經工作”；懂得“革命的目的就是為著建設”；“我們不應該也不可能等候把全部敵人打平后，才去進行建設工作”；“一切只能夠破壞而不善于建設的政黨，都是不能夠獲得最后成功而必然是要失敗的。”①[①《任弼時選集》，第341、343、344頁。]
（二）從革命發展的戰略高度上認識根據地經濟建設問題。為了統一各級干部的思想，任弼時在一系列講話報告文件中，闡述了把領導根據地的經濟建設作為執政黨的最基本、最中心、最迫切的任務的思想：（1）只有經濟發展了，才能使新的社會制度獲得鞏固的基礎；（2）為著革命戰爭事業的需要，為著改善人民生活的需要，都必須從事經濟建設的工作；（3）在兩個政權并存的局面下要使全國人民都信服我們所指出的道路的正確性而擁護我們，參加革命奮斗，也需要我們作出建設的榜樣給他們看，才能做得到；（4）必須要經濟上取得獨立自主，才算完全的獨立自主，單有軍事上、政治上的條件，沒有經濟上的條件，沒有工業的發展，要想由新民主主義轉向社會主義是不可能的。
（三）發展力量，由戰爭轉向城市經濟建設。在黨的“七大”和七屆二中全會上，任弼時分別強調指出“發展力量”和由戰爭轉向“城市建設事業”的重要問題。他說，“世界上的事都取決于力量之大小”，“力量包括軍事、政治、經濟、文化……毛澤東學說中的基本一點，就在于懂得搞力量”，而“經濟力量之培植非常重要”，“我們要有由戰爭破壞轉到和平建設之思想準備”，“人民政權建立的開始就必須有建設”，“全黨必須認識建設的重要，特別在我們進到大城市后，如果不能在這方面表示我們的能干，必定失去國內國際上的許多同情”。“建設需要經驗，需要科學知識。因此，當我們進入大城市后，要善于爭取和利用舊的技術干部，如工程師、技師、教員等，加以優待和改造”，同時“也要從工人青年和農民青年中培養可靠的技術干部作中堅骨干”。①[①《任弼時選集》，第388、389、390－392頁。]

四、關于領導全局的政策策略思考

任弼時是一位高度清醒、精明的革命領導者。他善于從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上，配合中央領導集體，恰到好處地實行各個特定時期的政策策略。
（一）可行性是政策、策略運行的惟一途徑。在任中央秘書長期間他特別講究政策策略的可行性。1940年3月底，任弼時參加中央書記處工作，受命協助毛澤東籌備召開黨的七大，處理書記處的日常工作。從1941年1月成立政策委員會到1941年4月先后主持了九次政策委員會會議，對邊區的文化政策、鋤奸政策、勞工政策、經濟政策等，他根據變化著的社會現狀，提出新思路，補充實際內容，為黨的七大準備了豐富的政策和策略材料。在中央政治局1941年9月至10月的整風會議中，任弼時在自我批評的基礎上提出：20年來黨的歷史說明“根本的問題是思想方法問題”，如新民主主義、統一戰線中的一打一拉策略，都是馬克思主義的新創造。針對黨內存在的宗派主義傾向，任弼時指出：因為鬧宗派，鬧獨立，鬧本位的，多是負責干部，特別是中國共產黨是有軍隊的，如果領導干部的思想意識不好，他們拿到槍鬧宗派鬧獨立，這對黨對革命事業的危害是很大的。在1943年1月閉幕的西北高干會上，任弼時語重心長地提出：“陜甘寧邊區對于華北、華中各抗日根據地來說，是處于一種領袖的地位”；“在決定我們的政策時，應該是很仔細的，很慎重的”。他要求高級干部在全國站在“中央發言人地位”勝利地完成中國革命的偉大任務。
（二）糾偏性地完善土地改革政策。20世紀40年代后期，解放區的土地改革運動中出現了一股“左”傾錯誤傾向。其源頭在康生、陳伯達在晉綏地區的土改試點。康生所在的臨縣，據121個行政村統計，被定為地主富農的占總戶數的16.3%；陳伯達在后木欄桿村，為查三代歷史，竟派人去查看墓碑，全村53戶，竟有地主、富農21戶，占總農戶數的40%，遠遠超過了地主、富農占總農戶8%的正確估計。為了糾錯，在任弼時匯總分析、調查研究、掌握數十個村子的土改基本情況后，中央于1947年11月將《怎樣分析階級》、《關于土地斗爭中一些問題的決定》兩個文件略加刪節，經新華社電告各地，以糾正劃分階級中的混亂現象。特別是他于1948年1月12日在西北人民解放軍前線委員會擴大會議上所作《土地改革中的幾個問題》①[①《任弼時選集》，第413－437頁。]的長篇講演，從理論和實踐結合的意義上闡明分析階級的標準，堅固地團結全體中農，正確地對待工商業、知識分子和開明士紳，以及反對亂打亂殺等六個方面問題的政策原則，充分體現了毛澤東思想關于“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的深刻內涵，對于當時土改糾“左”，起到了舉足輕重之作用。

五、關于改進領導方法和領導作風的思考

1943年1月，延安整風中任弼時在西北高干會上作著名的長篇報告《關于幾個問題的意見》②[②《任弼時選集》，第277－300頁。]，對領導方法和領導作風作了重點論述，其間的許多重要思想無論對于全黨當時、現在還是將來的全局性革命與建設的領導工作改進，都具有極大的指導價值。
（一）黨的干部要適應新環境特點轉變領導方法和作風。任弼時從臨時性、經常性工作及群眾情緒問題，邏輯地引證出干部要善于抓中心工作的論題，闡述了五個要點：1.分析當時陜甘寧邊區的客觀環境的兩個特點（面臨戰爭，經常處于戒備狀況；相對區域性、局部性和平環境），決定了全黨“只有抓緊經濟建設這一中心環節，才能使人民豐衣足食，更加富裕起來；才能增加政府的財政收入，解決幾萬脫離生產人員的生活問題；才能給我們以物質的保障來完成教育與培訓大批干部的重大任務，以準備迎接行將到來的勝利開展的局面”。2.提出發展生產是邊區全部工作的中心一環。提出問題——尋找新民主主義社會的規律。3.總結建設工作的方針，“發展生產、保障供給、公私兼顧、軍民兼顧”，“工作的方法也要隨著任務的改變而改變”。“和平建設工作與戰爭時期工作有其不同的內容，辦法也就應有不同的一套，不能是照老樣辦事。”4.“要轉變領導方法，建立新的工作作風，就必需富于創造能力，發揚干部和黨員大膽創造事業的精神。”5.打破公式主義，盡量用群眾習慣的方式，很好地組織起人民的力量。“能夠從群眾利益出發，大膽并細心地在生產事業中發揮大家的創造性，那就可以逐漸培養出一種新的領導方法和工作作風”。
（二）必須反對官僚主義傾向，建立正確的領導。1.分析批判了官僚主義的四種形態。開宗明義地指出，黨的正確政策不能百分之百貫徹的終極原因是：思想歧異、文化太低和官僚主義。2.提出一個認識問題：沒有領導作風上的轉變，則中心任務的規定是空洞的，是不能保證去完成的。3.每個正確決定通過以后，須慎重地挑選和配備干部。“因為干部的才力和品質對于一種事業的成敗，是起著決定的作用的。”4.注意審查工作及其方式方法：要從審查工作中去發現了解干部的品質；發現官僚主義作風表現；發現主觀主義成分，然后有針對性地從經常性工作中發出具體的補充指示，解決具體問題，并且善于總結工作中的經驗教訓。5.“改去粗枝大葉的毛病，培養領導藝術。”把正確的領導方法和工作作風，看作是一種很細致很精巧的工作藝術，需要在領導工作上更加有計劃性、組織性和經常性。
（三）發揚民主，開展自我批評。1.讓“群眾的批評和監督”，成為“一種重要武器”。“要擴大黨內的民主，要擴大人民的民主，并運用這種平等的民主精神，以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武器，來進行反對自由主義、官僚主義、軍閥主義傾向以及貪污腐化的斗爭。”2.發揚高干會精神，民主討論，在糾正錯誤認識的同時改進自己的作風。3.發動下面的群眾來檢查領導機關的工作和進行批評，上級不但不會喪失威信而只會鞏固威信。
（四）使組織工作適合于當前的任務。1.抓緊地方經濟建設工作和配備堅強的干部，因為“干部決定一切”。2.警惕和克服“政府、軍隊和黨的系統中的貪污、腐化和墮落的嚴重傾向”，清除異己分子。3.轉變工作作風，提倡雷厲風行、說做就做的工作作風。反對遇事拖拖拉拉、得過且過的不關心群眾利益與要求的壞作風，“更加保障黨在思想上、組織上和行動上的一致”。
1943年6月，任弼時撰寫《共產黨員應當善于向群眾學習》一文，進一步完善了他對領導方法和領導作風問題的思考。
任弼時同志是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集體中功勛卓著的重要成員之一。他的有關領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基本思想，不僅在當時的實踐指導中產生了舉世矚目的歷史成就，就是指導當今及未來的中國社會主義事業，也正在產生著和將要產生出更大的社會成就。

（作者系湖南省汨羅市科學技術協會研究員、中共汨羅市委黨校原副校長）

（來源：《任弼時百周年紀念——全國任弼時生平和思想研討會論文集》，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4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