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成功探索：兼論江澤民的突出貢獻
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成功探索：兼論江澤民的突出貢獻
張宏志
1992年，黨的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確立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這是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在鄧小平等老一代革命家支持下，總結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的新鮮經驗，總結世界社會主義運動中的歷史教訓，把握當今時代特征和發展潮流，作出的一項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重大決策。這一決策打破了傳統的社會主義建設模式和思路，開辟了社會主義事業的新天地、新境界，也使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走上了一條前無古人的艱辛探索之路。回顧這一段歷史，對于我們深入領會“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精神實質，提高全面貫徹科學發展觀的自覺性，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艱難中起步
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一項開創性事業，從何做起、如何推進，更是千頭萬緒。國內外有很多人斷言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不可能結合，不是社會主義制度扼殺市場活力，就是市場經濟演變社會主義制度。更有人妄言，搞了市場經濟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質上就是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如何把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優勢與市場經濟的優勢結合起來，是中國共產黨人面臨的一場巨大的考驗。
1.把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優勢同市場的優勢結合起來。黨中央和江澤民在確定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之初就明確指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同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結合在一起的，“社會主義”四個字是“畫龍點睛”。強調既要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同時要通過社會主義國家的宏觀調控克服市場的不足，使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更加充分地發揮出來。因此，中央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探索中，一方面注重深化改革，積極培育市場體系；一方面注重建立國家宏觀調控體系。
建立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涉及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牽一發而動全身，不可能一帆風順，但只能用深化改革來沖破發展中的障礙，用發展的辦法來解決前進中的問題。1993年3月，江澤民在中共十四屆二中全會上講話，明確指出：加快經濟發展，關鍵是繼續深化改革、擴大開放，努力探索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具體路子。根據這一指導思想，1993年11月，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了《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內容和實施步驟作出總體規劃。此后，國務院又先后出臺財稅體制改革、金融體制改革、外貿體制改革、社會保障體制改革等一系列改革措施，逐步破解了改革中的難題，建立起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框架。
同一時期，針對市場經濟改革初期出現的問題，中央采取了強有力的宏觀調控措施，并逐步形成了一套符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的國家宏觀調控體系。1992年后，面對日趨顯現的經濟過熱和某些經濟領域中的混亂現象，江澤民多次批評那種認為搞市場經濟就可以離開國家的宏觀指導和調控，放任自流、自行其是、隨心所欲的錯誤認識，指出建立國家宏觀調控體系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重要內容，強調必須以國家強有力的宏觀調控來克服市場存在的自發性、盲目性、滯后性和消極方面。1993年6月，中共中央、國務院下達《關于當前經濟情況和加強宏觀調控的意見》，就經濟生活中存在的問題，提出了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的十六條措施，為克服當時的混亂局面、逐步消除經濟過熱奠定了基礎。并以此為開端，摸索出一條綜合運用經濟手段、法律手段，同時輔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的宏觀調控的路子。
正是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特別是國家宏觀調控體系的過程中，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黨中央對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的認識不斷深化。1993年，黨中央提出了以速度與效益相統一為原則的持續、快速、健康發展的要求。1994年確定“抓住機遇、深化改革、擴大開放、促進發展、保持穩定”20個字為全黨全國工作的大局，首次提出了正確處理改革、發展、穩定關系的重要思想。1995年，江澤民在黨的十四屆五中全會上全面論述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12個重大關系，解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立初期，國家在改革和發展指導思想上遇到的主要問題，初步將改革和建設實踐中形成的重要經驗概括成為一個完整的體系。這12組關系中最具決定意義的，是改革、發展、穩定的關系，能否處理好這一關系，決定著改革開放成敗。江澤民反復強調改革是動力，發展是目標，穩定是前提，要求把改革的力度、發展的速度與社會可承受的程度協調統一起來。這一思想的提出表明我們黨已經找到了一套在復雜條件下推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設的有效方法。
2.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要完善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制度及其運行機制。實現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不僅要建立一個良好的宏觀經濟環境，更重要的是要建立起一整套充滿活力的經濟制度和機制，搞活微觀經濟。其中有三個必須解決好的重大問題。
第一，適應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要求，完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要求我們進一步明確不同所有制經濟的地位，建立統一、有序的社會主義大市場。經過幾年的摸索，到1997年黨的十五大正式提出：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是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項基本經濟制度。同時指出：公有制經濟不僅包括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還包括混合所有制經濟中的國有成分和集體成分。公有制實現形式可以而且應當多樣化。非公有制經濟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國有經濟起主導作用，主要體現在控制力上。這一系列提法上的新發展，體現了我們黨對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所有制結構的認識在不斷深化。
第二，搞好國有企業改革，實現公有制經濟與市場的有機結合。江澤民在黨的十四大報告中指出：轉換國有企業特別是大中型企業的經營機制，把企業推向市場，增強它們的活力，提高它們的素質。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中心環節，是鞏固社會主義制度和發揮社會主義優越性的關鍵所在。1993年，黨中央確定以建立現代企業制度作為國有企業改革的方向。當年11月，中央在《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中明確指出，以公有制為主體的現代企業制度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礎，并就現代企業制度特征和要求作出了規定。1995年后，中央又先后提出了企業改革要與改組、改造和加強管理結合起來；調整國有經濟布局和結構，對國有企業進行戰略性改組；搞好大型企業和企業集團，放開搞活一般國有小型企業等一系列改革思路，為國有企業與市場經濟的結合探索出一條切實可行的途徑。
第三，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扶持和保護農業，解決好“三農”問題。農業是社會效益高而比較效益低的產業，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容易受到忽視。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后，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黨中央對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始終予以高度重視。江澤民在1992年的武漢農業和農村工作座談會、1993年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多次強調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基礎地位，強調要建立公平競爭、開放有序和城鄉統一的市場體制，建立農業生產的保護支持體系。沿著這個思路，我們黨最終形成了以建立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以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農產品市場體系和國家對農業的支持保護體系為支撐，適應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的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總目標。同時，黨中央和江澤民還先后提出了農業走種養加一條龍、貿工農一體化的產業化發展道路；二、三產業加強對農業的支持，逐步形成以工補農、以工建農、以工帶農的機制；走開發式扶貧的路子，增強貧困地區自我發展能力；在條件具備時引導農民走集約化發展道路，實現中國農業改革和發展新的飛躍等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戰略，進而形成了我國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保護和發展農業的新思路。
3.把經濟增長方式的根本性轉變與經濟體制的根本性轉變統一起來。在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加快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步伐的過程中，不僅要克服舊的計劃經濟時期遺留下來的體制型障礙，還面臨著計劃經濟條件下產生的結構型障礙。由于計劃經濟體制下單純依靠行政手段調控經濟，以及條塊分割的管理體制，導致了過度依賴增加投資、擴大規模、鋪攤子、上項目的外延擴張的發展模式，存在著大量與社會化大生產要求相背離的“大而全”、“小而全”現象和低水平重復建設。這種粗放型的增長方式，造成了經濟結構不合理，經濟增長質量和效益低下，資源浪費和環境破壞嚴重等問題。這些問題與舊的經濟體制的遺存相互糾結在一起，阻礙著我國經濟的健康發展。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這一問題，在轉變經濟體制的同時，把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擺在了重要地位。黨的十四大報告強調，要努力提高科技進步在經濟增長中所占的含量，促進整個經濟由粗放經營向集約經營轉變，走出一條既有較高速度又有較好效益的國民經濟發展路子。1993年后，隨著經濟過熱現象的出現，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問題更加突出。1995年黨的十四屆五中全會通過了《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計劃和二○一○年遠景目標的建議》，正式提出了實行兩個具有全局意義的根本性轉變，把實行經濟增長方式從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與實行經濟體制從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變一起，列為實現國家發展目標的關鍵。
要實行經濟增長方式的根本性轉變，既要深化改革、建立有利于提高經濟效益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運行機制，也要靠科技和教育事業的發展，靠在科技進步和教育普及的基礎上提高勞動生產率和資源利用率，合理利用資源，保護和改善自然環境。正是在這一背景下，黨中央于1995年正式把科教興國和可持續發展，作為國家發展的重大戰略提了出來。
這些重要戰略思想的提出，與經濟體制改革的各項措施相互配合，對更新我國經濟發展思路，提升我國經濟發展的水平，進而推進整個社會的全面發展，起了重大作用。
在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進程中，我國經濟增長質量和社會發展水平都有顯著提高。到1996年，我國克服了經濟過熱，控制了通貨膨脹，避免了經濟的大起大落，實現了“軟著陸”。這標志著我國通過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和加強宏觀調控，首次打破了過去那種“一放就亂，一亂就收，一收就死，死了再放”的經濟發展怪圈，實現了經濟的持續、快速、健康發展。也標志著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已初步建立起來。
二、在前進中戰勝新的困難和挑戰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推動下，我國經濟持續快速發展，到1995年提前五年實現了國民生產總值比1980年翻兩番，隨后又實現了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翻兩番，完成了現代化建設第二步戰略目標。第三步戰略目標如何實現，成為全黨全國人民面臨的新問題。1997年9月，江澤民在黨的十五大報告中，對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跨世紀發展的目標和要求作了規劃。報告提出了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綱領，全面闡述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經濟、政治、文化的基本內容和發展目標，首次提出了21世紀現代化建設的“小三步走”戰略構想，為實現現代化建設第三步戰略目標規劃出具體步驟。
隨著我國經濟長期保持較高的發展速度，商品供應日漸豐富，實現了從賣方市場向買方市場的轉變。這使得我國出現了生產能力的結構性相對過剩，經濟發展越來越受到市場的約束。這在傳統計劃經濟條件下，是從來沒有發生過的事情。一方面，它改變了社會主義經濟是“短缺經濟”的傳統面貌；另一方面，也使我國經濟體制和經濟結構中的許多深層次問題進一步暴露出來。由于市場經濟改革和增長方式轉變尚未完成，經濟結構不合理、增長質量不高的問題尚未從根本上得到解決，遇到有效需求不足時，各種新老矛盾相互交織，同時顯現出來。同時，在市場的作用下，行業之間、地區之間、城鄉之間的發展差距也在不斷拉大。這些都嚴重阻礙了我國經濟向更高水平發展。恰在這時，1997年又出現震動全球的亞洲金融危機和隨之而來的世界經濟低迷，以外向型經濟為主導的我國沿海地區受到了嚴重影響。在這些內外因素的作用下，我國經濟出現通貨緊縮的趨勢，工廠開工不足，企業效益下滑，下崗失業人口大量增加，經濟發展遇到一個新的瓶頸。
面對這種新的挑戰，黨中央沉著冷靜，采取了一系列有力對策。一方面采取應急措施，加大宏觀調控力度，以應對亞洲金融危機的挑戰；另一方面繼續深化改革，加快經濟結構調整步伐，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克服經濟發展中的深層次困難。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后，黨中央及時作出反應，于1997年12月發出通知，要求“深化金融改革，整頓金融秩序，努力防范金融風險”。1998年2月，江澤民在黨的十四屆二中全會上分析了亞洲金融危機的教訓，提出了“堅定信心，心中有數，未雨綢繆，沉著應付，埋頭苦干，趨利避害”的應對方針。強調要擴大國內需求、進一步啟動生產資料和消費資料市場，要保持人民幣匯率的穩定。中央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增發國債，擴大基礎設施建設，確保人民幣不貶值，使我國成功應對了這場危機。與此同時，中央高度重視經濟體制改革的進一步深化，特別是國有企業改革和下崗職工再就業問題。1998年5月，中央召開國有企業下崗職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業工作會議，努力突破下崗職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業問題這一企業改革的難關，為國有企業減員增效、提高活力創造條件。1999年4月至8月，江澤民先后主持召開五次企業改革座談會，對企業改革中的難點問題進行調研，提出了從戰略上調整國有經濟布局和改組國有企業結構、堅持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改革方向、大力加強和改善企業管理、切實解決國有企業的突出問題和困難、加快推進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等一整套企業改革和脫困的思路。同年9月，根據這一思路，中共中央作出了《關于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若干重要問題的決定》。在多方努力下，我國繼戰勝通貨膨脹之后，又遏制了通貨緊縮的趨勢，突破了改革中的又一個難關，這也表明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正在走向成熟。
與此同時，黨中央和江澤民對于我國的發展戰略問題進行了深入的思考，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深遠意義的思想。
1.把經濟發展建立在主要依靠國內市場的基礎上。在我國出現通貨緊縮趨勢之后，中央及時提出把擴大內需作為我國經濟發展的長期方針。1998年12月，江澤民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指出：我們有必要也有條件把經濟發展建立在主要依靠國內市場的基礎上。這是我國經濟發展的一項帶根本性的方針。根據這一思想，擴大內需的方針由應對危機應急措施升華為我國經濟建設的長期戰略，并與經濟結構的調整緊密結合起來。
經濟發展的最終目的是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需求。因此，擴大內需要把改善人民生活放在重要地位。這一時期，江澤民多次強調要使廣大人民群眾共享經濟社會發展的成果，要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為處理好改革、發展、穩定關系的結合點。要通過改善人民生活來促進提高消費要求的增長，這一時期，中央對于提高農民和城市低收入階層收入的問題予以了高度關注。
2.走城鎮化道路，逐步解決二元經濟社會結構問題。中國人口的絕大多數在農村，農村現代化建設的水平，直接影響中國現代化的水平。鑒于城鄉二元經濟社會結構束縛了城鄉之間的經濟交流，限制了農村地區的經濟發展，越來越不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1999年11月，江澤民根據形勢的發展，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提出，發展小城鎮是一個大戰略。2001年12月，他在主持召開農業、農村、農民問題座談會時，對農村城鎮化建設有了更加深入的思考，提出要逐步解決我國城鄉之間的二元經濟社會結構問題。他指出：提高我國的現代化水平，解決農民就業和增收問題，必須調整農村的就業結構和產業結構，走工業化、城市化的路子，把農村人口盡可能多地轉移出來。這是世界各國走向現代化的共同規律，是一個大方向。我們也必須堅定不移地走這條路。這些論述，把我國解決三農問題的認識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
3.實施西部大開發，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歷史形成的地區之間的發展差距嚴重影響了地區之間經濟的協調發展和全國統一市場的形成，限制了我國經濟的增長空間，也引發了諸多社會問題。為解決這些問題，1993年6月，江澤民在西北五省區經濟座談會上就提出了加快西北地區經濟發展的一些思路，要求西北地區加快找出一條適合自身特點的發展路子。1999年后，在國際國內經濟形勢發生重大變化的條件下，江澤民提出了實施西部大開發的戰略構想。1999年6月，他在西北地區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座談會上指出：加快中西部地區發展步伐的條件已經基本具備，時機已經成熟，如果看不到這些條件，不抓住這個時機，不把該做的事情努力做好，就會犯歷史性錯誤。2000年6月，他在西北地區黨建工作和西部開發座談會上進一步闡述了西部大開發的意義。他強調實施西部大開發，將為21世紀我國經濟發展開拓新的廣闊空間，并進一步指出，加強國內經濟聯合，進一步促進生產力的合理布局，使東、中、西部地區形成各具特色、優勢互補的經濟，將大大提高我國生產社會化水平和經濟效益、競爭能力，有利于我們更好地凝聚全國力量參與國際競爭和拓展國際市場。中央要求全黨同志和全國人民從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戰略目標、維護國家統一和穩定、逐步達到社會主義共同富裕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高度，認識西部大開發的戰略意義。根據中央的決策，國務院于2000年10月發出《關于實施西部大開發若干政策的通知》，正式啟動了這一世紀工程。
4.實施“引進來”和“走出去”相結合的對外開放戰略。黨的十四大確定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后，中央相應提出了提高對外開放水平的新要求，強調要以更加積極的姿態走向世界，完善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的對外開放格局，發展開放型經濟，增強國際競爭力，促進經濟結構優化和國民經濟素質提高。這一時期江澤民還就堅持以質取勝和市場多元化的出口戰略，積極有效地利用外資，更好地利用國內國外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維護國家經濟安全等問題，作出了許多重要論述，推動我國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的范圍，提高對外開放的水平。隨著我國經濟發展越來越受到市場容量和資源條件的限制，我國開始注重企業“走出去”的問題。1996年7月，江澤民在河北唐山考察工作時就明確提出：要加緊研究國有企業如何有重點有組織地走出去，做好利用國際市場和國外資源這篇大文章。1997年12月，江澤民在會見全國外資工作會議代表時指出：我們不僅要積極吸引外國企業到中國投資辦廠，也要積極引導和組織國內有實力的企業走出去，到國外去投資辦廠，利用當地的市場和資源。“引進來”和“走出去”，是我們對外開放基本國策兩個緊密聯系、相互促進的方面，缺一不可。2000年后，江澤民進一步強調，在“走出去”的問題上，不僅要從我國現在的實際出發，還要著眼于國家長遠的發展和安全，在新的條件下擴大對外開放，必須更好地實施“引進來”和“走出去”同時并舉、相互促進的開放戰略。
江澤民的上述戰略思想，是緊密聯系、相互協調的整體。把這些論述綜合起來可以看出，這是一個擴大國內需求與推進對外開放相統一、投資拉動與消費拉動相結合、城鄉經濟和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經濟發展思路。其核心思想就是為我國的經濟發展開拓更大的增長空間，推動我國經濟發展水平更上一層樓。這不僅僅是克服當時困難和挑戰的應對性措施，而且是具有長遠指導作用的發展戰略，對于我們進一步深化對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的認識也有重要意義。
三、新階段、新思路、新目標
在世紀之交，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黨中央沒有止步于已經取得的成就，而是在深入分析世界經濟發展大趨勢的基礎上，結合當今中國的特點，對中國現代化建設道路上的深層次問題進行戰略性思考，為實現第三步戰略目標作出長遠規劃。
1.對經濟結構進行戰略性調整，走新型工業化道路。20世紀90年代末期，世界和中國都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世界范圍的新技術和新興產業蓬勃興起，發達國家進入新一輪經濟調整周期。隨著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國內也面臨廉價勞動力優勢日漸消退、產業升級的壓力。1999年11月，江澤民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分析了90年代以來世界經濟發展的趨勢，特別是科學技術和新興產業飛速發展的趨勢，聯系我國經濟發展存在的問題和差距，提出：要從根本上解決我國經濟發展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深層次問題，就必須對經濟結構實行戰略性調整。他指出，現在，我們面臨著結構調整的有利時機。從國內看，生產能力相對過剩，物資相對充裕，為我們創造了有利條件。從國際上看，世界范圍內的結構重組和產業升級，也為我們提供了良好機遇。要把調整經濟結構作為今后一個時期經濟工作的主要著力點，在發展中加快結構調整，在結構調整中促進發展。他特別強調，這次經濟結構調整不是暫時性、局部性調整，而是戰略性調整。這種調整不僅要對低水平的、污染環境和浪費資源的落后生產能力堅決進行壓縮，又要加快發展短缺的、技術含量高和有國際競爭力的生產能力，特別要發展高新技術產業；不僅要調整產品結構、產業結構和企業結構，還要對地區和城鄉經濟結構進行合理調整；不僅要解決當前的市場供求問題，更要提高國民經濟整體素質和效益，著眼于長遠發展。2000年10月，黨的十五屆五中全會通過了《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個五年計劃的建議》，對經濟結構的戰略調整作出了部署。江澤民在全會上提出了進入新世紀的發展方針：我們要把發展作為主題，把結構調整作為主線，把改革開放和科技進步作為動力，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為根本出發點，全面推動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這一方針，全面總結了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黨的十四大、十五大以來，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科學概括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任務、動力、發展方向和根本目標，把發展先進生產力、促進經濟社會全面發展和實現廣大人民利益統一起來。可以說，這一方針是“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基石之一。
實現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關鍵是要廣泛采用先進的科學技術，大力發展新興產業，占領知識經濟時代的制高點。這就要求我國大力提高知識創新、技術創新的能力。為此，江澤民提出要走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技術創新路子。正是在強調創新的基礎之上，江澤民進一步提出了實現跨越式發展的思想。2000年8月，他提出了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的跨越式發展戰略。黨的十六大報告正式提出：要堅持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以工業化促進信息化，走出一條科技含量高、經濟效益好、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少、人力資源優勢得到充分發揮的新型工業化路子。這就為我國加快發展先進生產力，努力在21世紀先后完成工業化和信息化的雙重歷史任務，進而實現現代化建設第三步戰略目標規劃出前進道路。
2.抓住20年戰略機遇期，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為實現現代化建設第三步戰略目標，黨的十五大提出了“小三步走”發展戰略。在世紀之交，為適應歷史新階段的發展要求，必須進一步完善“小三步走”發展戰略，提出更具體、更全面的發展目標。對此，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黨中央，適時作出了部署。2002年1月，江澤民在黨的十六大文件起草組會議上，明確提出了以21世紀頭20年為期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提出了分兩個10年、使國內生產總值再翻兩番的戰略任務。黨的十六大確認了這一目標和任務，提出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具體要求，指出：綜觀全局，21世紀頭20年，對我國來說，是一個必須緊緊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我們要在本世紀頭20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設惠及十幾億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會，使經濟更加發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進步、文化更加繁榮、社會更加和諧、人民生活更加殷實。經過這個階段的建設，再繼續奮斗幾十年，到本世紀中葉基本實現現代化，把我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國家。
在探索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艱辛歷程中，以江澤民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通過不懈的努力，不斷加深對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的認識，形成了一批具有獨創性的理論成果。這些理論成果豐富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學內涵，也為我黨繼續進行理論創新準備了條件。其中展現出來的與時俱進的時代精神、統籌兼顧的科學方法和一切從人民利益出發的群眾觀念，反映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精神實質，與科學發展觀一脈相通，具有長遠的指導意義。
(作者張宏志，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審，北京 100017)
（來源：《黨的文獻》2008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