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澤民“走出去”戰略的形成及其重要意義
江澤民“走出去”戰略的形成及其重要意義
陳揚勇
實施“走出去”戰略，是20世紀90年代中期黨中央在深刻分析國際國內政治經濟形勢的基礎上作出的關系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全局和長遠利益的重大戰略決策，是對外開放思想的重大發展。這一戰略思想是江澤民首先提出來的，并被寫入黨的十六大、十七大報告中。
一、“走出去”戰略的形成
一、“走出去”戰略的形成
江澤民的“走出去”戰略，從思想形成發展的脈絡看，大致經歷了萌芽醞釀、正式提出、豐富發展三個階段。
“走出去”戰略提出的一個重要著眼點是如何開拓國際市場、利用國外資源，彌補我國經濟發展過程中國內市場和資源的不足。從這個意義上說，“走出去”戰略思想的萌芽，可以追溯到黨的十四大。1992年，江澤民在十四大報告中提出：“積極開拓國際市場，促進對外貿易多元化，發展外向型經濟”，“積極擴大我國企業的對外投資和跨國經營”，“更多地利用國外資源和引進先進技術”。①（注①《江澤民文選》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30、231頁。）這里，“對外貿易多元化”、“開拓國際市場”和“利用國外資源”等一些“走出去”戰略的核心概念就提出來了，成為“走出去”戰略思想的萌芽。
“走出去”戰略思想首次明確提出是在1996年。這年7月26日，剛剛結束非洲六國訪問回來的江澤民在河北唐山考察工作時提出：要加緊研究國有企業如何有重點有組織地走出去，做好利用國際市場和國外資源這篇大文章。廣大發展中國家市場十分廣闊，發展潛力很大。我們要把眼光放遠一些，應著眼于未來、著眼于長遠，努力加強同這些國家的經濟技術合作，包括利用這些國家的市場和資源搞一些合資、合作經營的項目。這是江澤民首次明確提出“走出去”的思想。
1997年12月24日，江澤民在接見全國外資工作會議代表時，首次把“走出去”作為一個重要戰略提出來，并把它置于國家發展戰略的重要位置。他說：“我們不僅要積極吸引外國企業到中國投資辦廠，也要積極引導和組織國內有實力的企業走出去，到國外去投資辦廠，利用當地的市場和資源。”“在努力擴大商品出口的同時，必須下大氣力研究和部署如何走出去搞經濟技術合作。‘引進來’和‘走出去’，是我們對外開放基本國策兩個緊密聯系、相互促進的方面，缺一不可。這個指導思想一定要明確。”“有步驟地組織和支持一批國有大中型骨干企業走出去，形成開拓國外投資市場的初步規模。這是一個大戰略，既是對外開放的重要戰略，也是經濟發展的重要戰略。”①（注①：《江澤民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92頁。）此后，江澤民在不同場合多次強調要抓緊研究實施“走出去”戰略。1998年5月，他在一次講話中呼吁：“要進一步研究如何加快實施‘走出去’的發展戰略。非洲、中東、中亞、南美等地區的廣大發展中國家，市場很大，資源豐富，我們應該抓緊時機打進去。要組織一批有條件的國有企業出去投資辦廠。”②（注②：江澤民：《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版，第385頁。）
進入新世紀以后，我國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面臨新的形勢。江澤民對“走出去”戰略的論述也漸趨全面深入。2000年1月20日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江澤民把抓緊實施“走出去”戰略作為涉及黨和國家工作全局、需要進一步研究和抓緊解決的七個重大問題之一加以論述。
首先，他分析了實施“走出去”戰略的客觀條件：“這20年，我們是以引進來為主，把外國的資金、技術、人才、管理經驗等引進來，這是完全必要的。不先引進來，我們的產品、技術、管理水平就難以提高。你想走出去也出不去。現在情況與20年前不同了，我們的經濟水平已大為提高，應該而且也有條件走出去了。”③（注③：《江澤民文選》第2卷，第569頁。）
其次，從我國當前經濟發展的實際需要、國家的長遠發展和安全等方面，深入論述了實施“走出去”戰略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江澤民說：“只有大膽地積極地走出去，才能彌補我們國內資源和市場的不足；才能把我們的技術、設備、產品帶出去，我們也才更有條件引進更新的技術，發展新的產業；才能由小到大逐步形成我們自己的跨國公司，以利更好地參與經濟全球化的競爭；也才能更好地促進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從而增強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維護世界和平的國際力量。在這個問題上，不僅要從我國現在的實際出發，還要著眼于國家長遠的發展和安全。所以，無論從哪方面考慮，加強對外合作都是一個大戰略，應該不失時機地抓緊部署和實施。”“這同西部大開發一樣，也是關系我國發展全局和前途的重大戰略之舉。”④（注④《江澤民文選》第2卷，第569頁。）
其三，提出實施“走出去”戰略要貫徹多元化方針。“無論是開拓國際市場還是利用國外資源，都要貫徹多元化的方針。”“要繼續不斷提高我們的產品質量，努力開拓歐美市場。同時，要繼續努力開拓亞洲、非洲、拉丁美洲一些發展中國家的市場。這些國家經濟發展水平較低，我國的產品和技術對他們還是比較適用的，何況那里市場廣闊、資源豐富。應該精心組織我們的企業特別是國有大中型企業到這些國家去開拓市場，發展貿易，開展經濟技術合作。”⑤（注⑤：《江澤民文選》第2卷，第569—570頁。）
2000年3月7日，江澤民在參加九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上海代表團的全體會議時，對實施“走出去”戰略的功能和意義又有新的闡述。他說，必須不失時機地實施“走出去”的戰略。這是我們在參與國際競爭中掌握主動權、打好“主動仗”的必由之路。這樣做，有利于在更廣闊的空間里進行經濟結構調整和資源優化配置，從而不斷增強我國經濟發展的動力和后勁，促進我國經濟的長遠發展。⑥（注⑥：《江澤民在參加上海代表團審議時強調適應新形勢迎接新挑戰增創新優勢贏得新發展》，《人民日報》2000年3月8日。）
2001年底，中國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標志著我國對外開放進入一個新的階段：一方面意味著中國將在更大范圍、更廣領域和更高層次上參與國際經濟合作和競爭，另一方面也會為我們實施“走出去”戰略帶來更多的機遇。抓緊實施“走出去”戰略，條件更成熟了，要求也更為迫切了。為此，江澤民在中共中央舉辦的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專題研究班上發表講話，從“為我國的未來發展和中華民族的子孫后代考慮”的高度，論述了我國在對外開放進入新階段、面臨的國際競爭更趨激烈的新形勢下抓緊實施“走出去”戰略的緊迫性：“在新的條件下擴大對外開放，必須更好地實施‘引進來’和‘走出去’同時并舉、相互促進的開放戰略，努力在‘走出去’方面取得明顯進展。實施‘走出去’戰略，是把對外開放推向新階段的重大舉措，是更好地利用國內國外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的必然選擇，是逐步形成我們自己的大型企業和跨國公司的重要途徑。”①（注①：《江澤民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56—457頁。）
幾個月之后，“走出去”戰略寫進了黨的十六大報告。報告指出：“堅持‘引進來’和‘走出去’相結合，全面提高對外開放水平。”“實施‘走出去’戰略是對外開放新階段的重大舉措。”②（注②：《江澤民文選》第3卷，第551頁。）
從以上對“走出去”戰略的提出和發展脈絡的梳理中，可以得到這樣兩點認識：一是“走出去”戰略從開始提出到寫入十六大報告，經歷了一個逐步明確、不斷發展豐富的過程；二是“走出去”的基本內涵，就是組織我國有實力的企業走出去到國外投資辦廠，開拓國外投資市場，其主體是企業、跨國公司，其戰略價值取向，是要彌補我國經濟發展過程中國內資源和市場的不足，在更廣闊的空間里進行經濟結構調整和資源優化配置，更好地參與經濟全球化趨勢下的國際競爭，不斷增強我國經濟發展的動力和后勁，促進我國經濟的長遠發展。
二、“走出去”戰略形成的實踐基礎
為什么在1996年提出實施“走出去”戰略？20世紀90年代中期，我國經濟社會運行的國際國內環境發生了諸多深刻變化。我國國民經濟總體上繼續保持持續快速健康發展的良好勢頭，但同時也遇到了新問題新矛盾，從國內來看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我國主要產品產量基本滿足市場需要，需求不足成為制約經濟增長的主要矛盾。經過近20年的改革發展，我國生產力水平有了顯著提高，過去長期商品短缺的狀況已基本改變，這是了不起的成就。但同時也出現了一定程度的生產能力過剩、供大于求的情況，出現了階段性、結構性剩余。1993—1996年的宏觀調控，使一度過熱的中國經濟成功地實現了“軟著陸”，有效地抑制了通貨膨脹，但同時又出現了通貨緊縮趨勢。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加上國際貿易保護主義抬頭，使我國產品出口的國際市場空間受到較大擠壓。這就造成了當時國民經濟運行中急需解決的一個焦點問題，如何積極開拓市場，擴大有效需求。也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央一方面確立擴大內需的方針，另一方面也把眼光投向了國際市場的進一步開拓。
第二，經濟結構、產業結構不合理的問題日益突出，造成大量產品積壓，影響經濟效益和競爭能力的提高。在過去計劃經濟體制下，我國國民經濟各個領域普遍存在“大而全”、“小而全”、重復建設的現象，這種現象在商品短缺的計劃經濟體制下暫時被掩蓋。90年代中期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之后，企業自負盈虧，不能再吃“大鍋飯”，大多數商品出現買方市場，供求關系發生了根本變化，企業面臨激烈的國際國內競爭，“大而全”、“小而全”的問題就暴露出來了。地區經濟結構雷同，不少行業生產能力明顯供過于求，產品嚴重積壓。不少企業經濟素質和效益低下，缺乏市場競爭力，生產經營困難。在這個時候，世界范圍內正在進行經濟結構調整，尤其是發達國家的產業結構、產品結構、企業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新興產業特別是信息產業迅猛發展，高技術產品在社會生產中所占的比重日益提高，大大提高了它們搶占市場、壟斷技術、獲取超額利潤的能力。因此，調整和優化經濟結構，成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急需解決的重大問題。江澤民在1996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就提出：“要大力調整和優化經濟結構”，“這方面的問題已經到了非解決不可的時候了”；“調整和優化經濟結構的一項重要任務，是要下大氣力認真解決好‘大而全’、‘小而全’和盲目投資、分散重復建設的問題。”①（注①：江澤民：《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第330、332、331頁。）那么，怎么調整經濟結構？江澤民把眼光投向了更為廣闊的國際空間，他多次指出，實施“走出去”戰略，有利于在更廣闊的空間里進行經濟結構調整和資源優化配置。
第三，人口、資源、環境的壓力日益增大，區域性生態環境形勢嚴峻。改革開放以來，由于我國正處于迅速推進工業化和城市化的發展階段，經濟高速增長，對自然資源的開發強度不斷加大，加之粗放型的經濟增長方式，技術水平和管理水平比較落后，污染物排放量不斷增加，資源、環境、生態面臨著越來越大的壓力。1996年7月，第四次全國環境保護會議就是在這樣一種壓力背景下召開的。江澤民在會上強調：“經濟發展，必須與人口、資源、環境統籌考慮，不僅要安排好當前的發展，還要為子孫后代著想，為未來的發展創造更好的條件……更不能吃祖宗飯、斷子孫路。”②（注②：《江澤民文選》第1卷，第532頁。）
在上述幾方面問題的共同作用下，中國經濟在1996年顯現一定程度的“疲態”。面對這種“疲態”，在1996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江澤民提出了“積極培育和扶持新的經濟增長點”的問題。他說：“現在不著手積極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整個經濟發展就會缺乏后勁。”③（注③：江澤民：《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第330、331頁。）如何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呢？他認為：“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要同積極拓展國內外市場結合起來。從國內市場看，當前要大力開拓農村市場，同時進一步拓展城市市場。從國際市場看，要在繼續保持和拓展西歐、北美、日本市場的同時，大力開拓非洲、拉美、東南亞等發展中國家以及東歐和獨聯體國家的市場。”④（注④：江澤民：《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第331頁。）
綜上所述，不難看出，“走出去”戰略的提出，是基于我國經濟運行環境的深刻變化以及由此帶來的經濟社會發展中的新問題新矛盾，并著眼于解決三方面的問題：一是如何積極開拓國際市場，擴大有效需求；二是從國外獲取資源，緩解國內經濟運行中日趨嚴重的資源、環境、生態壓力；三是在更廣闊的空間里進行經濟結構調整和資源優化配置。
“走出去”戰略的提出，還有一個重要的國際背景，那就是日趨激烈的經濟全球化背景。經濟全球化作為一種趨勢，出現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90年代日趨發展。江澤民以敏銳的世界眼光，較早地注意到了經濟全球化的趨勢。1998年8月，在第九次駐外使節會議上，他專門就經濟全球化出現的原因、現階段的表現、對我國的利弊以及我們的對策等作了全面論述。此后，在不同場合又多次專門論述過該問題。他認為：“當今世界經濟正在發生深刻變化，特別是經濟全球化和知識經濟發展的趨勢，應該引起我們密切關注。”“經濟全球化作為世界經濟發展的客觀趨勢，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任何國家也回避不了。”⑤（注⑤《江澤民文選》第2卷，第219、201頁。）同時，經濟全球化又是一把雙刃劍，我們既要積極參與又要防范風險，趨利避害，掌握主動。
應當說，對于中國這樣一個急需擴大國際市場、利用國外資源、經濟實力日益強大的發展中國家來說，經濟全球化無疑是帶來了難得的發展機遇。雖然有風險、有挑戰，但機遇大于挑戰。我們應當怎樣去參與經濟全球化的國際經濟競爭，分享世界經濟發展的成果呢？“走出去”是一條重要的渠道。這也是江澤民提出“走出去”戰略的一個重要著眼點：“當今世界經濟的發展，要求我們必須勇于和善于參與經濟全球化的競爭，充分利用好國外國內兩種資源、兩個市場。”“必須不失時機地‘走出去’，讓我們的企業到國際經濟舞臺上去施展身手。”①（注①：江澤民：《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第519、520頁。）他一再強調，只有盡快地實施“走出去”，才能由小到大逐步形成我們自己的跨國公司，以利更好地參與經濟全球化的競爭。
江澤民提出“走出去”戰略，還有一個重要的思想觸發契機。1996年，江澤民完成了作為國家最高領導人的首次非洲之行，訪問非洲六國后又先后訪問了羅馬尼亞等東歐國家，訪問了烏茲別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哈薩克斯坦等獨聯體國家，訪問了菲律賓、印度、巴基斯坦、尼泊爾等亞洲發展中國家，親身感受到這些國家具有的豐富資源和廣闊市場，且同中國在經濟上具有很強的互補性。他在訪問非洲時曾說：“非洲地域遼闊，自然資源豐富，有著巨大的經濟發展潛力。”“特別要推動有一定實力的中國企業、公司到非洲開展不同規模、領域廣泛、形式多樣的互利合作。”②（注②《江澤民文選》第1卷，第526、529頁。）后來，他一再強調，廣大發展中國家市場十分廣闊，發展潛力很大，要大力開拓非洲、拉美、東南亞等發展中國家以及東歐和獨聯體國家的市場。這是他實地考察后得出的重要結論，也是他提出“走出去”戰略的重要實踐依據。
提出“走出去”戰略，與江澤民寬廣敏銳的國際眼光和戰略思維能力是分不開的。在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推向前進的歷史進程中，江澤民處處體現出這種眼光和能力。當經濟全球化開始影響世界經濟時，他就提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和在復雜的國際經濟工作中，“作為領導干部，必須有新的知識結構，必須有開闊的國際眼光”③（注③：《江澤民文選》第2卷，第219頁。）。當1996年的亞洲金融危機還處于青萍之末時，他就提出要做好經濟發展風險的防范工作，強調“我們要見微知著、居安思危、未雨綢繆，避免臨渴掘井”④（注④：《江澤民文選》第1卷，第544頁。）。他非常注重領導干部國際視野的拓展和戰略思維能力的提升，強調“要大力拓寬中青年領導干部的視野”，“大力培養中青年領導干部的戰略思維能力”，使他們善于觀察世界大勢和正確把握時代要求。他語重心長地指出：“對重大實際問題不進行戰略性思考和研討，是很難做好領導工作的，而且是很危險的。”“歷史上，不看世界發展的大勢，固步自封，作繭自縛，導致國家和民族衰亡的例子比比皆是。”⑤（注⑤：《江澤民文選》第3卷，第48、49頁。）
由上可見，“走出去”戰略思想是江澤民深刻分析和準確把握20世紀90年代以來國際國內經濟發展新形勢，從解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迫切需要出發提出來的。提出并實施“走出去”戰略，是我國面臨國際國內新的經濟形勢下更好地利用國內國外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的必然選擇，是我國應對經濟全球化挑戰、提高我國經濟實力和國際競爭力的必然選擇。
三、實施“走出去”戰略的重大意義
綜觀江澤民的論述，實施“走出去”戰略的意義是多方面的，它對我國參與國際經濟技術合作和競爭，在更廣闊的空間里進行經濟結構調整和資源優化配置，更好地從全球獲取資金、技術、市場、戰略資源，提高技術開發和自主創新能力，拓展我國經濟發展空間，提升我國經濟的國際競爭力，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掌握主動權，增強我國經濟發展的動力和后勁，促進我國經濟的長遠發展，都具有非常重要的長遠戰略意義。
首先，實施“走出去”，有利于我國在全球范圍內獲取能源資源，在國際能源資源分配中爭取一個更加有利的戰略態勢。
能源資源是現代經濟社會發展的基礎，是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制約因素。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發達國家，一直努力實施全球資源戰略，鼓勵本國公司到海外勘探開發礦產。其實質是以國家支持為后盾，以跨國公司為主體，開拓地緣區位優勢，優化資源配置，以獲取質優價廉的礦產資源，保證本國資源需求。
我國地大物博，資源豐富，但由于人口眾多，人均占有量較少。我國主要能源資源的人均占有量，都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我國煤炭人均占有量為世界平均水平的79％，耕地人均占有量為世界平均水平的40％，水的人均占有量為世界平均水平的25％，天然氣人均占有量為世界平均水平的6.5％，石油的人均占有量為世界平均水平的6.1％。①（注①：參見江澤民：《對中國能源問題的思考》，《上海交通大學學報》2008年第3期。）隨著我國經濟持續快速發展，工業化、城鎮化進程加快，居民消費結構升級換代，能源需求不斷增加，加上我國能源生產和使用仍然粗放，一些高耗能行業發展過快，能源利用效率較低，能源供需矛盾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制約作用越來越大。21世紀，我國經濟仍將保持較高增長速度，各種能源資源的消耗量將進一步增長，我國將面臨人口增長和經濟增長的雙重壓力，能源資源形勢將更為嚴峻。在這方面，除了堅持節約高效、科技先行、多元發展等之外，積極地“走出去”，擴大對外投資，加強國際能源資源合作，使我國在全球范圍內獲取能源資源，在國際能源資源分配中爭取一個更加有利的戰略態勢，應當成為我國能源發展戰略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這也是實施“走出去”的重要戰略意圖。
對于實施“走出去”戰略的這種意義，江澤民多有論述。他在廣東考察工作時指出：“只有大膽地積極地‘走出去’，才能彌補我們國內資源和市場的不足。”②（注：江澤民：《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第520頁。）2000年3月，他在中央人口資源環境工作座談會上指出：“為了確保我國經濟社會的持續發展，我們在資源的開發利用上，必須充分運用國內國際兩種資源、兩個市場，必須加大利用國外資源的工作力度。這是關系我國長遠發展和子孫后代的大計，一定要不失時機地加以推進。”“利用國外資源，要采取多種方式，貿易與勘察開發并舉；要以我國短缺的資源為重點，兼顧其他資源；要以資源豐富的發展中國家、周邊國家為重點，兼顧資源豐富的發達國家，實行多元化經營利用戰略。”“這項工作很緊迫，過去我們的認識不夠，應加緊部署和實施。”③（注③：江澤民：《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第526頁。）
其次，實施“走出去”戰略，有利于逐步形成我們自己的各種跨國公司，使我國獲得重要的國際市場份額，拓展我國經濟發展空間，提升我國經濟的國際競爭力。
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快，一個世界性的社會化大生產網絡已經形成。在此基礎上形成的跨國公司在世界經濟活動中的作用日益增強。跨國公司作為經濟全球化的一個主要載體，是全球化時代配置資源的主體，是各國參與國際經濟競爭的主力部隊。它利用對核心技術、品牌、國際營銷網絡等壟斷性資源的控制，在全球市場獲取利益。江澤民在1998年的一次講話中列舉了這樣一組數據：全球現有五萬三千多家跨國公司，“它們控制了全世界生產的40%，貿易的50%至60%，技術貿易的60%至70%，對外直接投資的70%，技術專利的80%”④（注④《江澤民文選》第2卷，第198—199頁。）。這種發展趨勢表明，國與國之間的經濟競爭越來越表現為跨國公司之間的競爭，一個國家的經濟實力和國際競爭力，越來越集中體現在跨國公司的實力和競爭力上。正是因為跨國公司在全球化時代的巨大競爭優勢，在企業層面上，實現國際化經營日益成為企業的戰略選擇；在國家層面，越來越多的國家認識到發展基于本國的跨國公司的重要性。
相對于跨國公司和跨國投資的迅猛發展趨勢，我國在90年代中期的跨國公司寥若晨星，對外投資與引進國外投資的數量和規模相比也很不相稱。為此，江澤民說：“從長遠看，要更有力地開展國際競爭，我們必須形成一批有國際競爭能力的大型企業和跨國公司。在國際市場競爭的風浪中，大型企業和跨國公司是經濟上的航空母艦，具有強大的生存和發展能力。我們應該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的新形勢下，抓住一切機遇，通過走出去投資辦廠和開展各種各樣的經濟技術合作，從無到有、從少到多、從弱到強，努力形成和發展壯大一批中國式的跨國公司。這是我們擴大對外開放，增強經濟實力和國際競爭力，經受住經濟全球化的各種挑戰和考驗，使我國真正成為經濟強國的迫切需要。”①（注①：《江澤民文選》第3卷，第453頁。）江澤民反復強調只有積極地“走出去”，才能由小到大逐步形成我們自己的跨國公司，以利更好地參與經濟全球化的競爭，其戰略意義就在于此。
其三，實施“走出去”戰略，有利于我國更好地吸收外國先進技術，提高技術開發和自主創新能力；有利于我國主動地在更廣闊的空間進行產業結構調整，提升我國在國際產業分工中的地位。
隨著經濟全球化趨勢的快速發展，越來越多的國際投資理論研究者認識到：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向發展中國家直接投資所轉移的并不是他們的先進技術，而是已經標準化的或即將淘汰的技術，其目的在于維護和增強其壟斷優勢。中國幾十年引進外資的實踐，也印證了這樣一個事實。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積極吸引外資，在學習和借鑒國外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提升企業技術素質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也有一個事實不能忘記，那就是發達國家的對華投資的技術外溢效應很低。發達國家跨國公司對技術含量較高的對華投資一直傾向于采用獨資方式，技術保密措施極為嚴格。正如江澤民所說：“必須清醒地認識到，世界上有些最先進的技術是買不來的。”②（注②：《江澤民文選》第1卷，第432頁。）
相比之下，鼓勵中國企業“走出去”對外直接投資，是獲得國外先進技術更為有效的途徑。我們通過自己的跨國公司在發達國家高新技術企業和研究機構聚集區進行研究與開發性投資，設立境外企業，既可以利用發達國家的科技人才資源，又能夠最大限度地獲取發達國家技術聚集區所產生的溢出效應，同時還能將大量技術信息和產業信息及時傳遞回國內。這樣，一方面有利于我國企業及時了解世界前沿技術動態，增強研究開發與自主創新能力；另一方面，有利于企業進行產業結構調整。在中國成為“世界工廠”、對外貿易依存度過高的情況下，通過提高引進外資質量和擴大對外投資兩個輪子，主動地在更廣闊的空間進行產業結構調整，向產業鏈高增值環節邁進，提升中國在國際產業分工中的地位，無疑是一個極端重要的戰略選擇。
江澤民曾經說過：“‘引進來’和‘走出去’是對外開放的兩個輪子，必須同時轉動起來。這個問題，我思考了很久，主要是為我國的未來發展和中華民族的子孫后代考慮的。”③（注③：《江澤民文選》第3卷，第457頁。）這句話語重心長，內涵豐富，值得我們深思和體會。
〔作者陳揚勇，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研究員，北京100017〕
（來源：《黨的文獻》200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