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澤民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
江澤民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
陳述
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后，以江澤民為核心的中共中央領導集體布置研究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探索兩者相結合的具體化的路子，并支持進行資本市場（股份制）的試點。1992年鄧小平發表南方談話后，江澤民積極推動黨內思想統一，明確表示傾向于使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提法，并在十四大報告中正式提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1993年，江澤民主持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表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目標已經具體化。
社會主義可不可以搞市場經濟體制？這曾經是社會主義國家難以突破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以鄧小平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提出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計劃和市場都是方法，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等思想，突破了國內外理論界長期把計劃經濟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劃等號的觀點。在十四大上，以江澤民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繼承和發展了鄧小平關于市場經濟方面的理論成果，把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確定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為中國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提供了體制保障。本文將初步梳理江澤民在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確定為經濟體制改革目標過程中的卓越貢獻。
一、深入研究經濟體制，為實現新突破、確立新體制作準備
在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前，江澤民先后在國務院部門和地方擔任領導工作。他積極執行十一屆三中全會的路線方針政策，并參與了經濟特區的創建。特別是在上海工作期間，他從全局出發思考問題，推動上海浦東開發開放和上海市的經濟體制改革，使上海現代化建設事業得到迅速發展。在十三屆四中全會上，江澤民當選為中共中央總書記，標志著“一個實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領導班子”【《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1277頁。】開始履行領導中國改革開放和全面進行現代化建設的職責。
（一）布置研究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探索兩者相結合的具體化的路子
1989年政治風波后，是否堅持經濟體制改革的市場取向，黨內和國內理論界存在著重大分歧。市場經濟和市場取向的改革一度成為某些理論家批評和批判的對象。以江澤民為核心的中共中央領導集體，認為應對改革的方向等重大問題進行研究，并對此進行部署，廣泛聽取各方面的意見，為決策作充分的準備。
1990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邀請搞經濟工作的負責同志研究經濟問題。從時任國務院總理李鵬的日記中，可以看到江澤民主持了7月4日的經濟形勢座談會，邀請搞經濟工作的老同志余秋里、呂東、袁寶華、康世恩、宋劭文等參加。7月16日，江澤民再次主持經濟工作座談會專門討論經濟問題。9月13日至19日，江澤民又一次主持由中共中央和國務院負責同志以及省、直轄市、自治區負責同志參加的經濟工作座談會，他要求與會人員“大家要齊心協力找到一條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的具體化的路子”【《市場與調控——李鵬經濟日記》（中），新華出版社、中國電力出版社2007年版，第837頁。】。這可以看出江澤民在著重研究計劃與市場的問題。就是說，在有人還在思考怎樣對待市場經濟的思想認識階段，甚至批判市場經濟時，江澤民不但認為可以搞市場經濟，而且在為計劃與市場尋求一條相結合的路子。與此同時，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邀請國內知名經濟學家研究經濟體制問題。《20年經濟改革回顧與展望》一書中寫道：“1990年7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邀請一些經濟學家座談經濟形勢和對策，出席會議的有薛暮橋、劉國光、蘇星、吳樹青、有林、袁木、許毅、吳敬璉等十多人。座談會一開始，就在改革應當‘計劃取向’還是‘市場取向’這個問題上發生了激烈爭論。”“1991年10月到12月間，中央領導邀請一些經濟學家討論有關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問題。……從10月17日到12月14日，一共開了十次會。”【張卓元等主編《20年經濟改革回顧與展望》，中國計劃出版社1998年版，第15、17頁。】與會的大部分經濟學家在發言中不約而同地用這種或那種方式強調了改革的市場方向。
在以江澤民為代表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十分重視研究計劃與市場關系的背景下，據1990年8月出任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主任的陳錦華說，他布置體改委的研究人員整理了兩份材料，一個是國內關于計劃與市場關系的爭論資料，一個是國外關于計劃與市場的綜合資料。其中國家體改委國外經濟體制司江春澤9月30日提供的一篇題為《外國關于計劃與市場問題的爭論和實踐以及對中國的計劃與市場關系的評論》的材料，扼要地介紹了從1902年意大利經濟學家帕累托開始，西方學術界對是以中央計劃機關還是以市場作為未來社會資源配置的主要方式，進行長達一個世紀爭論的情況。這個材料表明，最先提出用中央計劃機關取代市場來配置資源的學者是意大利經濟學家、社會學家帕累托，他和他的追隨者都不是馬克思主義者，更不是共產黨員，而是西方研究社會主義經濟的學者。在這個問題的爭論初期，社會主義制度還沒有誕生，主張計劃經濟或市場經濟，同堅持或反對社會主義制度根本沒有關聯。“材料清楚地表明，計劃不是社會主義制度的‘特產’，市場也不應是資本主義的‘專利’。資本主義可以用計劃，社會主義應當用市場。”陳錦華把這個材料“立即報送中央領導同志參閱”。據他回憶：“江澤民看了以后特地給我來電話說：‘材料很好，我看了兩遍，并批示印發中央領導同志參閱。’李鵬還指示黨的十三屆七中全會文件起草小組參考。”【陳錦華：《國事憶述》，中共黨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215頁。】1990年12月在北京、1991年2月在上海，鄧小平繼續闡述“計劃和市場都得要”和市場經濟的重要性。但是，這并沒有平息一些理論家對“市場經濟”的批判，可見當時爭論的激烈程度，說明要在理論和實踐上向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前進的阻力還相當大。
這種爭論不僅僅限于黨內和國內理論界。1991年9月，江澤民會見到中國訪問的英國前首相撒切爾夫人。雙方談到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的關系問題時，“撒切爾夫人認為，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不可能兼容，社會主義不可能搞市場經濟，要搞市場經濟就必須實行資本主義制度，必須私有化”【陳錦華：《國事憶述》，第247頁。】。撒切爾夫人執政期間是以推行私有化著稱的，她的觀點可以說代表了西方的主流思想。江澤民不同意撒切爾夫人的觀點，并同她進行了討論。從中可以了解到要實現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相結合，還要敢于突破西方經濟學的框框。
從以上情況看，以江澤民為核心的中共中央領導集體雖然只是在布置對計劃與市場關系進行研究，但對社會主義可以搞市場經濟的傾向還是明顯的。
（二）明確支持進行資本市場（股份制）的試點
鄧小平說：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著棋活，全盤皆活。【參見《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第1328頁。】資本市場是金融體系中重要的組成部分。1989年到1990年，上海和深圳進行了股票制試點，帶來了大陸股票市場的空前火爆，來自全國各地的資金大量涌向股票市場。這種情況引起各方關注，也導致不少爭論。股票市場還要不要繼續辦下去是當時爭論的焦點。“當時人民日報《情況匯編》第346期發了題為‘深圳股市狂熱，潛在問題堪憂’的文章，報送中央。有五位領導同志分別作了批示。有的講，應該立即關掉；有的則講，應該制止不規范的股票集資。這些情況反映了當時理論上的禁區和認識上的障礙還沒有突破，股票市場被看成是資本主義私有化的產物。”【魏禮群主編《改革開放三十年見證與回顧》，中國言實出版社2008年版，第391頁。】這表明，這項重要的市場化改革有夭折的危險。
1990年11月，江澤民在參加深圳、珠海特區建立10周年慶祝活動回京途中，在飛機上同時任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的劉鴻儒進行了兩個多小時的談話，參加談話的還有田紀云、溫家寶等。在這次談話最后，江澤民明確表示：“可以把上海、深圳這兩個實驗點保留下來，繼續試驗不能撤。但是暫不擴大，謹慎進行，摸索經驗。”【魏禮群主編《改革開放三十年見證與回顧》，第393頁。】隨后，中共中央和國務院作出了實行股份制改革并建立證券交易所的決策。1990年11月26日，經國務院授權、由中國人民銀行批準建立的上海證券交易所正式宣布成立。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大陸出現的第一家證券交易所。12月1日，深圳證券交易所敲響了試營業的鐘聲，標志著這項市場化的改革在爭論中堅持下來。1992年1月15日至18日，江澤民在上海考察工作時到上海證券交易所，再次對這項改革表示支持。從這里可以看到江澤民務實的工作作風和敢于試敢于闖的精神。
二、推動黨內思想統一，明確表示傾向于使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提法
1992年鄧小平發表南方談話，再次強調：“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頁。】鄧小平還沒有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召開會議傳達鄧小平的談話。【參見《市場與調控——李鵬經濟日記》（中），第904頁。】鄧小平回到北京后，中共中央將他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談話要點作為中共中央1992年第二號文件下發，要求盡快逐級傳達到全體黨員。3月9日、10日，江澤民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中國改革開放和發展等重大問題，并強調要特別注意抓住改革和建設中牽動全局的重大問題深入調查研究，確定今后一個時期的戰略思想和政策主張，并認真組織實施。
1992年4月1日晚上11點鐘，江澤民打電話找陳錦華，說：“現在改革開放正處在一個非常重要的時刻，下一步該怎么辦，大家都在等待，也有點著急，體改委好好研究下，向中央提出建議。”【陳錦華：《國事憶述》，第207頁。】4月15日，陳錦華邀請廣東、江蘇、山東、遼寧、四川五個省的體改委主任，到北京用三個半天專門座談下一步改革的設想，主要議題是計劃與市場的關系。五省與會人員明確提出：“建立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陳錦華：《國事憶述》，第208頁。】會后，陳錦華寫出一份報告直接交江澤民和李鵬。
1992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議，提出十四大在計劃與市場的關系上要前進一步，這是關系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全局的一個重大問題。5月28日的政治局常委會議正式決定，在十四大上要對計劃與市場的關系作出新的論述，并決定在中共中央黨校召開干部會議。之后，江澤民找經濟學家劉國光談了一次話。他說個人傾向于使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提法，并問劉國光的意見。劉國光說贊成，但同時又說，不提“有計劃”，這方面容易被人忽略，而“有計劃”對于社會主義經濟是非常重要的。江澤民說：“有計劃的商品經濟也就是有計劃的市場經濟。社會主義經濟從一開始就是有計劃的，這在人們頭腦里和認識上一直是很清楚的，不會因為提法上不出現‘有計劃’三個字，就發生了是不是取消了計劃性的疑問。”【魏禮群主編《改革開放三十年見證與回顧》，第74頁。】這表明江澤民的態度更加明確。
1992年6月9日，江澤民在中共中央黨校省部級干部進修班上作《深刻領會和全面落實鄧小平同志的重要談話精神，把經濟建設和改革開放搞得更快更好》的講話。這個講話談了九個重大問題，其中引經據典地闡述計劃與市場經濟體制問題引起黨內外的高度關注。在這個講話中，對建立新經濟體制討論中提出的“建立計劃與市場相結合的社會主義商品經濟體制”、“建立社會主義有計劃的市場經濟體制”和“建立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體制”等意見，江澤民表示：“我個人的看法，比較傾向于使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個提法。”【《江澤民文選》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02頁。】
6月12日，江澤民去看望鄧小平。鄧小平表示：贊成使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個提法。他說：實際上我們是在這樣做，深圳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搞市場經濟，沒有競爭，沒有比較，連科學技術都發展不起來。產品總是落后，也影響到消費，影響到對外貿易和出口。還說：在黨校的講話可以先發內部文件，反映好的話，就可以講。這樣十四大也就有了一個主題了。【參見《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第1347—1348頁。】隨后，以江澤民為核心的中央領導集體先后征求30個省區市和中央及國務院各部門的意見，大家一致同意“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個提法，這標志著黨內思想趨于統一。
三、正式提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闡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新理論
經過精心準備，中國共產黨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于1992年10月召開。這次代表大會是中共歷史上非常重要的一次會議，對全黨進一步解放思想，加快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進程起到了重要作用。會議的一個重大的標志性貢獻是確定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一）在十四大上闡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江澤民代表第十三屆中央委員會向十四大作題為《加快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步伐，奪取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更大勝利》的報告。報告指出，鄧小平同志1992年初的重要談話從根本上解除了把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看作屬于社會基本制度范疇的思想束縛，使我們在計劃與市場關系問題上的認識有了新的重大突破。江澤民強調：“實踐的發展和認識的深化，要求我們明確提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利于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江澤民文選》第1卷，第226頁。】這標志著中國共產黨正式提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江澤民又進一步闡述了要建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本要求：我們要建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是要使市場在社會主義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使經濟活動遵循價值規律的要求，適應供求關系的變化；通過價格杠桿和競爭機制的功能，把資源配置到效益較好的環節中去，并給企業以壓力和動力，實現優勝劣汰；運用市場對各種經濟信號反應比較靈敏的優點，促進生產和需求的及時協調。同時也要看到市場有其自身的弱點和消極方面，必須加強和改善國家對經濟的宏觀調控。我們要大力發展全國的統一市場，進一步擴大市場的作用，并依據客觀規律的要求，運用好經濟政策、經濟法規、計劃指導和必要的行政管理，引導市場健康發展。這個報告集中了全黨智慧，反映了客觀規律，全面、科學地闡述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積極作用，標志著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成為全黨的共識和意志。
1993年3月15日至3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在北京舉行。會議接受中共中央的建議，同意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寫進《憲法》修正案的第七條中，這標志著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國家根本大法的形式被確定下來。
（二）主持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
為貫徹十四大精神，1993年5月，以江澤民為核心的中央領導集體決定，下半年召開十四屆三中全會，專題討論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問題。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批準，5月底組成25人的文件起草組，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領導下進行工作。經過五個多月的辛勤調研、起草、討論、征求意見，形成討論稿。經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審議，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討論，再通過征求中央各部門、各省區市、各大軍區的意見，11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則同意并決定將修改后的《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提交十四屆三中全會討論。
1993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主持召開了十四屆三中全會。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把十四大提出的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和基本原則加以具體化，構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框架，還制定了總體實施規劃。《決定》指出：“必須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份共同發展的方針，進一步轉換國有企業經營機制，建立適應市場經濟要求，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現代企業制度；建立全國統一開放的市場體系，實現城鄉市場緊密結合，國內市場與國際市場相互銜接，促進資源的優化配置；轉變政府管理經濟的職能，建立以間接手段為主的完善的宏觀調控體系，保證國民經濟的健康運行；建立以按勞分配為主體，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鼓勵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建立多層次的社會保障制度，為城鄉居民提供同我國國情相適應的社會保障，促進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十四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20—521頁。】以上五個方面是相互聯系和相互制約的有機整體，構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框架。這表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目標已經具體化。
四、幾點重要啟示
中國共產黨人為建立適合中國實際的經濟體制，進行了長期的探索。十四大確定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幾代中國共產黨人特別是鄧小平和江澤民為此作出了卓越的貢獻。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社會持續快速健康發展的事實，已經證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優越性。以江澤民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實踐啟示我們：
第一，要跟上世界潮流，把解放思想、創立新的理論以指導實踐作為最重要的責任。江澤民是一位具有高度政治責任感和戰略眼光的領導人，他善于從政治和戰略高度思考問題，把解放思想、理論創新作為自己的責任。他說：“我現在的責任，也可以說我的歷史責任，就是要帶頭解放思想，勇于進行理論探索和創新。中央一再強調要進行理論創新，為什么？因為這是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的根本要求。要使黨和國家的發展不停頓，首先理論上不能停頓，否則一切新的發展都談不上。”“我們必須與時俱進，繼續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如果因循守舊、停滯不前，我們就會落伍，我們黨就有喪失先進性和領導資格的危險。”【《江澤民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36、335頁。】可以說，江澤民帶頭解放思想，創立新的理論以指導實踐，這是中國共產黨能夠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并指導中國經濟快速持續健康發展的重要原因。
第二，要尊重規律、尊重實踐，不用本本去框實踐。如果從馬克思恩格斯的經典著作上看，他們沒有說過社會主義可以搞市場經濟，但是他們一貫要求一切從實際出發，強調生產力標準，生產關系要適應生產力的發展，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從這一點上說，中國共產黨人是在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而沒有為個別結論所束縛。這就是江澤民強調的“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基本道理，就是不能用本本去框實踐，而只能用實踐去發展本本。如果一切都要先看本本上有沒有，老祖宗講過沒有，就很難在實踐中邁開步子”【《江澤民文選》第3卷，第338頁。】。在進行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偉大事業中，堅持馬克思主義主要是堅持其立場觀點方法，尊重規律、尊重實踐，“不能用本本去框實踐”而束縛自己的手腳。
第三，兼容并蓄，處理好學習借鑒外國經驗與中國實際的關系，堅持市場機制和國家宏觀調控的結合。學習外國搞市場經濟的經驗，不能教條主義。中國搞市場經濟，必須從中國實際出發。中國的市場經濟體制一定要堅持國家宏觀調控與市場經濟相結合，兩手都要硬。正如江澤民所強調的：“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和加強宏觀調控，都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要求，兩者缺一不可。”【《江澤民文選》第1卷，第467頁。】歷史經驗告訴人們，不應該把市場機制與國家宏觀調控對立起來，而是“既要發揮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的作用，又要發揮政府和社會監管這只看得見的手的作用。兩手都要硬，兩手同時發揮作用，才能實現按照市場規律配置資源，也才能使資源配置合理、協調、公平、可持續”【溫家寶：《用發展的眼光看中國》，《人民日報》2009年2月4日。】。
在中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領域最基本、最重要、也是最成功的改革。在這個波瀾壯闊的歷史進程中，作為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以實事求是的探索和創新精神，作出了重大貢獻。
〔作者陳述，中共中央黨校黨史教研部教授，北京100091〕
（來源：《黨的文獻》201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