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應對亞洲金融危機的成功實踐和經驗
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應對亞洲金融危機的成功實踐和經驗
王德蓉
1997年爆發的亞洲金融危機影響深遠，國際上有學者甚至把它和蘇聯解體并稱為20世紀末全世界的兩件大事。這場危機也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經濟全球化陡然加速后第一次對我國產生重大影響的金融危機。面對危機，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審時度勢、果斷決策，制定并實施了一系列措施，成功應對了這一來自外部環境的嚴峻挑戰，積累了寶貴經驗。
一、未雨綢繆，部署經濟風險防范工作
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后，經濟全球化陡然加速。作為經濟全球化的重要表征，金融全球化也得以迅猛發展。金融全球化在急劇提升金融對經濟的資源配置作用的同時，也迅速積累和增加了其自身的系統性風險。在20世紀90年代初的幾年問，從日本到歐洲再到墨西哥，金融動蕩頻繁發生，破壞性也越來越嚴重。與此同時，自1992年下半年開始，我國經濟也出現了經濟過熱的風險。面對這種情況，中央指出，要認真汲取一些國家金融危機的教訓，未雨綢繆，重視防范和化解我國金融風險。為此，中央迅速作出了一系列部署=
1993年6月24目，中共中央、國務院聯合下發《關于當前經濟情況和加強宏觀調控的意見》，提出了加強宏觀調控的16條政策措施，其中有12條直接或間接與解決金融問題相關。1993年底，國務院作出金融體制改革的決定，開始從微觀和宏觀兩個層面促進我國金融體制逐步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1994、1995年，中央又進一步出臺了多項金融改革舉措，頒布了一系列重要的法律法規，并實行適度從緊的財政貨幣政策，運用利率杠桿等手段進行宏觀調控，有效遏制了經濟過熱的局面，治理了嚴重的通貨膨脹，使我國經濟實現“軟著陸”，這為我們從容應對亞洲金融危機奠定了良好基礎。在金融領域的改革與開放進程中，我國采取了既積極又謹慎的方式，強調金融對外開放必須與我國金融現狀相適應。尤其是在政府宏觀調控能力有限的情況下，我們沒有像有些國家那樣過早、過快地開放本國的金融市場。正如李鵬指出的：“金融保險業對外開放的步伐不能太快，我們有幾道防線，不能輕易放棄，像金融市場的開放，人民幣的完全自由兌換，都是必須十分慎重的。”【中國人民銀行、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金融工作文獻選編(1978—2005)．中國金融出版社2007年版，第279頁。】后來的事實證明，明確資本賬戶的人民幣不能自由兌換以及嚴格管理外國資本的流人流出，是抵御國際游資沖擊的一道必要屏障。
1996年8月，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會議上，江澤民專門聽取防范經濟風險的匯報，并就我國的經濟風險防范問題發表重要講話。他指出，要充分認識經濟發展風險預測和對策研究的重要性，認真研究和防范我國經濟發展中的經濟風險問題。在談到金融風險時他明確指出：“近年來，國際金融市場動蕩不定，重大金融危機事件迭出，很值得我們警覺。必須進一步采取切實有效的措施，努力振興國家財政，防止金融領域出現大的風險。”【《江澤民文選》第1卷。人民出處版社2006年版，第541頁。】他還對如何做好經濟發展風險防范工作提出了四點要求：一是加強經濟發展風險的監測和預測，二是抓緊制定化解和抗御經濟風險的對策，三是進一步完善宏觀調控體系，四是分工負責，通力合作。他強調今后要重視中長期經濟發展趨勢的研究工作，把研究、決策、執行很好地結合起來。
這次會議后，中央又在金融風險防范問題上作出了很多有針對性的部署。比如，1996年11月18日，國務院批轉中國人民銀行《關于進一步整頓金融秩序嚴格控制貨幣投放的報告》，強調要“高度重視經濟運行中存在的風險，采取有效措施，整頓金融秩序，控制貨幣投放，保持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金融工作文獻選編 1978一2005)》，第246頁。】。1997年5月21日，針對證券市場波動加劇的情況，國務院批轉了國務院證券委、中國人民銀行、國家經貿委《關于嚴禁國有企業和上市公司炒作股票的規定》，在不允許金融機構參與證券炒作之后，又明確規定不允許國有企業參與證券炒作。
中央還十分重視金融知識普及和金融知識培訓工作。改革開放以來，盡管我國金融業取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但金融知識的普及程度不高，不少領導干部的金融知識還比較缺乏。20世紀90年代初期我國金融領域出現的一些大案要案，很多與領導干部金融知識薄弱、風險防范意識不足有關。1997年2月19日，江澤民在主持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會議時，提醒大家高度關注金融風險，并決定年內召開全國金融工作會議。在這次會議上，他提出要為領導干部配備一本關于金融知識的小冊子，并數次過問這本書的編輯出版情況。1997年10月6日，他親自為這本書寫了批語：“我希望各級黨政領導干部和廣大企業領導干部，都要學一些金融基本知識。通過學習，加深對金融工作、金融法規和金融政策的了解，提高運用和駕馭金融手段的本領，增強維護金融秩序的自覺性和防范金融風險的能力。金融系統干部也要了解經濟全局和掌握企業生產經營知識。我相信，懂得金融的領導干部和企業領導干部多了，我們對經濟工作的領導水平就會有新的提高。”【《金融工作文獻選編 1978一2005)》，第259頁。】《領導干部金融知識讀本》一書于1997年11月出版，發行量達100多萬冊，對在領導干部尤其是基層領導干部中間普及金融知識起了很大的作用。
事實證明，這些部署對我們有效應對亞洲金融危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二、果斷決策，調整宏觀經濟政策
1997年7月泰國最先爆發金融危機，中央意識到一場大規模的金融風暴即將來臨，因此及時成立了調查小組，密切跟蹤研究危機走向。據時任國家計委副秘書長的白和金回憶，當年8月中央領導集體在北戴河夏季辦公時，就討論了東南亞金融動蕩的問題。李鵬在1997年8月7日的日記中曾寫道：“上午，在北戴河主持召開總理辦公會議，討論基本生活費保障制度、三峽工程截流方案、醫藥品檢驗制度，最后討論泰國金融危機。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要我們出15億美金，由基金出面。經討論，我們援助泰國，要直接打交道。”【《市場與調控：李鵬經濟日記》(下)，新華出版社、中國電力出版社2007年版，第1386頁。】這反映出中央不僅重視這個問題，還以對本國、本地區高度負責的態度對危機發生國采取援助行動。
1997年下半年危機爆發并肆虐東南亞時，我國尚未受到危機的正面沖擊。然而中央并沒有放松警惕，而是根據形勢的變化不斷調整應對危機的決策和部署，其中的重要標志是對宏觀調控政策適時作出調整。1997年初中央決定繼續實行適度從緊的財政貨幣政策，然而隨著形勢的變化，黨的十五大決定在實施適度從緊的財政貨幣政策時，要“注意掌握調控力度”。同年11月19日，全國金融工作會議召開，會議就深化金融改革、整頓金融秩序、防范金融風險作出一系列重大決策。江澤民在會上強調要密切觀察危機的發展，做好應對事態進一步嚴峻化的準備。12月10日，中央又專門召開會議聽取亞洲金融危機對香港的影響情況的匯報，為下一步的決策提供參考。
1998年初，亞洲金融危機對我國的影響已經開始顯現，出11增速出現大幅下滑，外需明顯受到抑制。經過前一階段的綜合分析，2月底召開的中共十五屆二中全會明確指出，要調整宏觀經濟政策的重點，提出要努力擴大內需，發揮國內市場的巨大潛力。會上江澤民強調要用兩點論來分析和認識這場金融危機的影響，提出了“堅定信心，心中有數，未雨綢繆，沉著應付，埋頭苦干，趨利避害”的危機應對總方針。
在擴大內需的現實需要下，中央進一步調整宏觀調控政策。1998年中央3號文件明確提出了應對亞洲金融危機、保持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的指導方針和若干重大政策措施。從1998年開始改變適度從緊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轉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適當的貨幣政策以及穩健的匯率政策。
在財政政策上，通過綜合運用預算、稅收、貼息、減費、增支、投資等手段，達到短期內迅速刺激經濟增長的目標。例如在投資方面，1998年增發1000億元長期國債，主要用于進一步增加基礎設施建設投資。此舉對基本實現年初確定的經濟增長目標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1999年根據經濟運行出現的新情況，長期國債發行規模在原定500億元的基礎上，又增發600億元國債。兩年增發長期國債2100億元，安排了5000多個建設項目，計劃總投資22000多億元，投入力度之大在歷史上從未有過。同時，還采取提高出口退稅率、調整部分稅種的稅率等手段進行調控。
在貨幣政策上，1998年連續三次采取降低存貸款利率、法定準備金率。1999年又再次降低上述利率。其中貸款一年期利率由1997年底的8．64％降至1999年6月的5．85％。存款利率從1997年底的5．67％降至1999年6月的2．25％。法定準備金存款利率從1997年底的7．56％降至1999年6月的2．07％。利率這一經濟杠桿在1998年以來被如此頻繁使用，在此前是罕見的。1998年通過實行適當的貨幣政策，我國金融機構貸款增加11520億元，增長14％，廣義貨幣供應量增長15．3％。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相互配合，有力支撐了國民經濟的持續穩定增長。
在匯率政策上，實行穩健連續的匯率政策，保持人民幣不貶值。亞洲金融危機爆發以后，人民幣匯率的走勢問題一直是國內外關注的焦點。人民幣貶值盡管可以刺激我國出口，但將進一步加劇東南亞地區乃至全世界的金融動蕩局面，也不利于我國經濟的長期穩定發展。1997年12月，江澤民在參加首次中國東盟首腦非正式會晤時，代表中國政府作出莊嚴承諾，為了盡快恢復地區金融秩序，中國不僅不會使人民幣貶值，還將盡可能為東盟國家提供援助。1998年4月，朱镕基在出席第二屆亞歐會議時也指出，要“盡我們的所能來幫助解決亞洲金融危機”【《朱镕基答記者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66頁。】。中國堅持人民幣不貶值的重大決策，以及向泰國、印尼等國提供數十億美元的金融和物質援助，為抵御亞洲金融危機、恢復地區金融穩定發揮了重要作用。中國在危機中與東南亞國家同舟共濟、共克時艱的表現，在國際上樹立起負責任大國的形象，贏得了國際社會的廣泛贊譽。
在上述宏觀調控政策的綜合作用下，我國國民經濟沒有出現大的波動。1998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達到7．8％，1999年為7．1％。【參見《中國統計年鑒·2000年》，中國統計出版社2000年版，第55頁。】在國民經濟實現較為穩定增長的同時，經濟發展質量提高，經濟結構有所調整，經濟效益明顯改善。比如，1999年工業企業實現利潤2202億元，比上年增長52％，創造了近五年來的最高水平。金融平穩運行，貨幣供應和信貸總量繼續增長。外貿出口從7月份開始大幅度回升，全年達到1949億美元，比上年增長6．1％。人民幣匯率穩定，國家外匯儲備年底達到1547億美元。【參見《十五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冊，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166一1167頁。】在當時的情況下，我國經濟能夠取得這樣的成績實屬來之不易。
三、高瞻遠矚，謀劃長遠發展戰略
亞洲金融危機危害之烈、影響之大，出乎很多人意料。據估計，危機發生國的貨幣平均貶值約50％，股票價格下跌近70％，房地產價格下跌40％一60％，東盟國家在這場危機中損失GDP達3萬億美元。【參見劉克：《金融全球化——批判性反思》，經濟科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11頁】受危機影響，泰國、印尼、菲律賓等國還發生了政局動蕩。這個嚴峻事實給中央以極大觸動，中央強調要及時深刻總結這場危機的教訓，謀劃我國經濟的長遠發展戰略。
首先，將擴大國內需求、開拓國內市場，作為增強我國經濟抵御風險能力、推動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基本立足點和長期戰略方針。20世紀70年代以來，東南亞國家普遍通過發展以出口為導向的外向型經濟而實現了經濟騰飛。盡管這種經濟發展模式能夠在一定時期內使一國經濟保持高速發展態勢，但過度依賴外部市場、外國投資的發展方式是不利于一國經濟的長遠發展的。亞洲金融危機的爆發，對這種經濟發展模式帶來了巨大沖擊，引起人們的深刻反思。中央在深刻總結亞洲金融危機教訓的基礎上，開始從戰略高度認識內需的重要性，認為把擴大內需作為增強我國經濟抵御風險能力的一個重要的長期戰略方針，可以擴展我們在國際經濟合作與競爭中的回旋余地。江澤民指出：“我們有必要也有條件把經濟發展建立在主要依靠國內市場的基礎上。這是我國經濟發展的一項帶根本性的方針。”【江澤民：《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版，第415頁】他還進一步指出：“堅持擴大內需的方針，實質上就是堅持發展是硬道理的重要思想，把發展作為主題。”【《十五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 中冊，第1461頁。】針對一些人認為的擴大內需意味著對外貿易從此變得不那么重要的錯誤傾向，江澤民強調要將擴大內需與擴大開放并重：“強調擴大內需，并不是說對外貿易不重要。實行對外開放，是我們的一項基本國策，也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經濟快速發展的一條成功經驗，必須長期堅持。”【《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第416頁。】為配合擴大國內需求、開拓國內市場的戰略需要，實現我國經濟的長期穩步發展，中央在世紀之交作出了實施西部大開發的戰略決策。
其次，將加快科技創新、從戰略上調整經濟結構，作為增強我國經濟抵御風險能力的一個重要戰略安排。宏觀經濟運行大起大落往往是金融危機的誘因，而投資失調、結構失衡是導致經濟劇烈波動的深層原因。因此，防范風險、抵御危機的最有效方式是調整經濟結構、加快經濟轉型。亞洲金融危機充分表明，在經歷長期持續的經濟高速增長之后，不但經濟增長方式需要及時轉變，而且長期高速增長后積累的大量結構性問題也迫切需要及時調整。江澤民對此有著深刻認識，他指出：“一個國家特別是一個大國的經濟發展，必須建立在堅實的物質技術基礎和合理的經濟結構之上，必須有自己強大的基礎產業，否則經不起困難和風險的沖擊。”【《江澤民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02頁。】江澤民對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后世界經濟發展的變化趨勢有著敏銳的洞察力，認為科技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越來越大。他指出：“如果僅僅靠利用自己的廉價勞動力、消耗自然資源、依賴外國現成的技術產品來發展經濟，而不是努力提高本民族的科技文化素質和本國的知識創新、技術創新能力，那就會在國際經濟競爭格局中處于被動和依附的地位，就必然進一步拉大同發達國家的發展差距。”【《江澤民文選》第2卷，第330頁。】在信息科技迅猛發展的帶動下，許多國家都在進行結構性經濟調整，產業結構發生重大變化，傳統產業發生巨大變革。亞洲金融危機更是凸顯了進行經濟結構調整的緊迫性和必要性，許多國家開始著手調整經濟結構。在這種形勢下，如果我們不適時進行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就會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處于劣勢。“對經濟結構調整的問題，認識早、調整快，就主動；見事遲、調整慢，就被動。”【《江澤民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19頁。】帶著這種緊迫感，江澤民提出了“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以工業化促進信息化”，從而實現跨越式發展的新思路。黨的十六大將這個發展思路概括為“走新型工業化道路”，即“堅持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以工業化促進信息化，走出一條科技含量高、經濟效益好、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少、人力資源優勢得到充分發揮的新型工業化路子。”【《江澤民文選》第3卷，第545頁。】
再次，要增強我國經濟抵御風險的能力．深化金融體制改革勢在必行。由于金融在市場配置中起核心作用，進一步深化金融改革和整頓金融秩序、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就成為比較長的一個時期內處理好改革、發展、穩定三者關系的關鍵。江澤民認為，為了抵御金融風險，必須積極主動地加快金融體制改革，盡快建立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新的金融體制。朱镕基也指出：“這次東南亞金融危機，促使我們下決心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再不能猶疑了。”【《十五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冊，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90頁。】中國正是從這次危機中吸取了經驗教訓并開始下大力氣建設健康完善的金融體系。1997年12月6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的《關于深化金融改革，整頓金融秩序，防范金融風險的通知》就強調指出：“力爭用三年左右時間大體建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相適應的金融機構體系、金融市場體系和金融調控監管體系，顯著提高金融業經營管理水平，基本實現全國金融秩序明顯好轉，化解金融風險，增強防范和抗御金融風險能力，為進一步全面推進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創造良好的條件。”【《金融工作文獻選編(1978—2005)》，第282頁。】此后，建立金融機構體系、培育金融市場體系和建立健全金融調控監管體系，成為金融體制改革的重點。其中，對銀行、證券等金融機構管理體制的改革，是我國對金融體制的根本性改革和制度創新。在金融體制改革過程中，中央也極為重視金融法制建設，將金融法制建設提到了依法治國基本方略的高度。在亞洲金融危機對各國實體經濟的影響逐漸加深的情況下，1998年5月12日，中央專門舉辦了“金融安全與法制建設”講座，江澤民主持講座并作重要講話，指出要認真研究亞洲金融危機的癥結，引以為鑒，搞好金融監管和金融體制改革，特別是要加強金融法制建設。1998年后，為推進金融法律制度建設，我國先后出臺或修訂了《證券法》、《公司法》、《企業破產法》、《反洗錢法》等法律及相關規章制度，為規范市場管理、維護市場秩序提供了有力支持。
在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領導下，我國成功應對了亞洲金融危機。通過這一成功實踐，黨和政府不僅深化了對金融工作重要性的認識，增強了經濟風險防范意識，更為重要的是積累了寶貴經驗，為今后的經濟工作提供了重要啟示。
首先，應對危機，最根本的還是要依靠自身實力。在危機發生后，一些西方發達國家對危機發生國“落井下石”的做法充分說明了這一點。而我國之所以能從容應對亞洲金融危機的沖擊，從根本上來說，在于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取得了巨大成就，積累了比較雄厚的物質技術基礎。江澤民對此有著明確認識，他說：“國際上不可測的因素很多，發生可以預料和難以預料的種種風險不足為怪。關鍵在于我們自身是否具有足夠的承受和抵御風險的能力。這次金融風波的沖擊，我們頂住了。這證明改革開放二十年形成的基礎使我們具有相當的承受和抵御風險的能力。但是，必須看到，我們還有許多弱點，這種能力還不夠強。”【《江澤民文選》第2卷，第105—106頁。】“我們越來越清楚地看到，面對這場危機，最根本的是要做好國內的經濟工作，增強承受和抵御風險的能力。”【江澤民：《論科學技術》，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版，第100頁。】“如果自己搞不好，一旦國際上再起什么大的風浪，那就會經受不起，就會有發生危機甚至垮掉的危險。”【《江澤民文選》第2卷．第172頁。】我國在應對各種經濟風險和危機時，無論是短期策略還是長期戰略、應急部署還是主動調整，都應以做好國內經濟工作、增強承受和抵御風險的能力為根本出發點。
其次，應對危機，要重視制度建設。所謂制度建設，既需要各領域的制度化建設作為依托，也需要建立健全危機應急處理機制。一方面，相關領域的制度化建設可以為國家長遠的經濟社會穩定起到“保護”和“減震”的作用。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本身就是為促進經濟社會平穩發展而進行的最重要的制度化建設。另一方面，適當的危機應急處理機制是防范危機、減少危機損失的重要保障。處理和解決突發事件，既需要廣大黨員干部具有一定的駕馭復雜局面的素質、能力和本領，又需要科學合理的領導機制和工作機制，以進一步提高應對突發事件、駕馭復雜局面的綜合能力。這不僅是應對危機的重要手段，也是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一項重要內容。亞洲金融危機發生后，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高度重視，及時作出反應。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的領導下，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發揮重要作用，輔之以有關部門的積極配合，形成了一套較為完整、行之有效的危機處理機制，為迅速扭轉亞洲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形成沖擊的局面起了重要作用。
最后，應對危機，要具備前瞻性思維和戰略眼光。在經濟全球化加速發展的趨勢下，各國各地區經濟聯系日益緊密，相互影響越來越大，一國既要充分利用各種有利條件和機遇發展自己，又要清醒認識和及時防范其中可能帶來的各種不利影響和風險。為此，決策者和管理者是否具備前瞻性思維和戰略眼光顯得特別重要。在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前，黨中央就意識到防范經濟風險的問題，并及時作出了部署，使得我們牢牢把握了應對危機的主動權。在應對亞洲金融危機的策略方針上，我們也運用了極具前瞻陛的思維方式：既根據形勢的變化采取了短期的應對措施，也主動部署了長遠的戰略規劃，將短期應對措施與長期戰略規劃有機結合起來，使二者相得益彰。正如江澤民所說的那樣：“各級領導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在分析和認識這場金融危機及其影響時，要堅持兩點論，既要看到它對我國經濟發展產生的不利影響，同時又要看到它可能給我國經濟發展帶來的某種機遇。不利和有利兩個方面都看到了，才能采取正確的對策。”【《江澤民文選》第2卷，第100—101頁。】正因為如此，我們不僅從容應對了亞洲金融危機的沖擊，也為我國在新世紀的進一步發展謀劃了更為廣闊的空間。
（作者王德蓉，女，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助理研究員，北京 100017）
（來源：《黨的文獻》201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