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時同志對中國青年運動的偉大貢獻

蔣南翔

今年4月30日，是敬愛的任弼時同志誕辰八十周年。這位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我們黨和國家的卓越領導人，由于他終身為中華民族解放和中國人民革命事業的忘我斗爭，在建團、建黨、建軍、建國中所作的巨大貢獻，還由于他在一生革命斗爭中所表現的崇高的黨性，因而他受到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和革命青年的衷心愛戴。1950年10月30日劉少奇同志在首都各界追悼任弼時同志的大會上說：“任弼時同志是一個模范的職業革命家，模范的共產黨員和中國共產黨的最好的領導者之一。中國人民革命的勝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與任弼時同志三十年努力工作和領導革命斗爭的歷史是分不開的。”這是我們黨對任弼時同志一生的合乎實際的崇高評價。��
任弼時同志和中國青年運動有著特別密切的關系，本文著重介紹他對中國青年運動的偉大貢獻。��
一、任弼時同志十六歲參加社會主義青年團，開始了他的革命生涯��
任弼時同志于1920年十六歲時，在上海參加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那時，中國共產黨還未創立，社會主義思想在祖國的大地上還處于萌芽狀態。1921年，十七歲的任弼時同志和蕭勁光、任作民等同志一同去前蘇聯學習。那時前蘇聯遠東邊疆地區，還在緊張地進行著反對帝國主義武裝干涉和白衛分子的國內戰爭。當他通過赤白交界地帶時，曾受到白衛分子的嚴厲的檢查和拘留，經過許多困難波折，才到達莫斯科，入東方大學學習。1922年初，弼時同志在東方大學入黨，是中國共產黨最早的黨員之一，當時他還不足十八歲。我們可以看到，從青少年時代開始，弼時同志就勇敢堅毅，敢于闖新路，向十月革命開辟的新世界尋找革命真理，無所畏懼地迎接新時代的曙光！��
任弼時同志在東方大學三年，收獲很大。他刻苦學習，精通了俄語，堅實地打下了馬列主義的理論基礎：并且經風雨，見世面，開闊了他的政治眼界。他曾參加列寧逝世后的追悼活動，并代表中國留學生為偉大的列寧守靈。他曾親身參加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在東方大學進行的關于列寧主義的辯論大會。很明顯，這些經歷為他以后的工作和斗爭，提供了很好的思想、理論準備。后來他在反對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斗爭中所表現出來的卓越的政治見解和堅定的原則精神，都不是偶然的。��
1924年秋，任弼時同志回到上海，參加社會主義青年團的領導工作，擔任團的江、浙、皖區區委委員。1925年1月社會主義青年團在上海舉行第三次代表大會，根據黨中央決定，社會主義青年團改名為共產主義青年團。任弼時同志在這次代表大會上當選為青年團中央委員，擔任團中央的組織部長，和張太雷、惲代英等同志一起領導青年團中央的工作。1925年春張太雷同志調廣東工作，弼時同志即擔任青年團代理書記。同年7月任書記。1927年5月在武漢召開的共產主義青年團第四次代表大會上，任弼時同志繼續被選為共青團中央委員，并當選為共青團中央書記。任弼時同志從回國參加社會主義青年團工作開始，就表現了理論聯系實際、深入群眾、埋頭苦干的優良作風。他積極從事青年團的宣傳工作，曾用弼時、辟世、P．S．等筆名，在《中國青年》發表許多文章，向青年介紹馬列主義理論，如《馬克思主義概略》、《列寧主義要義》；介紹青年工作的情況和經驗，如《社會主義青年團是什么?》、《怎樣青年群眾化》、《列寧與青年》，等等。從這些文章，可以看到初出茅廬、二十歲剛出頭的弼時同志，已經具有相當高的馬列主義理論水平。弼時同志還很重視教育培訓基層干部的工作。他以“平民學校”為掩護，在上海成立了三十多個訓練班，還親自到曹家渡純善里的“五十二號訓練班”按時講課。經過半年培訓，這些訓練班的學員，后來大多成了黨和團的骨干。由于弼時同志不是浮在面上，做表面文章；而是深入實際，深入基層，扎扎實實地工作，兼有馬列主義理論素養和基層實際工作的經驗，所以他能很勝任地擔負起團中央組織部長、團中央書記的領導工作。��
二、任弼時同志在大革命時期，對青年運動建立了卓越的功勛��
在大革命時期，作為共產主義青年團主要領導者的任弼時同志，對于青年運動建立了卓越的功勛。��
(一)領導上海廣大工人、學生和各界青年積極參加震動全國的五卅革命運動。1925年5月中旬，上海發生了日本紗廠資本家無理開槍打死青年工人顧正紅事件，帝國主義的巡捕還逮捕了聲援工人的學生多人，激起上海廣大群眾的極大憤慨。黨中央于5月28日召開緊急會議，決定首先在上海發動反帝的示威運動。負責團中央工作的任弼時同志馬上召開團中央會議，迅速發動上海各界青年積極參加這場斗爭。5月30日，上海學生二千多人，走上南京路街頭進行反對帝國主義的宣傳和示威游行。任弼時同志和惲代英、蕭楚女等同志也都參加了示威游行的行列。接著一萬多名工人、市民等各界群眾也潮涌而來，表示聲援。租界巡捕竟對演講的學生行兇逮捕，并對手無寸鐵的群眾開槍射擊，當場打死打傷數十人，從而造成了震動全國的五卅慘案。慘案發生的當天晚上，黨中央和團中央都召開了會議，研究斗爭的策略，決定發動各界人民，組成廣泛的反帝統一戰線，號召上海人民以罷工、罷課、罷市的行動來反對帝國主義的暴行。上海很快就掀起了一個轟轟烈烈的“三罷”運動，有二十余萬工人實行罷工，五萬余學生實行罷課，絕大部分商人也在工人、學生的影響推動下舉行了罷市；全國紛紛起來響應，北京、南京、漢口、廣州、長沙，天津、重慶、海豐、陸豐等幾百個城鎮紛紛起來舉行游行示威、罷工、罷課、罷市以及通電、捐款等表示堅決支持，全國激起了洶涌澎湃的反帝怒潮。五卅運動不但大大提高了中國人民的覺悟，促進了廣東的革命化，推動了北伐戰爭和我國第一次大革命的發展，同時還很好地鍛煉和發展了青年團的組織。任弼時同志在《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過去的一年》一文中說：“青年團在中國雖有六年的歷史，但他在五卅運動以前，并沒有很廣大的組織，他的影響也未能深入群眾。及五卅運動爆發以后，便是他取得群眾、領導斗爭的絕好時機，他的組織也因此而擴大了三倍以上；在上海、天津、廣東和其他工業區域的產業工人中，廣東、湖南、湖北、河南一帶農民中，都已浸入了他的勢力，現在在各重要城市都會里的重要工廠、作坊、學校以及其他機關內，都有他的支部組織”，“這一年來，他不獨由小團體變成了群眾的組織，并且質量上也有極大的進步”
在偉大的五卅運動中，共產主義青年團配合黨的部署，英勇斗爭，成為黨的很得力的助手；而任弼時同志始終站在斗爭前列，領導廣大青年群眾勇敢前進，對于中國人民偉大的反帝斗爭和革命青年運動，作出了很重要的貢獻。��
(二)領導青年團同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進行了不調和的原則斗爭。1927年上半年，一方面是隨著國民革命軍北伐的勝利，南方革命形勢持續高漲，兩湖農民運動迅猛發展，兩省農會會員達到七百多萬人，聲勢浩大；一方面是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收繳工人糾察隊武器，捕殺工人和共產黨員，黨的許多著名領導者陳延年、趙世炎、汪壽華、蕭楚女等先后犧牲。在此革命與反革命面臨生死搏斗的關頭，當時身為黨的總書記的陳獨秀，自動放棄革命領導權，不敢斗爭，不敢勝利，對地主、資產階級、國民黨反動派步步退讓；而在黨內卻專橫跋扈，踐踏黨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則，實行家長統治，不顧人民、革命的前途，一意孤行。��
4月底，在武漢召開的黨的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毛澤東同志曾正式提出，迅速深入開展農民斗爭，解決農民土地問題，武裝農民，建立農村革命政權等挽救革命的重要建議。但在陳獨秀操縱之下，大會根本拒絕討論毛澤東同志的正確建議，并對他壓制打擊，把他排斥于大會領導之外。��
經過五卅運動激烈斗爭鍛煉的任弼時同志，堅決支持毛澤東同志的建議，毫不含糊地反對陳獨秀專橫的家長統治和對地主、資產階級、國民黨反動派的無原則退讓。在黨的“五大”剛一結束，他立即主持召開了共青團的第四次代表大會。這次大會的重要內容之一，就是明確反對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弼時同志在《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第四次全國大會的意義》一文中，對會議作了如下的介紹：��
“當大會開幕的時候，正是代表中國資產階級的蔣介石斷然脫離民族革命聯合戰線，屠殺工農領袖和共產主義者，帝國主義積極準備武裝干涉，經濟封鎖武漢，軍閥向革命民眾示威，絞死李守常等二十余人的時期。換言之，就是帝國主義軍閥反動資產階級聯合向革命民眾進攻的時期。��
“雖然大會的四周充滿了反動的空氣，會議時，每天得到各地電信，報告我們最勇敢忠實的同志被新舊軍閥張作霖、張宗昌、蔣介石、李濟深槍斃、腰斬、火燒的消息，但是這不僅沒有引起大會的恐慌心理，反而使各地代表在悲憤之后更加團集精神解決各種重要議程。所以這次大會第一個重要的意義就是：表示中國共產青年團當這最嚴重時期，聚集自己的力量，來估計過去革命經驗，按照現在革命的要求，規定今后斗爭方針，為的是要繼續已死同志完成未竟的事業，以答復新舊軍閥的白色恐怖和帝國主義者對中國革命的武裝干涉！”
這次大會明確指出中國革命的前途是應爭得非資本主義的發展，進而達到社會主義的實現，指出團的任務是應領導工農青年群眾，參加爭取革命領導權的斗爭，反對背叛民族利益的資產階級，努力促成工農及小資產階級的親密聯合，實現其民主專政的政權，發展農村土地革命，擴大無產階級在軍隊中的影響，并建立工農自衛的武裝，領導青年工農在工會、農協之內，去做改良生活與待遇和反抗壓迫勢力的經濟與政治斗爭。��
現在看來，弼時同志的上述意見，明確提出了爭取無產階級的革命領導權問題，發展農村土地革命的問題，等等，這些都是符合當時的客觀形勢和革命斗爭的需要，是完全正確的。在1927年6月23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擴大會議上，任弼時同志當場宣讀了青年團中央反對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意見書。陳獨秀依仗黨的總書記的聲威，又大耍家長作風，暴跳如雷，大聲斥責任弼時同志，并把團中央的意見書撕毀踏在腳下。弼時同志在陳獨秀的咆哮怒吼下，仍然冷靜而堅定地向會議作了口頭報告。任弼時同志反對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的斗爭，實質上是代表工農勞動者的革命需要、馬列主義的科學真理同害怕革命的右傾投降主義和封建家長統治的斗爭。革命實踐早已作了驗證：真理不屬于陳獨秀，而屬于真正馬克思主義的革命者任弼時同志。任弼時同志青年時代對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進行不調和斗爭所表現出來的理論勇氣和原則精神，對于青年團員和共產黨員，都有深遠的教育意義。��
(三)糾正青年團內取消主義和先鋒主義的偏向。1927年的“八七”會議以后，在國民黨反動派的白色恐怖下，共產黨和青年團的活動都被迫轉入地下，工作遭到很大的困難。在這種背景下，在青年團內產生了兩種錯誤的思想傾向：取消主義和先鋒主義。��
1927年11月，在任弼時同志主持下，召開了團中央擴大會議，集中地批判和糾正這兩種錯誤傾向。
取消主義，就是主張取消團的獨立組織，只在黨內設青年部，或者降低青年團的年齡界限，讓團員做兒童工作、文化工作。這實際上是要改變青年團的性質，把戰斗的青年團變成單純的文化組織。很明顯，取消團組織的獨立存在，將只會帶來大大削弱青年團的政治影響和革命作用。任弼時同志正確地指出，如果這樣做，將要“削弱青年無產階級的革命作用。阻礙革命的發展’。
先鋒主義，是由于不了解列寧的建黨、建團學說，過高估計青年團的地位和作用，主張以團代黨。“八七”會議后，有的團委主張把青年團改名為“青年共產黨”，要單獨領導一切斗爭，代替黨的領導。這種錯誤傾向由于當時在團內很有市場，其危害更值得嚴重注意。弼時同志對于先鋒主義產生的歷史、社會根源曾作過如下的詳盡而深刻的分析：“1920年成立的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的前身)，是先于中國共產黨而誕生的，它對建黨工作在某種意義上是起了思想上和組織上的準備作用，從1920年直至1927年的大革命時期，青年團在中國人民中特別是青年學生和知識分子中，有相當大的影響，惲代英、蕭楚女等同志負責編輯的《中國青年》周刊，在中國學生智識界和各大城市的一部分青年工人中，發生了很大的影響，特別在介紹共產主義思想，在與反動的國家主義派(即現在的青年黨)作思想斗爭中起過重大作用。在各種反帝國主義反軍閥運動和北伐戰爭中，以及在廣東和湖南湖北的農民運動中，青年團員也都是積極的參加者。但由于青年團先于黨產生的影響，以及在大革命末期，青年團在反陳獨秀機會主義斗爭中產生出的對黨不夠尊重，形成了青年團的先鋒主義的第二黨的偏向。”
取消主義和先鋒主義，對于黨和團的關系處理得不正確，違背列寧的建黨學說(黨是無產階級的最高組織形式)和建團的理論原則(共產主義青年團應當是一支能夠支援多種工作、處處都表現積極主動的突擊隊)，都有害于團的建設和黨的工作；但在團的工作實踐中，卻不時會發生這種或那種錯誤傾向，只是在不同的時期、不同的條件下，有不同的表現形式。有時表現為“第二黨”的偏向，有時表現為忘記共產主義青年團的大方向，或者要把團變成一個單純的文化組織，或者要把團變成單純的經濟組織。在我國青年運動史上，這些都是實際發生過的問題。取消主義和先鋒主義，其表現形式似乎不同，但是在實際上，正如任弼時同志深刻指出的：“這兩種傾向的結果，都是根本消滅無產階級青年運動的存在”。由此可見，克服團內的取消主義和先鋒主義，對于保證共產主義青年團的建設沿著正確的道路發展，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實際意義。
任弼時同志對于青年團內剛出現的取消主義和先鋒主義的偏向，就敏銳地洞察其錯誤和危害，迅速召開團中央擴大會議加以認真解決，在這里，表現了弼時同志很高的理論素養和領導藝術。��
三、任弼時同志在抗日戰爭時期，撥正了陜甘寧邊區的青年運動的方向
在抗日戰爭時期，從1940年起，任弼時同志就代表黨中央領導陜甘寧邊區黨的工作。他領導召開了1943年具有重要歷史意義的邊區高級干部會議，解決了西北黨的歷史問題和當時在全國范圍內都需要解決的如何建設根據地的問題，有力地推動了陜甘寧邊區在1943年以后的大生產運動和各項建設工作，使陜甘寧邊區成為模范的抗日民主根據地。任弼時同志領導陜甘寧邊區工作的重大貢獻：是黨內眾所周知的歷史事實。應當指出，弼時同志在指導整個邊區工作的過程中，對于邊區的青年運動，也曾作了寶貴的貢獻，此事也值得大書一筆。��
1941年1月皖南事變以后，我從重慶南方局青委調到延安中央青委工作，開始認識任弼時同志。那時弼時同志在中央書記處工作，要操心全黨的大事。但他仍然擠出時間來關心和指導中央青委的工作。��
在1942年整風運動以前，陜甘寧邊區的青年運動中曾經發生過一些偏向。首先是忽視了邊區革命根據地和反動統治下舊中國社會的區別。在舊中國反動統治下的青年運動(如五四運動等)，是以反抗一切舊制度作為奮斗方向，著重對于舊的破壞；在陜甘寧邊區的青年運動，則應熱烈擁護并積極參加革命根據地的新民主主義建設。一定要破壞舊世界，一定要建設新社會。這是兩個截然不同的環境和工作方向，也是顯而易見的實際情況。但在陜甘寧邊區的青年工作中，曾有一段時間忘記了這兩者之間的根本區別，一般地提出“獨立自主的全體全面的青年運動”、“保護青年利益、反對家庭壓迫”等口號。在這種方針下，青年工作在各方面都獨樹一幟，自成系統，不能正確地在邊區黨政指導下配合工作，并且常常使青年和成年對立，子女和父母摩擦，不能更好地發展生產。這樣，對于邊區的新民主主義建設，就在客觀上起了一些干擾和消極作用。��
邊區青年運動的另一個重要偏向，是忽視從邊區農村的實際情況出發，套用一般城市學生所習用的做法，脫離群眾，不受歡迎。陜甘寧邊區是地廣人稀，經濟、文化都較落后的農村環境，交通很不方便，社會分工也不發達，青年很早就下地干莊稼活，成家立業。他們的要求和興趣，同外面脫離生產的青年學生有很大差異，而和本地成年人的分界反而不明顯。這也本是顯而易見的事實。但在邊區青年工作中，也有一段時間忽略了這種不同，忘記了自己工作的基本出發點，大力號召建立“民主的青年的活躍的青救會”，派遣了下鄉工作團專門“推動”工作，硬把忙著耕地鋤草的青年農民，拉出來開會上操，唱歌游戲，名之日“青年化”。但生活在分散落后的鄉村中的青年農民，和來自城市、脫離生產的學生大異其趣，他們迫切需要的是發展生產，改善經濟生活，而不是與實際生活隔離的唱歌游戲的“青年化”，因而對此種做法很反感，每見到工作團下鄉時，他們就奔走相告：“搞青年化的來了！”紛紛逃開。弼時同志直接領導陜甘寧邊區的工作，深知這些弊端。��
1943年上半年，中央青委的整風運動告一段落，機關實行精簡，工、青、婦委合組成為中央民眾運動委員會。當時，弼時同志就指示青委要首先對邊區青年運動的方針作一調查研究。他的基本指導思想，就是認為大城市的學生腔，不適合邊區分散、地廣人稀的農村環境。根據弼時同志指示，我搬到邊區青救會去蹲點調查，和當時邊區青救會的主席李瑞山同志一起，先后分片召集邊區各縣青救會的干部開調查會，具體了解各縣青年工作的實際情況，總結經驗教訓。花了一個多月時間，寫了一份檢討邊區青年運動的方針的文件，報告少奇、弼時、鄧發三位同志。報告的中心思想是改變過去不合農村實際、不受群眾歡迎的做法，明確提出把教育問題作為邊區青年工作的中心任務。弼時同志很贊成這個思想，并要青委把這個精神寫成一篇專論：《邊區青年運動中的一個基本問題》。這篇專論后在1944年5月5日的延安《解放日報》上作為社論發表。社論中有一段話，對于陜甘寧邊區青年運動的任務，作了如下的概括：“因此，邊區青年工作的中心任務，基本上是一個教育問題。我們要在幫助而不是妨害生產運動與建設的前提下，解決邊區青年的教育問題，首先是切實有效的改造和發展國民教育，使在邊區生長起來的青年后代，都能受到新民主主義的教育，都能為邊區的建設作最好的服務。而小學、夜校、冬學、半日校、識字組、讀報組等各種教育組織，也即是邊區青年的基本組織形式。邊區的青年運動就是要通過這各種不同的組織形式，逐漸將邊區的青年和兒童組織起來，進行新民主主義的教育。”這段文字，實際上是反映了弼時同志對于邊區青年運動的指導思想。(社論中指出邊區國民教育缺乏階級觀點、群眾觀點和勞動觀點，是反映了少奇同志的意見——作者注)

根據弼時同志的指示，陜甘寧邊區的青年運動走上了新的道路，改變了脫離生產勞動、不適合農村特點的“學生腔”，而轉到深入群眾的實際教育工作中去，配合邊區的文教建設，發揮了積極作用。在這過程中，青委在延安西郊創辦的兩所民辦小學校，曾對邊區廣泛興起的民辦學校熱潮，起了促進作用，受到1944年邊區文教大會的表揚。現在時間過了整整四十年，在農村辦一個只有幾十名兒童入學的簡易民辦小學，似乎太不足道了；但是回顧弼時同志那種從當時當地的具體實際情況出發、實事求是的領導作風，至今對我們還是很有教育意義的。��
四、任弼時同志是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的主要締造者��
任弼時同志經常關心中國青年運動發展的情況，在四十年代曾多次和中央青委的同志研究要不要重新建立青年團的問題。因為在1935年11月，為了適應廣大青年抗日救亡運動日益高漲的新形勢，黨中央決定將群眾基礎不夠廣泛、存在著第二黨色彩的共產主義青年團解散，將合乎黨員條件的青年團員吸收入黨，暫時不合黨員條件的則轉到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1938年“民先”和武漢青年救國團、蟻社三團體遭到國民黨政府取締禁止，從此就沒有全國統一的革命青年組織。1941年上半年，黨中央曾召集中央青委的同志開會研究是否重建青年團的問題，當時因條件不成熟而暫時作罷。��
1945年日本侵略者宣布投降以后，9月上旬弼時同志在百忙之中，召集我們中央青委的幾位同志去談話，責成中央青委迅速組織青年工作隊，到東北地區去開辟工作。他作了這樣指示：“東北青年在偽滿統治下十四年，他們有強烈的愛國心，但過去沒有機會接觸外面的世界，象黑屋子里的人驟然跑到陽光下面，一時不容易認清自己的方向，因此我們很迫切地需要到東北去做團結和教育東北青年的工作，提高他們的革命覺悟。東北這個地方很重要，東北革命的勝利將會加速中國革命勝利的過程。”他還說；“過去我們是在鄉村，這回到東北，有可能進入一些城市，可以相機組織‘民先’、‘青年團’一類的先進青年組織。”根據弼時同志的這一指示，我和宋一平同志等一同率領了一支包括九十多人的中央青委的工作隊，10月11日從延安徒步出發，經過三個多月的跋涉，來到冰天雪地和戰火紛飛的東北。��
根據弼時同志在延安所指示的精神，我們對哈爾濱市大中學校學生，采取了團結教育的方針，進行“從民族到階級”、“九一八到解放戰爭”的愛國主義教育和社會發展史的教育，很快地打破了東北青年中的盲目正統觀念，于1946年8月在哈爾濱市建立了東北民主青年聯盟，這是八一五以后在東北最早建立起來的革命青年組織。這個組織以后就轉化為東北地區的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在東北三年解放戰爭過程中，民主青年聯盟盟員積極參加了勞軍、戰地服務、移民、土改、遣送日僑、清查戶口等工作；在工廠、街道、農村建團后，團員在發展生產、動員參軍、支援前線等方面，都作出了可喜的貢獻，成為黨和人民政府的忠實助手。另外，1947年創辦了哈爾濱青年干部學校為哈爾濱和東北各地培養了大批青年干部和建團骨干。這對團結、爭取東北廣大青年起了很顯著的作用。弼時同志最初關于開展東北青年運動的正確指示，為青年運動的歷史實踐所完全證實。��
在任弼時同志的積極倡導下，中共中央于1946年11月發出《關于建立民主青年團的提議》的通知，開始了青年團的試辦工作。經過兩年多的試點實踐，中共中央于1949年元旦，正式發表《關于建立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的決議》，并成立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籌備委員會。當時解放戰爭還在激烈地進行，建立全國性的青年組織很不容易，任弼時同志親自擔任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籌備委員會主任，有力地推動建團的籌備工作。那時弼時同志的健康情況已經不佳，但他抱病工作，一絲不茍。中央的建團決議和團章草案，他親自認真地審查、研究、修改。黨中央搬到河北平山縣西柏坡以后，他指導中央青委創辦了中央團校和復刊《中國青年》。他還仔細審閱了《中國青年》復刊的編輯方針和第一期全部稿件，包括一些小文章、短通訊在內。��
1949年4月在北京召開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時，弼時同志抱病參加了籌備委員會的幾次重要討論，為大會審閱和修改主要的文件，特別是親自出席，向大會作了政治報告，傳達黨的七屆二中全會的精神，為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制定了總的方針。在這次團代表大會上，代表們一致推選敬愛的任弼時同志為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名譽主席。任弼時同志在向團代表大會作政治報告時，已沒有力氣把自己的長篇報告讀完，只讀了一半，其余的一半由另外的同志代他讀。由于他在團代大會期間過度操勞，大會閉幕以后，他就不得不停止工作，完全休養了。��
任弼時同志在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是給全體青年團員和全國廣大青年留下的最寶貴的箴言。這個報告深刻總結了我國青年運動的歷史經驗，從理論上透徹地闡明了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的絕對必要性，對于我國青年團的建設，具有最根本的指導意義。��
在全國進入四化建設、努力開創社會主義建設新局面的今天，我們重溫弼時同志三十多年前在團代大會報告中所表達的某些重要思想，仍然感到十分親切，很有教益。他說：“保證中國共產黨對于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的正確的領導，是中國青年運動正確地向前發展的決定因素。過去三十年來的歷史事實，充分說明中國共產黨是中國青年最好的領導者和保護者。自從中國共產黨誕生以來，歷次偉大的青年運動，所以獲得光輝的成績，都是和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分不開的。如果離開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或者當中國共產黨對于青年運動的領導發生某些偏差時，那么那里的青年運動也就會隨之而受到某種程度的損失。”
弼時同志特別指出：“保證中國共產黨對于青年運動的領導”必須“保證全體團員及廣大青年對于中國共產黨的完全信任。”這一意見，現在不僅沒有過時，而且更加值得我們重視。引導青年增加對于馬克思主義、共產黨的信任，還是增加他們的離心傾向，這是鑒別青年運動的方向正確或錯誤的試金石。偉大的共產主義事業，需要若干代人沿著馬克思主義的路線代代相傳地接力完成。如果我們的青年后代對于馬克思主義及其政黨喪失信任，其后果何堪設想?��
任弼時同志不但在全國團代大會的政治報告中闡明了建團的基本方針和正確的政治方向，并且在建團初期，指導團中央端正了建團的組織方針。在建團之初，在團的組織工作中，曾發生某些值得注意的缺點。缺點之一是關門主義的現象，把入團的條件規定得過于嚴格，甚至以入黨的條件作為入團的標準，妨礙了團的廣泛發展，喪失了團的群眾性：另一嚴重缺點是形式主義現象，對入團條件降格以求，認為要反對關門主義，就應“打開大門，來者不拒”，不惜濫竽充數，組織渙散無力，喪失了團的先進性。1950年3月，團中央召開了全國組織工作會議，專門討論了如何正確地發展團的組織的問題。弼時同志一向重視保持青年團組織應有的良好素質，他從前蘇聯療養回國后，剛開始恢復部分工作，就非常認真地字斟句酌地審核了會議報告《論青年團的組織工作》。他明確肯定了整個報告內容，并批示將報告印發全團。遵照他的批示，這一報告在1950年10月《中國青年》全文發表，從而有力地改進了青年團的組織工作。這是弼時同志生前為青年團認真審閱的最后一個文件，不久他就與世長辭了。他為青年一代的健康成長而抱病工作和鞠躬盡瘁的精神，令人感動。��
弼時同志已經離開我們三十多年了，我們至今還深深懷念他。他的偉大的革命實踐和重要的理論貢獻，他的崇高的獻身精神，都是我們學習的光輝榜樣。��
中國青年運動的導師任弼時同志永遠活在中國青年的心中！

（來源：《任弼時同志八十誕辰紀念集》，中國青年出版社1985年8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