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性問題上理論與實踐相統一的楷模

秦浩

任弼時是我黨的一位組織家，他對黨的建設，對黨的后備軍青年團的建設，對黨賴以進行長期武裝斗爭的人民軍隊的建設，都作出了突出的貢獻。特別是在黨的建設的根本任務——增強黨性和進行黨性教育方面，他不僅科學地闡明了關于黨性的基本理論觀點，而且在實際斗爭和黨的生活中以身作則，模范實行。在黨性問題上，他堪稱我黨歷史上一位理論與實踐相統一、言行一致的楷模。��
我黨四十年代的延安整風運動，是一次極為深刻的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黨性教育。任弼時同志參與領導了延安整風，協助毛澤東指導了這個對中國革命的發展產生巨大推進力的馬克思主義教育運動。他的《關于增強黨性問題的報告大綱》，寫作于全黨普遍整風運動前夕，對整風運動起到了動員和指導作用。整風運動普遍開展后，他在中央黨校所作的報告《為什么要作出增強黨性的決定》和《反對宗派主義》兩文，回答了整風學習中提出的問題，提出了整風運動要重點解決的問題。之后不久，針對當時黨的建設中的問題，在西北局高級干部會議上理論聯系實際地作了《關于幾個問題的意見》的長篇講演：內容包括關于黨的一元化領導問題，領導方法和領導作風等。整風運動后期，全黨高級干部討論黨的歷史問題，總結黨的歷史經驗中，任弼時又作了《在湘贛工作座談會上的發言》，對如何處理黨的歷史上的問題，提出了正確的、系統的原則。在上述一系列的文章和報告中，他提出的關于增強黨性，加強黨性鍛煉和黨性教育等基本理論觀點和教育思想，對于整頓“三風”，從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鞏固黨的組織，提高黨員的覺悟起到了良好的指導作用。今天，在嶄新的歷史時期，我們黨正在進行全面改革，做好“四化”建設工作，認真重溫任弼時在黨性問題上的理論著作，仍是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增強黨的各個組成部分和全體黨員黨性的問題，始終是無產階級政黨建設的根本任務，同時又是具體地與各個時期的革命任務、斗爭環境和黨組織狀況緊密相聯系著的。我們黨從誕生之日起到延安整風運動的二十年中，在領導中國革命斗爭的實踐中，有過偉大的勝利和發展，也發生過嚴重的錯誤和挫折；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同時也暴露了我們黨的肌體存在著許多弱點和嚴重問題。從遵義會議到六屆六中全會，黨糾正了王明的錯誤，但以他為代表的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黨八股的錯誤思想作風，還在繼續發生影響。抗日戰爭開始后的一段時間內，黨內小資產階級出身的黨員大量增加，帶來了不少非無產階級的思想作風。正如后來毛澤東指出的，許多共產黨員組織上雖然入了黨，思想上并沒有完全入黨，甚至完全沒有入黨。為了爭取抗日戰爭的勝利，實現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的偉大而又艱難的歷史任務；為了使黨達到綱領的、策略的和組織上的統一，能夠領導中國的革命斗爭，加強自身的建設，特別是思想建設的任務，便歷史地提到了全黨的面前。延安整風運動就是在這樣的形勢下展開的，增強黨性教育和鍛煉的問題，就是為了解決上述問題的重要環節。1941年7月1日，黨中央政治局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增強黨性的決定》，任弼時的一系列文章和報告，以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闡釋了這個《決定》體現了黨中央在加強黨的建設，指導黨員進行黨性鍛煉和修養問題上的基本觀點和要求。��
要增強全體黨員的黨性，首先要使廣大黨員對黨性有一個科學的理解。延安整風時，我黨雖然已有二十年的歷史，但從建黨起就致力于十分緊張的、轟轟烈烈的群眾革命運動，來不及也沒有條件對全黨進行系統的馬克思主義教育，有不少黨員特別是廣大基層黨員，對什么是黨性還很不清楚。有的認為“服從上級”就是黨性強的全部表現，還有的則認為“按時到會”、“繳了黨費”就是有了黨性，等等。針對這些對黨性理解得很狹隘、很片面的情況，《關于增強黨性問題的報告大綱》一開頭就明確指出：“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無產階級的利益就是共產黨的利益”；“共產黨員的黨性，就是無產階級最高度的階級覺悟和階級意識”；“黨性是以黨員的思想意識、政治觀點、言論行動來作標志，來測量的”。黨員的黨性是“教育成的、培養成的和鍛煉成的”。任弼時的這些關于黨性的基本觀點，對于澄清當時的一些錯誤觀念和糊涂認識，是非常重要的，也是我們今天每一個共產黨員進行黨性鍛煉和修養所必須把握住的。��
《關于增強黨性問題的報告大綱》對《決定》中指出的政治上、組織上和思想上違反黨性原則的不良傾向和表現，用歷史唯物主義觀點分析了發生的原因，指出：我們黨生存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現實社會中，深受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的影響；我們黨的成員大多數是來源于農民和知識分子，即使是工人出身的黨員，他們還是和農村經濟保持著密切的聯系，因此不可避免地把小資產階級思想甚至資產階級意識帶進黨內來；由于我國民主革命的性質和任務的要求，黨還需要與資產階級合作，這就為資產階級思想意識侵蝕我們黨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任弼時的這些分析是很深刻的，它指出了黨在指導革命斗爭中犯右的和“左”的錯誤的社會根源，說明了當時黨內還存在“三風”不正的重要內在根據，強調了“全黨黨員加緊鍛煉黨性，提高黨性，培養黨性，增強黨性”的迫切性，為黨的建設把思想教育放在首位提出了理論依據。��
更有理論和實踐指導意義的是，《關于增強黨性問題的報告大綱》總結了二十年來在黨的建設，特別是在黨性教育方面的經驗教訓，提出了全黨要從五個方面進行黨性鍛煉和修養，這就是：一、要“用無限的忠實性和堅定性”為黨的利益，即無產階級利益服務，并使這種服務的精神“完全是出自于覺悟性、自動性和積極性；二、要“充分地掌握住和革命實踐密切聯系著的馬克思主義革命理論”；三、要“把個人的利益服從于全黨的利益，把黨的利益放得高于一切，為黨的統一，為黨的團結而斗爭”；四、要“遵守黨的統一的紀律”，五、要“與群眾建立真正的密切聯系”。任弼時提出的這五個方面的要求，概括了我們黨對黨員進行黨性教育的基本內容，指明了全黨黨員進行黨性鍛煉的努力目標。全面地理解這五個方面及其相互之間的關系，并付之實行，對我們共產黨員來說，無論今天的歷史任務和客觀環境有怎樣的變動，仍然是進行黨性教育和黨性鍛煉最基本的要求。��
這里，需要特別強調的是，任弼時在《關于增強黨性問題的報告大綱》中把“充分地掌握住和革命實踐密切聯系著的馬克思主義革命理論”作為黨性的一個主要標志提出來，并加以辯證的闡述，這是黨性教育中的一大發展，是我黨重視思想理論教育，把思想領導放在全黨各項工作的第一位的具體表現，在我黨的建設史上有重大的意義。��
黨性要以辯證唯物主義的世界觀為基礎和前提，這個科學命題首先是毛澤東指出來的。他在《改造我們的學習》中說：“沒有科學的態度，即沒有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實踐統一的態度，就叫做沒有黨性，或叫做黨性不完全”。之后，在《中共中央關于調查研究的決定》中更明確地指出：“粗枝大葉、自以為是的主觀主義作風，就是黨性不純的第一個表現；而實事求是，理論與實際密切聯系，則是一個黨性堅強的黨員的起碼態度。”任弼時的《關于增強黨性問題的報告大綱》用辯證分析的方法，闡明了毛澤東的這一科學命題。他說：“要在領悟馬列主義理論方面修養自己，培植自己，堅定自己。不掌握馬列主義的理論，所謂階級覺悟、階級意識也能化為烏有。”并指出，如果黨員為黨的利益斗爭不是出于覺悟性和啟動性，也就是不掌握馬列主義理論，就要成為盲從者，而“盲從者的忠實性和堅定性都是相對的東西”。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任弼時又強調指出：“要靈活地、切乎實際地去運用馬列主義。就是說，要以馬列主義的原則，以馬列主義的立場去觀察問題、處理問題，不要不顧實際的情況，只唱高調，套公式。不要變成公式主義者、教條主義者、主觀主義者。”任弼時在這里既批評了忽視理論指導的經驗主義，也批評了脫離實際的教條主義。但批評的主要鋒芒，是掃除以教條主義為特征的主觀主義者在黨內所造成的惡劣影響。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教條主義者滿口革命詞藻，不顧實際情況，硬套書本公式，推行他們的“左”傾錯誤動輒給有不同意見者扣上“機會主義動搖”的大帽子，以表示他們的“革命性高”、“黨性強”。而一些缺乏理論修養的同志，往往被教條主義者的空洞說教所迷惑、所俘虜、所嚇住，并以為“服從上級”就是黨性強，雖然眼看到革命利益遭受損失，但還是去執行教條主義者的那一套做法。因此，毛澤東提出的沒有理論和實際統一的態度就是沒有黨性的命題，是我黨多少年來血的經驗教訓的總結。這個科學命題一提出來，在全黨立即引起極大的震動和深刻的反響，既教育了忽視理論學習的同志，又使犯有教條主義錯誤的同志頭腦大為清醒，也使全黨把黨性教育和黨性鍛煉建立在辯證唯物主義世界觀的基礎上。任弼時當時在回顧自己對毛澤東的認識過程時曾說：從莫斯科回國后，看到毛澤東同志的《論持久戰》、《新民主主義論》等理論著作，又看到毛澤東同志在實際工作中正確處理國共關系和掌握各種政策，使他對毛澤東同志非常敬佩，認識到毛澤東同志過去所以正確，是基于堅定的立場和理論聯系實際的思想方法。延安整風運動緊緊抓住并貫徹毛澤東提出的這一關于黨性的科學命題，因而也就抓住了整好風的中心環節，抓住了黨的建設和黨性教育的根本問題。任弼時等當時的中央領導同志，也都全力注意解決這個問題，這對于整風運動能夠取得偉大勝利是有決定性作用的。
黨性的另一個重要標志，就是要有組織覺悟，能自覺地服從組織，遵守紀律，為黨的統一團結而對一切錯誤傾向作斗爭。關于這一方面，任弼時同志在《反對宗派主義》、《關于黨的一元化領導問題》等著作中，提出的一些重要觀點，對我黨組織上的統一、鞏固和團結起了重要的作用。��
我們黨從建立時起，就一直按列寧的布爾什維克的組織原則建立黨內生活，要求黨員服從組織決定，執行組織決議，遵守黨的統一紀律。但是在黨的發展過程中涌進大量新黨員的情況下，特別是在發生路線分歧時，或者在形勢急劇轉變時，常常容易出現黨員忽視和違反紀律，鬧獨立性，甚至發展到危害黨的分裂行動。為了糾正和防止這些錯誤傾向，黨在六屆六中全會上就明確提出了“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的根本組織原則和必須遵守的全黨統一紀律。黨中央在《關于增強黨性的決定》中又特別重申了這一原則和紀律。這既是歷史經驗的總結，是用血的代價換來的教訓，又是針對當時在組織問題上存在的各種錯誤傾向，如宗派主義，鬧獨立性等，要求全黨為保證黨的統一、集中、鞏固、團結而努力。��
但是，要求全體黨員自覺地服從組織，遵守紀律，絕不是靠單純的下命令或用組織懲罰的手段所能達到的。有鑒于過去的歷史教訓，任弼時在回答決議的中心思想是什么時說：“就決議本身來說，是組織問題，又是思想問題。”這就是說，決議所要解決的是組織問題，但是解決的辦法首先是從思想教育入手，讓同志們從思想上明白“今天黨內團結的特別重要”。延安整風運動這樣做了，黨員的思想覺悟提高了，黨性增強了，組織上的統一集中和鞏固團結就得到了堅實的基礎。��
為了有效地糾正違反黨性原則的宗派主義、英雄主義、自由主義、獨立主義等錯誤傾向，任弼時對全黨黨員，特別是干部黨員，要求擺正三個關系，即：擺正個人與黨的關系，擺正局部和整體的關系，擺正下級和上級的關系。任弼時在辯證地分析了在這三個關系后指出，這三個關系擺正了，組織覺悟就有了思想的基礎，就能自覺地服從組織，遵守紀律，為維護黨的統一團結而斗爭。��
任弼時不僅在思想理論上對增強黨性提出了許多重要觀點，更可貴的是，他自己在革命實踐活動中身體力行，言行一致，表現出一個優秀共產黨員應有的堅強黨性，為全黨作出了表率。��
任弼時的堅強黨性，首先表現為他有堅定的政治原則性和嚴格的組織紀律性。任弼時是反對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錯誤的領頭人之一。他曾向黨中央提交過團中央的兩次政治意見書，批評陳獨秀的右傾錯誤，但都被陳獨秀壓制而未發生作用。即使如此，他顧及到黨的威信，未將團中央與黨中央的意見沖突向下層團部傳達。八七會議后，青年團中的某些干部，由于反對了陳獨秀的右傾投降主義錯誤，看不起黨，再加上當時找不到解決工作困難的方法產生了“取消主義”和“先鋒主義”錯誤傾向，任弼時對這種否定黨的領導的錯誤進行了及時的嚴肅的斗爭。這些原則性的斗爭，對于總結大革命失敗的經驗教訓，制定土地革命時期的總政策總方針，渡過困難時期，是很重要的。��
在長征途中與叛徒張國燾的斗爭，是一次最有代表性的成功的黨內斗爭，充分表現出任弼時既有堅定的政治原則，又有靈活的斗爭藝術。當時黨的處境很困難，情況又非常復雜，但任弼時堅信遵義會議所確定的路線是正確的，堅決維護黨的團結統一，遵守黨的組織紀律。他和朱德、賀龍、劉伯承等同志一起，對張國燾的右傾逃跑和分裂黨的活動進行了堅決的斗爭；與此同時，又耐心地開展說服工作，使一部分受張國燾蒙蔽的同志覺悟起來。他在這一斗爭中，首先肯定四方面軍1936年1月下旬決定繼續北上的方案是正確的，因而與陜北同志在“對目前形勢估計和黨的策略路線已經一致”，這就取得了斗爭的主動權，否定了張國燾反對北上的任何借口。對當時已經處于分裂狀態的黨和紅軍，他能夠與朱德等同志一起說服張國燾同意向中央建議，在三個方面軍靠近時召開會議，解決黨和紅軍的統一集中的最高領導問題，這既穩住了張國燾，又反映了二、四方面軍廣大干部的意愿，因而也就推動了兩個方面軍迅速共同北上。他對三個方面軍的大會合并不簡單地看成是一次喜慶式的大團圓，而是清醒地看到由于張國燾過去的分裂活動，以及思想政治工作上的不足，尚有潛在的困難和危機，因此他強調要做好政治上和技術上的準備，要求“消除一切成見和不好印象”，要有“客觀、冷靜、正確的自我批評”。他深切地意識到二方面軍在促成三個方面軍順利會合上負有重大責任，因此對一、四方面軍1935年會合時發生的黨內爭論持慎重的態度，要求保持平靜和客觀，并總是把注意力引向當時最迫切需要解決的緊急任務上。他在斗爭中采取這樣的立場、態度和方法，始終是為了達到紅軍北上、黨內團結的總目標。他這種既勇于斗爭，又善于斗爭，做到了堅定的政治原則性和正確的斗爭方法相統一，確定不移的奮斗目標和耐心的說服教育相統一，終于使紅四方面軍和紅二方面軍一起成功地北上與紅一方面軍會師。��
任弼時在長征過程中，曾經歷了三次紅軍會合：第一次是1934年10月，他率六軍團與紅三軍(會合后稱二軍團)會合；第二次是1936年7月，他率二、六軍團(會合后組成二方面軍)與四方面軍會合；第三次是1936年10月，他率二方面軍實現三個方面軍的有重大歷史意義的大會合。由于任弼時的政治目標明確，黨性堅強，態度冷靜公允，方法正確得當，因而在三次會合中的團結工作做得都很成功，為勝利完成長征這一艱難斗爭歷程，確是立下了不可磨滅的功績。��
任弼時的堅強黨性，還表現在他注重調查研究，堅持理論聯系實際的思想方法和密切聯系群眾的工作作風上。最好的例證就是他在1948年所作的《土地改革中的幾個問題》的報告。為了正確解決當時解放區土地改革中出現的各種問題，他進行了系統的調查研究，從詳細閱讀有關資料和各解放區送來的書面報告，到親自找各級干部直至村農會主席談話，他認真聽取各種意見，邊記邊問，細致分析一個縣一個村的典型材料。經過這樣認真、細致的調查研究，才形成了上述著名的報告。這個報告對于土地改革工作中出現的問題解決得具體、正確，把土地改革問題在理論上推進了一步，對各解放區土地改革的勝利完成起了重要的指導作用。��
任弼時的堅強黨性，還表現在他能正確地分析對待歷史問題，有嚴格要求自己的自我批評。他在第二次革命戰爭時期，有一段時間曾經執行了某些“左”的錯誤政策，給革命和人民造成了損失。延安整風運動后期，他在湘贛工作座談會上，科學地分析了湘贛蘇區的歷史之后，實事求是地指出：總的來說，湘贛新舊省委都執行了“左”的錯誤路線，在土改、思想斗爭、動員群眾、肅反和軍事方面，都執行了一些錯誤政策，他負主要責任的新省委比舊省委在思想上、政策上表現得要更“左”。但在執行了錯誤路線的情況下，湘贛的工作是否還有成績呢？他的回答是肯定的，指出湘贛新舊省委時期都還有幾個顯著的成績，表現在統一黨的領導、發動群眾、發展武裝、擴大蘇區和組織長征等方面；而這些成績的取得，是由于實行了土地革命，由于廣大黨員和干部與群眾有密切的聯系，對錯誤路線有所抵制。作為湘贛新省委的書記，任弼時對產生的錯誤承擔了領導責任。他在為黨的七大準備的發言稿《努力爭取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中，嚴格要求自己，說：“在過去黨內領導犯三次‘左’傾錯誤時期中，我都參與成為積極的執行者，錯誤的性質都是偏‘左’。”任弼時對歷史問題采取尊重事實的科學的分析態度，對自己的錯誤采取嚴格的自我批評的態度，不僅無損于他是馬克思主義者的形象，而且真實地表現出一個可敬的共產黨人所應有的黨性原則，值得我們稱頌和學習。��
任弼時的各方面的堅強黨性，集中表現為無限忠誠于黨的事業，全心全意為人民群眾服務的崇高品德。他從十六歲起參加革命活動，三十年如一日，勤勤懇懇，努力奮斗，勝不驕，敗不餒，百折不撓，埋頭苦干，為黨為人民做了大量的工作。葉劍英在任弼時逝世后，著文贊揚他“是我們黨的駱駝，中國人民的駱駝，擔負著沉重的擔子，走著漫長的艱苦的道路，沒有休息，沒有享受，沒有個人的任何計較。他是杰出的共產主義者，是我們黨最好的黨員，是我們的模范”。任弼時同志的這種“駱駝”精神，是共產黨員黨性修養和鍛煉的最本質的內容，是我們每個黨員都要努力學習做到的。��
任弼時在協助毛澤東用正確的方法進行整風，做了很多有成效的工作，集中地形成了一批有關黨性的理論著作，并且以身作則，聯系實際地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這一切，在對毛澤東思想關于尋常償說的形成和發展方面是作出了重要貢獻的。

（來源：《任弼時研究文集》，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9年5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