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時選集》編輯記事

之一

章學新 肖華光 蔡慶新

任弼時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卓越領導人，他從1920年投身革命到1950年病逝，畢生奮斗30年，不僅為締造中華人民共和國作出了重要貢獻，而且在思想理論方面留下了許多寶貴財富，成為黨的集體智慧結晶的毛澤東思想的組成部分。編入《任弼時選集》的47篇文稿，是從我們廣泛收集到的文電、記錄中，經過反復研究后選定的。其中2/3未公開發表過，共32件。

選編黨的領導人的文集，是極其嚴肅的工作，要求我們尊重歷史，精選精編，嚴細考核；準確而有重點，全面而不重復。這里，將我們在選編過程中遇到的主要問題和編輯的辦法，向讀者匯報，與同行交流。

(一)由五個通告到三個通告

《關于共青團工作的三個通告》(1925年7月至11月)一文，初選為5個通告，定稿時抽去2件，保留了3件。

五卅運動后，以任弼時為首的團中央，為發展革命實力，壯大共青團的組織，反對戴季陶主義，維護學生組織的團結和統一等，先后發出了一系列通告。我們收集到由任弼時簽署的共12件，初選5件。這些通告均找不到手稿，其中的3件由任弼時單獨簽名發出。另兩件是：通告第95號，內容為加強宣傳工作，反對戴季陶主義，由任弼時與宣傳部主任惲代英聯名簽發；通告第109號，內容為爭取學生組織的團結和統一，與學生部主任林育南聯名簽發。當時團中央明文規定，各項通告信件均由各部委員、書記負責簽名方生效。

聯名的文稿應否編入個人的文集，看法不一，出版界各陳利弊。如有作者的手稿，或有其他材料足以證明起草人，據此入選是順理成章的。但別無他據而收入其中一人的文集，是欠妥的。

《共產黨宣言》德文版序言中，恩格斯對其中的一個重要原理尚且鄭重聲明：“這個基本思想完全是屬于馬克思一個人的”，其嚴謹的態度令人敬仰。聯名文稿若考查不清，不能輕易歸屬個人著作。“掠人之美”，斷非作者所愿，編入《選集》，自當更加慎重。所以在《任弼時選集》最后定稿時，我們抽掉了2個聯名通告，入選3個通告。

(二)代擬的文件，選必有據

我黨的許多領導同志，有親自動手起草文電的優良傳統。有的文電是對本人主持的工作的意見，有的是秉承組織委托草擬。此類文稿，以組織名義發布，收入個人文集，必須有作者起草的手稿，或查清起草的情況，有充分理由判定起草人。既無手稿，起草過程又不甚清楚的，均不宜作為個人著作收入文集。《任弼時選集》中，由他起草而以組織名義發布的文稿有4篇，均未找到手稿，但查有實據，故收入選集。

《糾正取消主義和先鋒主義》一文，是黨中央和團中央的聯合通告(黨中央通告第19號，團中央通告第6號)，1927年12月6日以“CP中央保和、CY中央宗鈺”的代號簽署發出。當時，正是黨的八七會議之后不久。團的部分干部因大革命失敗后開展工作困難，以及在反對陳獨秀的右傾投降主義斗爭中方法不當，滋長了取消主義和先鋒主義的錯誤觀念。11月，任弼時主持召開團中央擴大會議，迅速加以糾正。11月27日，他向臨時中央常委會匯報了會議情況，12月6日，中常會記錄中，任弼時說：“我寫的通告大家都看過”，并對草稿內容作了說明。接著，參加會議的瞿秋白、周恩來、陸定一、李維漢等發言。最后，主持會議的瞿秋白說：“總起來可以加幾點”，主要是要對先鋒主義的歷史根源稍作分析，在反對右傾機會主義時，團要站在黨的立場，團的工作要進一步群眾化，防止冒險主義。會議決定，通告“由秋修改”。據此，當可斷定通告為任弼時起草。收入《任選》時，我們在題解中說明經瞿秋白修改定稿。

1928年黨的第六次代表大會在莫斯科召開期間，中央決定由李維漢、任弼時、羅登賢三人留守在國內，主持黨中央的工作。從4月底到9月，任弼時代中央起草了一系列通告和信件，編入《任選》的有3件。

《白色恐怖下黨組織的整頓和秘密工作》是中央通告第47號，5月16日第33次中央常委會記錄：“組織通告(弼起草)”，并決定仍“交弼修改”。5月18日定稿發出。

《對黃色工會的策略》是中央給江西省委的復信，5月18日中央常委會決定“由弼復回信”，22日決定“修改通過”。

《城市農村工作指南》，是6月26日第44次中常委會議決定“由弼起草”，7月6日決定增加內容“交弼增成小冊子”，7月26日通過。

這4篇代中央起草的通告和復信，雖未找到原稿，但會議記錄檔案完備，入選有據。

(三)保持會議記錄的原貌

《任選》中，根據會議記錄編輯成文的共有10篇。這類文稿，有的有數份記錄可以對照，有的有作者發言提綱或親自核閱過的記錄，有的只有單份記錄。我們在編輯記錄文稿時遵循的基本原則是：盡量保持原貌，力求存真。

由于記錄詳簡不一，有的記錄稿沒有標點斷句。為了便于讀者閱讀，編輯的責任主要是辨清字跡，標點斷句，核實人名、地名、數字，統一體例，補全簡稱略記，刪削重復的字句，這是必要的，但決不增加和改動觀點。

《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的發言》(1949年3月13日)，檔案中保存了會議指定的師哲、廖魯言、曾山等3人的記錄，又找到了作者的發言提綱。經過比較，我們以其中的一份記錄為基礎，和作者的提綱及其他兩份記錄，逐句對照，補必有據。

《提議建立青年團的兩次講話》(1946年8—9月)，由團中央青運史研究室提供了列席會議的李云潔的原始筆記，及后來他的3次整理稿。為了找到更多的依據，我們再請檔案館查找中央保存的記錄，終于獲得。我們仔細對照，發現各具特色。李云潔的整理稿是以列席會議的數位青年工作干部的筆記為依據，互相核對后整理而成，文字比較詳細，且從行文中可以看出當時青年工作干部迫切希望建立團組織的愿望。而中央保存的記錄，雖較軛要，但提綱挈領較全面而有分寸。我們便以兩稿互補，編輯而成。

記錄稿是通過記錄人的聽覺和理解形成文字，和作者的手稿、原作有所不同，語言風格也不一定能充分反映發言人的特色，但它畢竟是現場實錄，接近原義。黨的領導人在正式會議上的講話，工作總結和指示，是當時工作的依據，言出行隨，已成歷史。我們在編輯時，力求保持記錄原貌，就是尊重歷史，維護文稿的政治嚴肅性。

(四)一份手稿的查考

《努力爭取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1945年)是任弼時的一份手稿，從內容看，像是他在黨的七大會議上的發言稿。我們查閱七大的日程，任弼時除了在主持開幕式時有一講話外，并無大會發言；再查小組會議記錄，也未見有手稿中的內容；訪問與會的老同志，均不記得有這個發言。

政治家的文稿，是他政治活動的記錄。一份沒有發言的發言稿，作為研究任弼時思想的材料是非常可貴的，但作為正式文稿編入選集，還應進一步查核清楚，不應輕率斷定。為此，我們向中央檔案館查詢，得悉這份手稿已歸入黨的七大檔案第37卷，卷內同時存有毛澤東的開幕詞，任弼時和鄧發等同志的發言稿3份，材料2份。這個事實說明，任弼時的這份手稿，不是醞釀思考過程的筆記，而是作為正式意見提交了大會，是一份表明他的政治見解的文稿。據此我們將其收入了《任弼時選集》。

(五)“名篇”哪里去了?

朱德在《悼念任弼時同志》一文中提到，任弼時有4篇影響較大的著作，其中之一是《關于整黨問題給晉綏分局的信》，馮文彬的紀念文章中也提到了這封信，但中央檔案館久查未得。函詢在中央工作的有關同志和當時晉綏分局代理書記李井泉，均無結果。我們函請山西省檔案館查找，又專程派人去四川查找，均未找到。

“影響較大”的著作哪里去了呢?我們擴大查找范圍，請中央檔案館及有關單位提供中央和晉綏分局1948年關于整黨問題的來往文電。1984年7月，中央組織部提供了8件。其中有1948年5月8日和6月28日《中央關于晉綏整黨工作的指示》兩件。我們仔細閱讀并和任弼時同一時期的調查筆記相對照，發現《指示》和筆記對晉綏地區黨的基層組織的估計和有關工作的意見是一致的，文字風格和習慣性的用語和任弼時有許多相同和相似之處。

任弼時當時的秘書丁農看了5月8日的《指示》復印件后，答稱：“據我判斷，是弼時同志起草的可能性極大。現由有三：(一)當時弼時同志分管組織部(整黨)的工作；(二)指示中一些重要觀點我曾聽到弼時同志談論過；(三)從文章的風格看，也很像弼時同志手筆。”“6月28日的指示，我判斷亦是弼時同志起草的。”

當時中央機要室的秘書李智盛認為“兩個指示都是任弼時同志起草的”，理由是“弼時同志當時在書記處分管土地改革工作，在一段時間內，中央有關這方面的信、電，多半是弼時同志起草的”。

馮文彬則答復說：“這封信我是肯定看到過，當時是什么形式我就記不清了，我的印象是以中央名義發的。”并說：“這兩個指示內容，寫法都很象是弼時同志的。一個人有一個人的文風，弼時同志寫問題是一個一個分開寫，一層一層分析很細。”

《指示》中提到，“代縣縣委書記郝德青同志認為一般的超過黨支部去進行土改的辦法并不見得要比經過支部為好。”我們訪問郝德青，了解上述意見是否是他直接向任弼時匯報的?郝德青回憶說：“大概是(1948年4月)4號早起……我在縣委后院散步，碰到了弼時同志，就在那坡上，坐在石頭上聊起來了，聊了一個多鐘頭”，“當時就是我向任弼時同志談的，秘書在旁邊站著。”

根據上述訪詢，我們認為基本上可以判定這兩個指示是任弼時起草的。

為了排除由別人起草的可能，我們又從檔案中查到了兩個《指示》的謄清稿。5月8日《指示》的謄清稿上，有任弼時修改的字跡，由毛主席核定發出；6月28日的稿上，除有任弼時修改字跡外，還有劉少奇的批語：“弼時同志，此件又看了一遍，只有一點還需要□□望很快發出。”

至此，我們和李智盛、丁農兩同志共同鑒別謄清稿。他們都說：“這兩個指示的修改稿是我們兩人謄寫的，是根據任弼時同志的手稿謄抄的，抄好后送給中央幾位領導人修改。”

為核實名篇的作者，我們歷時一年多，先后訪問了13位同志，終于查清了“影響較大”的著作就是任弼時為中央起草對晉綏整黨工作指示的兩個文件。

(六)尊重歷史，瑕不掩瑜

選編領導人的文集，主要是反映他在思想理論方面的建樹，入選的文稿，應是經過歷史檢驗正確的內容。但由于中國革命發展的曲折性，作者認識的局限性，有的文稿常常帶有錯誤路線時期的某些提法，這是正常的。問題在于通觀全人全文，區別樹木和森林。《對于暴動問題的意見》(1928年1月)和《城市農村工作指南》(1928年7月)兩文，都成于八七會議之后，黨的六大決議傳達之前，當時全黨對大革命失敗后策略上需要有秩序的退卻，對中國革命的長期性和農村根據地的重要性正在認識和轉變過程中，因此，文中對形勢的估量援引了盲動主義時期的提法：“現時全中國的狀況是直接革命的形勢”，和“召集工人飛行集會”，“推動全省總暴動”等不適當的做法，但通觀全文中的基本思想，則是反對“無動不暴”的冒險主義，強調深入發動群眾，注意暴動的群眾基礎。文稿對于糾正第一次“左”傾盲動主義錯誤是有歷史作用的。為尊重歷史，尊重事實，保留這些歷史的痕跡，是瑕不掩瑜的。

《在湘贛工作座談會上的發言》和《努力爭取新民主主義在中國的勝利》兩文中，任弼時對三次“左”傾錯誤時期所受的影響，嚴格要求自己，作了公開的自我批評。我們保留這些內容，既是尊重歷史，也是反映出作者在政治原則問題上的鄭重態度。絲毫不會損害作者的形象。

之二

編輯整理已故黨的領導人的文稿，既是史的范疇，又是政治理論工作范疇的嚴肅工作。《任弼時選集》中，最早的文稿成于1925年，距今已53年，文例詞例已有一定差別，文中涉及的人物、事件和某些觀點，也隨歷史的推移有所發展。特別是保存下來的文稿，有的是在白色恐怖下或戎馬倥傯中倉促寫成的，其可珍貴處在此，難免的粗疏也在此。要使編輯工作科學化，編輯人員須具有較多的理論知識和黨史、近代史知識，較好的辭章修養，并且還要有一點校勘、版本、考證方面的常識。更重要的是要有嚴謹不茍的政治責任心和足夠的耐心、耐力。我們編輯小組是在一邊學習一邊工作中完成編輯任務的。現將一慮之得、一孔之見舉例紀事如下，請讀者和同行匡正。

(一)“反郭擁胡”的投機傾向何所指

《怎樣布爾什維克化》(1925年)一文中，任弼時指出，許多同志自以為明白主義，一旦遇到實際問題，便作出違反主義的行為，文中舉例說：“近來南京同志反郭擁胡的投機傾向”，“都是在主義上缺乏正確認識的表現”。郭、胡何許人，“反郭擁胡”為什么是“投機傾向”?就文論義，一時難于理解。后來，仔細閱讀惲代英在《中國青年》上的一系列文章，查閱《民國大事日志》及《民國人物小傳》，才明白事情的來龍去脈。

郭指郭秉文，原任南京東南大學校長，惲代英批評他是阿附軍閥齊燮元，反對學生過問政治的人。胡指胡敦復，原上海大同大學校長，是“只要讀書不要國家社會的‘學者’”，孫中山逝世時，“獨有他的大同大學連這種追悼會也被禁止”。1924年11月，軍閥段祺瑞上臺后，先后罷免京兆、四川、江蘇、察哈爾、山東、浙江等省的教育廳長，1925年1月6日，東南大學校長郭秉文也因后臺齊燮元下臺而被段祺瑞下令免職。擁郭的東南大學校董會及部分教職員強烈抵制。3月9日，段祺瑞聘胡敦復為東南大學校長，被學生毆打出校。4月20日，段祺瑞修改《國立大學條例》，正式任命胡為校長，并將部分擁郭排胡的教授停職，一時釀成嚴重風潮。

在東大易長事件中，一部分學生擁郭排胡，另部分則反郭擁胡，兩派公開辯論，互相爭執，造成學生內部分裂。事實上郭、胡各有后臺，他們的進退，純屬軍閥、官僚、政客內部之爭，黨團組織不問背景，不把學生組織起來，參與校務，為學生權利奮斗，而卷入派系，為郭為胡奔走呼號，所以，任弼時批評是不明白主義的“投機傾向”。查清文稿中提到的人物、事件及其背景，是文獻編輯工作最基本的要求之一，望文生義，或把問題遺留給讀者，都是粗枝大葉不負責任的表現。

(二)一個不合邏輯的刊期的訂正

《上海五卅慘殺及中國青年的責任》一文發表于1925年第81期《中國青年》，原刊未標明成文日期。刊物的發行日期標為“中華民國十四年五月二十三日”。這顯然是錯的，因為慘案發生于5月30日，文章不可能寫在事件發生之前!后來《五卅運動史料》一書的編者改為6月23日。

當時的《中國青年》是周刊，正常情況下，第81期應是5月23日發行。但據編者在第87期《敬告讀者》稱，“從81期起，一切印刷發行與經濟事項概由本社自理，與上海書店無涉”。從此以后，發行期就不規則了：82期7月18日發行，與81期相隔55天，83期與82期相隔5天，84期與83期只相隔2天。在白色恐怖的條件下，印刷困難，這是難免的，但斷定第81期為6月23日發行，沒有確鑿的根據。

我們無法判定文章的寫作日期和第81期《中國青年》的具體發行日期，只能判斷月份。

5月可以排除，因為事件剛于30日發生，各界抗議活動方起，抗議的條件尚來不及提出。6月是有根據的，因為中共中央告民眾書發布于6月6日，團中央的告全國青年書和告全世界工人書發布于6月13日。但必須排除7月發行的可能性，才能斷定6月。

我們細讀文稿，再作分析。文中幾次提到五卅慘案后，上海各界實行罷工、罷課、罷市的“三罷”。這是5月30日晚黨團中央分別號召的抗議行動。6月1日，上海工人10余萬人罷工，5萬學生罷課，絕大部分商人罷市。至6月23日，上海商人單獨宣布復市，退出“三罷”，6月23日后，就不存在“三罷”了。文中還提到“最近半年的上海、青島、武漢之罷工”，但沒有提到6月19日香港25萬工人的大罷工，也沒有提到6月23日英法等國武裝鎮壓省港工人釀成的“沙基慘案”。如果任的文章成于6月23日后或7月，則不可能不提到震驚中外的省港大罷工。

根據以上史實分析，我們斷定文章成于上海商界尚未退出“三罷”，“沙基慘案”尚未發生之前，上限為6月1日，下限為6月23日。由于具體日子尚無根據斷定，所以《任選》中標為：1925年6月。

(三)《列寧全集》以外的一條引文

《對于暴動問題的意見》發表于1928年1月《無產青年》第4期，文章在闡述組織暴動必須審時度勢，掌握時機時，援引了列寧在決定彼得堡武裝暴動的日期時的一段話：

“十一月六日太早，我們應當有一個全國的基礎才來暴動，六日大會的代表不能到齊(七日是全國蘇維埃大會期)；另一方面十一月八日又太遲，那個時候大會已組織好了，很難有一個很大的有組織的群眾采取最敏捷堅決的行動。我們應當在十一月七日發動，那天大會將開會，我們可以對大會說，你們有了政權怎么做?”

我們查閱《列寧全集》，未找到這段話。后來在《無產青年》第5期《列寧在十月革命中主張和言論的一致》一文中，找到了含義一致但譯文不同的這段話，作者附言：“此篇取材于美國雷·約翰著的《驚天動地之十日》一書。”我們循此線索，找到了1957年和1980年的兩個中譯本，書名為《震撼世界的十天》，是根據1934年紐約國際出版公司和蘇聯國家政治書籍出版局的版本翻譯的。作者約翰·里德，美國記者，十月革命后在蘇聯采訪，1919年3月，在美國出版此書。9月重去蘇聯，年底，列寧為此書寫了序言，列寧寫道：“我以極大的興趣和不懈的注意力讀完了約翰·里德的《震撼世界的十天》一書，我衷心地把這部著作推薦給各國工人。”并贊揚作者“對于什么是無產階級革命，什么是無產階級專政具有極端重要意義的事件，作了真實的、異常生動的描述”。這篇序言后來收入《列寧全集》(第36卷第542頁，1960年人民出版社版)。

鑒于列寧“以不懈的注意力”讀完了這本書，并熱情地加以贊揚，任弼時文章中的引文，雖然未見于《列寧全集》，但是，這段話的根據是確鑿的，列寧也是認同的。任弼時是懂俄文的，而我們又沒有找到解放前的中譯本對照，既然文義是一致的，為保持歷史文獻的原貌，除了統一文字體例外，我們不作改動，以新的譯文作為注釋，以資對照，并加說明。

(四)版本互校，增刪有據

《山西抗戰的回憶》(1938年1月2日)一文，有6個版本，1938年1月13日至16日，漢口的《新華日報》最先連載。《新華日報》當時是中共長江局領導的，是中國共產黨在蔣管區辦的唯一公開的日報。1月28日，延安的《解放》雜志，和第十八集團軍政治部在西安辦的《前線》雜志同時刊登。此外，還有3個版本。

我們將6個版本互校，并與作者手稿核對，發現文字上有兩處出入：

一是文中闡述日寇進攻娘子關時，八路軍派主力協同友軍作戰，原文“但在部隊尚未到達預定地區以前，娘子關、舊關已被敵突破”，《前線》雜志在中間增加了“雖經友軍猛烈抵抗”一句，《新華日報》、《解放》雜志沒有此句。

二是在闡述抗戰軍隊應正確處理統一指揮和見機而動的關系時，指出高級指揮機關對前線指揮員“稍有過失，則不應責之過甚”。《新華日報》刪去了這句，《解放》和《前線》維持作者手稿的原貌，沒有刪。

3種報刊均是有代表性的公開出版物，個別文句有增刪，應以哪個版本為據呢?

我們先查核史實。對娘子關、舊關失守的情況，延安時事研究會編的《抗戰中的中國軍事》載：10月“14日西進至葦澤、舊關之敵均為我擊退”，18日至22日入侵舊關之敵“被我全部包圍，其給養彈藥，均賴飛機輸送，除大部為我殲滅之外，小部得以解圍，相持至25日，幾度將敵擊破”。《日軍侵華史實錄》載：第一軍團孫連仲部隊扼守娘子關正面，舊關“血戰三晝夜，全軍傷亡殆盡，最后把直屬部隊工兵教導團，輜重營也都拼光了”，后幾經爭奪，因“娘子關側背暴露”，增援部隊“未能適時到達”，遂于10月26日失守。以上事實說明，娘子關、舊關一線友軍曾與日寇爭奪半月余。十八集團軍政治部主任任弼時領導下的《前線》雜志在文章中特加上“雖經友軍猛烈抵抗”一句，是反映了公認的事實。《新華日報》和《解放》雜志是依據手稿排印，故均沒有這一句。

至于“稍有過失，則不應責之過甚”一句，《新華日報》雖然刪掉了，但《解放》和《前線》均照手稿原貌，未刪此句。因此，我們依據《前線》的版本編入《任選》。

(五)怎樣理解西班牙的“國土大若山西”

《怎樣渡過抗戰的困難時期》(1938年1月22日)一文中，任弼時以西班牙人民英勇保衛首都馬德里，不到一年建立起50萬近代化裝備的軍隊和軍事工業為例，寫道：“以國土大若山西，人口比山西只多二三百萬之西班牙，而能創造如許強大之國防力量”，來論證中國擴大軍事力量之可能。

查《世界地圖集》，西班牙的領土面積為50.3萬平方公里(包括巴利阿里及卡內里二島)；山西省的面積則為161842平方公里，相當于西班牙的31%。戰前西班牙人口為2504.3萬人(1937年)，1936年山西省為1147.2萬人，兩者相差1357.1萬人。文稿中“國土大若山西，人口比山西只多二三百萬”如何理解?

據《西班牙史綱(1918—1972)》(〔蘇〕伊·米·馬依斯基主編)載：“到1937年底，國家疆土已有百分之六十落在法西斯分子手中”，這就是說，當時政府軍控制的疆土只有全國面積的40%，約為20萬平方公里，稍大于山西。《史綱》又說到1939年2月，“共和國只剩下約占全國領土四分之一，人口約一千萬(其中約二百萬是從佛朗哥分子占領區逃出來的難民)的中南部地區了”。至此，我們理解了任弼時文中所說之西班牙“國土”面積和人口均指當時政府軍實際控制部分而言，并非西班牙全國情況。“大若山西”之說也就可以成立。

(六)重在查核，切忌輕斷

有同志告誡我們，整理歷史文獻是“深不見底”的工作，切不可大意。這確是經驗之談。選編一篇政治文稿，編者不但應該弄清它的歷史背景、理論觀點，而且對文中的史實、數字、引文、字句等均應認真考訂和斟酌，慎重處理，稍一疏忽，就可能出現差錯。

《為徹底實現抗戰建國綱領而斗爭》(1940年7月16日)一文，我們收集到延安出版的《解放》周刊和《八路軍軍政雜志》兩個版本，并有原作的謄清稿，三者互校，均未發現問題。文中援引了1938年4月國民黨臨時代表大會通過的《抗戰建國綱領》的若干文句。我們與《抗戰建國綱領決議案》的原文核對，發現作者在批評國民黨當局“公然違反抗戰建國綱領所指‘捐棄成見’、‘破除界域’的方針”，制造國共兩黨摩擦時，所引“破除界域”的“界”字，《抗戰建國綱領》的原文為“畛”字，即“破除畛域”。《小爾雅》云：畛，界也。望文生義，似亦可通，但《現代漢語詞典》、《辭海》中均無“界域”條，只有“畛域”條，解為“范圍、界限”。可見原來謄抄的底稿就有差錯，當年的編輯也沒有校出。我們如果望文生義，也可能滑過去了。

《在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政治報告》(1949年4月12日)一文中，引用了毛澤東1939年在延安紀念五四運動20周年大會上的著名講演。《人民日報》和《中國青年》發表任弼時這個報告時都說毛澤東的講演是“紀念五四運動二十四周年大會上的講演”，即是1943年的講演。我們遍查1943年延安的報刊，均未見毛澤東有此講演，再查毛澤東的文檔，亦未得。于是再查作者手稿，原來手稿為“紀念五四運動二十周年大會的講演”，顯然是《人民日報》和《中國青年》排校時產生的錯誤。若不反復查核，幾乎又將以訛傳訛了。

(七)“新資本主義經濟”的提法改不改

《陜甘寧邊區財政經濟工作的基本方針》(1944年4月)一文中，在分析解放區農村互助合作經濟時指出：合作經濟“是新資本主義的經濟，并非社會主義性質的集體經濟”。

1944年3月，毛澤東在關于邊區文化教育問題的講話中，也使用“新資本主義”的概念。他說，現在我們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性質是資本主義的，但又是人民大眾的，不是社會主義的，但也不是老資本主義的，是新資本主義或者是新民主主義社會。

“新資本主義經濟”的提法后來有變化。因為有人寫文章稱：新資本主義是新民主主義的全部方向和內容。這就曲解了毛澤東關于新民主主義經濟構成的內容。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按照“節制資本”的方向規定：“大銀行、大工業、大商業，歸這個共和國的國家所有”，“國營經濟是社會主義的性質，是整個國民經濟的領導力量”，“各種合作經濟也具有社會主義的因素”，等等。針對有人曲解，1948年9月，毛澤東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指出，新資本主義的提法，沒有說明在我們社會主義經濟中起決定作用的東西是國營經濟、公營經濟；農村個體經濟和城市私人經濟在量上是大的，但是不起決定作用，國營經濟、公營經濟在量上是較小，但它起決定的作用。他主張名稱還是叫新民主主義經濟。

“新的資本主義性質的經濟”的提法，既然后來有變化，編輯《任選》時是否應保留呢?我們請教了有關的專家和熟悉情況的老同志。據任弼時當時的秘書王發武回憶，這個提法是討論過的，因為“惟恐有的同志將在私有基礎上的合作經濟錯誤地理解為是社會主義性質的經濟，弼時同志在這里特別指出它的性質，引以為戒”，“以免引起對戰略階段認識上‘左’的混亂”。

馬克思，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自1848年2月在倫敦出版后曾翻譯成多種文字出版，到1893年譯成意大利文出版時，恩格斯先后寫過7次序言，盡管有些認識發展了，但他沒有改動原文，兩次在序言中聲明：“《宣言》是一個歷史文件，我們已沒有權利來加以修改。”革命導師的嚴謹態度給我們極大的啟示，因此，我們決定保留任弼時文中新資本主義的提法，既尊重歷史事實，也可從中看出認識的發展。

(八)有“數”必核

準確的數字是分析和說明問題的依據。舊中國統計工作落后，基本數據往往不準確。戰爭年代中，中國人民解放軍規定在公布戰績時“一律不準擴大”，以免造成虛假作風，對敵人引起輕視，對外界引起懷疑。核實政治文稿中的數字，是使文稿精確、科學的重要一環。

數字有兩類：一類是約計數，用來對客觀事物作估量，如“解放區的人口已達二萬萬以上，在包括一萬萬人口以上的地區之內，已經徹底地解決了土地問題”。它不是精確的絕對數，只要符合情況即可；另一類是用作定量分析的絕對數和相對數，必須認真查對、檢核。

《陜甘寧邊區財政經濟工作的基本方針》(1944年4月)一文，既是一篇闡明方針政策的重要講話，又是一篇定量分析的科學論文，分析事理言必有數據。文中列表格7張，既有絕對數，又有相對數。其中的表4、表5，為農戶藍鳳城1941—1943年收支對照和1942、1943兩年總支出的情況。作者剖析典型，說明邊區農民收入的增加，生活必需品的自給程度，以及向邊區內和邊區以外購買消費品比重的變化，表格中許多數字相互關聯并交錯運用。但仔細核對，數據有若干矛盾。我們第一步是核查絕對數，包括總數和分項數之和，重新計算百分比；第二步是以絕對數檢驗百分數，以百分數復核絕對數；第三步是分析引起數字矛盾的可能性。終于發現產生誤差的原因：一是數字錯位，如4.359誤作為4.395；7.314誤作7.341。二是謄寫錯誤，如1.576誤作1.676。三是百分比計算不準確。據此，一一加以調整。核實過程中，我們認為作者提供的絕對數是基礎，沒有可靠的依據不得隨意改動；百分比是根據絕對數計算得出的，發生誤差，是屬于技術性的，絕對數核準了，百分比的誤差是應當加以修正的。

其他文稿中的數據，如抗戰前全國棉田畝數，華北棉田數，美棉進口數，日寇在東北經濟掠奪數等，均參照大陸和臺灣省的出版物，國民黨當局的官方公報一一核對。各歷史階段的黨員數，黨員中青年、婦女、工人的比重，則依據中央組織部的統計數加以核定。

(來源：《黨的文獻》1989年第1期、199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