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云如何科學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
陳云如何科學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
劉倉
［摘要］在陳云看來，毛澤東是中國革命的旗幟，是黨、軍隊和人民的領袖，這是中國革命和建設歷史選擇的結果。因此，“文革”結束以后，陳云強調對毛澤東的評價不僅是中國的問題，也是世界的問題。他為《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起草和通過提出了關鍵建議，為科學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作出了重大貢獻。陳云之所以能夠科學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在于他始終堅持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采取對歷史負責任的態度。
［關鍵詞］陳云；《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毛澤東；毛澤東思想
［中圖分類號］D261；D232 ［文獻標識碼］ A
在黨的第二次歷史轉折時期，陳云協助鄧小平科學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歷史地位，為《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以下簡稱《決議》）的起草和通過，作出了獨特貢獻。陳云為什么能站在歷史的高度和時代的前列，同鄧小平等其他中央領導同志一起科學評價毛澤東，引領中國社會前進的方向？為什么科學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是歷史轉折時期事關全局的戰略問題？成功解決這一戰略問題，對中國社會發展有什么長遠影響和現實意義？陳云是運用什么樣的立場、觀點和方法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筆者嘗試從這些問題及其經驗入手進行再探討。
一、歷史追溯：“毛主席是中國革命的旗幟”
列寧指出：“判斷歷史的功績，不是根據歷史活動家沒有提供現代所要求的東西，而是根據他們比他們的前輩提供了新的東西。”（《列寧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54頁。）陳云在評價毛澤東時也堅持了這個原則。
（一）毛澤東是中國共產黨和人民軍隊的領袖
在中央蘇區時期，陳云對毛澤東并不熟悉，“且聽說是機會主義”；和毛澤東相識以后，感覺他“經驗多”。在長征時期，通過比較土地革命戰爭的成敗，陳云認為毛澤東是黨和軍隊的領袖。1935年，陳云在莫斯科撰寫的《隨軍西行見聞錄》中，以一個被俘軍醫的口吻描述了對毛澤東的認識。其一，從人格魅力上說，毛澤東是謙虛、聰敏的。陳云說：“毛澤東似乎一介書生，常衣灰布學生裝，暇時手執唐詩，極善詞令。我為之診病時，招待極謙。朱德……人亦和氣，且言談間毫無傲慢。這兩個赤軍領袖人物，實與我未見時之想象，完全不同。”其二，從精神、意志、品質上說，毛澤東能與官兵同甘共苦。陳云寫道：“欲問赤軍何以能克服困難？我以為赤軍中確有一些領袖，這些領袖，非但聰敏，且有才能。譬如朱德、毛澤東為赤軍之首創者，在各省軍隊及南京軍之不斷圍攻與物質條件如此困難情形之下，對戰七八年，競以少數赤軍而組成現在幾十萬赤軍，這確非易事。我覺得朱毛非但是人才，而且為不可多得之天才。”其三，毛澤東具有敏銳的政治頭腦。陳云指出，中國共產黨在北伐戰爭中有“相當功績”。而在民族存亡關頭，共產黨的領袖提出聯合抗日的主張。如果國民黨聯共抗日，“則不僅日本不足懼，我中華民族亦將從此復興矣！”“如果有人以為赤軍甘心內戰，不顧外患，這我覺不然。赤軍領袖如朱毛、周恩來、林祖涵、徐特立等，均系極有政治頭腦的政治家。”（參見《陳云文選》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5、88、90、91頁。）
在這樣的認識基礎上，1935年10月15日，陳云在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會議上作關于紅軍長征和遵義會議情況的報告時指出：“我們黨能夠而且善于靈活、正確地領導國內戰爭。像毛澤東、朱德等軍事領導人已經成熟起來。我們擁有一支真正富有自我犧牲精神、英勇無畏、為實現共產國際總路線而斗爭的干部隊伍。”（《陳云文集》第1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第34頁。）陳云對毛澤東的這些評價，為以后正確認識毛澤東在中國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奠定了基礎。
（二）“毛主席是中國革命的旗幟”
延安時期，陳云曾三次向毛澤東請教：為什么像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這樣有學問的人會犯錯誤？毛澤東回答說是“思想方法不對頭”，并建議他學習哲學。于是，陳云在工作之余認真閱讀馬列著作和毛澤東著作。通過學習，陳云在“思想上的進步可以說發生了一個飛躍”。（參見《鄧力群文集》第2卷，當代中國出版社1998年版，第70頁。）
1943年，陳云在養病期間，十分重視學習毛澤東的著作、電報、電文以及調查研究、群眾路線等工作方法。他“感到里面貫穿著一個基本指導思想，就是實事求是”。怎樣才能做到實事求是呢？當時陳云的體會就是“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交換、比較、反復”，“這十五個字，前九個字是唯物論，后六個字是辯證法，總起來就是唯物辯證法”。（參見《陳云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1、372頁。）這是陳云著名的思想工作方法。
經過革命實踐的鍛煉，陳云認為，毛澤東除了是中國共產黨的領袖外，還是中國革命的旗幟。1941年10月22日，陳云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強調毛澤東是“軍事天才”，認為“毛主席是中國革命的旗幟”。（參見《陳云傳》（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第332頁。）1942年元旦，中共中央在延安楊家嶺舉行新年團拜會時，陳云指出：“中國共產黨成立已二十多年，經歷了各種嚴峻的考驗，有成功，有失敗。現在看來，最大的成績，就是我們黨培養出了一個領袖，我們選擇了這個領袖，就是毛澤東同志。”（鄧力群：《回憶延安整風》，《延安整風以后》，當代中國出版社1998年版，第4頁。）
（三）毛澤東思想是中國革命的正確的指導思想
陳云認為，毛澤東的一個偉大功績，就是經過延安整風，統一了全黨思想，在這個基礎上寫出《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共七大把毛澤東思想作為黨的指導思想，為中國革命的勝利奠定了基礎。毛澤東代表中國革命的正確道路。
經過革命實踐的考煉，經過學習馬列主義和毛澤東的著作，經過對中國革命發展道路的認識，陳云認定，毛澤東是黨、軍隊和人民的領袖，是中國革命的旗幟，這是歷史的結論；而毛澤東思想是指導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人實踐的正確思想；這也是歷史證明了的。這為他以后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歷史地位準備了資料。
二、現實問題：對毛澤東的評價
“不僅是中國的問題，也是世界的問題”粉碎“四人幫”以后，中國共產黨急需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改變“以階級斗爭為綱”的路線，探索新的發展道路。要實現這一轉變，就涉及到如何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這是中國舉什么旗、走什么路的根本問題。
（一）是否堅持實事求是，是區別真假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根本標志之一
當時，黨內的主要領導人為了維護毛澤東的權威，要求遵循“兩個凡是”的方針。這樣將難以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嚴重妨礙黨的工作重點的轉移和撥亂反正的進程。針對“左”的錯誤，1977年9月28日，在毛澤東逝世一周年之際，陳云指出：“實事求是，這不是一個普通的作風問題，這是馬克思主義唯物主義的根本思想路線問題。我們要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堅持毛澤東思想，就必須堅持實事求是。如果我們離開了實事求是的革命作風，那末，我們就離開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而成為脫離實際的唯心主義者，我們的革命工作就要陷于失敗。所以，是否堅持實事求是的革命作風，實際上是區別真假馬克思列寧主義、真假毛澤東思想的根本標志之一。”（《陳云文集》第3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第441頁。）陳云倡導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為正確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歷史地位，起到了推動作用。
（二）充分肯定毛澤東在中國革命和建設中的歷史功績
1978年中央工作會議期間，針對各種評價毛澤東的言論，陳云強調要客觀認識毛澤東的功過是非，對于不同時期，要區別對待。12月13日，鄧小平在閉幕會上發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講話，對毛澤東的歷史功績和毛澤東思想的歷史地位作了高度評價，對此陳云非常贊同。1979年1月4日，陳云在中央紀委第一次全體會議上說：“我們黨從一九二一年成立，到現在已經快五十八年了。中國共產黨是勝利了的執政黨，是毛澤東同志領導我們黨取得了偉大勝利。鄧小平同志對毛澤東同志的功績概括得很清楚。他說：沒有毛主席，就沒有新中國；沒有毛主席，我們黨很可能還在黑暗中苦斗。民主革命勝利以后，恢復經濟和社會主義改造，都很成功。”（《陳云文選》第3卷，第243頁。）
（三）對毛澤東的評價“不僅是中國的問題，也是世界的問題”
在反對“左”的錯誤的同時，有人借口毛澤東晚年的錯誤和“文革”的錯誤，否定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和社會主義方向，把建國后的歷史說得漆黑一團。國外有的媒體也造謠生事，混淆視聽。這種情況表明，如何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涉及到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前途和命運，涉及到中國的國家形象。1979年3月6日，陳云在會見馬來亞共產黨總書記陳平時指出：“我們對毛主席的評價，不會像赫魯曉夫對斯大林那樣。我們說，沒有毛主席就沒有新中國。毛主席提出防修反修等問題對我們是有好處的。”“對毛主席的評價不僅是中國的問題，而且是世界的問題。就像對斯大林的評價一樣，不僅是蘇聯的問題，而且是世界的問題。”（《陳云傳》（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第1541頁。）這和鄧小平的觀點是一致的。3月30日，鄧小平發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講話，再次肯定了毛澤東的歷史功績。
作為中共第一代和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陳云與鄧小平一道站在歷史高度和時代前列，從中國發展道路和中國國家形象的視野，充分肯定毛澤東的歷史功績，倡導堅持毛澤東思想的精髓，這為《決議》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定下了基調。
三、關鍵建議：“把毛澤東同志在六十年中間重要關頭的作用寫清楚”
起草《決議》是實現撥亂反正、完成偉大歷史轉折的客觀要求，是科學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客觀要求，是統一全黨思想，凝聚黨的戰斗力，團結一致向前看的客觀要求。陳云為《決議》的起草和通過，作出了獨特貢獻。
（一）為《決議》解決最關鍵的問題提出關鍵建議
1980年3月19日，鄧小平同胡耀邦、胡喬木、鄧力群談話時，提出起草《決議》的三條“總的要求”、“總的原則”、“總的指導思想”，其中“確立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是最核心、最重要、最根本、最關鍵的一條。（參見《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1、293頁。）
在《決議》的起草和討論過程中，爭論的焦點、重點和難點，仍然是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評價問題。對此，鄧小平深刻地指出：“對毛澤東同志的評價，對毛澤東思想的闡述，不是僅僅涉及毛澤東同志個人的問題，這同我們黨、我們國家的整個歷史是分不開的。要看到這個全局。……這不只是個理論問題，尤其是個政治問題，是國際國內的很大的政治問題。如果不寫或寫不好這個部分，整個決議都不如不做。”（《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299頁。）
為解決這個問題，陳云提出了關鍵建議。1981年3月，陳云在同鄧力群談話時說：“《決議》要按照小平同志的意見，確立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要達到這個目的，使大家通過閱讀《決議》很清楚地認識這個問題，就需要寫上黨成立以來六十年中間毛澤東同志的貢獻，毛澤東思想的貢獻。因此，建議增加回顧建國以前二十八年歷史的段落。有了黨的整個歷史，解放前解放后的歷史，把毛澤東同志在六十年中間重要關頭的作用寫清楚，那末，毛澤東同志的功績、貢獻就會概括得更全面，確立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也就有了全面的根據；說毛澤東同志功績是第一位的，錯誤是第二位的，說毛澤東思想指引我們取得了勝利，就更能說服人了。”（《陳云文選》第3卷，第283—284頁。）
3月24日，鄧小平去看望陳云，就《決議》起草問題交換意見。陳云向鄧小平建議加寫黨的60年回顧。當初鄧小平曾有回顧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歷史的設想（參見張金才：《鄧小平首提〈歷史決議〉要回顧建國前28年的歷史》，《光明日報》2012年3月21日。），陳云的意見與鄧小平的認識不謀而合。
陳云同鄧小平交談時提出的第二條建議，是要中央提倡學習，主要是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重點學習毛澤東的哲學著作，還有馬恩列斯的著作和歷史。26日，鄧小平將陳云的意見轉達給《決議》起草小組負責人，指出：這些意見很好，請轉告起草小組，并報告胡耀邦。《決議》中關于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貢獻要寫得更豐富、更充實，結束語中也要加上提倡學習的意見。（參見《陳云年譜》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270頁。）這個意見，不僅對《決議》正確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歷史地位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吹響了新時期全黨學習運動的號角。
（二）為“確立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作出歷史性論證
陳云提出增寫新中國成立前28年的歷史，以此來概括毛澤東的偉大功績、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具有深厚的歷史基礎。1981年3月，陳云同鄧力群的一次談話內容，集中反映了他關于這個問題的認識。
第一，“從遵義會議到抗日戰爭勝利，毛澤東同志的一個無可比擬的功績，是培養了一代人，包括我們在內的以及‘三八式’的一大批干部。現在這些人在全國各個崗位上都擔負著重大的責任。這是一件極大的事情”。第二，“毛澤東同志正確處理西安事變，并制定了抗日戰爭期間我們黨的一系列方針政策，包括同國民黨又聯合、又斗爭，堅持獨立自主立場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這一時期毛澤東同志寫了許多重要的著作，例如《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實踐論》、《矛盾論》、《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論持久戰》、《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戰爭和戰略問題》、《新民主主義論》等等。我們黨里頭沒有第二個人寫出這樣好的著作。這是了不起的功績”。第三，“延安整風時期，毛澤東同志提倡學馬列著作，特別是學哲學，對于全黨的思想提高、認識統一，起了很大的作用”。第四，“毛澤東同志的一整套理論和政策，是總結了陳獨秀、李立三、王明的錯誤教訓得出來的，對中國革命的勝利起了決定性的作用”。第五，“毛澤東同志在黨內的威望，是通過長期的革命斗爭實踐建立起來的。即使毛澤東同志犯錯誤的時候，許多老干部被整得那么厲害，可是大家仍然相信他，忘不了他的功績，原因就在這里。老一代人擁護毛澤東同志是真心誠意的”。（參見《陳云文選》第3卷，第284—285頁。）
在民主革命時期，陳云曾經提出“毛主席是中國革命的旗幟”，是黨、軍隊和人民的領袖。上述五個方面的內容，正是對這個歷史結論的論證，也是“確立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的歷史基礎和理論基礎。后來《決議》定稿對陳云提出的五個方面的內容，都有所論述，體現了陳云在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問題上的獨到見解與獨特貢獻。
（三）對毛澤東的功過是非作出經得起實踐和歷史檢驗的結論
1979年3月，陳云在會見陳平時指出：“實事求是地說，有些問題毛主席也有責任。對這個問題，要平心靜氣，不能像有的人在西單民主墻大字報上那樣說法。有的青年人說得過分一點，我們中央就不能那樣講。總的來說，我們黨中央是掌握分寸的。”（《陳云傳》（下），第1541頁。）陳云主張要準確、清楚、恰當地敲定毛澤東的功過是非，作出經得起歷史檢驗的結論，對黨、人民和歷史都有明確的交待。1981年3月，陳云在同鄧力群的一次談話中再次強調：“關于建國以來三十二年中黨的工作的錯誤，一定要寫得很準確，論斷要合乎實際，要把它‘敲定’下來。‘敲定’是上海話，敲是推敲的意思，定是確定的意思，就是說，反復推敲，反復斟酌，使它能夠站得住，經得起歷史的檢驗。”“小平同志提出《決議》宜粗不宜細，我是同意的。要在這個原則下面，是成績就寫成績，是錯誤就寫錯誤；是大錯誤就寫大錯誤，是小錯誤就寫小錯誤。要分別不同情況，把它‘敲定’下來。”（《陳云文選》第3卷，第283頁。）
陳云的建議，在《決議》定稿中基本上都有所反映。這為中國舉什么旗、走什么路、朝著什么方向繼續前進奠定了基礎。以后黨的歷次代表大會，都充分肯定了毛澤東的歷史功績，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旗幟，在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領導集體開辟的革命和建設道路基礎上繼續前進。
四、經驗總結：“我是共產黨員，
是實事求是的”陳云之所以能夠站在歷史的高度和時代的前列，科學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歷史地位，根本原因在于他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采取了對歷史負責任的態度。評價歷史人物，首先要分清其功績和錯誤，而如何看待領袖人物的錯誤，始終是社會主義運動中的敏感問題和焦點問題。陳云是如何看待毛澤東的錯誤的？
（一）站在黨、國家和人民的立場上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
毛澤東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的領袖，是黨和國家的主要締造者。毛澤東的歷史反映了黨的歷史，對毛澤東的評價也關系到對黨的評價。從黨和國家發展的角度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是陳云的根本立場。他指出：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主要是為了防止中國變修、出現像赫魯曉夫那樣的事件，最初也不是要搞那么大。（參見《陳云年譜》下卷，第237頁。）這就把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同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和探索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聯系起來。陳云評價毛澤東的見解和做法，不僅捍衛了黨和毛澤東的歷史地位，也有利于總結經驗教訓，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
從總結革命和建設經驗的角度，來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是陳云的基本觀點。他指出：“在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中也有缺點和錯誤。為什么？因為沒有自己的經驗，光有別人的經驗不行。要求革命領袖沒有缺點、錯誤是不可能的，是空想。這不符合辯證唯物論，也不符合毛澤東同志本人的意見。”（《陳云文選》第3卷，第242頁。）
陳云評價毛澤東，既不全盤否定，也不搞個人崇拜，更不像別有用心的人那樣肆意侮蔑、抹黑、丑化毛澤東，而是站在黨和國家的大局，站在歷史和現實的高度，功即是功，過即是過，不美譽，不隱錯。他不是從局部的角度、暫時的觀點來評價毛澤東，而是從全局觀點、以黨的最高利益、長遠利益為出發點來評價毛澤東，這是馬克思主義者評價領袖人物的基本立場和方法。
（二）立足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進程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
站在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高度，聯系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中國社會主義的前途和命運，是陳云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根本視角。在陳云看來，民主集中制是共產主義運動發展的保證。民主集中制貫徹得好，社會主義事業就會前進，否則，就會遭受挫折。是否貫徹民主集中制是陳云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一個切入點。
陳云認為，自馬克思、恩格斯創立科學社會主義以來，列寧是貫徹民主集中制的，無產階級政黨和社會主義事業也是不斷發展的。斯大林雖然在反法西斯戰爭等事件上作出重大貢獻，但破壞了黨的民主集中制，給蘇聯黨帶來嚴重后果。中國革命和建設的經驗教訓也是這樣。從中共七大到建國初期，民主集中制貫徹得很好。從1958年起，特別是1959年廬山會議，民主集中制傳統被一點一點地破壞。“文革”期間，民主集中制搞得很不好。（參見《陳云年譜》下卷，第237頁。）陳云指出：“黨內民主集中制沒有了，集體領導沒有了，這是‘文化大革命’發生的一個根本原因。”（《陳云文選》第3卷，第274頁。）
十一屆三中全會重新確立了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組織路線和政治路線。而實現這一偉大的歷史轉折，也是正確貫徹民主集中制的結晶。在閉幕會上，陳云對此給予高度評價，認為這種“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面”，對于黨的工作著重點的轉移，對于黨內安定團結，有重大意義。（參見《陳云文集》第3卷，第453頁。）1979年1月，陳云在中央紀委第一次全體會議上，強調貫徹民主集中制，是黨立于不敗之地、黨的事業興旺發達的希望。他指出：“我們的國家是九億人口的大國，我們的黨是這樣一個大國的執政黨。我們黨處于全世界舉足輕重的地位，是中流砥柱。只要我們黨起到了這樣的作用，那末，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勝利就有了保證。”（《陳云文選》第3卷，第242頁。）
可見，陳云并不是單就評價毛澤東而評價毛澤東，而是把評價無產階級領袖人物與共產主義運動聯系起來，與黨的建設聯系起來，與社會主義事業聯系起來，立意高遠，思想深邃。這種境界和思想，沒有深厚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功底，沒有豐富的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實踐經驗，沒有馬克思主義者的寬廣眼界和戰略思維，是難以做到的。
（三）堅持運用唯物史觀來評價毛澤東
從唯物史觀的角度講，黨的功績不是毛澤東一個人的，當然黨的過錯也不是毛澤東一個人的。在分析毛澤東的錯誤的時候，也應該查找中央其他領導人和地方領導人的責任。1980年11月上旬，陳云在同胡喬木談話時指出：“整個黨中央是否可以說，毛主席的責任是主要的。黨中央作為一個教訓來說，有責任，沒有堅決斗爭。假如中央常委的人，除毛主席外都是彭德懷，那么局面會不會有所不同？應該作為一個黨中央的集體，把自己的責任承擔起來。”“毛主席的錯誤，地方有些人，有相當大的責任。”（《陳云年譜》下卷，第260頁。）
陳云始終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來評價歷史人物，反對掩蓋其功績，也反對搞個人崇拜。在確立毛澤東思想指導地位的中共七大上，陳云在發言中明確指出：“我們相信毛主席，但絕不是盲從，盲從是沒有用處的，只有對問題仔細地考查，翻來覆去地考查，這樣不管毛主席在這里領導也好，離開毛主席也好，大體上不會犯大的錯誤，否則風潮一來，就又要犯錯誤。”（《陳云傳》（上），第101—102頁。）陳云十分注重領袖人物和人民群眾的關系，指出：“現在除了極少數反動分子以外，不管是中國人，還是外國人，都講我們的毛主席領導得好。但無論怎樣，根本的東西是老百姓，是共產黨。”如果個人在黨領導下取得一點功勞，“這里有三個因素：頭一個是人民的力量，第二是黨的領導，第三才輪到個人”。（《陳云文選》第1卷，第293—294頁。）陳云評價毛澤東和領袖人物的觀點，是馬克思主義關于領袖、政黨、階級、群眾關系的具體運用，顯示了陳云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勇氣和實踐勇氣。
陳云還主張要堅持辯證的一分為二的觀點，既要看到毛澤東的歷史功績，也要看到毛澤東的錯誤。把毛澤東放到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準確評述領袖人物的決策、結果及其是非。用歷史聯系的眼光，總結毛澤東為中國革命和建設留下的寶貴遺產，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
陳云之所以能夠科學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根本原因在于堅持實事求是。實事求是是馬列主義的精髓，也是毛澤東思想的精髓，是陳云學習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得出的科學方法。運用毛澤東思想的精神和方法評價毛澤東，是一種科學精神和人格境界。
陳云同鄧小平一樣，是站在黨和國家的立場上，站在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高度，站在中國社會進步的前列，來科學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這些寶貴思想、理論和方法，有助于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是中國共產黨寶貴的精神財富。
〔作者劉倉，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副研究員，北京100009〕
（責任編輯：樊憲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