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研究陳云對外開放思想

朱佳木

[摘 要] 陳云的對外開放思想是陳云經濟思想在對外開放方面的展開，體現了“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交換、比較、反復”的思想路線和思想方法，具有很強的前瞻性、務實性、穩妥性。陳云關于對外開放方面的言論，無論是從正面提出的，還是從反面提出的，都是以堅持對外開放為前提的，都是為了搞好對外開放、使對外開放朝著健康方向發展。陳云對外開放思想的核心、精髓，主要體現在辯證處理以下四個關系上：既要大膽開放，又要循序漸進；既要微觀搞活，又要宏觀管理；既要使對方有利可圖，又要堅持以我為主；既要充分利用開放的積極成果，又要重視開放帶來的消極后果。陳云對外開放思想是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形成的，但歷史形成的東西不等于是過時的東西，我們要從中提煉出那些反映基本國情，符合客觀規律，在長時期內起作用的內容，使之在經濟全球化的新形勢下，為我們轉變對外經濟發展方式、提高開放型經濟水平、增強抵御國際經濟風險能力，發揮更大的作用。

[關鍵詞] 陳云；對外開放；經濟思想；開放型經濟

[中圖分類號] A849 [文獻標識碼] A

當前，我國經濟的對外開放度、依存度、融合度越來越高，全面提高開放型經濟水平和抵御國際經濟風險能力的緊迫性越來越強。在這個大背景下研究陳云對外開放思想，尤其顯得必要，現實意義更為突出。筆者從新中國歷史研究和陳云生平思想研究的角度，對此談幾點認識。

一、 研究陳云對外開放思想， 要放到

陳云經濟思想的整體中研究

陳云對外開放思想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陳云經濟思想的一個組成部分，或者說是陳云經濟思想在對外經濟工作方面的展開。要深刻認識陳云對外開放思想，首先要從總體上把握陳云的經濟思想。

陳云經濟思想有幾個要點。第一，經濟建設的最終目的是為了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和國家的綜合國力。這個思想體現在外貿上，就是要以我為主，注重提高自主創新的能力。第二，經濟建設的出發點是我國的基本國情，是各方面的客觀實際。這個思想體現在對外經濟交往上，就是要知己知彼，互通有無，量力而行。第三，經濟建設的理想狀態是綜合平衡，按比例發展，做到穩步前進。這個思想體現在對外經濟關系上，就是要外貿平衡，外匯平衡，外債平衡，引進和國內配套平衡。第四，經濟建設的基本原則是既要微觀搞活，又要宏觀控制，做到活而不亂。這個思想體現在對外經濟工作中，就是既要調動各方面積極性，又要防止內部打亂仗和對外投資失控。

所以，研究陳云對外開放思想，不能就對外談對外，而要把他的對外開放思想與他的整個經濟思想聯系起來研究，否則，會把握不住他的對外開放思想的全貌和真諦。

二、 研究陳云對外開放思想，

要注重研究形成的背景和特點

陳云從陜甘寧邊區到東北解放區，再到新中國成立，在黨中央領導集體中長期分管財經工作，加上他一貫倡導和身體力行“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交換、比較、反復”的思想路線和思想方法，因此，他的主要精力從來是放在觀察和解決每個時期經濟工作中出現的實際問題，尤其是那些帶有傾向性的問題和有可能成為傾向性的問題上。正是這個背景，決定了他的對外開放思想具有很強的前瞻性、務實性和穩妥性。比如，當人們不大注意對外開放，甚至有人反對對外開放的時候，他會比較多地強調要打破框框、解放思想，提倡研究世界經濟，大膽進行對外經濟交流；但當人們已經普遍認識到對外開放的意義，對外開放已經不再成為問題，甚至有人忽略對外開放中出現的負面影響時，他往往會比較多地強調要頭腦清醒、處事謹慎，提醒人們注意對外開放中已經出現和可能出現的問題。如果不了解他的思想的這個背景和特點，就可能認為他在對外開放問題上不積極、不熱情，思想偏于保守；或者總想在他的講話中找出強調對外開放的言論，以為只有這些才是他的對外開放思想。所以，研究陳云對外開放思想，首先要了解陳云的經歷，了解他的思想特點，了解他的言論的具體背景，把他的思想放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來分析。只有這樣，才能準確把握他對外開放思想的精髓。

上世紀50年代初，我國開始進行大規模工業化建設。由于當時沒有經驗，也由于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國家對我們采取仇視態度和封鎖政策，所以我們提出向蘇聯學習的號召。起初，陳云針對黨內在這個問題上認識不足的情況，較多地強調要老老實實地學，虛心聽取蘇聯專家的意見。但當全國掀起學習蘇聯的高潮后，他又強調學習一定要結合中國的具體情況，不能照搬照套。比如，他主持的1954年新幣發行工作，就和蘇聯的做法很不一樣。毛澤東曾經講過，蘇聯關于“財經方面有些建議，陳云不學”（轉引自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474頁。）。

上世紀50年代末，國內出現天災人禍，糧食供應緊張，需要進口一些糧食。但是，一來“大躍進”時期搞浮夸，對外宣布我國糧食過關了；二來我們同西方尚處于冷戰狀態，宣傳“不吃嗟來之食”、“吃進口糧是修正主義”。因此，那時提出從西方國家進口糧食是一個敏感問題，是要冒政治風險的。此前，陳云因為反“反冒進”，已經被劃入“右傾保守”一邊，在政治上受到冷遇。然而，他不計個人榮辱，于1960年底，通過糧食部向中央提出進口糧食的建議。糧食部很快給分管財貿工作的副總理李先念寫報告，李先念又給毛澤東、周恩來等寫信，提議進口12億斤糧食。周恩來批示照辦，毛澤東批示進口20億斤更好。于是，陳云同周恩來商量，確定從加拿大、澳大利亞進口75億斤。1961年8月，陳云又經當面請示，使毛澤東同意了他從法國轉口購買美國小麥的建議。結果，從1961至1965年，平均每年進口了100多億斤，為緩解糧食困難、保證市場穩定、恢復農業生產發揮了重要作用。后來，陳云鑒于農村糧食征購的壓力太大，在很長時間里一直強調要進口糧食，而且主張盡可能多進口一些。直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前的中央工作會議，他尚未恢復中央領導職務，卻在小組發言中提出今后三五年內，每年進口2000萬噸糧食（合400億斤）的大膽建議。這個建議的實施，對三中全會以后農業的迅速恢復和市場的初步繁榮，起了重要作用。

從西方國家進口糧食，需要硬通貨，這就涉及向西方國家出口的問題。為此，陳云十分關心外貿工作。他主張，要在國際市場取得競爭勝利，必須使商品有質量和價格的優勢，要建立出口商品生產基地，要有嚴格的質量檢驗制度，要樹立良好信用和信譽。他還指出，外貿要算大賬，也要算小賬，不能只想大進大出，該大則大，該小則小，打掉“官商”習氣。

“文化大革命”后期，周恩來要陳云協助他抓外貿工作。那時，“左”的指導思想占上風，把利用資本主義信貸、“三來一補”、進口國外先進設備等等，統統說成是違背自力更生方針，大批所謂“洋奴哲學”；有人還把外貿中利用資本主義國家的交易所說成是參與資本家的投機買賣，把出口工藝品采用中國古代和西方歷史文化題材說成是宣揚“四舊”和“封資修”。面對這種“左”的思潮，陳云指出，現在外貿已由過去75%面向蘇東，變為75%面向資本主義國家，因此必須研究資本主義；不要把自力更生與利用資本主義信貸對立起來；資本主義的交易所有兩重性，我們應當利用；“三來一補”的實質是利用國內豐富的勞動力，為國家創匯；進口設備附帶進口零配件是為了減少損失，不是“洋奴”；出口工藝品是做生意，要適應客戶需要，這與宣傳什么無關。

粉碎“四人幫”后，國內“左”的思潮受到批判，但經濟上又出現了急于求成的“洋躍進”，造成盲目同國外簽約，急于進口設備和借貸的狀況。對此，陳云反過來強調，對外債要分析，同時要考慮國內的配套能力和償還能力。他指出，借外債是打破閉關自守以后的新形勢，利用外資和引進技術是一項重要政策措施，誰也不反對借外債，但自1970年以來的基本建設戰線已經太長，需要調整，如果繼續靠貸款上新項目，勢必擴大基本建設投資，進一步加劇經濟比例的失調。他提醒大家，國際市場現在是買方市場，只要國際關系不發生大變化，這種有利條件不會失掉；外國資本家也是資本家，對他們不要太天真，要在歡迎中有警惕。

上世紀80年代初，外貿實行體制改革試點，工業企業和省市都爭外貿自主權，形成多頭對外、削價競銷、只顧外匯、不計成本的局面。時任外貿部部長的鄭拓彬來向陳云匯報，反映外貿工作內部打亂仗的情況。陳云聽后說，改革的最終目的是給國家增加外匯，提出“肥水不落外人田”。后來，他在外貿體制改革的報告上批示：“對外貿易工作既要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又要堅持統一對外，這是外貿體制改革必須堅持的一條原則。”（《陳云文集》第3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第539頁。）

1980年，中央決定在深圳等四個毗鄰港澳臺的沿海城市試辦經濟特區，陳云參與了這項重大決策。但當一些同志忽略了這幾個城市的特殊條件，提出其他城市，甚至整個省都要辦經濟特區時，陳云又強調，經濟特區要辦，但第一位的任務是總結經驗；特區有有利的方面，也會帶來一些副作用，如外幣打擊人民幣等等；其他地方可以搞來料加工、合資經營，但不要再搞特區，尤其不能把整個省都變成特區。后來，中央根據鄧小平的建議，考慮開放14個沿海城市。那時，陳云正在杭州休養，谷牧受鄧小平委托，到杭州向他匯報，聽取他的意見。他表示同意開放這14個沿海城市，同時就特區建設的問題提出兩點需要注意的問題。第一，要有“拳頭”產品，不能總是來料加工；第二，要掌握好來料加工產品的內銷比例。他指出，特區現在還沒有“拳頭”產品；對來料加工產品，國內市場要讓出一些，但一定要保護我們自己必須發展而且正在發展的東西，使自己的東西一步一步地進步，不要被外面進口的擠掉了，比如發電機組。他用家鄉話說，“癩痢頭的孩子還是自己的好”。

那次談話，陳云還提到特區貨幣問題。那時，特區一些同志考慮開發資金不足，強烈要求允許他們自己發行貨幣，學術界也有人造這種輿論。對此，陳云說，一個國家不能同時搞兩種貨幣，否則勢必擾亂金融秩序；如果一定要發特區貨幣，發行權必須集中到中央，而且不允許特區貨幣在內地流通。后來，主張搞特區貨幣的那些同志又研究了一下，覺得如果發行權在中央，又不能在內地流通，再搞特區貨幣，意義就不大了，所以撤回了原來的要求。

改革開放后，陳云除了把注意力放在糾正對外開放問題的偏向上，也從正面提出過一些重要的建議。據我所知，“走出去”就是陳云最先提出的。那是1984年夏天，時任國家計委主任宋平、副主任柴樹藩來向陳云匯報首鋼打算從拉美國家進口美國二手設備建新基地的有關情況。談話中，陳云表示，開辟新基地要同老基地改建擴建進行比較，舊設備中有些跟水泥粘連在一起的東西不能用了，因此，可以考慮向國外要倒閉的企業投資，搞合營。接著，他指出：“對外開放不一定都是人家到我們這里來，我們也可以到人家那里去。”（《陳云文集》第3卷，第537頁。）不久后，他又在外貿部門的一個材料上批示，同意利用美國“加勒比海發展計劃”的有利時機，向該地區投資辦廠，以享受那一地區向美國出口免稅的政策。他的這些主張，進一步打開了人們對外開放的思路，逐漸形成了后來被稱作“走出去”的大戰略。

總之，只要了解了陳云對外開放思想的歷史背景和陳云思想的特點，就會看到陳云關于對外開放方面的言論，無論是從正面提出的，還是從反面提出的，都是積極的，都是以堅持對外開放為前提的，都是為了搞好對外開放、使對外開放朝著健康方向發展。

三、 研究陳云對外開放思想，

要善于領會精神實質

前面說了，陳云關于對外開放的論述，在不同時期、不同背景，針對不同問題，會有不同的側重點。但是，他的論述重點無論怎么變化，都離不開一個核心、一條紅線，那就是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就是內外協調、平衡發展，就是穩中求進、活而不亂，就是取長補短、做強自己。這是他對外開放思想的精髓，是最根本的東西。具體講，陳云對外開放思想的核心、精髓，主要表現在辯證處理以下四個關系上。

第一，既要大膽開放，又要循序漸進。改革開放初期，陳云反復強調引進外資要慎重。之所以如此，一是因為那時面臨的主要任務是調整國民經濟，在重大比例關系沒理順之前，如果一味引進外資，只會使比例失調的情況進一步加劇；二是我們那時的干部絕大多數沒有同外國企業打過交道，缺少世界經濟的知識和對外交往的經驗，許多人仍然習慣于把來華投資的外國人都當成國際友人，在談判中頭腦不清醒，很容易上當受騙。另外，還有一個原因，就是陳云自己年輕時在舊上海當過店員、從事過地下斗爭，對資本主義經濟的運作方式比較了解。新中國成立后，他領導財經工作，又研究了世界資本主義經濟，深知市場經濟和世界經濟的復雜性、周期性、風險性。今天，國內外經濟形勢，干部隊伍狀況，與改革開放初期相比都發生了很大變化。但世界經濟的風險性仍然存在，國內經濟也面臨加快轉變發展方式的任務，干部隊伍也有知識不斷更新的問題。在這種情況下，陳云關于“既要大膽開放，又要循序漸進”的思想，顯然并沒有過時。

第二，既要微觀搞活，又要宏觀管理。陳云強調外貿工作要統一對外，是在計劃經濟的背景下，在外貿體制改革與整個經濟體制改革尚未同步的情況下講的。今天，經濟體制已經由計劃經濟體制變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對外貿易由外貿部門、外貿企業一統天下的局面，既無可能，也無必要了。但是，現在我們的外匯結算和管理仍然是由國家統一控制，引進外資和對外投資仍然需要經過政府審批，人民幣資本項目下的兌換業務仍然沒有放開。所有這些，對于保證我國進出口總額的迅速增長，對于人民幣地位的不斷鞏固和提高，對于我國在亞洲和世界金融危機中沒有遭受太大損失，都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上世紀80年代初，陳云針對在搞活經濟中出現的擺脫國家計劃的傾向，提出“鳥”與“籠子”的著名比喻。這個比喻最先是黃克誠向陳云說的，他認為很有道理。這個比喻的意思是，經濟就像鳥一樣，捏在手里就死了，要讓它飛，但又要讓它在籠子里飛，否則就飛跑了。有些人望文生義，以為這里說的“籠子”真像鳥籠一樣狹小，于是大批所謂“鳥籠經濟”。其實，只要尊重客觀實際就會看到，這個比喻是非常積極、非常形象的，這里所說的“籠子”，并不是要限制經濟搞活，而是為了把經濟搞得更活一些。記得有一次，我按陳云同志的要求起草一個講話稿，根據他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寫了“籠子”大小要適當，也可以大到跨省跨地區，而且“籠子”——五年計劃和年度計劃本身也要經常調整。送審時，他在“可以跨省跨地區”后面，親筆加上了“甚至不一定限于國內，也可以跨國跨洲”。今天的情況不正是這樣嗎？我們的企業、資金已越來越多地走出國門，走到了亞洲、非洲、歐洲、拉丁美洲，甚至走到了北美洲。越是在這種情況下，越要加強有效監管，否則這些企業和資金就有可能像鳥飛出籠子一樣，回不來了。那就不叫搞活，而叫搞沒。恐怕這在任何一個國家、任何一家跨國公司，都是不能允許的。正因為如此，陳云同志關于“鳥”與“籠子”的比喻，曾引起中外經濟學家的廣泛興趣，并在宏觀經濟工作中發揮著啟示作用。

第三，既要使對方有利可圖，又要堅持以我為主。陳云一貫強調，在對外貿易中，要給推銷商、中間商好處，在價格上使他們有利可圖。他還提出“可以冒點風險，準備萬一有失。不要一有損失，就不敢做生意，束縛自己的手腳”（《陳云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6頁。）。另一方面，他又反復強調，在對外經濟交往中，“必須得多失少”（《陳云文選》第3卷，第222頁。），“肥水不落外人田”；在買設備的同時也要買技術、買專利，而且要重在吸收消化，把人家的技術變成自己的東西；要讓出一些國內市場，“但自己必須發展而且正在發展的東西，不要被外面進口的擠掉了”（《陳云文集》第3卷，第536頁。）；要千方百計增加外匯收入的來源，以增強外匯儲備和支付能力。用今天的話說，就是要互利雙贏。

記得1982年春天，我隨陳云同志去蘇州。他看到一個材料，說美國的耐克鞋在中國生產，原本是要求全部返銷的，但不知為什么，國內市場上也出現了；另外，可口可樂原本只允許在涉外飯店里銷售，不知怎么搞的，一般商店和大街上也有賣的了。他讓我給時任輕工業部部長的楊波打電話，告訴他，不要讓耐克鞋和可口可樂在國內市場上銷售，一雙一瓶也不要賣。今天，情況已發生很大變化，我們加入了世貿組織，不可能不賣國外的消費品，不僅耐克鞋和可口可樂，其他各種牌子的鞋帽服裝、飲料食品、化妝品都能在國內買到。那么，陳云當年的話是否說錯了呢？我認為沒有錯。因為聽他的話，要領會其中的精神實質。我理解，他那些話的精神實質在于，對日常生活用的、低端的、技術含量少的國外產品，要盡可能少進口，以保護民族產品，并把有限的外匯用在最需要用的地方。這個精神，即使今天也不能說過時。比如，美加凈牙膏、回力球鞋、北冰洋汽水等等，都曾經是我們自己的名牌，很受消費者歡迎。像這樣的商品，就應當通過改進質量和營銷手段加以保護。否則一旦被沖垮，要重新占領市場就難了。

1983年，陳云聽到一種反映，認為我國外匯儲備太多了，與其放在國外銀行，不如進口商品，回籠貨幣，而且已經進口了一大批家用電器。對此，他很不贊成。那時，我國外匯只有120億美元，他說，像我們這么大的國家，有這點外匯不算多，好鋼要用在刀刃上，不要手里有一點錢就發燙。我理解，他這個話的精神實質在于，要搞好對外開放，自己必須有實力，包括要有足夠的外匯儲備。財大氣粗，手里錢越多，腰桿子越硬，信譽度越高，人家越愿意貸款給你；相反，存錢越少，借錢越難。至于外匯儲備多少合適，只能結合當時實際情況來定。今天，我國外匯儲備已達3萬多億美元，如果陳云活到今天，我相信他也一定會有另外的說法。

第四，既要充分利用開放的積極成果，又要重視開放帶來的消極后果。任何事都有利有弊，對外開放也一樣。正如有人形容的那樣，打開了窗戶，新鮮空氣會進來，蒼蠅、蚊子也會進來。對于這個問題，陳云始終保持清醒頭腦，一方面關注國外科學技術和經濟管理方面的新動向，帶頭倡導向國外先進的東西學習；另一方面堅決主張嚴厲打擊借開放之機損害國家利益的行為，大力加強思想政治工作，防范和抵制資本主義腐朽思想和作風的滲入。他指出：“對外開放，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和經營管理經驗，為我國社會主義建設所用，是完全正確的，要堅持。但同時要看到，對外開放，不可避免地會有資本主義腐朽思想和作風的侵入。這對我們社會主義事業，是直接的危害。”（《陳云文選》第3卷，第355頁。）在這個問題上，鄧小平同陳云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鄧小平在改革開放之初，也是一方面反復強調對外開放對我們追趕世界先進水平有重要意義，另一方面也一再反復提醒全黨注意：對外開放，資本主義那一套腐朽的東西就會鉆進來的，“要注意很好地抓，堅決取締和打擊，決不能任其發展”（《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9頁。）。

1984年的一天，陳云同志提出要親眼看看集成電路和計算機操作，讓我給時任電子工業部部長的江澤民打電話。過了幾天，江澤民同志帶著幾位技術人員到陳云家里，向他現場演示。陳云同志通過顯微鏡，仔細觀看了集成電路，然后向在場的新聞記者發表談話。他說：“在工業比較發達的國家，現在計算機的應用非常普遍，使生產、工作和生活方式都發生了變化，有‘工廠自動化’、‘農業自動化’、‘辦公室自動化’和‘家庭自動化’的說法，對經濟發展起的作用很大。這些情況，對我們的國民經濟，對我們的電子工業，都是一場新的挑戰。”他請報社的同志轉告全國財經干部：“在新的技術革命面前，我國財經干部面臨著知識更新的繁重任務。”（《陳云文集》第3卷，第533—534頁。）同時，他又指出，我國的電子工業雖然起步晚、進步快，但與國際先進水平比，差距還是大的，因此一定要趕上去。

與此同時，陳云對于開放過程中出現的消極腐敗現象也毫不放過，毫不手軟。上世紀80年代初，廣東、福建等沿海省份的不法之徒，內外勾結，大搞走私活動，涉及到不少黨員干部，群眾意見很大。1982年1月5日，陳云同志要我去他辦公室，指著中紀委反映廣東一些黨員干部參與走私、貪污腐化的信訪簡報，情緒十分激動地說：“告訴王鶴壽（時任中紀委副書記——引者注），要重辦，要殺掉幾個。殺幾個，可以挽救一大批。解放初期，貪污幾千元就殺。”他停下想了想又說：“干脆，我來批一下。”于是，他把這份簡報批給了幾位中央常委，寫道：“對嚴重的經濟犯罪分子，我主張要嚴辦幾個，判刑幾個，以至殺幾個罪大惡極的，并且登報，否則黨風無法整頓。”（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陳云年譜》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287頁。）幾位領導人閱后都表示同意，鄧小平還特別加了八個字：“雷厲風行，抓住不放”。六天后，中央書記處召開會議，研究貫徹中央常委的指示精神，并向全國各地發出緊急通知。一場打擊經濟領域違法犯罪活動的斗爭由此開展起來，保證了對外開放事業的健康發展。

陳云對外開放思想是在當時歷史條件下形成的，但歷史形成的東西不等于是過時的東西，相反，有些由于反映了客觀規律，屢試不爽，顛撲不破，經得住實踐反復檢驗，不僅今天適用，明天也適用，甚至有些我們今天可能還沒認識到。所以，對陳云對外開放思想一定要采取分析的態度，從中提煉出那些反映基本國情、世情，符合客觀規律，在長時期內起作用的內容，用于指導我們今天乃至今后的工作。

最近，習近平總書記在新進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候補委員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大精神研討班開班式上講，對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歷史時期要正確看待，它們既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對立的；不能用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參見《人民日報》2013年1月6日。）這是對待新中國歷史的馬克思主義的態度。黨的十八大報告講“既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這里“封閉僵化的老路”，我理解是指改革開放前在國內政策特別是在對外開放問題上的“左”傾錯誤，而不是指改革開放前整個歷史時期所走的道路。否則，就和十八大報告關于改革開放前的歷史“為當代中國一切發展進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為新的歷史時期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供了寶貴經驗、理論準備、物質基礎”的總體評價相矛盾了。如果說到改革開放前歷史時期的“封閉”，首先，是帝國主義封鎖造成的，是被封閉，而不是自我封閉。其次，那個時期，我們與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交流同樣是對外開放，而且同時仍然在千方百計尋求與西方國家做買賣的機會。再次，即使在“文革”時期，在周恩來主持、毛澤東批準下，仍然制定了用43億美元從西方國家進口成套設備的“四三方案”。所以，把改革開放前都看成是“封閉僵化”，是不符合歷史實際的。

總之，陳云對外開放思想是我們黨和國家的寶貴精神財富，我們應當繼續深入研究，注重吸取其中的精華，使之在經濟全球化的新形勢下，為我們轉變對外經濟發展方式、提高開放型經濟水平、增強抵御國際經濟風險能力，發揮更大的作用。

〔作者朱佳木，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當代中國研究所原所長，研究員，北京 100009〕

（責任編輯：戚義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