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少奇與黨的群眾路線

——基于七大、八大和七千人大會三個歷史節點的分析

王雙梅

 

[摘要]劉少奇作為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對黨的群眾路線的形成、豐富和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這突出地表現在七大、八大和七千人大會這三個歷史節點上：劉少奇主持修改的七大黨章和起草的修改黨章的報告，詳細闡述了黨的群眾路線理論，規定了黨與群眾的關系，在黨的正式文件中第一次把黨的群眾路線的重要性上升到黨的根本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的高度，全面論述了群眾觀點的基本內容；在八大上，針對黨內滋長的脫離群眾的現象，更加突出強調加強黨的作風建設的重要性，努力使黨不犯脫離群眾的主觀主義和官僚主義等錯誤，使國家領導人員的生活水平接近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要形成一個脫離人民的特殊階層；在七千人大會前后，針對“大躍進”運動的失誤，進一步闡釋群眾路線，強調要信任和尊重群眾，把堅持群眾路線同擴大人民民主權利聯系起來，把“蹲點”作為調查研究的重要方式，真正做到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

[關鍵詞]劉少奇；群眾路線；七大；八大；七千人大會

[中圖分類號]A841[文獻標識碼]A

 

從本質上說，社會歷史的發展是建筑在人類物質生產活動之上的，這就決定了物質生產的主體即人民群眾是社會歷史活動的主體。中國共產黨忠實地實踐了這一唯物史觀，并根據中國革命的敵人異常強大，革命力量相對弱小，又缺乏民主政治傳統，封建專制制度根深蒂固的具體國情，創造性地完整地提出了群眾路線理論，使之上升為黨的生命線和根本工作路線。中國共產黨堅持這一根本工作路線，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的偉大勝利和巨大成就。在此過程中，劉少奇作為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為黨的群眾路線的形成、發展和踐行都作出了重要貢獻。本文僅以七大、八大和七千人大會這三個歷史節點為切入點，對此作些分析。

（一）在黨的七大上全面闡述黨的群眾路線

七大是黨史上的一次重要會議。此時的中國共產黨經過24年艱難曲折的征程，已逐漸走向成熟，通過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革命實際有機結合，總結出一整套帶領中國人民奪取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的理論，其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就是關于群眾路線的理論，劉少奇則是群眾路線理論的重要奠基者和總結者之一。

關于強調依靠和組織群眾開展斗爭，在黨的早期領導人李大釗等的著述和黨的一大、二大文件中就有所論述。但把它上升到政治路線的高度，則是在黨不斷走向成熟并不斷深化對中國國情的認識基礎上確立的。特別是經過大革命失敗的慘痛經歷后，黨的六大通過的《政治議決案》指出，“黨的總路線是爭取群眾”（《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5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390頁。），這是黨的群眾路線理論發展過程中的重要歷史節點。在此之后，李立三、毛澤東、周恩來等在有關文件中都不同程度使用了“群眾路線”這一概念，并提出了關于群眾路線的一些基本觀點。但這時黨畢竟還處于幼年時期，雖然在組織群眾工作中已有很大進步，但在制定總的政治路線方面，還不能完全正確分析階級形勢和群眾的基本政治需要，因此，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黨在取得重大勝利的同時也犯了嚴重錯誤，導致第五次反“圍剿”失敗而不得不進行長征。全黨在深刻總結這一經驗教訓基礎上，在抗戰時期制定了正確的組織動員群眾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政策，率領全黨開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劉少奇在七大上關于群眾路線的論述就是基于對其中的經驗教訓的深刻總結。

劉少奇主持修改的七大黨章和起草的修改黨章的報告，全面闡述了黨的群眾路線的理論。這是他總結全黨集體智慧的結晶，其中也包括對他20多年艱苦卓絕革命斗爭親身經歷的總結。經過長期革命斗爭實踐的錘煉，劉少奇對群眾路線的認識和實踐逐步上升到理論自覺階段，并從實踐中深刻總結出群眾路線的一些觀點和思想。特別是在抗戰時期開創華北、華中敵后抗日根據地的實踐中，劉少奇把對群眾路線的認識進一步提升到黨的生命線的高度。他在抗戰時期發表的40多篇文章和講演中，絕大多數涉及到組織動員群眾的問題，其中專門論述或設專節論述群眾工作的就有16篇之多。尤其是在抗戰最艱苦的1942年，他奉中央命令從華中返回延安參加七大，路經山東、晉冀魯豫和晉綏等抗日根據地時，都專門作了關于群眾工作的報告，詳細闡述開展群眾運動應該注意的各方面問題。他反復指出：群眾工作是根據地各項工作的中心一環，要把根據地各項工作做好，首先要做好群眾工作。他深刻解釋黨與群眾的辯證關系，指出：“我們黨是無產階級的政黨，是勞動者的黨”，“黨是無產階級、是群眾的兒子，群眾和無產階級是共產黨的母親”，“我們的黨無論在任何時間任何地方都是要與勞動群眾結合起來”，“如果我們黨有這么一個時間或一個地方不去緊緊地依靠群眾，就會要失敗，以至死亡的。脫離群眾是共產黨最危險最嚴重而最應該受到責罰的事情”。（《劉少奇傳》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421頁。）他這一路的報告，極大地推動了這幾個抗日根據地的群眾工作，使黨與群眾的聯系進一步得到加強，為奪取抗日戰爭以至解放戰爭的勝利進行了有效的政治動員。

正是這一路檢查工作的實踐，以及回到延安不久后擔負的起草七大修改黨章的報告的調研工作，使劉少奇進一步認識到：在許多同志的思想中間“群眾觀點還不夠，群眾路線也不夠”，“這個問題很值得我們很多同志，我們的黨充分地給它以注意”。其中特別需要注意的問題是許多同志把“對黨負責，對上級負責，和對群眾負責的問題對立起來”，有時完成了上級的任務，但黨在群眾中的影響反而可能受到損害。他認為，為了誰的問題，是群眾路線的核心問題。因此，劉少奇主持修改的七大黨章和起草的修改黨章的報告，全面系統闡述了這一問題，“在黨章的總綱上和條文上，都特別強調了黨的群眾路線，這也是這次修改黨章的一個特點”。（《劉少奇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42頁。）

首先，七大黨章第一次設立了總綱部分，在黨章中第一次詳細規定了黨與群眾的關系。總綱規定：“中國共產黨人必須具有全心全意為中國人民服務的精神，必須與工人群眾、農民群眾及其他革命人民建立廣泛的聯系”，“每一個黨員都必須理解黨的利益與人民利益的一致性，對黨負責與對人民負責的一致性。每一個黨員都必須用心傾聽人民群眾的呼聲和了解他們的迫切需要，并幫助他們組織起來，為實現他們的需要而斗爭”，明確強調了對黨負責和對人民群眾負責本質上的一致性。劉少奇指出：“人民的利益，即是黨的利益。除了人民的利益之外，黨再無自己的特殊利益。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最大利益，即是真理的最高標準，即是我們黨員一切行動的最高標準”（《劉少奇選集》上卷，第350頁。），“我們做工作是為群眾服務，這個思想觀念應該貫徹到我們每一個同志的一切工作，一切言論，一切思想，一切行動上面去”（劉少奇《關于建黨中的幾個問題的報告》，1944年10月23日。）。

其次，劉少奇所作的修改黨章的報告，在黨的正式文件中第一次把黨的群眾路線規定為“黨的根本的政治路線”、“黨的根本的組織路線”，闡明了群眾路線在黨的工作中的極端重要意義。他在修改黨章報告中設立“關于黨的群眾路線問題”專節，指出：“所謂密切聯系人民群眾的路線，就是黨的群眾路線，毛澤東同志的群眾路線”，“就是要使我們黨用正確的態度與正確的方法去領導人民群眾的路線”，“是正確地從群眾中來的路線，又正確地到群眾中去的路線”。（《劉少奇選集》上卷，第348頁。）

再次，為了切實加強各級干部和廣大黨員對黨的群眾路線的認識，劉少奇根據調研中了解到的各級干部在踐行群眾路線方面存在的問題，全面論述了群眾觀點的基本內容。一是一切為了人民群眾、全心全意為人民群眾服務的觀點。他指出：我們黨從最初起，就是為了服務于人民而建立的，我們一切黨員的一切犧牲、努力和斗爭，都是為了人民群眾的福利和解放，而不是為了別的。二是一切向人民群眾負責的觀點。我們為人民服務，就要對人民負責，就要在客觀上使人民因為我們的服務而獲得益處，獲得解放，就要力求不犯或少犯錯誤，免得害了人民，引起人民的損失。三是相信群眾自己解放自己的觀點。他認為，共產黨人在人民群眾的解放事業中，只能是人民群眾的引導者和向導，而不應該是代替人民群眾包打天下的“英雄好漢”，我們的一切都依靠于、決定于人民群眾的自覺與自動。四是向人民群眾學習的觀點。劉少奇認為，群眾的經驗是最豐富最實際的，群眾的創造能力是最偉大的，只有我們虛心地向人民群眾學習，把群眾的知識和經驗集中起來，化為系統的更高的知識，才能夠具體地去啟發群眾的自覺，指導群眾的行動。他強調，只有有了這些觀點，才能有明確的工作中的群眾路線。（參見《劉少奇選集》上卷，第348—353頁。）

劉少奇的這些理論概括，在黨的歷史上第一次全面詳細闡述了黨的群眾路線理論，在全國人民面前鮮明地高揚起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旗幟。這是中國共產黨在深刻總結24年來正反兩方面經驗教訓基礎上對群眾路線的經典論述，在黨的群眾路線發展史上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義。以后歷次黨的代表大會對群眾路線的論述，雖然根據具體情況的變化而論述的側重點有所不同，但基本上是在這一理論基礎上的發展和完善，這是劉少奇在黨的群眾路線理論發展過程中的突出貢獻。

（二）八大前后對群眾路線的創新探索

八大是黨在新中國成立后召開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會上當選為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劉少奇作大會政治報告，對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如何堅持黨的群眾路線提出了新的任務和要求。

新中國成立后，黨的群眾工作的具體內容同民主革命時期相比發生了很大變化。作為全國范圍內的執政黨，黨本身的狀況也發生了很大變化，黨員人數從七大時的100多萬增長到1000多萬。在這種歷史條件下，重中之重就是防止黨脫離群眾，繼續保持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正如劉少奇在八大政治報告中所分析的：“整個說來，黨同人民群眾的聯系是更加密切了”，但“在黨領導了國家政權以后，黨內貪污腐化、違法亂紀、道德墮落的現象有了某種程度的發展，這種嚴重現象必須堅決制止”。（《劉少奇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63—264、272頁。）劉少奇高度重視這一問題。建國伊始，他就格外關注要保持共產黨員的純潔性和高標準，在百忙中修訂出版《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為廣大黨員提供學習教材；主持開展新中國成立后的第一次大規模整黨，明確提出“為更高的共產黨員的條件而斗爭”的任務；根據黨執政的新的歷史條件，在七大黨章規定的黨員條件基礎上擬訂《共產黨員標準的八項條件》，突出強調：“一切黨員必須把人民群眾的公共的利益，即黨的利益，擺在自己的私人利益之上。”（《劉少奇選集》下卷，第63頁。）在新中國成立初期大量發展黨員的歷史條件下，這對保證新發展黨員的質量和黨的純潔性起了重要作用。

在八大召開前夕，劉少奇感覺到在部分黨員領導干部中逐漸產生了驕傲情緒，對社會主義建設等新的不熟悉的任務不去深入群眾調查研究就發號施令，不關心群眾生活的官僚主義、生活特殊化等脫離群眾的現象有所滋長。因此，在負責起草八大政治報告時，他提出，要加強執政黨的建設，使黨與群眾聯系更加密切而不犯大的嚴重錯誤。由此，他在1956年4月下旬參加毛澤東主持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起草修改八大黨章草案后，又于5月19、21和22日，連續三次主持召開政治局會議，討論由鄧小平負責起草的修改黨章草案。在他和毛澤東的深切關注下，八大黨章進一步堅持發展了七大關于群眾路線的論述，并第一次在黨章總綱中明確提出“群眾路線”的概念，強調“必須不斷地發揚黨的工作中的群眾路線的傳統”和“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工作方法；在對黨員的規定中寫入了劉少奇在1951年擬訂的《共產黨員標準的八項條件》中所強調的內容。同時，他對自己負責起草的政治報告中“黨”這一部分也傾注極大心血。他曾對身邊工作人員說：“一直在想這個問題，這個問題沒想好，想睡也睡不著。”（鄧力群：《我為少奇同志說些話》，當代中國出版社1998年版，第70頁。）最后，他在這部分過程稿中增寫了14頁計6000余字的手稿，總結黨執政幾年來的情況。

首先，從總結黨的歷史經驗角度出發，強調要努力使黨不犯脫離群眾的主觀主義和官僚主義等錯誤。他指出，黨面臨著新的條件和任務，必須解決許多比過去更為復雜的和不熟悉的問題，而現在不少黨的工作人員“開始表現出驕傲自滿的情緒，寧愿坐在機關里，用空談代替調查，由感想定出政策，而不愿意深入下層，傾聽下情，檢查黨的決議的執行情況并且從實踐中檢驗黨的決議是否正確”。他強調，“黨必須教育他們深刻地認識這種主觀主義在工作中所造成的損害，必須幫助他們學會用老老實實的態度在群眾中進行調查研究，幫助他們學會‘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工作方法，并且使他們懂得，這是他們能夠繼續擔負黨的領導工作的必要條件”。他要求，“必須在黨的各級組織中無例外地貫徹執行黨的集體領導原則和擴大黨內民主”，“容許不同觀點的無拘束的爭論，以便比較全面地反映黨內外

群眾的各種意見”。（《劉少奇選集》下卷，第269—270頁。）　要定出中央、省、市機關負責人經常深入下層、了解下情、傾聽群眾意見的具體辦法。這些切中時弊的意見，是新中國成立后劉少奇在黨的領導工作實踐中的深切體會。

其次，在黨成為全國范圍的執政黨的新的歷史條件下，更加突出強調加強黨的作風建設的重要性。群眾路線執行的好壞，最明顯地表現在黨的作風建設上。在七屆七中全會第三次會議上，他在討論大會發言的安排時，就建議有人分別講講黨內貪污腐化現象和官僚主義問題。他重申，黨的全部力量的源泉在于我們能夠密切地依靠工人階級和人民群眾。為此，黨應當密切關心群眾的生活，使黨和國家的領導人員經常接近勞動人民，尤其是必須在全體干部和黨員中反復地進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教育。他用非常樸素的語言，向全黨提出做一個好的黨員、好的領導干部的號召。他指出：“一個好黨員、一個好領導者的重要標志，在于他熟悉人民的生活狀況和勞動狀況，關心人民的痛癢，懂得人民的心；他堅持艱苦樸素的作風，同人民同甘苦共患難，能夠接受人民的批評監督，不在人民面前擺任何架子；他有事找群眾商量，群眾有話也愿意同他說。只要我們的黨是由這樣的黨員組成的，我們就永遠有無窮無盡的、不可征服的力量。”（《劉少奇選集》下卷，第275頁。）其執政為民，情為百姓系，利為百姓謀的思想情感躍然紙上。

最后，要使黨和國家領導人員的生活水平接近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要形成一個脫離人民的特殊階層。這是黨的群眾路線能否真正執行的關鍵問題。八大以后的半年多時間，劉少奇對這一點繼續進行了積極探索。特別是他通過對國際上發生的波匈事件進行深刻剖析，認為發生這樣的事件，除歷史原因、西方國家的滲透、蘇聯大國沙文主義和蘇共二十大簡單否定斯大林等原因外，最根本的就是這些國家的共產黨沒有實行群眾路線，在社會主義建設中教條主義地搬用蘇聯經驗，在重工業方面投資過多，人民生活沒有改善，而國家領導人又享受一些特權，學了蘇聯那么一套。由此他提出，在無產階級政黨長期執政的條件下要特別注意，我們的黨以及我們國家的領導機關和各級領導人員，無論如何也不要脫離工農勞動群眾。共產黨什么也不怕，就怕脫離人民群眾，這是一個根本問題。東歐這些國家就有這個問題。他分析若干社會主義國家中干部最高收入與群眾最低收入相差一二百倍的情況說：國家的領導人員，有可能成為一種特殊階層，特殊的統治階層。就是在我們這些國家，如果不注意的話，也可能產生一種新的貴族階層。要在黨內和人民群眾中間進行反對特權思想的教育，并規定一些必要的群眾監督領導機關的制度，使我們的領導機關和領導人員接近人民群眾，使我們這個國家發展下去將來不至于產生那么一種特殊階層。他特別提出，“我們國家領導人員的生活水平應該接近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要過分懸殊。脫離群眾的某些特權應該取消”、“從我們起，從中央的人員起，到各級領導干部，配售的東西基本上應該跟人民一樣”。（《劉少奇論黨的建設》，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年版，第645、646頁。）他要求，黨的各級組織部門要把干部管好，“要規定一些制度，限制他們的權力，要他們把工作做好，要他們永遠不脫離群眾”。要研究如何使干部和群眾的生活不要懸殊太大，“共產黨員如果待遇太高了，就不利于團結群眾，在政治上就會陷于被動”。他再三強調：“脫離群眾是根本性的錯誤，是十分危險的錯誤。波、匈事件就是脫離群眾的結果。”（《劉少奇論黨的建設》，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年版，第654、652、653頁。）　

為了避免中國發生類似情況，劉少奇于1957年春用兩個月時間，行程7000余里，南下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和廣東五省的工廠、農村和學校，直接聽取群眾意見。通過這次調研，他進一步認識到：社會主義社會生產關系與生產力的矛盾主要表現在分配問題上，必須公平合理分配才能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干部與群眾同甘共苦就是要干部少分配一點，國家領導人、工廠企業領導人以及其他方面的領導人和管理干部的生活待遇如果過高的話，是同社會主義公有制相違背的。他在調研中，尖銳地警示各級領導干部說：“我們當中有這么一部分人，把公有制的財產似乎不自覺地據為己有，無限制地享受。這樣就會要引起人民群眾的反對，而且要引起蛻化”，“形成官僚階層、官僚集團。這樣就會引起沖突、鬧事”，（劉少奇在湖南省委干部會議上的講話，1957年3月24日。）“那些生活待遇上要求很高的人我看是危險的，將來會跌交子”（《劉少奇論黨的建設》，第667頁。）。他強調：“我們在社會主義制度上不能搞等級制度。越搞越深的，特別是對后代不好，懸殊太大不妙”，“總的路線是：無論搞什么事情，都應該接近群眾，聯系群眾，關心照顧群眾，要走群眾路線”。（劉少奇在湖南省委干部會議上的講話，1957年3月24日。）

劉少奇的這些思想頗具前瞻性，尤其是他從社會主義社會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矛盾的角度，提出領導干部的生活水平不要同人民群眾過于懸殊的思想，即使在半個多世紀后仍然具有強烈的現實意義。

（三）七千人大會前后的不懈探索

1962年初召開的七千人大會，雖然不是黨的代表大會，但在黨史上可以稱為“不是代表大會的代表大會”。（關于這一提法，可以參見鄧小平在八大上關于修改黨章的報告。這篇文獻認為，1949年后召開的許多全國范圍的會議，如七屆二中全會、三中全會、四中全會及全國財經會議等，“實際上都起了全國代表會議的作用，都在自由的、切實的討論的基礎上，解決了黨的政策和工作中的重要問題”。按照這一標準，七千人大會無疑起了全國代表大會的作用。）在這次有黨中央和國務院各部委及省、市、縣各級領導干部參加的大會上，主持中央一線工作的劉少奇在大會上受政治局委托作書面報告和口頭報告。在這兩個報告中，尤其是在口頭報告中，他以極大的政治勇氣，打破反右和“大躍進”運動后黨內形成的說套話、說假話的不良作風，以自己素有的“一針見血”的風格，實事求是地總結“大躍進”運動以來黨領導社會主義建設工作中的成績和失誤，并繼七大和八大修改黨章的報告后再次設專節論述“群眾路線”，對端正各級領導干部的思想作風，克服三年嚴重經濟困難起了重要作用。

群眾路線是黨的生命線，是黨的根本政治路線和工作路線。什么時候黨的群眾路線貫徹執行得好，黨的事業就順利發展，反之則遭受挫折。七千人大會前后，黨對“大躍進”運動的失誤進行了反思和總結。毛澤東在總結“大躍進”運動失誤的基礎上，提出“大興調查研究之風”的號召，中央也就認真開展調研工作發出給各中央局，各省、市、區黨委的信。由此，劉少奇與周恩來、朱德、鄧小平、彭真等一大批中央領導同志紛紛深入基層進行調研。其中劉少奇的調研很有典型意義。他深入農村，住在農民的茅草房里，共進行了44天的調研。特別是在天華大隊，一住就是18天，真正了解了農民群眾的所思所想，提出要讓農民有一棟好房屋、一套好用具、一欄好豬、一群好家畜、一園好蔬菜、一塘好魚、一塊好柴山、一天三餐好飯菜、一人有幾套好衣服、房前屋后一片好風景林的實實在在的社會主義新農村的理想目標。同年七八月間，他又深入東北和內蒙古林區進行了20多天的專題調研。正因為他“沉”得深，對情況了解得比較透徹，所以到次年初召開七千人大會時，帶頭作了實事求是的、敢說真話的口頭報告和書面報告。在這兩個報告中，劉少奇都用相當大的篇幅談到群眾路線問題。

首先，在痛定思痛總結“大躍進”運動失誤原因的基礎上，強調堅持群眾路線必須同擴大人民民主權利聯系起來。劉少奇認為，“大躍進”運動犯錯誤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黨在經濟建設工作中經驗不夠，提出的指標過高、過急；另一方面則是同黨內不少領導同志違反黨的群眾路線傳統作風，“破壞黨同人民群眾聯系的、不民主的錯誤作風有關”。他說，如果黨能夠密切地聯系群眾，在工作中充分地發揚民主作風，“有事很好地同群眾商量，認真地傾聽群眾的意見，特別是傾聽不同的意見，很多錯誤是有可能不犯的”。由此他強調：“要把工作做好，要使我們的黨和我們的國家成為不可戰勝的，我們就必須經常地保持謙虛謹慎的作風，經常地通過多種多樣的形式去聯系群眾，同群眾互相交心。這是我們工作中的頭等重要的問題。”（《劉少奇選集》下卷，第376頁。)為此，我們應該在人民內部貫徹實行民主集中制，擴大人民的民主權利，造成毛澤東所說的又有集中又有民主的政治局面，“有了這種政治局面，我們就能夠很好地調動人民群眾的積極性”。

其次，進一步闡釋群眾路線，強調要信任和尊重群眾。他針對“大躍進”運動中出現的命令主義、瞎指揮等問題，在七大修改黨章報告基礎上進一步闡釋了什么是群眾路線。他指出：“什么是群眾路線呢？概括地說，群眾路線的基本點就是：第一，信任人民群眾，相信他們能夠自己解放自己，相信他們是歷史的創造者。第二，黨必須根據群眾的實踐來檢驗自己的工作，黨的方針、政策、措施都必須‘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劉少奇選集》下卷，第400—401頁。)這里，劉少奇對群眾路線進行了更明確、更具體的闡釋，更有針對性地強調要尊重人民群眾的愿望而不是干部的主觀想法。他說：“同志們應該記住，我們黨是掌握了全國政權的執政黨，許多黨員是國家政權的各級領導人。處于這種執政黨的地位，很容易滋長命令主義和官僚主義的作風。”因此，“黨和國家的一切機關，都應該密切聯系群眾，嚴肅地處理關系廣大群眾利益的問題”，“一切共產黨員，不論職位多高，都是人民群眾的勤務員，都應該把自己看成普通勞動者，沒有任何特權，都必須關心群眾生活，和群眾同甘共苦”。(《劉少奇選集》下卷，第401頁。)這是劉少奇對黨的七大、八大所規定的黨的群眾路線內涵的進一步發展。這些論述對于糾正“大躍進”運動中許多領導干部脫離群眾的作風，恢復黨密切聯系群眾的優良傳統，度過三年經濟困難起了相當重要的作用。劉少奇的這兩個報告，也成為黨的群眾路線理論發展史上閃耀著熠熠光彩的代表性著作。

最后，強調“蹲點”，真正做到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上指出：中央有些同志，常常只是依靠匯報來了解情況，并且輕易地相信那些不符合實際或者不完全符合實際的匯報，沒有認真地進行調查研究，因而對于某些工作問題不能作出正確的判斷。(參見《劉少奇選集》下卷，第355頁。)他認為，這個問題關系到黨和國家的生死存亡，因此，在七千人大會后的幾年中，為切實貫徹黨的群眾路線，他一直在進行著艱辛探索。他從1961年的調研中深刻體會到，在黨長期執政的歷史條件下，在中高層領導干部絕大部分時間是在辦公室和會議室工作的情況下，如何真正實行“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工作方法，真正了解廣大群眾的所思所想，從而作出正確的決策，成為切實貫徹實行群眾路線的關鍵環節。他認為，在實際工作中，有不少基層干部已不能代表多數群眾的利益，他們也不向領導反映多數群眾的意見，而上面領導又沒有或很少去直接傾聽多數群眾的意見。因此，在這些基層干部領導下的多數群眾的呼聲和意見，上面領導就聽不到或很難聽到，領導聽到的大多是這些基層干部的意見；而有許多基層干部對于上面的指示和黨的政策，“是愿意執行的就執行，不愿意執行的就不執行”，上面對此也不容易弄清楚。他說：“只要省委、地委、縣委沒有經常地直接地去接近群眾，傾聽多數群眾特別是貧、下中農的呼聲，只聽基層干部的匯報，它們就無法區別基層干部匯報的情況是不是真實的，或者有多少是真實的，它們就不能不盲目地接受基層干部的領導。只要省委、地委、縣委如此，中央在許多問題上也就是如此。”在這種歷史條件下，他認為，僅用開調查會的方法已難以聽到群眾的真正呼聲，糾正的辦法就是真正落實毛澤東提出的“蹲點”方法。他說：“要解決這個問題，只要我們認真對待，并不怎樣困難。這就要我們下決心長期下去蹲點，去直接參加和觀察群眾的生產斗爭、階級斗爭和科學實驗，我們就能夠聽到群眾的呼聲，當然也要聽基層干部和其他干部各種不同的意見，我們就能夠從實踐中逐步地認識客觀真理”，“如果不是這樣做，則官越大，

真理越少，官做得越久，真理也越少”。（劉少奇給江渭清的信，1964年9月30日。）毛澤東完全贊同劉少奇的這一思想，并批示指出：“存在著的問題，正是要照你寫的那樣去解決”；“簡單地說，就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下決心長期下去蹲點，就能聽到群眾的呼聲，就能從實踐中逐步地認識客觀真理”。（《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168頁。）劉少奇反復要求各級領導干部深入下去調查研究，下決心長期蹲點，“直接地去接近群眾”，傾聽多數群眾的呼聲，而不是只聽基層干部的匯報。在劉少奇及中央其他領導同志的大力提倡和督促下，從中央到大區及省市縣等絕大多數領導干部都深入農村生產隊和工廠企業，同農民和工人同吃同住同勞動，這對改善和密切當時的干群關系，促進生產的發展，起到了極大的推動作用。

綜上所述，劉少奇在為革命和建設事業不懈奮斗的歷程中，始終堅持一切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群眾路線。特別是在七大、八大和七千人大會這三個歷史節點上，他根據不同時期的歷史情況，對黨的群眾路線的內涵、意義進行了有針對性的思考、闡釋和歸納，對黨的群眾路線的形成、豐富和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作者王雙梅，女，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研究員，北京100017〕

（責任編輯：高長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