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對加強黨的意識形態領導工作的理論探索

李珍

[摘要]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對加強黨的意識形態領導工作作出了許多思考和探索。他指出：必須牢牢把握黨對意識形態工作的領導權，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核心地位，提高意識形態工作本領；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以馬克思主義指導政治、經濟、文化各項事業發展，指導現實運動，同時反對教條主義和修正主義，旗幟鮮明地與非馬克思主義、反馬克思主義思想作斗爭；必須圍繞黨的中心工作發揮意識形態的能動作用，讓意識形態工作反映并服務于經濟建設這個中心任務，做好社會主義建設的“統帥”和“靈魂”；要根據不同歷史時期的核心任務，制定科學合理的意識形態工作方針；要堅持原則性和策略性相結合的意識形態工作方法，使意識形態工作取得實效。毛澤東提出的這些寶貴思想和方法，是對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理論的繼承、發揚和創新發展，為新中國意識形態工作打下了理論與實踐兩方面的堅實基礎，至今仍有重要的指導和借鑒意義。

[關鍵詞]毛澤東；意識形態工作；馬克思列寧主義；黨的領導；社會主義建設

新中國成立后，黨的工作重心由領導武裝斗爭轉向領導國家建設。為適應這一歷史性轉變，更好地完成經濟建設的核心任務，鞏固新生的人民政權，必須堅持、加強、改善黨對意識形態工作的領導。事實上，正如在經濟領域中有大量“不熟習的東西”一樣，領導全國的意識形態工作，對于黨來說，同樣是一道嶄新的歷史“考題”。在帶領全黨努力答好這道“考題”過程中，毛澤東的很多思考與實踐，體現了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深入探索，反映了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建設的一般規律，至今仍有重要現實意義。

一、牢牢把握黨對意識形態工作的領導權

堅持黨在文化領域、意識形態領域的領導權，是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理論的基本內容，也是中國革命實踐經驗的科學總結。早在抗戰時期，毛澤東就指出，中國革命離不開無產階級的領導，服務于中國革命的新文化“也不能離開中國無產階級文化思想的領導”【《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5頁。】，它只能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698頁。】。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整個中國革命運動，“是包括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兩個階段在內的全部革命運動”【《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651頁。】。也就是說，黨的領導作用要體現在從民主革命到社會主義革命乃至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建設的全過程，這是由真理的普遍性和中國歷史的特殊性所共同決定的。所以，對社會運動起重要引領、推動作用的思想理論建設，同樣要由先進的無產階級及其政黨來領導，就成為理之必然。

隨著解放戰爭的節節勝利，國民黨在經濟上和文化上的控制權被打倒，黨領導全國文化的問題迅速提上日程。面對不熟悉的城市工作，黨內出現了一些不適應情況。比如，有人認為，在城市斗爭中，我們“不是依靠工人階級，而是依靠貧民群眾”，“有些更糊涂的同志認為是依靠資產階級”【《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27頁。】。在宣傳工作中，這種認識表現為“時常發現”的“右傾機會主義的偏向”【《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25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650頁。】。同時，有的地方又在處理宣傳問題時采取了帶有“急躁性與無紀律性”【《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26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66頁。】的不成熟行動。帝國主義與國民黨的宣傳機器，則趁機造謠生事，挑起事端。這些情況，從不同角度提出一個尖銳的問題：中國共產黨究竟有沒有能力在革命勝利之后，堅持和實行對文化事業和意識形態工作的領導？

對于即將掌握全國政權的黨來說，這是個亟需解決的實踐問題。在解放戰爭的隆隆炮火中，黨中央、毛澤東就作出一系列指示，對新解放區的學校教育、新聞宣傳、知識分子、出版等工作作出部署，提出要求，以鞏固勝利成果。1949年2月，三大戰役剛剛結束，毛澤東就敏銳地指出，伴隨著軍事斗爭的勝利，管理城市的工作必須跟上，人民軍隊要由戰斗隊變成“主要地是一個工作隊”，軍隊干部應當“全體學會接收城市和管理城市”，包括“善于管理學校、報紙、通訊社和廣播電臺”【《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405頁。】，這是“建設一個新世界”【《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439頁。】的重要內容。這些要求的落實，為黨迅速適應新形勢，做好意識形態各項工作，作了重要鋪墊。

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總結我國革命的歷史經驗，強調指出：“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0頁。】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離不開中國共產黨這個全中國人民的領導核心，“沒有這樣一個核心，社會主義事業就不能勝利”【《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3頁。】。這個論斷，重申了黨必須在社會主義階段堅持、鞏固意識形態工作領導權的重要性。

為發揮好黨的領導核心作用，毛澤東要求全黨抓緊學習、提高意識形態工作本領。共產黨員尤其是領導干部這個“關鍵少數”帶頭學習馬列主義經典著作，“二百七十四個中央委員，及一千以上的高、中級在職干部都應程度不同地認真看書學習，弄通馬克思主義”【《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3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193頁。】；要建立鞏固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隊伍，“必須有自己的技術干部隊伍，必須有自己的教授、教員、科學家、新聞記者、文學家、藝術家和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隊伍”【《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6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550頁。】，“有自己的出色的報紙和刊物的編輯和記者”【《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6冊，第551頁。】；各地黨委必須把思想斗爭完全掌握起來，“必須把民主黨派（政治界），教育界，新聞界（包括一切報紙和刊物），科技界，文藝界，衛生界，工商界的政治改造工作和思想改造工作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6冊，第551頁。】；對于領導經濟建設所必需的科學知識，要下功夫學會；等等。在毛澤東的正確指導和全黨的齊心努力下，我們黨很快構建起完整的意識形態工作體系，確立了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工作中的指導地位，形成了初具規模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宣傳隊伍，保證了社會主義革命、建設的順利開展。

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以后，關于共產黨有沒有能力領導意識形態工作的疑問，曾經集中體現在對“外行領導內行”的看法上。有人說，共產黨能夠領導階級斗爭，搞政治這一套可以，但搞科學不行。對此，毛澤東認為，這話有一半真理，我們的確不懂具體的科學技術，辦學、搞出版等也缺乏經驗，但從另一個角度看，外行領導內行又“是一般規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7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200頁。】，因為黨領導意識形態工作的基本方式，“是行政領導、政治領導”【《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264頁。】，而非具體的業務領導。科學研究尤其是社會科學研究，須臾離不了思想政治工作的引領，“只要我們的思想和政治工作稍為一放松，經濟工作和技術工作就一定會走到邪路上去”【《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351頁。】。因而，黨不僅有必要而且有能力實行對科學事業的有效領導，保證其正確方向。這些闡述，把黨的意識形態領導工作與專門的業務工作相互區別又辯證聯系起來，科學處理了政治性與學術性的關系，避免了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及其可能導致的領導權旁落問題。

二、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

馬克思主義是工人階級及其政黨的指導思想。是否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是工人階級政黨區別于其他階級政黨、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區別于其他意識形態的根本標志。毛澤東認為，無論是中國革命的勝利，還是在中國實現工業化和農業現代化，都離不開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武裝。他關于建設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的所有規劃，都建立在對馬克思主義的堅持、發展基礎之上。

以馬克思主義指導政治、經濟、文化各項事業發展。結束封建主義、資本主義的思想統治，確立馬克思主義在整個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對于剛剛執政的中國共產黨而言，是意識形態工作的首要任務。毛澤東不僅依據馬克思主義理論確立了新中國的政治、經濟制度，而且始終高度重視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的中華民族新文化的建設。他一生都極為關注哲學、歷史、文藝、教育、新聞等領域的重大理論問題、研究宣傳動態，關心馬克思主義觀點能否真正站得住、扎下根。在對這些領域的關注、指導過程中，他逐步形成了關于堅持發展馬克思主義、發展中國社會主義文化的寶貴認識。比如，“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的提出，就緣于他對我國古代歷史分期問題的科學態度。

以發展著的馬克思主義指導現實運動。堅持馬克思主義與發展馬克思主義相結合，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提出新觀點、新認識，是毛澤東一貫的思想主張。上世紀50年代中期起，在總結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經驗教訓時，他的這一思想得到了進一步發展，提出理論要隨著社會實踐的發展而發展，要解決社會主義時期出現的新矛盾和新問題，要進行新的理論創造。他說，老祖宗的書，必須讀。但是，馬克思主義一定要向前發展，不能停滯不前。停止了，老是那么一套，它就沒有生命了。“任何國家的共產黨，任何國家的思想界，都要創造新的理論，寫出新的著作，產生自己的理論家，來為當前的政治服務，單靠老祖宗是不行的。”【《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9頁。】正是有了這樣的認識基礎，毛澤東在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怎樣加強執政黨建設等重大問題上，都結合中國實際作出了可貴探索，為新時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開創作了理論準備和思想鋪墊。這個理論傳統與思想作風，深刻影響了新中國成立以來黨的全部奮斗歷程。

反對對待馬克思主義的教條主義和修正主義兩種傾向。有“左”反“左”，有右反右，是黨的思想理論建設的重要原則。在不同歷史時期，“左”和右的具體表現是什么，怎樣糾正這種錯誤，需要根據不同情況作出判斷。長期以來，中國革命反復受“左”傾錯誤之害，因而對教條主義有較深刻的認識和批判。新中國成立后，對馬克思主義的具體詞句、蘇聯經驗的教條主義態度依然存在。同時，隨著國際國內形勢的變化，否定馬克思主義基本原則，抹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區別、主張資本主義路線的修正主義思想也隨之出現。這兩種傾向都是違背馬克思主義思想方法的。毛澤東認為，在和平建設時期，“修正主義是比教條主義更有害的東西”【《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281—282頁。】。對意識形態基本態勢作出這樣的估計，體現了毛澤東對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建設基本規律和社會主義運動特征的辯證、深入思考。

旗幟鮮明地與非馬克思主義、反馬克思主義思想作斗爭。馬克思主義是在斗爭中發展起來的。由于意識形態的相對獨立性，社會主義制度的基本建立、剝削階級的被消滅，并不意味著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就自然確立起來。毛澤東提出，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思想、反馬克思主義的思想，還會長期存在，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面的誰勝誰負問題，還需要一個相當長的時間才能解決。如果吃了敗仗，堅持馬克思主義就會成為一句空話。對此，全黨都要有清醒的認識，“對于這種形勢認識不足，或者根本不認識，那就要犯絕大的錯誤，就會忽視必要的思想斗爭”【《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231頁。】。要旗幟鮮明、立場堅定，對錯誤思想高度警惕、明辨是非，保證主動權不旁落。凡是錯誤的思想，“都應該進行批判，決不能讓它們自由泛濫”【《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281頁。】，“無論在黨內，還是思想界、文藝界，主要的和占統治地位的，必須力爭是香花，是馬克思主義。毒草，非馬克思主義和反馬克思主義的東西，只能處在被統治的地位”【《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197頁。】。怎樣分析、判斷、處理剝削階級已被消滅的社會主義制度下的意識形態斗爭，是一個全新的理論課題。毛澤東根據中國實際作出的這些論述，其真理性已被后來社會主義運動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所證實。

三、圍繞黨的中心工作發揮意識形態能動作用

毛澤東極為重視意識形態對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的能動作用。他認為，“當著政治文化等等上層建筑阻礙著經濟基礎的發展的時候，對于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革新就成為主要的決定的東西了”【《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26頁。】。也就是說，在特定歷史條件下，文化會成為促進或阻礙社會歷史運動的決定性因素。正因為如此，在領導社會主義革命、建設中，他反復強調要圍繞黨的中心任務，充分發揮意識形態的能動作用。這個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新中國意識形態工作的歷史面貌和客觀進程。

意識形態工作必須反映并服務于經濟建設這個中心任務。新中國的成立，對建設中華民族新文化提出了更高要求，同時也為文化建設的大發展提供了現實可能。毛澤東滿懷信心地預言，“文化建設的高潮”必將伴隨著經濟建設的高潮到來。在社會主義革命、建設的不同階段，毛澤東提出的意識形態工作的不同目標，其核心指向都非常明確：為經濟建設開辟道路，提供思想理論基礎。比如，為了向社會主義過渡準備條件，他提出肅清封建的、買辦的、法西斯主義的思想，進行思想改造的任務，因為這是“我國在各方面徹底實現民主改革和逐步實行工業化的重要條件之一”【《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2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年版，第482—483頁。】。社會主義制度基本確立之后，他又強調，為了鞏固與發展社會主義，“必須在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上，進行經常的、艱苦的社會主義革命斗爭和社會主義教育”【《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268頁。】。把意識形態工作與經濟建設結合起來，使他們密切配合、相互協調，保證了我國經濟建設的正確方向，也使新中國文化建設迅速擺脫了封建主義、資本主義的影響，走上了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科學道路。

意識形態要做好社會主義建設的“統帥”和“靈魂”。這個觀點，體現了毛澤東對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經濟建設與文化建設的辯證關系的深刻把握。意識形態工作要服務于經濟建設，但同時，管思想、管方向的意識形態建設又是經濟建設的“統帥”和“靈魂”【參見《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351頁。】，是“理論上再造出現實社會”【《毛澤東哲學批注集》，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年版，第210頁。】，其引領與塑造社會運動的作用十分突出。在總結中國革命經驗時，毛澤東多次講到，我們改變舊中國，主要靠“兩桿子”，“筆桿子跟槍桿子結合起來，那末，事情就好辦了”【《毛澤東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7頁。】。新中國成立后，他更加注重發揮思想政治工作的主動性，認為它是管總的，“有了正確的政治觀點，從政治上想通了，政治統帥了業務，迷信破除，胸懷坦蕩，勢如破竹了”【《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7冊，第187頁。】。在這些觀念指導下的黨的意識形態工作，體現出重視并善于進行思想理論建設、重視并善于進行歷史經驗總結的突出特點。黨始終堅持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進行社會主義建設，使其發揮出巨大的動員和組織群眾的作用，轉化成變革社會、推動歷史前進的偉大物質力量。

毛澤東反復強調發揮意識形態工作服務現實運動的作用，但并不主張違背客觀規律，要求意識形態隨著政治、經濟基礎的變動而發生整齊劃一的轉向。他認為，思想文化發展并不總是與一定社會的經濟政治發展進程相一致。舊的思想意識不易消失，而新的思想意識也不容易確立。相對于社會物質條件的變化，意識形態變化既有可能是超前的，同時也有可能是滯后的，是對社會變動的“尾巴”的客觀反映。作為意識形態工作領導者，黨要改變戰爭年代養成的“沖一下”就成功的習慣，學習容納、引導與社會基礎不協調的思想觀念。1952年9月，他在致黃炎培的信中指出，要求資產階級接受工人階級的基本思想，例如消滅剝削、消滅階級、消滅個人主義，接受馬克思主義的宇宙觀，或者接受“沒有勞動，沒有生活，不從勞動以外求生活，不從自力以外求生活”的觀念，實際上是要求資產階級接受社會主義。這些對于少數進步分子來說是可能的，但對于整個資產階級，則不宜這樣要求。【參見《毛澤東文集》第6卷，第236頁。】在新中國成立之初的意識形態斗爭中，黨從實際出發，一方面堅持批判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農民階級的思想；另一方面又在強調思想改造的必要性的同時，充分尊重意識形態客觀規律，對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采取了謹慎態度，保證了三大改造的順利進行。

四、制定科學的意識形態工作方針

根據不同歷史時期的核心任務，制定科學合理的政策方針，是黨實現對意識形態工作領導的基本前提。毛澤東把黨領導文化事業的方針概括為有鮮明中國特色的兩句話：“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在社會主義制度剛剛確立、經濟基礎尚未鞏固的情況下，這個方針引起了黨內的疑慮、不理解。毛澤東解釋說，“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是根據中國的具體情況提出來的，“是在承認社會主義社會仍然存在著各種矛盾的基礎上提出來的，是在國家需要迅速發展經濟和文化的迫切要求上提出來的”【《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229頁。】。

人的改造、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鞏固是一個長期的、復雜的任務，非一朝一夕能夠完成。領導好這項工作，首先面臨的問題就是區分矛盾的不同性質，找到工作重點和著力點，這樣才能有的放矢、綱舉目張。毛澤東系統地思考了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問題，寫出了《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這一光輝著作。他認為，即使在社會主義制度確立之后，矛盾依然普遍存在。從其性質來看，可以區分為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兩種。意識形態領域的問題，同樣可以從這樣兩種基本矛盾出發進行分析，制定不同對策。

對于人民內部矛盾采取民主的方法，實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基本方針。與激烈的階級對抗不同，社會主義社會存在大量“因為階級斗爭基本結束而顯露出來的各種東西，各種不滿意，許多錯誤的議論”【《毛澤東傳（1949—1976）》（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643頁。】，這些都屬于非對抗性的人民內部矛盾。正確處理這些矛盾，是黨領導好意識形態工作的重要課題。“雙百”方針的核心要求，即是對于科學上、藝術上的是非，應當通過自由討論去解決，保持慎重的態度，不輕率地作行政和政治結論。即使對于人民內部的非馬克思主義、反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只要不威脅社會主義政權的鞏固，也應當從這一方針出發，采用民主的方法來解決。思想問題采用外部的打壓等強制手段難以奏效，而且可能產生相反的效果。而且，新生的社會主義制度、不斷發展的馬克思主義，都需要在與錯誤思想的斗爭中不斷得到鍛煉、發展和生長。“香花是從和毒草作斗爭中出來的。香花與毒草齊放，‘落霞與孤鶩齊飛’”【《毛澤東傳（1949—1976）》（上），第619頁。】，是唯物辯證法的具體體現，符合意識形態發展的基本規律。運用好這個規律，社會主義文化才能在積極健康的爭鳴、斗爭中不斷繁榮發展。“雙百”方針的提出、認識、落實，反映出黨對于復雜態勢的掌控能力不斷提高，體現了黨領導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工作高度的自覺、自信與成熟。

毫無疑問，無論從字面上還是從內涵上看，“雙百”方針都是民主的、開放的。但同時，它又絕非沒有階級性的、“普世”的政策措施，而是有著明確是非標準和政治立場的指導方針。對于不同的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來說，什么是香花、什么是毒草，都會有自己的看法，有時還會有相反的看法。這就必然要求對“雙百”方針的貫徹執行作出進一步規范與限定。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文中，毛澤東具體提出了以“有利于社會主義建設和鞏固黨的領導”為核心的判斷香花和毒草的六條標準，并且要求，在社會主義國家里，一切有益的科學藝術活動都不應當違背這六條政治標準。這六條標準從理論內涵和實際操作兩個方面完善了“雙百”方針，反映了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的創造性運用，保證了黨在處理“收”與“放”兩者關系的同時，始終有正確的方向，不走偏路、邪路。

對于敵我矛盾采取專政的方法，善于辨別并作堅決斗爭。敵我矛盾斗爭的結果，必然是非此即彼，新舊更替。比如，作為資本主義意識形態重要支撐的帝國主義制度、資本主義制度，“最后必然要被社會主義制度所代替”【《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331頁。】。對于明顯的反革命分子、破壞社會主義事業的分子，也要實行專政，“剝奪他們的言論自由”【《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232頁。】。從總體目的、一般結果來看，矛盾雙方沒有調和的余地。而且，由于兩種制度的對立、剝削階級思想的長期存在，意識形態領域的對立斗爭將是長期的。但是，在社會主義國家內部的意識形態斗爭中，不能簡單地根據某種意識形態的屬性來斷定它是否為敵我矛盾，而是要依實際情況作出判斷。比如，資產階級意識形態與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相對立，但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由于擁護社會主義制度和共產黨的領導，與我們的矛盾有非對抗性的一面，因而就屬于人民內部矛盾；人民內部矛盾如果被國家內部的反動派和帝國主義利用，就有可能演變成敵我矛盾，威脅到社會主義政權的鞏固。領導這種尖銳復雜斗爭的中國共產黨，要“照辯證法辦事”，堅持原則又把握分寸。

五、實行原則性與策略性相結合的意識形態工作方法

意識形態工作成功與否，最終要看實際效果。理性認識只說到了問題的一半，而且“還只說到非十分重要的那一半”【《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292頁。】。把理性認識變為切實可行的方針政策和方式方法，并運用到實際工作中去，是毛澤東極為關注的重要方面。

開展積極有效的思想教育和思想改造。從理論上講，人們在改造客觀世界的同時，其主觀世界也會得到相應改造。但是，這種改造往往不是自發的，而是需要外部力量的推動與灌輸。因而，積極主動地改造、引領人們的主觀世界，就成為黨領導意識形態工作的重要方法。毛澤東始終強調用革命的、進步的和正確的思想去克服落后的、保守的和錯誤的思想，強調開展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學習和思想教育、思想改造，并領導全黨創造了豐富的思想政治工作經驗。開展思想教育和改造的具體方法，主要有密切聯系的兩個方面，一是參加生產勞動和階級斗爭的實踐，二是開展持續廣泛的理論學習和說服教育。

進行實事求是的調查研究。毛澤東歷來注重從實際情況出發制定政策，開展工作。對那種“沒有調查，沒有研究，沒有分析，亂講一頓”【《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37頁。】，“企圖拿大帽子壓服聽眾，手里并無動人的貨色”【《毛澤東文集》第6卷，第461頁。】的現象，他反復、尖銳地提出批評，認為這樣“萬萬不行”，用這個方法做思想工作，只能是說空話，說大話，使人厭煩。問題出自實踐，解決問題的方法往往也來自實踐。企圖用現成公式來解決所有的思想認識問題，是教條主義、主觀主義的表現。只有對意識形態領域動態了然于胸，才能為思想工作取得實效打好基礎。在這方面，毛澤東為全黨作出了榜樣。在寫作《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文時，他廣泛聽取科學、教育、文藝、新聞、出版等黨內外各方面人士意見，獲得了大量感性知識，豐富了對意識形態領域出現的新問題和新特點的認識。文中提出的許多真知灼見，實際上就是對調查中收集到的意見和問題的回答和解決。

做好輿論宣傳工作。輿論宣傳是黨的政策、黨的工作的宣傳者組織者，是意識形態工作的重要基礎和前沿陣地。毛澤東指出，建設時期的宣傳工作同樣重要，這項工作做得不好，就“可能使我們處于被動，犯錯誤”【《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7冊，第640頁。】。與戰爭年代不同，黨的新聞輿論宣傳工作面臨的主要任務、需要處理的關系都發生了改變，但其核心宗旨、原則并沒有改變，即堅持黨性和人民性的統一，宣傳好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團結凝聚廣大人民群眾，服從并服務于黨的中心工作。這就要求，宣傳工作必須嚴肅、科學，不能“聽任許多錯誤觀點廣泛流行”【《毛澤東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01頁。】，不允許搞背離黨的路線政策的“獨立性”；要實事求是，既要講好的形勢和光明前途，又要講困難和問題，不要夸大，也不要隱瞞；要有全局眼光，又要善于抓關鍵、抓突破口，一下子看到問題所在；文章要準確、鮮明、生動，文字要貼近人民的生活和語言；等等。這些思想，賦予了新中國輿論宣傳工作以科學的理論基礎，又使其貼近中國實際，體現出鮮明的個性特征。

掌握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有力武器。思想斗爭同其他斗爭不同，不能采取粗暴的強制的方法，只能用細致的講理的方法。因而，毛澤東把批評和自我批評這一“共產黨的辦法”推之于解決人民內部矛盾，提出要本著“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則，以理服人，而不是以勢壓人，最終達到團結同志、形成共識的根本目的。要懂得民主與集中的辯證法，掌握意識形態發展的一般規律。他說，我們的事業，就是在克服“不一律”的過程中不斷推進的。要達到思想統一、團結最大多數的目的，就必須讓不同意見有充分討論、批評的過程，“放手讓大家講意見，使人們敢于說話，敢于批評，敢于爭論；不怕錯誤的議論，不怕有毒素的東西；發展各種意見之間的相互爭論和相互批評，既容許批評的自由，也容許批評批評者的自由”【《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278頁。】。當然，承認“不一律”的客觀必然性，并不意味著對錯誤意見放任自流，而是要堅持兩條基本原則：第一必須批評，第二必須批評得好。所謂“批評得好”，基本要求就是不急躁，不片面，講究方法，作耐心細致的說服教育工作。

意識形態斗爭要公開、及時。不隱瞞、不遮掩，是共產黨人在思想理論上的基本特點。毛澤東認為，作為意識形態工作領導者，要學習掌握主動權，掌握在公開的討論、爭鳴中引導方向的本領，而不是自說自話、自我欣賞。“要學會這么一種領導藝術，不要什么事情總是捂著”，對各種怪議論、怪事、矛盾，以揭露為好，“要揭露矛盾，解決矛盾”【《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70—71頁。】。要營造寬松自由的氛圍，“使公開批評成為習慣”，“言者無罪”。【《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第145頁。】當然，這種批評應當是坦誠的、嚴肅認真的、和風細雨的，而不是無原則、無界限的“大民主”式的批判。同時，這種公開的批判又應是及時的、尖銳的，“毫不吞吞吐吐”，對錯誤思想言論，“最好是剛露頭就批評。專門喜歡事后批評，缺乏臨機應變的指導，這是不好的”【《毛澤東文集》第6卷，第477頁。】。真理愈辯愈明。討論和爭論的過程，就是思想認識逐步深化的過程，是思想相互影響和交流的過程，同時也是正確思想克服和戰勝錯誤思想的過程。只有開展公開、及時的思想斗爭，才能鍛煉自己、鍛煉群眾，最大程度地擠壓錯誤思想的傳播空間。

全黨負責，做好意識形態工作。意識形態工作的極端重要性、特殊性，決定了僅由宣傳部門來負責這項工作，是遠遠不夠的。因此，毛澤東反復強調，各級黨委尤其是一把手，要帶頭做意識形態工作。“各地黨委的第一書記應該親自出馬來抓思想問題”【《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282頁。】，“各個部門都要負責任。共產黨應該管，共青團應該管，政府主管部門應該管，學校的校長教師更應該管”【《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226頁。】，“不應該只委托宣傳部長、文教部長、教育和文化廳、局長這些同志去做而自己不去管它們”【《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6冊，第371頁。】。只有形成全黨上下各個部門、各個層面齊抓共管的局面，黨對意識形態工作的領導才能落到實處，馬克思主義的大道理才能“化”入人們的日常生活、思想觀念，成為一種習慣和自覺，進而發揮“精神變物質”的偉大力量。

毛澤東提出的關于加強黨的意識形態領導工作的這些寶貴思想和方法，是對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理論的繼承、發揚和創新發展，為新中國意識形態工作打下了理論與實踐兩方面的扎實根基。遺憾的是，隨著國際國內形勢的變化，他對意識形態領域的階級斗爭形勢一度作出過于嚴重的估計，使這些思想沒有得到完全落實，最終導致了反右派斗爭擴大化及“文革”這樣的嚴重錯誤和挫折。改革開放新時期以來，恰恰是在逐步恢復、發揚黨在民主革命和新中國成立后意識形態工作的優良傳統過程中，在落實“雙百”方針過程中，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建設不斷取得突破，推動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二次歷史性飛躍。這為我們從歷史發展的長時段來看待毛澤東所作探索的奠基性意義，提供了充分的理論與現實根據。

（本文作者：李珍，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研究員，北京100017）

（責任編輯：杜棟）

（來源：《黨的文獻》201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