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來《實踐論》《矛盾論》研究述要

郭祎

[摘要]毛澤東的《實踐論》和《矛盾論》作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典范之作，標志著毛澤東哲學思想的系統化和成熟，值得我們不斷學習。梳理理論界十年來關于《實踐論》《矛盾論》這兩篇光輝哲學著作從創作背景到內容解讀，從思想地位到語言風格，再到當代價值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具有重要意義。隨著理論界研究的不斷深入，我們對于毛澤東哲學思想的把握也更加深刻，《實踐論》和《矛盾論》的理論價值也愈加凸顯。我們相信這兩篇名著仍將繼續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前進過程中發揮十分獨到而重要的指導作用。

[關鍵詞]毛澤東；《實踐論》；《矛盾論》；綜述

毛澤東所著的《實踐論》和《矛盾論》（以下簡稱“兩論”）作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典范之作，標志著毛澤東哲學思想的系統化和成熟，值得我們不斷學習。圍繞“兩論”的思想內容及當代價值等方面，理論界的相關研究從未中斷，尤其是近十年來取得了累累碩果，現概述如下。

一、“兩論”的創作背景

為什么要寫“兩論”？為什么能寫“兩論”？這是“兩論”創作背景的兩個核心問題。概括起來，主要是時代需要與理論準備兩大方面。時代需要更多指的是客觀方面、外在環境；而理論準備更多指的是主觀因素、內在努力。

（一）時代的需要：“不能不寫”

哲學是理解和把握時代的一把鑰匙，它的孕育土壤和價值指向是社會實踐。馬克思說：“任何真正的哲學都是自己時代精神的精華……哲學不僅從內部即就其內容來說，而且從外部即就其表現來說，都要和自己時代的現實世界接觸并相互作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21頁。】正確的認識來源于實踐，并必須到實踐中去檢驗，離開特定的時代談哲學是空洞的。比如教條主義就不懂得要根據中國實際來運用馬克思主義，拒絕研究中國實際和中國革命經驗，把馬克思主義變成了僵死的、一成不變的、可以機械套用的教條；經驗主義則輕視理論，拒絕正確的理論指導，滿足于一孔之見和一得之功，把局部經驗當成普遍真理。可以說，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是主觀主義的兩種突出表現，共同點是割裂了理論與實踐、主觀與客觀的辯證關系。尤其是教條主義者高舉所謂的“真理旗幟”，不服從者動輒被扣以流寇主義、自由主義、個人主義等帽子。

一方面，主觀主義誤判誤導客觀實踐。以王明為代表的教條主義思想嚴重背離了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看不到“農村包圍城市”“工農武裝割據”的中國式革命道路探索經驗，差點葬送了中國共產黨和革命前途。所以，毛澤東指出，黨內“左”或右的錯誤路線完全違背了理論和實踐相統一的原則，黨內一些人遵循本本主義，僵化地認識和理解馬克思主義哲學原則和理論論斷，盲目地將共產國際的指令“圣旨化”，將蘇聯經驗神圣化。這些做法不是從中國的具體實際、具體情況出發，而是從馬克思主義著作的個別詞句、個人狹隘經驗出發，錯誤地指導中國革命斗爭。【參見彭洲飛、唐健：《〈實踐論〉〈矛盾論〉所彰顯的哲學魅力》，《陜西行政學院學報》2015第3期。】時代需要哲學，以馬克思主義指導中國革命實踐亟需“中國化”，同時也需要講“中國話”。正如上世紀60年代初毛澤東所說：“我們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末期和抗戰初期寫了《實踐論》和《矛盾論》，這些都是適合于當時需要不能不寫的。”【龔育之、逢先知、石仲泉：《毛澤東的讀書生活》，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6年版，第36頁。】無疑，“不能不寫”道出了一種無奈，但也正彰顯了時代與哲學、實踐與思維的辯證關系；“不能不寫”折射了一種批判，對王明們主觀主義的理性批駁和對中國實際的客觀評判；“不能不寫”反映了一種需要：中國革命斗爭形勢的需要和從組織路線、政治路線到思想路線教訓反思深入的需要。

另一方面，統一思想指導客觀實踐。《實踐論》《矛盾論》的理論宗旨就是要確立黨的實事求是思想路線。所謂思想路線，究其根本是認識路線，亦即關于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觀點、立場和方法。【參見羅朝遠：《〈實踐論〉〈矛盾論〉：實踐唯物主義辯證法與認識論》，《學術探索》2017年第2期。】從歷史來看，黨的思想路線的確立起因于主觀主義錯誤的深刻教訓，鞏固于全黨同志深諳實事求是的極端重要性。當時的王明們從馬克思主義的“本本”出發考慮問題，更為嚴重的后果是“黨內一些同志由于不明原因、不求甚解，盲目地追隨錯誤思想，受其影響下的中國革命走到了山窮水盡的絕境。從很大程度上而言，啟發人們學習和掌握正確的領導方法論，是毛澤東寫作《實踐論》和《矛盾論》的直接動因”【郭湛：《對〈實踐論〉〈矛盾論〉的新解讀》，《光明日報》2013年1月8日。】。“兩論”不僅宣告了教條主義的破產，更重要的是促進了全黨思想上的統一，普及了馬克思主義的正確認識論和方法論，為抗戰勝利提供了思想保證。

（二）理論的準備：“發憤讀書”

沒有充足的知識儲備和理論思考是難以寫就“兩論”這樣的光輝著作的。延安時期毛澤東為什么如此發憤讀書呢？他曾在一次談話中風趣地解釋說：有一位同志（指王明）給我一頂“狹隘經驗主義”的帽子，這才逼得我發憤讀書。毛澤東自己認為“我的工具不夠”，“因此，到延安就發憤讀書”，“作工具的研究，即研究哲學，經濟學，列寧主義，而以哲學研究為主”。【參見吳玨：《毛澤東發憤之作〈實踐論〉〈矛盾論〉誕生始末》，《湘潮》2011年第7期。】在毛澤東看來，一切大的政治錯誤沒有不是離開辯證唯物論的。【參見《毛澤東哲學批注集》，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年版，第311—312頁。】從實踐來看，無論是大的政治錯誤，抑或是小的工作或生活失誤，無一不是離開了唯物辯證法才導致的。

在知識儲備方面，最為直接的是毛澤東認真批讀《辯證法唯物論教程》，寫下了一萬多字的讀書批注，在讀到“外的矛盾，只有通過過程之發展的內的規律性，才影響于過程的發展”這一觀點時，毛澤東批注道：“‘非戰之罪，乃天亡我’的說法是錯誤的。五次反‘圍剿’失敗，敵人的強大是原因，但戰之罪，干部政策之罪，外交政策之罪，軍事冒險之罪，是主要原因。機會主義，是革命失敗的主要原因。”【《毛澤東哲學批注集》，第106—107頁。】毛澤東讀書批注習慣的一個重要特點是緊密結合實際，尤其是將讀到的內容與當時的實際工作相聯系，以此更加深刻地總結經驗教訓。比如他在批注中寫道：“不從具體的現實出發，而從空虛的理論命題出發，李立三主義和后來的軍事冒險主義與軍事保守主義都犯過此錯誤，不但不是辯證法，而且不是唯物論。”【《毛澤東哲學批注集》，第9頁。】

從陳獨秀到李立三、王明，再到博古、李德等所犯的錯誤帶來的教訓是極其深刻的，不及時宣傳事物本來的辯證法，不從理論上糾正革命隊伍里存在的嚴重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錯誤，革命便難以進行下去。“兩論”便是要完成這個歷史任務，從哲學的高度批判錯誤路線的世界觀。【參見劉昆：《〈實踐論〉〈矛盾論〉的創作背景和理論來源》，《社科縱橫》2012年第12期。】應當說，主動應對挑戰和堅持問題導向是毛澤東進行理論準備的主觀狀態，融會貫通中西方哲學資源和文化傳統是毛澤東進行理論準備的發揮創造。“兩論”應運而生又建立在深厚的理論根基之上，整個過程始終離不開毛澤東堅持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分析解決中國實際問題，從主觀與客觀、理論與實踐相符合相一致的要求上活學活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

總之，毛澤東寫作“兩論”，在實踐上是為了清算以教條主義為代表的“左”傾錯誤，用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指導抗日戰爭作理論準備；在理論上是為了完成列寧提出的對認識辯證途徑和唯物辯證法核心的“說明和發揮”的任務，并將中國傳統的知行觀和矛盾學說現代化。【參見許全興：《贏得偉大勝利的法寶——紀念〈實踐論〉〈矛盾論〉發表80周年》，《中國延安干部學院學報》2017年第2期。】“兩論”所承載的理論與實踐使命是多向度的，正可謂“不能不寫”，不寫不行。

二、“兩論”的內容解讀

1937年四五月間，毛澤東曾以這兩篇“論文的觀點”在抗日軍政大學作過講演。在將“兩論”收入《毛澤東選集》時，毛澤東把寫作時間分別定為1937年的7月和8月。【參見許全興：《有關〈實踐論〉〈矛盾論〉的若干史實考訂》，《北京日報》2013年11月25日。】該“論文的觀點”的主要內容是什么呢？其實從其關鍵詞“實踐”和“矛盾”也就可見一斑了。“兩論”所闡述的辯證法和認識論的統一，是以實踐為核心觀點的統一，也是以實踐為根本目的的統一；它們既是實踐智慧的辯證法，也是辯證法的實踐智慧。

（一）辯證思維的認識觀

《實踐論》概述了人類認識發展的根本規律：實踐決定認識，認識反作用于實踐；感性認識能動地升華到理性認識再指導實踐；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循環往復以至無窮。所以，《實踐論》生動完整地闡明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關于認識論的基本原理，以認識和實踐的辯證統一為中心揭示了人類認識發展的總規律。【參見孔劍寒：《關于全面深化改革學說的哲學思考——基于毛澤東〈實踐論〉〈矛盾論〉的分析》，《佳木斯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16年第1期。】這個“總規律”既強調了實踐第一的唯物論原理，同時也因為實踐與認識的“辯證性”而具有了唯物辯證法性質，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辯證的認識觀。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核心在于實踐，在于強調人的認識或意識受制于客觀物質條件，這也是與舊的認識論的本質區別。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鮮明特點在于辯證，在于強調認識于不同階段的辯證統一、認識與實踐的辯證統一，告訴人們認識是一個“循環往復”的過程，認識的檢驗標準只能是實踐。教條主義由于不能掌握認識的辯證性，所以不能準確科學地把握馬克思主義理論。

（二）實踐智慧的辯證法

“兩論”是一個有機統一體，堪稱毛澤東哲學思想的雙子星座。《實踐論》和《矛盾論》，既是實踐論的矛盾論，又是矛盾論的實踐論。這兩篇經典文獻，從理論性質上看，都是實踐論的認識論；從理論內容上看，都是實踐論的辯證法；從理論淵源上看，都發揮了“辯證法也就是認識論”的基本思想；從現實意義上看，都是“轉識成智”、指導實踐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參見孫正聿：《毛澤東的“實踐智慧”的辯證法——重讀〈實踐論〉〈矛盾論〉》，《哲學研究》2015年第3期。】毛澤東科學地解答了困擾了中國人幾千年的“知行”關系問題，運用的有力武器就是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辯證法，從實踐出發而不是從意識、思想出發，從矛盾入手而不是從統一、一致入手。講實踐又講矛盾，講認識又講發展，講對立又講統一，講絕對又講相對，講主觀又講客觀，講黨內又講黨外，講干部又講群眾……實踐智慧離不開辯證法，辯證思維來源于實踐性。舊的唯心主義辯證法由于脫離了實踐談辯證，到頭來只能是空談而已，因為它們是不能解決實際問題的辯證法，類似于毛澤東所批駁的“束之高閣”或“空談一陣”。

（三）改造主觀的方法論

在《實踐論》中，毛澤東開篇就指出，馬克思以前的唯物論，在認識問題上離開了人的社會性、離開了人的歷史發展，因此不能了解認識對社會實踐的依賴關系。在他看來，實踐是認識產生、發展的源泉。在《矛盾論》中，毛澤東正是通過闡明思維的根本法則——矛盾法則，緊緊抓住改造認識能力的根本。【參見姜愛華：《論毛澤東改造主觀世界的哲學思想——重讀〈實踐論〉〈矛盾論〉》，《毛澤東思想研究》2011年第4期。】所以，“兩論”從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高度總結中國革命的歷史經驗，指出黨的思想路線曾經出現錯誤的根源，是理論脫離實際、實踐脫離國情。因此，“兩論”論證了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同中國革命具體實際相結合，并且系統地提出實現這種“結合”的思想方法就是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參見劉毅強：《〈實踐論〉〈矛盾論〉與黨的思想路線》，《中共中央黨校學報》2013年第6期。】大致看來，《實踐論》更多告訴了我們為什么要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而《矛盾論》更多回答了在實踐中如何更好地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問題。“實事求是”凝練地表達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本原理，是馬克思主義的根本方法。所以，堅持正確的思想路線，改進我們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需要從學習和研讀毛澤東“兩論”中汲取哲學智慧的滋養。【參見王秀華：《〈實踐論〉〈矛盾論〉與實事求是的哲學智慧》，《領導之友》2016年第16期。】“實事求是”就是“兩論”提供的重要方法論。所以，“兩論”為共產黨人更好地改造主觀世界提供了有力指導，也為改造客觀世界提供了思想方法。

整體而言，《實踐論》抓住舊唯物主義認識論的要害和教條主義者在認識問題上的致命弱點，突出強調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實踐唯物主義精神；《矛盾論》抓住形而上學的要害和教條主義者在思維方式上的致命弱點，突出強調了唯物辯證法的實質和核心。【參見楊春貴：《〈實踐論〉〈矛盾論〉的歷史地位、科學價值和當代意義》，《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2007年第8期。】“問題導向”是“兩論”的突出特點和重要使命，抓住抓準當時中國革命的實質性問題需要辯證唯物論這個法寶，需要對中國革命實際和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作一番扎實而細致的準備，而這些毛澤東無疑都做到了。

三、“兩論”的思想地位

總體來說，“兩論”的創作和發表無論是在中國近現代哲學史上，還是在中國共產黨歷史中都具有極其重要的思想地位、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

（一）中國特色馬克思主義哲學形成的主要標志

“兩論”的發表大大推進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進程。從哲學層面說，促進了群眾性哲學學習的開展和實事求是思想路線在全黨的確立。“兩論”使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深刻道理在生動活潑的民族形式中得到體現，從而使馬克思主義哲學獲得了濃厚和鮮明的中國特色、中國風格和中國氣派。從思想理論內容和表達形式兩方面看，可以說“兩論”是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奠基之作，是中國特色馬克思主義哲學形成的主要標志。【參見楊春貴：《〈實踐論〉〈矛盾論〉的歷史地位、科學價值和當代意義》，《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2007年第8期。】顯而易見，毛澤東的哲學著作不像康德、蘇格拉底、黑格爾等那樣晦澀難懂，在“兩論”里面沒有什么深奧的哲學術語、邏輯推導以及抽象思維，更多地是將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論通俗化、具象化，使哲學原理落地生根，用哲學思維看待和分析眼前的具體問題是其顯著特點。所以，“兩論”的問世改變了人們對哲學抽象性的慣常理解，告訴人們哲學就在身邊，就在具體的事物、一個個的問題中間。奉獻“中國味的哲學”——這是毛澤東在哲學領域的又一杰出貢獻。

（二）為黨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確立奠定堅實基礎

毛澤東對“實事求是”的創造性發揮，不僅高度概括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精髓，而且有力地指導了中國實踐。鄧小平在總結中國社會主義最初20年的經驗教訓時指出：“中國搞社會主義走了相當曲折的道路。二十年的歷史教訓告訴我們一條最重要的原則：搞社會主義一定要遵循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也就是毛澤東同志概括的實事求是，或者說一切從實際出發。”【《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8頁。】1937年毛澤東發表的《實踐論》《矛盾論》，系統闡述了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基本觀點，為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確立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參見肖飛：《論毛澤東思想的理論創新》，《求索》2010年第7期。】“兩論”所蘊涵的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和辯證法，以及由此衍生出來的一系列理論觀點，比如“實事求是”“堅持群眾路線”“一切從實際出發”“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分清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等，不僅指導我們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取得了勝利，使中華民族踏出了偉大復興的第一步——實現了民族獨立，而且在之后的時間中持續發揮著指導作用。【參見葉俊、趙俊良：《〈實踐論〉〈矛盾論〉的歷史審視與價值探索》，《傳承》2014年第8期。】通過今天的改革開放實踐看，由“兩論”深刻闡發的實事求是思想路線越來越重要，堅持和貫徹這一思想路線是中國共產黨不斷走向勝利的重要法寶，也是決定黨和國家命運的思想保證，更是廣大黨員干部極其重要的思想方法、領導方法和工作方法。

（三）毛澤東思想科學體系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基礎

“兩論”在毛澤東思想科學體系中的地位不容忽視，這也是我們正確對待毛澤東思想的重要依據和科學態度。“兩論”是毛澤東哲學思想寶庫的兩顆閃耀著馬克思主義和中國智慧光輝的璀璨明珠，是毛澤東思想科學體系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基礎，也是毛澤東思想活的靈魂的哲學依據。【參見郭必選：《論毛澤東〈實踐論〉〈矛盾論〉的當代價值》，《延安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4期。】所以，“兩論”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偉大革命歷史經驗的哲學概括，也是毛澤東哲學思想實現歷史性飛躍的主要載體，即由應用哲學到理論哲學、由此前具有某些哲學思想到建構獨具特色的哲學體系和由運用馬克思主義哲學到發展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飛躍，因而是毛澤東哲學思想的主要代表作。【參見石仲泉：《〈實踐論〉〈矛盾論〉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理論視野》2007年第10期。】

此外，我們還必須關注“兩論”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進一步發展和對解決中國問題的實際運用等問題。“兩論”對科學價值的挑戰、系統哲學的挑戰以及和諧哲學的挑戰三個方面給予了回答。比如認為，辯證唯物主義（包括《實踐論》《矛盾論》）是這條長河及其絕對真理的組成部分，只要人類永遠存在下去，它們就永遠不會過時，永遠不會被推翻，而只會不斷發展下去。【參見黃枬森：《關于〈實踐論〉〈矛盾論〉的幾個理論問題》，《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2007年第9期。】時至今日，實踐在發展深化，矛盾在演變中變得更加復雜，如何正確理解實踐與認識的辯證關系，如何客觀分析多變多樣的社會矛盾、階級矛盾和意識形態領域矛盾斗爭等，都迫切需要認真研讀“兩論”，從中尋求正確的方法。在理論哲學視域中，“兩論”的理論內容被系統闡釋；在實踐哲學視域中，“兩論”的實踐智慧品格被深刻揭示；在文化哲學視域中，“兩論”對當代中國文化建設以及領導群體培育的價值得到彰顯。在這三種不同的哲學視域中，“兩論”被解讀出不同的內涵、意境。【參見陳世珍：《解讀〈實踐論〉〈矛盾論〉的三種視域》，《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14年第4期。】回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來看，理論哲學也好，實踐哲學與文化哲學也好，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核心氣質在于更好地改造客觀世界，多種維度的解讀有利于我們準確把握“兩論”的主要精神和思想價值，最終目的是要共同拿起哲學思維的有力武器，積極投身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的新實踐中去檢驗真理、去發展馬克思主義。

四、“兩論”的語言風格

作為誕生在革命年代特殊時期的兩部哲學著作，“兩論”的語言風格注定要明確樹立兩個導向：面向革命實際的問題導向和面向廣大軍民的教育導向。“兩個導向”也必然要求“兩論”的語言風格不可能是抽象的、晦澀的，而只能是具體的、通俗的。

簡潔明快、通俗易懂是“兩論”最大的語言風格和行文特點。文本中所提及的“讓我想一想”“沒有把握”“知識里手”“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天不變道亦不變”“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三打祝家莊”等內容，有俗語、有諺語，有故事、有典故，既使人倍感親切、身臨其境，又耐人尋味、催人奮進。毛澤東在語言表達上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結合的靈活性、通俗性及針對性的特點，使“兩論”在中國革命的關鍵時期，很好地凝聚了人心，取得了中國革命的最終勝利。【參見孫芮晨、楊小剛：《毛澤東語言表達方式對馬克思主義理論宣傳的當代啟示——重讀〈實踐論〉〈矛盾論〉》，《延邊黨校學報》2016年第2期。】可以說，“兩論”在內容上，其哲學思想成就是巨大的；在文風上，它們卻是通俗易懂、簡明扼要的。【參見黃光秋：《對〈實踐論〉〈矛盾論〉行文形式和風格的思考——文風對馬克思主義哲學大眾化的意義》，《井岡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3期。】共產黨人領導廣大工農群眾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實際決定了其宣傳讀物要盡量簡潔明快和通俗易懂，以便于充分發揮理論的指導作用，讓理論被廣大群眾所真正掌握而變成強大的物質力量。1844年，恩格斯在致馬克思的信中這樣說：“關于共產主義實際上能否實行的問題，德國人都還很不清楚。為了解決這種小問題，我要寫一本小冊子，說明在這方面的實際情況，并通俗地敘述當前英國和美國的共產主義實踐。”【《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頁。】馬克思和恩格斯所著的《共產黨宣言》就是這方面的典范。“兩論”更是從階級斗爭入手分析階級矛盾，極其透徹鮮明地講述了無產階級的特殊性、共產黨人的先進性、理論指導的科學性以及具體斗爭的策略性等問題，形式上環環相扣，內容上簡潔明了，既講明了道理、宣傳了主張，又引人入勝、令人振奮。顯而易見，毛澤東對哲學思維通俗轉化的語言功夫在“兩論”上體現得淋漓盡致。

五、“兩論”的當代價值

“兩論”既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在中國的實際應用，又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創造性發展，對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作出了重要貢獻。“兩論”是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典范之作和扛鼎之作，在一定意義上說也是中西文化融合的產物，因而具有中西哲學的“雙重文化性格”，正是這種“雙重文化性格”預示著哲學未來的文化走向。

一方面，“兩論”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哲學基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哲學基礎是什么呢？從它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具體實踐相結合的理論形態而言，它與毛澤東思想一樣，其世界觀、方法論和哲學基礎，一般地說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即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特殊地說，是以毛澤東的《實踐論》《矛盾論》為代表的哲學理論——毛澤東哲學思想。【參見石仲泉：《〈實踐論〉〈矛盾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哲學基礎》，《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2007年第9期。】就當代中國的社會主義實踐來說，無論改革發展如何深入，無論社會主義建設進行到何種程度，“兩論”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哲學基礎決定了其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的現實意義和指導地位是不變的。習近平多次強調，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是中國共產黨的根本問題，無論何時都不容許有絲毫改變。早在1930年5月，毛澤東就寫了《反對本本主義》一文，第一次明確地提出：“馬克思主義的‘本本’是要學習的，但是必須同我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我們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糾正脫離實際情況的本本主義。”【《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1—112頁。】從更加廣闊的未來看，“兩論”這個“本本”需要我們認真學、深入學，學深悟透的意義，在于在實踐中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與此同時，我們還必須清醒地認識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是一個發展的、面向未來的開放體系，它的內涵還在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而不斷豐富。不以新的實踐發展馬克思主義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而我們推動理論發展和創新的哲學基礎是辯證唯物論，以“兩論”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著作既是“結合”的新成果，同時又是發展的新起點。

另一方面，“兩論”是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前進的理論武器。“兩論”提供的哲學思想是豐富的，關鍵是要將其轉化為哲學思維和實際本領，轉化為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前進的強大理論武器和無窮推動力。習近平在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2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強調，我們黨領導的革命、建設、改革偉大實踐，是一個接續奮斗的歷史過程，是一項救國、興國、強國，進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完整事業。新形勢下，我們要堅持和運用好毛澤東思想活的靈魂，把我們黨建設好，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繼續推向前進。新時期，“把我們黨建設好”要求廣大黨員干部：第一，要強化哲學思維。認真領會“兩論”中闡發的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和辯證法，堅決反對唯心主義和主觀主義，堅決反對形而上學的錯誤思維。第二，要踐行知行合一。毛澤東科學解決了幾千年來的“知行”關系問題，為我們提供了強大的思想武器。比如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辯證法、群眾觀是統一的，實踐—認識—實踐、特殊—普遍—特殊、群眾—領導—群眾是一致的。【參見楊信禮：《重讀〈實踐論〉〈矛盾論〉》，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73頁。】從很大程度上而言，始終堅持黨的群眾路線、創新新形勢下群眾工作就是踐行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和辯證法，以此為根本應對重大挑戰、抵御重大風險、克服重大阻力和解決重大矛盾。第三，要堅定“四個自信”。毛澤東在“兩論”中字里行間充盈著對黨的事業莫大的自信，也充滿著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敬重、繼承和發展，我們今天更要強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道路、制度和文化自信。

實踐發展永無止境，對“兩論”思想的認識和挖掘仍將繼續。面向未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偉大而艱巨，但只要拿起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強大理論武器，黨員和領導干部自覺帶頭引領廣大人民群眾掌握并運用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分析解決問題，在發展21世紀中國馬克思主義的實踐中深化認識、提高本領，在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中解決問題、推動發展，我們堅信一定能夠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

（本文作者：郭祎，中共成都市委黨校副教授，四川成都610110）

（責任編輯：樊憲雷）

（來源：《黨的文獻》201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