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把蘇共的歷史教訓變成我們黨的執政財富

黃葦町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是我們黨歷史上的一個重大轉折，鄧小平同志在關系黨和國家命運的關鍵時刻，帶領黨開辟了改革開放的新局面。鄧小平把蘇共的歷史教訓變為新時期我們黨的執政財富，更凸顯了老一代革命家的政治成熟和睿智。

國際形勢劇變造成疑惑

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東歐劇變、蘇聯解體，直接導致世界戰略格局的大變化：一是西方的最大戰略對手蘇聯的垮臺，使中國作為他們牽制對方的一枚重要棋子的作用消失。二是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后也是最大的共產黨政權”，對他們獨霸全球的政治野心的妨礙進一步凸顯。因此，西方政客們幾乎連一分鐘也沒有猶豫，就把新的假想敵迅速切換成中國。接下來的一套手法也非常熟練：經濟上打壓，政治上顛覆，意識形態上滲透，直到軍事上包圍遏制，都與當年他們對付蘇聯的冷戰手法如出一轍。他們甚至迫不及待地宣稱：“發源于20世紀的共產主義制度，必將終結于20世紀。”

世界社會主義事業進入低谷，面對黑云壓城的國際形勢，中國如何應對？已經“船到中流”的中國改革開放事業，是前進還是后退？問題如同兩塊大石頭，壓在中國共產黨人的心頭。有人對“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動搖了，認為現在“反和平演變”是壓倒一切的任務。有人提出和平演變最嚴重、最危險的是在經濟領域，是姓“社”還是姓“資”的問題。還有人進一步提出：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瓦解了農村集體經濟，應該把“分”的地收回去，恢復集體經營……在這種政治氣候下，人們的觀望情緒明顯增長。人們的目光，不約而同地轉向地安門附近的那個院落，期盼著聽到那個不止一次地在關鍵時刻力挽狂瀾的老人的聲音。

“我們要善于把壞事變成好事”

實際上，鄧小平一直密切關注著蘇東形勢的發展。他對于戈爾巴喬夫推行的“民主的人道的社會主義”那一套，從心底并不贊成，但也沒有對對方指手畫腳。這畢竟屬于蘇共內部事務，對于兩個剛實現關系正常化的黨來說，更不能重蹈歷史覆轍。早在1980年鄧小平會見西班牙共產黨總書記卡里略，談到黨與黨的關系時就說過：“有兩條原則一定要堅持。第一條原則是，黨與黨之間的關系是兄弟黨關系，不是父子黨關系；第二條原則是任何國家的事情只能由那個國家的馬列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自己去判斷，犯錯誤也是他們自己犯，他們自己去糾正，不要拿我們自己的觀點、模式強加于人。”

但鄧小平對于我們黨必須堅持正確的政治防線和發展道路是非常堅定的。在蘇東社會急劇動蕩的1990年3月，鄧小平同幾位中央負責同志談及國際形勢對我國的影響時提出：“加強思想政治工作，講艱苦奮斗，都很必要，但只靠這些也還是不夠。最根本的因素，還是經濟增長速度，而且要體現在人民的生活逐步地好起來。人民看到穩定帶來的實在的好處，看到現行制度、政策的好處，這樣才能真正穩定下來。不論國際大氣候怎樣變化，只要我們爭得了這一條，就穩如泰山。”他認為“人民，是看實踐。人民一看，還是社會主義好，還是改革開放好，我們的事業就會萬古長青！”

蘇聯解體前夕，鄧小平從“八·一九”事件議論到中國的改革時說：“總結經驗，穩這個字是需要的，但并不能解決一切問題。特別要注意，根本的一條是改革開放不能丟，堅持改革開放才能抓住時機上臺階。”1991年10月5日，鄧小平在會見金日成時說：“東歐、蘇聯的事件從反面教育了我們，壞事變成了好事。問題我們要善于把壞事變成好事。”

一位政治老人的堅強信念

針對黨內有些人還存在的疑慮，鄧小平決定在黨的十四大召開之前，視察南方，發表談話。他要趁自己還走得動時，依靠個人的意志力和影響力，給改革注入新的動力和活力。1992年春的南方談話，不僅如一聲春雷，宣告了中國改革開放新的發展階段的到來，也就如何汲取蘇共亡黨、蘇聯解體的教訓，做出了回答：不能因戈爾巴喬夫“民主性”、“公開化”改革失敗，就否定我們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路線。如果死抱住“姓資還是姓社”等僵化保守的傳統觀念不放，像羅馬尼亞、阿爾巴尼亞那樣靠反對一切改革來回避執政風險，照樣沒有出路。

他認為，蘇東劇變給我們黨帶來的最大危機感，應該是抓住歷史機遇、興利除弊、改革創新的緊迫感。只有多干實事、少說空話、不斷改善人民生活，才能賦予馬克思主義新的活力，才能提高社會主義的吸引力，才能在資本主義世界的包圍和滲透中，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旗幟，走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功和30多年來人民生活的巨大變化，使很多未經歷過改革開放前的艱難和動蕩歲月的人，把這一切視為理所當然的事。但是，只有與蘇聯和蘇共的命運做過深入比較，才會深刻地感受到，我們黨擁有鄧小平這樣的領袖是多么幸運！

（作者系《求是》雜志社研究員）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2014年8月1日第62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