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外交思想的歷史邏輯

姜安

積極謀求主權獨立

鴉片戰爭以后，西方列強對中國的侵略日益加重，救亡圖存成為中華民族面臨的首要任務。近代以來的國際經驗和歷史教訓，迫切要求新中國的政治家除了具有現代的民族意識和國家意識外，還需要具備對國際事務的卓越理解力，站在時代高度，考量中國與世界的關系，思考中國的歷史方位，謀劃出縱橫捭闔的外交戰略，維護國家安全與獨立。這成為毛澤東外交思想的重要時代背景和思想來源。

在反對殖民主義的斗爭中，毛澤東站在“全世界的人民大眾走上消滅帝國主義的偉大斗爭的歷史時代”，提出了自己的獨立外交思想。這就是他在《丟掉幻想，準備斗爭》、《別了，司徒雷登》、《中國人民站起來了》等文獻中顯示的外交邏輯：中國曾經遭受了帝國主義一個多世紀的侵略，新中國必須采取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反對帝國主義侵略戰爭和殖民壓迫，構成了毛澤東外交思想的政治基礎。

在“東方從屬于西方”的近代國際體系中，西方列強與落后國家之間的主權之爭，實際上是歐洲中心主義與反對歐洲中心主義的斗爭，落后國家的一個主要目的就是建立現代主權國家。在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體系中，以主權平等和自主為核心外交目的，反抗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侵略、剝削和壓迫，成為新中國外交的價值取向。建立現代民族國家，是毛澤東外交思想的歷史價值觀和歷史使命訴求。

堅持新中國外交自主

抗日戰爭是毛澤東自主外交思想的實踐前提，他一以貫之的自主外交思想與抗日戰爭帶來的思考形成了有機聯系的整體。毛澤東在思考中華民族與外國列強之間的關系時，形成強烈的民族自主崛起意志。隨著國際形勢的進一步變化，這種外交意志逐漸演化為突出的外交獨立印記，加強了中國在世界體系的主體地位和自我意識。

“冷戰”的爆發使得中國面臨新的國際形勢。作為對國際局勢新變化的回應，毛澤東的“一個中間地帶”思想發展為“兩個中間地帶”思想。從這時起，中國共產黨人開始獨立自主地判斷國際形勢。對“冷戰”形勢的判斷，成為毛澤東決心走向自主外交的重要國際動因。

朝鮮戰爭進一步堅定了毛澤東獨立自主外交的戰略思想和政治意志。這表現為：一、就戰爭性質而言，在他看來，中國已經獲得了正義性的支持。這堅定了他關于新中國必須要獨立自主地參與戰爭的決心和意志。二、蘇聯的猶豫和游離，使他對蘇聯的政策產生疑慮和懷疑，進一步堅定了中國必須實行自主外交的決心。三、他將朝鮮戰爭定位為帝國主義霸權勢力與民族解放力量之間的斗爭，中國的參戰是走向獨立外交的政治保證。

強調以國家安全為主體

毛澤東的文化價值觀主要體現為歷史文化觀和革命意識形態，這是影響其外交思想的重要因素。就前者而言，既基于1840年以來中國歷史命運的發展邏輯，來源于落后民族國家受壓迫的歷史經歷，同時也來自對國際舊秩序的質疑。這種歷史經驗發展為反對帝國主義、霸權主義和殖民主義的時代吶喊，成為毛澤東堅決走向獨立外交的重要歷史文化基礎。就后者而論，革命意識形態對毛澤東將國際社會劃分為敵、我、友產生極大影響。在一段時期內，新中國的國家利益和外交選擇，與中國共產黨的意識形態具有密切聯系。

毛澤東的民族主義外交觀，成為獨立自主外交的思想支柱。就民族利益和國家利益而言，毛澤東指明了中國外交文化的方向，即民族解放與獨立自強。在反對帝國主義、霸權主義和殖民主義的斗爭中，中國“不允許任何外國及聯合國干涉中國內政。因為中國是獨立國家，中國境內之事，應由中國人民及人民的政府自己解決”。這種民族主義的訴求既是毛澤東外交思想的文化符號，也成為中國獨立自主外交的思想主軸。

毛澤東的國際倫理主義觀為中國外交思想大廈進行了頂層設計。“保衛領土主權完整”和“爭取世界的持久和平”，是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國外交的兩個首要目標。毛澤東的外交價值維度非常重視訴諸國際倫理的理解和闡釋，即在基本價值層面上，強調對主權、人權、正義、自由、安全的尊重；在民族國家道義上，突出民族獨立、平等、自決和人民解放的理念。毛澤東秉承的道德標準是國際公正與平等、民主與人權、自由與獨立，從而界定了中國未來的發展道路，成為歷屆中國政府外交價值觀的主導思想之一。

（作者單位：深圳大學社會科學學院）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2013年12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