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5月，美國學者喬舒亞·庫珀·雷默提出“北京共識”概念后，如何概括和理解中國的發展道路，成為國內外關注和討論的話題。一般說來，國際社會常用“中國模式”這個概念，而國內學界則習慣用“中國道路”這一概念。雖然概念不同，但總的來說，絕大多數研究者對其主要內涵的認識大體趨同，即無論是“中國模式”，還是“中國道路”，都指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形成的不同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不同于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也不同于中國改革開放之前的一整套發展方式、治理模式、體制架構和智慧經驗，涉及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各個方面。

關于“中國模式”，改革開放以來中共領導人究竟如何論述？目前學界對這方面的關注比較鮮見。了解中共領導人關于“中國模式”的論述，不僅有助于人們對“中國模式”的準確理解和正確認識，還有助于澄清目前關于這一問題的諸多爭論。

鄧小平提出“中國有中國自己的模式”

眾所周知，中國共產黨在改革開放之初就提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目標。鄧小平在中共十二大開幕詞中明確提出：“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1]從這句話中可以明顯地看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提出一開始就是和“走自己的道路”聯系在一起。

中共的正式文件較多使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概念，但在同外國政要談話或對外講話中，中共領導人也使用“模式”概念。1988年5月18日，鄧小平會見莫桑比克總統希薩諾時說：“世界上的問題不可能都用一個模式解決。中國有中國自己的模式，莫桑比克也應該有莫桑比克自己的模式。” [1] （p．261）在這句話里，“中國自己的模式”顯然是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這是鄧小平對“中國模式”的首次公開表述。此后，鄧小平反復對外國政要強調這個觀點。同年10月17日，他在會見羅馬尼亞共產黨總書記齊奧塞斯庫時也說：“各國只能根據本國的實際情況來制定自己的發展戰略和與之相適應的方法、方式，制定適合自己具體實際的政策……都是一個模式不行。” [2] 1989年5月16日，他在會見蘇共中央總書記戈爾巴喬夫時談到：“在革命成功后，各國必須根據自己的條件建設社會主義。固定的模式是沒有的，也不可能有。” [2] （p．1276）1990年5月13日，他在會見埃及總統穆巴拉克時指出：“時代不同了，任何一種僵化的思想和僵化的模式都不能解決問題。” [2] （pp．1313～1314）同年7月，他在會見加拿大總理特魯多時進一步強調：“要求全世界所有國家都照搬美、英、法的模式是辦不到的。世界上那么多伊斯蘭國家就根本不可能實行美國的所謂民主制度，穆斯林人口占了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中華人民共和國不會向美國學習資本主義制度”。[1] （pp．359～360）鄧小平強調中國不照搬他國的發展模式，事實上是從另一個角度強調和肯定“中國有中國自己的模式”的歷史必然性，并且把“模式”和社會制度聯系在了一起。

鄧小平在20世紀80年代后期提出和肯定“中國有中國自己的模式”，在筆者看來有以下一些原因：

（一）提出“中國有中國自己的模式”，體現了對中國改革開放實踐、經驗、成就的充分肯定和珍惜，對“改革開放”這一強國之路的高度自信。

首先需要說明的是，用“中國模式”來概括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發展道路和發展經驗，并不是雷默2004年在《北京共識》一文中首先采用的。早在20世紀80年代，針對中國實行的改革開放政策，就有國外記者和政要采用“中國模式”這一概念，并主要是從與國際上公認的“蘇聯模式”相區別、相對應的角度來提出和理解的。1984年12月，針對蘇聯第一副總理阿爾希波夫的訪華活動，路透社記者霍爾發表評論說：“克里姆林宮的正統馬克思主義者們曾指責中國破壞馬克思主義思想……可是，中國對于自從改革開始以來，它的農業加工業的迅速增長感到高興，它對蘇聯人的回答是一個告誡：除非蘇聯采取中國模式，否則它的經濟決不會成功。” [3]1985年6月，阿根廷眾議院議長卡洛斯·普格列塞在訪華回國后接受媒體采訪時也說，中國“拋棄了蘇聯模式，代之以中國模式” [4]。敏感的國外媒體之所以在20世紀80年代就提出“中國模式”概念，說明實行改革開放的中國所走的獨特發展道路，一開始就鮮明地呈現出與蘇聯長期盛行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和發展模式不同的特征，由此成為國際社會關注的對象。

從中國改革開放發展的實際情況來看，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實施改革開放的戰略決策，到1982年中共十二大旗幟鮮明地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再到1987年中共十三大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的系統闡述和“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基本路線的正式確立，中國共產黨經過近十年的探索，不僅在經濟政治等各方面改革實踐中取得了顯著成就，在理論上也有了突破和創新，從基本國情到基本路線，從改革路向到發展戰略都確立了一套符合中國發展實際的指導思想。改革開放是社會主義中國的強國之路，只有改革開放才能發展中國，不僅成為全黨和全國人民的共識，也得到了國際社會的關注和肯定。如《北美日報》社論《中共十三大引導中國闊步前進》中這樣評價，“中國無論在政治、經濟、文化各個方面都已經是世界的一部分。中國人民要屹立世界民族之林，就只有大力推進改革” [5]。在這種情況下，面對來訪的外國政要，鄧小平用“中國有中國自己的模式”來概括中國的發展道路和改革經驗，表明了鄧小平對中國改革開放實踐、經驗、成就的充分肯定和珍惜，體現出他對通過改革開放來發展社會主義中國和開拓社會主義新道路的高度自信。

(二)強調“中國有中國自己的模式”，表明中國改革開放道路既突破了曾經對我們產生重大影響的蘇聯模式，又有別于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發展模式，彰顯了不照搬他國模式而探索走自己道路的決心和信心。

新中國成立初期，蘇聯的建設經驗曾給了我們以極大的參考、借鑒和幫助，但也因此在很長時間內使中國難以擺脫“蘇聯模式”。對此，鄧小平多次提及，如在中共十二大開幕詞中說：“照抄照搬別國經驗、別國模式，從來不能得到成功。這方面我們有過不少教訓。” [1] （pp．2～3）1986年9月29日，他在會見波蘭統一工人黨領導人時說：“我們兩國原來的政治體制都是從蘇聯模式來的。看來這個模式在蘇聯也不是很成功的。即使在蘇聯是百分之百的成功，但是它能夠符合中國的實際情況嗎？能夠符合波蘭的實際情況嗎？”[1](p．178)1987年4月26日，他同捷克斯洛伐克領導人會談時說：“不能照搬別國的模式。我們搬了幾十年，效果不好。” [6]

突破“蘇聯模式”，并不意味著有“自己的道路”，也有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疑問或可能性。有鑒于此，鄧小平不僅多次反思照搬“蘇聯模式”的深刻教訓，同時提出“中國有中國自己的模式”以與之相區別。早在改革開放初期的1979年，鄧小平在會見外賓時就明確提出：“人們有這樣的懷疑，中國這樣搞四化會不會走資本主義道路。我們肯定地說，不會。” [7]在改革開放進程中，鄧小平始終強調，我們干的“四化是社會主義的四化”。有些人“只講四化，不講社會主義。這就忘記了事物的本質，也就離開了中國的發展道路”。[1] （p．204）從這個角度講，鄧小平強調“中國有中國自己的模式”，意在說明，我們探索自己的道路，也要時刻注意和警惕滑入資本主義發展道路和發展模式的陷阱。

(三)確認“中國有中國自己的模式”，表明了對我們黨領導開辟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堅定信念。

中共十二大雖然表明了“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堅定決心，但這條道路能否成功，需要有一個實踐檢驗的過程。中共十二大之前，鄧小平在多數情況下只是宣稱和展望我們要走出一條適合中國情況的現代化道路；十二大之后，隨著各項改革措施的具體展開和深入推進，改革成效逐步顯現，廣大群眾對這條道路表示滿意，黨的領導人也信心漸增。1983年6月18日，鄧小平在同外籍專家談話時說：“我們建設的社會主義，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我們現在的路子走對了，人民高興，我們也有信心。” [1] （p．29）1984年6月30日，他在會見日本客人時說：“總的來說，這條道路叫做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道路。我們相信，這條道路是可行的，是走對了。走了五年半，發展得不錯。”“現在可以告訴朋友們，我們的信心增加了。” [1] （pp．65～66）正是在此基礎上，中共十三大報告的主題確立為“沿著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前進”，標志著中共領導人正式確認中國已經成功開辟出了一條自己的道路。1988年11月15日，鄧小平的著作集《中國的社會主義道路》波蘭文版出版，他在為這部書撰寫的《致波蘭讀者》一文中說：“幾十年的實踐和探索使我們獲得了有益的經驗，深刻地認識到在社會主義建設中，一定要從本國的實際出發，把馬克思主義同本國實際相結合。從中國來說，就是要走自己的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2] （p．1258）

很顯然，中國共產黨領導和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信心是在開辟、發展這條道路的過程中逐漸增加的。當這條道路得到全黨和全國人民的普遍認可時，鄧小平提出“中國有中國自己的模式”，既是對我們黨堅持“走自己的道路”的探索精神和基本理念的贊賞，也是對開辟這條新路所取得成效和經驗的肯定和認可。

江澤民強調“中國模式”就是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進入20世紀90年代，國際形勢風起云涌，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冷戰格局的解體和經濟全球化時代的快速發展，為人們思考不同社會制度、意識形態的國家如何和平共處，如何構建國際新秩序等提供了重要契機。在這種情況下，如何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道路和發展模式，并拓展其在世界舞臺的生存發展空間，這是以江澤民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必須面對和解決的時代命題。

(一)在蘇東劇變的歷史背景下，強調“中國模式”不是“蘇聯模式”，也不是“東歐模式”，而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回答了國際社會對社會主義中國的前途命運的擔憂。

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社會主義運動遭受重大挫折。第一個建立無產階級政權的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的解體，不僅對國際共產主義事業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損失，也給人們的思想意識帶來巨大沖擊，尤其在國際上，對中國這個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堅持社會主義道路質疑、詰問的聲音一時甚囂塵上。在這種背景下，舉什么旗、走什么路，再次成為中國共產黨必須回答的緊迫課題。

以江澤民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高舉社會主義旗幟，向國際社會表明了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決心。1991年10月29日，江澤民在接受美國《華盛頓時報》原主編博奇格雷夫采訪時指出：“蘇聯和東歐發生劇變后，國際上有些好心的人對中國的前途和命運感到憂慮，也有些人干脆要中國放棄社會主義，甚至預言中國會步蘇聯的后塵。我想這些人起碼是缺乏對中國歷史和現實的了解。中國的社會主義既不是蘇聯模式，也不是東歐模式，而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走這條道路，是中國人民經過一百多年的奮斗與摸索作出的歷史性的選擇。事實證明，我們所走的這條道路是完全正確的。我們沒有理由改變這條道路。我們對未來充滿信心。一個國家采取什么樣的發展模式和社會制度，取決于這個國家的歷史傳統、經濟發展和文化教育水平，取決于這個國家人民的選擇。中國無意輸出自己的模式，但我們也反對別人將其模式強加給我們。” [8]

江澤民在此同時用了“這條道路”、“發展模式”和“社會制度”等幾個概念，聯系上下文，不難辨清，它們前面的修飾語是同一概念，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也就是說，“中國模式”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條道路”的內涵是基本一致的；他通過與“蘇聯模式”、“東歐模式”的對比來論述“中國模式”，清楚地表明在冷戰結束后，在社會主義事業遭遇挫折后，中國依然堅持和發展社會主義、堅持改革的社會主義方向的決心和信心；“中國無意輸出自己的模式”，這句話不僅肯定了“中國模式”的存在，同時說明了“肯定模式”不等于就會“輸出模式”；對中國發展模式的肯定和堅持，也就是對其他國家向中國“輸出”模式的抵制和反對，針對國際上“有些人干脆要中國放棄社會主義”的叫囂，江澤民特別強調“反對別人將其模式強加給我們”。

(二)在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目標和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強調不照搬任何國家的發展模式，而要走適合自己情況的發展道路，探索適合自己情況的發展模式。

20世紀90年代，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和中國改革開放的深入推進，特別是在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過程中，中國既要積極地參與經濟全球化，實行市場經濟的游戲規則，又要保持自己的制度特色，這對“中國模式”無疑是一種挑戰。有人曾向江澤民提出，你們搞市場經濟，為什么還要在前面加上“社會主義”？江澤民回答，“社會主義”這幾個字不能沒有，這并非多余，并非畫蛇添足，恰恰相反，這是畫龍點睛。所謂點睛就是點明市場經濟的性質。[9]

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中國，其發展模式同西方資本主義發展模式有何異同，越來越成為世人關注的話題。1999年10月22日，江澤民在英國劍橋大學演講中指出：“中國既不能照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發展模式，也不能硬搬其他國家建設社會主義的模式，而必須走適合自己國情的發展道路。這就是我們通過自己的長期實踐終于找到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 [10]不論從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角度，還是從全球化背景下實現現代化發展道路的角度，江澤民對“中國模式”、“中國道路”的闡述均為“不是……也不是……而是”（或“不能……也不能……而必須”）的句式結構，不僅有助于澄清國際社會的誤解或誤判，同時也清楚地界定了中國的發展道路和發展模式：“中國模式”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模式，“中國道路”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面對新的國際形勢，江澤民在鄧小平“都是一個模式不行”的認識基礎上，進一步提出要尊重不同發展模式，并提倡發展模式多樣化。1993年11月19日，他在同美國總統克林頓會晤時說：“各國人民根據各自國情，選擇符合本國實際情況的社會制度和發展模式，制定行之有效的法律和政策，是合情合理的，應該受到尊重”，“歷史經驗特別是近百年的歷史經驗一再告誡人們，強求一種模式的后果是嚴重的”。[11]

尊重和堅持不同的發展模式，關鍵是要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江澤民在聯合國成立50周年特別紀念會議上講話指出：“不顧當代世界豐富多彩的客觀實際，企圖把自己的社會制度、發展模式和價值觀念強加于人，動輒以孤立、制裁相威脅，這種霸道行為只能以損人開始，以害己告終。” [1] （p．478）很顯然，越是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國際背景下，中共領導人越是強調不照搬任何國家的發展模式，堅決反對任何國家“強加于人”的做法，強調必須堅持適合自己情況的發展道路和發展模式。

(三)“提倡國際關系民主化和發展模式多樣化”，不僅為構建國際新秩序提供了嶄新思路和有效途徑，也拓展了“中國模式”發展的國際空間。

2000年9月，江澤民在聯合國千年首腦會議上講話時說：“如同宇宙間不能只有一種色彩一樣，世界上也不能只有一種文明、一種社會制度、一種發展模式、一種價值觀念”，“只有相互尊重，相互促進，保持經濟發展模式、文化和價值觀念的多樣性，世界文明才能生機盎然地發展”。[8] （pp．484，485）在此基礎上，江澤民在中共十六大報告中把“發展模式多樣化”作為中國對外關系的重要主張：“我們主張維護世界多樣性，提倡國際關系民主化和發展模式多樣化。世界是豐富多彩的。世界上的各種文明、不同的社會制度和發展道路應彼此尊重，在競爭比較中取長補短，在求同存異中共同發展。” [12]

“提倡國際關系民主化和發展模式多樣化”的觀點，把“發展模式”放到了更為寬廣的視野中看待。冷戰格局的解體，為人們重新思考構建國際關系新秩序提供了良好契機，而全球化時代的推進，則為人們思考構建什么樣的新秩序提供了更多的現實可能性。中國改革開放的經驗之一，是把堅持獨立自主同參與經濟全球化結合起來。堅持獨立自主，主要指自主地決定自己的發展道路和發展模式。因此，把各國自主決定發展道路、發展模式作為國際關系民主化的核心內容，是中國共產黨一貫秉承的國際秩序觀。鄧小平曾旗幟鮮明地強調：“我們反對人家對我們發號施令，我們也決不能對人家發號施令。這應該成為一條重要的原則。” [7] （p．319）江澤民在中共十四大報告中指出：我們主張“建立和平、穩定、公正、合理的國際新秩序。這一新秩序包括建立平等互利的國際經濟新秩序”，“各國人民都有權根據本國的具體情況，選擇符合本國國情的社會制度和發展道路”，[11] （p．243）中共領導人認為，一個國家如果沒有自主地選擇自己發展道路、發展模式的權利，就不會成為國際社會的平等成員而受到尊重，也就談不上構建真正的國際新秩序。因此，世界各國發展模式是否多樣化既是實現國際關系民主化的重要前提，也是國際關系民主化的根本體現。

實踐證明，“中國模式”的成就及其影響，不僅為推進“發展模式多樣化”做出了積極貢獻，也在一定程度上為打破國際關系舊秩序、構建國際新秩序發揮了不可低估的重要影響。美國俄勒岡大學教授阿里夫·德里克說：“中國模式”“一個非常重要的內容就是建立新的全球機制的方法，其途徑就是通過多邊主義建立全球新秩序，這一秩序是建立在經濟往來和承認經濟和文化差異的基礎上的，也就是在全球的框架內承認地區和民族間的差異” [13]。法國中國問題專家皮埃爾·皮卡爾評論說，中國向世界展示了一種與眾不同的發展新模式。這種新模式建立在尊重各國和世界多極化的基礎上，對世界非常重要。[14]

胡錦濤指出要“不斷完善適合我國國情

的發展道路和發展模式”

進入21世紀，隨著中國經濟的強勁增長及其對世界影響力的大幅提升，中國和世界的關系發生了深刻的歷史性變化。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中共中央高瞻遠矚，不僅為豐富和深化“中國模式”提供了富有遠見的戰略思維，也對發展完善“中國模式”提出了新的要求和努力方向。

（一）把推動世界各國發展模式多樣化放到了中國共產黨構建和諧世界的戰略視野中。

在繼承鄧小平、江澤民關于發展模式思想的基礎上，胡錦濤繼續強調尊重不同發展模式和推動發展模式多樣化。2004年6月14日，他在羅馬尼亞議會演講中說：“應該尊重各國根據各自國情選擇的發展道路和發展模式。” [15]這里，他同樣把發展道路與發展模式相提并論，體現了二者概念指稱的一致性。2005年4月22日，胡錦濤在亞非峰會上指出：“尊重各國選擇社會制度和發展模式的自主權，推動不同文明友好相處、平等對話、發展繁榮，共同構建一個和諧世界。” [16]這是十六大以后中共中央面對大調整、大變革的世界，首次正式提出“構建和諧世界”的理念，而尊重不同的社會制度、發展模式則成為這一理念最基本的內容，以這樣的戰略視野和理論高度來看待發展模式，無疑大大拓展和提升了對發展模式多樣化的認識。

如何推動并實現世界發展模式多樣化？2005年10月15日，胡錦濤在第七屆20國集團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上作了闡述：“保持各國發展模式的多樣性，推動各種發展模式之間的優勢互補，對世界經濟充滿活力地向前發展十分重要。我們要支持各國根據本國國情選擇適合自身條件的發展道路，從自身實際出發完善發展模式，同時充分利用經濟全球化帶來的有利條件和機遇，促進世界不同發展模式在競爭比較中取長補短、在求同存異中共同發展，不斷為世界經濟發展注入新的活力。” [17]2007年6月8日，在八國集團和發展中國家領導人對話會議上，胡錦濤呼吁“國際社會應該尊重各國自主選擇社會制度和發展道路的權利，著力幫助發展中國家增強自我發展能力”。 [18]從“提倡、尊重”不同發展模式，到“支持、促進”不同模式優勢互補，再到“著力幫助”發展中國家完善發展模式，中共領導人不遺余力地推動發展模式多樣化，其根本著眼點就在于：在經濟全球化的條件下，多種模式競相發展、優勢互補，不僅是經濟發展充滿活力的源泉，也是世界持久和平與普遍繁榮的根本保證。這是倡導“發展模式多樣化”的深層緣由，也成為中國共產黨構建和諧世界理念的具體闡述。

（二）中國的“發展道路、發展模式在國際上的影響日益擴大”，“要廣泛宣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發展模式”。

隨著中國經濟對世界經濟影響的日漸提升，中共領導人對“中國道路”、“中國模式”的世界影響力也信心日增。2007年12月3日，胡錦濤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指出：“我國經濟發展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越來越大……我國選擇的發展模式和發展道路必然對世界經濟產生重大影響。” [19]2008年，中國成功應對和辦好了一系列難事、大事和喜事，中國的國際聲望得到極大提升，不少國外媒體甚至把這一年稱為“中國模式年”。李長春在《求是》雜志發表文章指出：“今年以來，隨著抗震救災斗爭取得重大勝利、北京奧運會殘奧會成功舉辦、神舟七號載人航天飛行圓滿成功，我國文化軟實力進一步增強，我國發展道路、發展模式在國際上的影響日益擴大。” [19] （pp．738～739）“中國模式”的影響擴大，在提升中國政治和文化軟實力的同時，也必然帶來新的挑戰，“西方敵對勢力不甘心看到中國發展強大，不愿看到中國的發展模式對西方模式形成挑戰” [20]，他們四處推銷自己的意識形態、社會制度、發展模式，千方百計對我國進行思想文化滲透。有鑒于此，2010年1月4日，李長春在全國宣傳部長會議上講到提升中國文化軟實力時，提出的第一項舉措就是“要廣泛宣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發展模式，積極向世界介紹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巨大成就……不斷擴大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影響力和吸引力” [20] （p．386）。

為什么要倡導廣泛宣傳中國的發展道路、發展模式呢？一方面，中國的經濟實力和國際地位蒸蒸日上，但西方的價值取向、意識形態等依然是界定世界的規則，提升中國軟實力是亟待解決的現實課題；另一方面，在全球化深入發展、各國相互依存度日益提高的今天，國際社會也希望更深入地認識中國。著名未來學家約翰·奈斯比特與趙啟正對話“中國模式”時說：“如果你自己不能充分肯定自己，你又怎能讓別人來肯定你呢？所以，應該為自己的成功模式感到高興。” [21]

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中共中央明確提出宣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發展模式”，把發展模式與發展道路等而視之，說明中共領導人不僅認識到了“模式”概念的國際對話和溝通能力，也在一定意義上彰顯了對“中國模式”的解釋權和話語權。學界曾有人提出，熱議“中國模式”于國外是“中國威脅論”的翻版，于國內則是一種“自我膨脹”，都不利于為中國發展營造良好的國際環境。[22]全國政協原副主席陳錦華則認為：“把中國的和平崛起、快速發展、人民生活改善和社會進步稱為‘中國模式’，是一種科學概括，不存在謙虛不謙虛的問題。” [23]只有主動宣傳和解釋“中國模式”，才能有更多的解釋權和發言權，才能讓更多的人了解“中國模式”實質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從而增加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影響力和吸引力。

（三）“世界上沒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發展道路和發展模式”，要“不斷完善適合我國國情的發展道路和發展模式”。

2008年12月18日，胡錦濤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30周年紀念大會上指出：“世界上沒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發展道路和發展模式，也沒有一成不變的發展道路和發展模式。我們既不能把書本上的個別論斷當作束縛自己思想和手腳的教條，也不能把實踐中已見成效的東西看成完美無缺的模式。我們要適應國內外形勢新變化、順應人民新期待”，“不斷完善適合我國國情的發展道路和發展模式。” [19] （p．812）2011年4月15日，在博鰲亞洲論壇年會上，胡錦濤再一次指出：“世界上沒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發展模式，也沒有一成不變的發展道路。”[24]基于這樣的思想認識，中共中央要求全黨重視學習，堅持鉆研，“不斷深化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規律的認識，不斷完善適合我國國情的發展道路和發展模式，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越走越寬廣”。[20] （p．326）

擔心“模式”概念會束縛人們探索創新而反對使用這一概念，是一種偏頗，同樣，因“中國模式”存在一些問題就否定它作為一種“模式”的存在，也是片面的。有研究者指出：“以存在諸多問題、挑戰為由否定‘中國模式’是站不住腳的，因為包括一臉病態的‘盎格魯·撒克遜模式’、‘萊茵模式’、‘東亞模式’在內，完美模式從來只是人類社會的一種理想追求而非現實存在。” [25]

結 語

由以上對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等關于“中國模式”論述的梳理中，不難得出以下幾點結論：

第一，從鄧小平提出“中國有中國自己的模式”，到江澤民明確“中國模式”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再到胡錦濤強調要不斷完善中國發展模式，中共領導人視野中的“中國模式”，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共領導人并不是刻意使用也沒有刻意回避“模式”概念。習近平也明確指出：“所謂的‘中國模式’是中國人民在自己的奮斗實踐中創造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習近平：《在新進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候補委員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大精神研討班上的講話》，2013年1月5日。】因此，不論“中國道路”還是“中國模式”，概念只是形式，其所蘊含的主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才是中國共產黨一以貫之的使命與追求。

第二，從鄧小平為了強調“走自己的道路”而確認“中國模式”，到江澤民為了應對國際上的各種風險考驗而堅持“中國模式”，再到胡錦濤主動擴大宣傳并讓“中國模式”“走出去”，中共領導人解放思想、與時俱進，根據時代條件的變化而不斷深化對“中國模式”的認識，充分反映了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開辟、堅持、發展及其前途命運的理論自覺和歷史自覺，在一定程度上勾畫出中國共產黨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自覺自信的歷史軌跡。

第三，中共領導人談論“中國模式”以及倡導發展模式多樣化，實際上是站在世界格局和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高度來看待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不論從構建國際關系新秩序的視角，從維護人類文明多樣性的視角，還是從建設和諧世界的視角，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都是對世界和平穩定、民主文明的積極貢獻。

[參引文獻]

[1]《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頁。

[2]《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1254頁。

[3]《路透社新聞分析：蘇聯批評中國經濟改革但卻對中國的成功感興趣》，《參考消息》1984年12月26日。

[4]《阿根廷眾議院議長談訪華觀感》，《參考消息》1985年8月18日。

[5]《〈北美日報〉社論：中共十三大引導中國闊步前進》，《參考消息》1987年11月13日。

[6]《鄧小平同志重要談話》，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1頁。

[7]《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5頁。

[8]《江澤民思想年編(1989～2008)》，中央文獻出版社2010年版，第69～70頁。

[9]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國道路——中國共產黨的思想歷程》，《黨的文獻》2012年第4期。

[10]江澤民：《在英國劍橋大學的演講》，《人民日報》1999年10月23日。

[11]《江澤民文選》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31頁。

[12]《江澤民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67頁。

[13]俞可平、黃平等主編：《中國模式與“北京共識”——超越“華盛頓共識”》，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版，第107～108頁。

[14]《國際輿論熱議中國兩會》，《人民日報》2012年3月3日。

[15]胡錦濤：《鞏固傳統友誼 擴大互利合作——在羅馬尼亞議會的演講(2004年6月14日)》，《人民日報》2004年6月15日。

[16]《十六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版，第850～851頁。

[17]胡錦濤：《加強全球合作，促進共同發展》，《金融工作文獻選編(1978～2005)》，中國金融出版社2007年版，第702～703頁。

[18]《十六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第1076頁。

[19]《十七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年版，第79頁。

[20]《十七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376頁。

[21]趙啟正、(美)約翰·奈斯比特、(澳)多麗絲·奈斯比特：《對話：中國模式》，新世界出版社2010年版，第15頁。

[22]劉占虎：《“中國模式”批判——基于“華盛頓共識”的悖論和中國改革發展的持續性》，《延邊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3期。

[23]陳錦華：《中國模式與中國制度》，《人民日報》2011年7月5日。

[24]胡錦濤：《推動共同發展 共建和諧亞洲——在博鰲亞洲論壇二○一一年年會開幕式上的演講》，《人民日報》2011年4月16日。

[25]吳堅：《“中國模式”理論研究綜述》，《中國領導科學》2012年第2期。

（來源：《當代中國史研究》 201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