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后，陳云長期主持財政經濟工作，創造性地貫徹黨中央和毛澤東的戰略部署，在有步驟地開展對生產資料私有制特別是對資本主義私營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這一開創性工作中，作出了重要貢獻。伴隨著改革開放的進程，學術界、理論界對陳云與私營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問題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取得了許多成果。

一、研究概況

對陳云與私營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研究，是在改革開放后逐步展開的，至今，其研究過程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

從1980年11月《陳云同志文稿選編（1956—1962年）》在黨內發行到1983年底，其間，1982年4月，在黨內又發行了《陳云同志文稿選編（1949—1956年）》，是陳云與私營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研究的起步階段。這一時期，主要是配合學習《陳云同志文稿選編》，采用各種形式的學習輔導材料，宣傳和介紹陳云的經濟思想，包括陳云在對私營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時期提出的許多正確指導思想、工作方針和重大措施，以推動正在進行的經濟調整工作和為全黨總結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教訓提供理論指導。這一時期的主要著作和文章有：1981年由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出版的鄧力群《向陳云同志學習做經濟工作》，王玨、魯從明、周勤淑主編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若干基本原理——學習陳云同志的經濟論著》，以及關夢覺在1982年第4期《社會科學戰線》上發表的《陳云同志的經濟思想初探》等。

從1984年到1994年，是陳云與私營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研究的展開階段。伴隨著《陳云文選》三卷的相繼出版，對陳云思想的研究全面展開，對陳云與私營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研究也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主要體現在與前一個時期相比，一些文章已由單純闡釋陳云的對私營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思想轉為從歷史和理論兩個角度進行評價和論述。比如蘇星的《唯實、標新的對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的思想》一文，結合我國現實經濟生活中存在的問題，對陳云關于私營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思想及其方法作出了深入淺出的闡述，提出了自己獨特的見解。從研究形式來看，這一時期出現了多部體系性論著，方法更加多樣，內容更加豐富，主要有陳光林的《陳云經濟工作領導方法與藝術》和《陳云經濟思想研究》、劉鳳岐的《陳云經濟思想研究》等。

從1995年至今，是陳云與私營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研究的全面發展階段。以1995年6月召開的陳云生平與思想研討會為標志，對陳云的生平與思想研究進入了高潮。陳云逝世一周年之際，諸多經濟學家及其他理論工作者紛紛撰文，就陳云與私營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思想等經濟思想暢談研究心得。不少研究者站在時代的高度，運用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探幽觸微，深入研究和闡述陳云與私營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思想的精髓，他們將陳云對私營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思想放在其經濟思想和整個思想體系中加以研究，由點到面，由表及里，逐步深入。從理論上澄清了一些錯誤的觀點和認識，對現實的工作產生了重要的指導和促進作用。這方面的文章和著作主要有趙士剛的《陳云與私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吳祥華的《創新、求穩、唯實》、姜輝的《陳云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王杰的《陳云經濟思想新論》等。

二、主要研究觀點述評

1.為什么要對私營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

陳云直接主持和領導的對資本主義私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是三大改造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們用和平的方法取得的成功，是社會主義革命史上的一個創舉【周太和：《建國初期財經戰線上的三大決策和實施》，《陳云與新中國經濟建設》，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年版，第120頁。】，不僅對于當時促進工業和整個國民經濟的恢復發展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對生產資料資本主義私有制進行根本變革，確立社會主義制度產生了積極作用【趙士剛：《陳云與中共黨史重大事件》，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版，第2頁。】，是我國和世界社會主義歷史上最光輝的勝利之一。【蘇星：《唯實、標新的對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的思想》，《陳云與新中國經濟建設》，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年版，第482頁。】理論界對此給予了充分的肯定。

研究者普遍認為，對私營工商業實行社會主義改造，是黨中央和毛澤東根據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參照列寧在蘇聯十月革命成功后提出的用“和平贖買”的方式改造民族資本，即通過國家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思想，認真研究了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經濟和民族資產階級的歷史特點而確立的重要戰略決策。【周太和：《建國初期財經戰線上的三大決策和實施》，《陳云與新中國經濟建設》，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年版，第115—116頁。】陳云在主持對私營工商業改造期間，堅持黨中央和毛澤東的正確觀點，具體地、全面地分析了民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本主義經濟的兩面性，隨著改造運動的不斷發展及時提出了正確的原則和政策，創造性地執行了中央的決策，豐富了我們黨關于我國民族資產階級和對民族資產階級實行改造的理論。【陳光林：《陳云經濟工作領導方法與藝術》，山東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8頁。

有的論者從當時的客觀形勢和國情實際出發，對民族資本主義經濟的兩面性作了具體分析，論證了陳云堅持對私營工商業實行利用和限制方針的正確性，認為其體現了原則性和靈活性的高度統一：建國后的經濟恢復時期，主要集中在輕紡工業和商業部門的資本主義私營經濟，對于滿足人民需要，溝通城鄉物資交流，起著重要作用。因此，陳云主張應該允許有利于國計民生的私營工商業存在并有一定程度的發展。針對黨內有些人對此政策心存疑慮，陳云認為這種發展對新民主主義經濟有利，對將來搞社會主義也有利。害怕這種發展是錯誤的。另一方面，資產階級的本性是惟利是圖，他們千方百計地操縱市場控制物價，以牟取暴利，因此，陳云又主張必須要限制其活動范圍，改變市場上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力量對比。陳云在黨中央和毛澤東的領導下，通過采取統一財經管理、穩定市場物價、實行統購統銷等一系列措施，大大限制了資產階級的活動，改變了市場兩種力量的對比，使國營商業在批發環節上逐漸取代了私營商業，為國家對私營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創造了重要前提和基礎。【李篤武：《建國初期陳云經濟思想研究》，《上海黨史研究》2000年增刊，第53—54頁。】

有的研究者通過回顧了建國后五種經濟成分并存的情況和社會主義改造的進程，認為在當時的情況下，陳云主張允許五種經濟成分同時并存，在一定程度上利用城鄉資本主義的積極性，發揮私營經濟的作用，是很必要的；同時，有步驟地對私營工商業采取國家資本主義形式，有計劃地使之從低級形式發展到高級形式，最后完成社會主義改造，也是完全必要的，是符合我們國家的性質和全國人民的愿望的。【梅行：《我國過渡時期經濟戰線上的三大“戰役”》，《陳云與新中國經濟建設》，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年版，第23頁。】

2.關于對私營工商業從利用、限制到“改造”的轉變

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中央提出了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利用、限制的方針，也就是說，建國后先搞一段新民主主義，再向社會主義過渡。然而，從1949年建國起到1952年秋后，短短三年時間，中央就改變了原來的設想，開始醞釀對私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問題。對此，有關專家和學者從各個角度進行了認真的探討。

有的論者認為，這一重大政策變化之所以發生，從陳云主持經濟工作的實踐上看，主要是由于經濟運行的矛盾所致。通過對建國初期陳云領導的兩次工商業調整的起始過程的具體分析，他們指出，對工商業的調整扶持并促進了私營工商業在有利于國計民生的前提下發展，但另一方面，私營工商業的性質和生產目的，并沒有因為國家的扶持、利用、限制政策，也沒有因為“三反”、“五反”運動而改變，其鉆管理漏洞，偷稅漏稅的行為依然故我，而且由于工人參加管理，勞資關系激化，造成了生產潛力難以發揮。在這種情況下，陳云主張只有適應調整工商業措施的歷史性質，對私營工商業由利用、限制再進一步轉為“改造”，“夾著”私營工商業進一步往前走，即向社會主義過渡，這才是解決經濟運行矛盾的可行出路。陳云這時提出的一些新主張，與中共中央提出的關于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在時間上、精神實質上都是相互吻合的。【趙士剛：《陳云與私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上海黨史研究》2000年增刊，第60—62頁。】

一些論者則進一步明確指出，根據七屆二中全會確定的利用、限制的方針，我國對私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從接收大城市之日起就開始了。即對私營工商業的利用、限制，本身就是改造。他們作了具體分析：接收大城市，隨后又實行公私合營，實際上就拉開了改造私營工商業的序幕。陳云主持的1950年調整工商業，實行加工訂貨、收購、包銷，原為幫助私營企業克服困難，但在實施過程中，卻把私營工商業納入了國家資本主義的初級形式，正如陳云所說：“這是逐步消滅無政府狀態的手段。通過這種辦法，把他們夾到社會主義”。1952年的“三反”、“五反”運動，對資產階級惟利是圖、損人利己、投機取巧的本質，作了充分揭露，為后來順利推進社會主義改造提供了重要的條件。由于國營經濟的壯大和利用、限制政策的推行，到1952年國民經濟恢復時期結束時，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迅速下降，初級形式的國家資本主義得到很大的發展。這說明我國私營工商業在社會主義改造道路上邁出了堅實的一步。通過總結經驗，從陳云到毛澤東、黨中央都確認經過國家資本主義是改造私營工商業的必由之路。【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10—412頁。】

有的研究者認為，無論從理論看，還是從實踐進程看，在三年經濟恢復時期，在陳云的主持下，我們就已經開始了對私營工商業的改造工作，社會主義經濟逐步加強了它在國民經濟中的領導地位。1952年黨中央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把社會主義工業化和社會主義改造作為兩項主要內容，是非常及時和完全必要的。【梅行：《我國過渡時期經濟戰線上的三大“戰役”》，《陳云與新中國經濟建設》，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年版，第23頁。】

不少論者贊同上述觀點，認為從建國初期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通過《共同綱領》，到黨的過渡時期總路線，直到制定第一部憲法，都規定了對兩種所有制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從1953年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加快了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進程。【周太和：《建國初期財經戰線上的三大決策和實施》，《陳云與新中國經濟建設》，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年版，第114—115頁。】

還有的研究者由此進一步指出，這里實際上展示了陳云對計劃與改造關系的辯證認識。也就是說，對私營工商業的一定程度的統籌兼顧、計劃安排，實際上已經開始了對私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而這種改造又為社會主義國民經濟的計劃工作開辟了更廣闊的前景。沒有逐步增多的計劃安排，就不會有逐步深入的社會主義改造，工業化基礎的形成，也是不可思議的。【劉鳳岐：《陳云經濟思想研究》，青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4頁。】

3.關于對私營工商業的改造為什么會加速

1953年6月，中共中央正式提出了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把利用、限制私營工商業的方針改為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針，設想用十至十五年時間逐步實現工業化，并逐步完成對農業、手工業和私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但是，從1953年6月到1956年初，短短三年時間，原定十至十五年的改造任務就加速完成了。廣大理論工作者對此也展開了廣泛的討論。

有的論者立足于陳云主持經濟工作的實踐，認為對私營工商業改造進程的加快，同樣是由于經濟運行的矛盾所推動的。他們指出，陳云主持的“一五”計劃的編制提出了加快改造私營工商業的可能性，那么，1953年大規模建設開始以后，市場出現的緊張局面和私營工商業的投機行為，則提出了把這種可能性轉化為現實性的必要。從1953年6月到1956年，通過在主要農產品流通領域排擠和改造私商，進而在商業全行業領域改造私商；通過從1950年和1952年調整工商業時的加工訂貨和包銷措施向個別企業的公私合營轉變，對私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迅速完成了。由于資本主義私營工商業生產力水平比較高，所以，在流通領域加速擴展公有制商業的控制范圍，在工業領域加速實行全行業的公私合營，并沒有像農業合作化那樣引起激烈的政策爭論，從總體上看，當時實行這些措施——正如陳云所說——“是合適的，必要的。這并不是哪個人空想出來的，是經濟發展的結果”【趙士剛：《陳云與私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上海黨史研究》2000年增刊，第62—64頁。】。

有些論者研究者進一步指出，私營工商業改造步伐的加快，是大勢之所趨，這既是建國后對私營工商業實行利用、限制、改造政策的結果，也是在當時的條件下民族資產階級惟一可能的選擇。陳云主持的經濟實踐清楚地表明，“一五”計劃著手實施后，大規模經濟建設進一步引發了市場供不應求的緊張狀況，迫使我們不得不采取統購統銷一類的政策措施，從而進一步加快了對私營工商業的改造進程。結果是國營商業和合作社商業所占的比重大大提高，而私商所占比重顯著降低。更加重要的是，在商業領域也出現了經銷、代銷等國家資本主義的初級形式。同時，私營商業的改造走在私營工業前面，反過來又推動著私營工業加快了改造步伐，到1955年秋天，全行業公私合營高潮到來的前夕，私營工業由國家加工訂貨的數量，在大型工業中已占93％。因此，毛澤東形象地說民族資產階級“有一只腳踏進社會主義”。到這個時候，私營工商業大生產和經營方面已經遇到了嚴重的困難，日子本來就難過，而且，農業合作化高潮掀起后，私營企業處境也更加困難。在長期利用、限制、改造的基礎上，在內外交迫的新形勢下，民族資產階級選擇全行業公私合營的形式，接受了進一步的社會主義改造。【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10—418頁。】

4.關于對私營工商業改造的步驟和形式（全行業公私合營形式的選擇）

對私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是分兩個步驟進行的，即第一步是由資本主義經濟轉為國家資本主義經濟，第二步再從國家資本主義經濟轉變為社會主義經濟。國家資本主義經濟的形式又可以區分為初級形式和高級形式。這個形式在其整個發展過程中可以劃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1949年到1952年初步發展時期，第二階段是1953年到1955年有計劃擴展時期，這兩個階段都是個別企業的公私合營。第三階段是1955年開始的全行業公私合營。陳云認為，全行業公私合營是國家資本主義的最高形式，是對私人工商業改造的決定性步驟，是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孫學文：《陳云在對私改造中作出了不可磨滅的功績》，《當代中國史研究》2000年第3期。】在領導實行這些改造的過程中，陳云提出了許多重要觀點并做了大量開創性的工作。理論界進行了深入的分析。

大多數研究者都充分肯定了1954年以前對私營工商業主要采取初級的國家資本主義形式，即由加工訂貨、統購包銷發展到個別企業的合營。認為這中間雖然存在著相當復雜的限制和反限制斗爭，但由于在陳云的主持下采取的辦法適當，有緊有松，有進有退，因此始終沒有發生公開的對抗。國營和私營工商業都得到了發展。【周太和：《建國初期財經戰線上的三大決策和實施》，《陳云與新中國經濟建設》，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年版，第116頁。】

有的論者通過實證分析，進一步指出國家資本主義初級形式盡管本身具有各種形態，但都有一個共同點，即它們都是社會主義的經濟成分與資本主義經濟成分在流通過程中的聯系形式，雖然其本身沒有從根本上觸動資本主義私有制，但已使這種所有制受到很大的限制，而且就其中有些方面來說，實際上已具有社會主義的因素。因此，在陳云領導下，通過國家資本主義初級形式，私營工商業建立了同社會主義的經濟聯系，削弱了資本主義的力量，使它們必須依附于社會主義，否則就不能生存下去。同時，通過加工訂貨，資本家受到了教育，在資產階級中也培養了一些積極分子，而工人階級方面也取得了不少經驗，這表明國家資本主義這種形式為資本主義工商業的進一步改造創造了重要條件，它是資本主義所有制根本變革的一個必要的準備階段，是和平改造的一個重要步驟。【汪海波：《新中國工業經濟史（1949.10—1957）》，經濟管理出版社1994年版，第338—339頁。【

然而，問題的關鍵是全行業公私合營，不論是從當時或是從今天的角度看，在對私營工商業進行改造時，由國家資本主義的初級形式進到高級形式（即實行全行業公私合營的進程中），確實是有不少缺點和偏差，主要是時間過于急促，對于一部分工商業者的使用和處理也不很適當，而且改造的面過寬，大批個體手工業者和小商小販都卷入了全行業公私合營，產生了不良后果。由此，有些論者提出異議，甚至有少數人對私營工商業改造的必要性提出質疑。但是，大多數論者還是抱著實事求是的態度對此進行了客觀的研究和分析。

很多研究者明確指出，對私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從個別企業公私合營發展到全行業公私合營“高潮的出現，不是偶然的，而是1949年以來我國各種社會條件發展成熟的必然結果”。具體來說，主要是：（1）在農業合作化的基礎上，工農聯盟得到進一步鞏固；（2）資產階級經歷“三反”、“五反”運動后，在思想上政治上取得進步，為后來的改造提供了重要條件；（3）建國以后，各種形式的國家資本主義的廣泛發展，已經奠定了很好的基礎；（4）私人工商業在生產經營方面遇到了嚴重困難，不接受改造就沒有出路；（5）大多數私營工商業者都愿意接受社會主義改造；（6）當時有利的國際形勢。【汪海波：《新中國工業經濟史》（1949.10—1957），經濟管理出版社1994年版，第349—352頁。】

有的論者通過回顧對私改造的具體過程，認為到1954年，在陳云的主持下，對私營工商業的改造和個體戶的改造，由于采取互相配合、互相促進的辦法，并且和企業改造、企業改組互相結合，上下左右一齊動，造成普遍改造的浪潮；同時，在各種行業、各條戰線上規定具體的實施辦法，進行廣泛的有理有節的斗爭，推著資本家走上改造的道路。這樣，到了1955年冬，隨著農業社會主義高潮的出現，城市私營工商業的改造也就自然出現了全行業公私合營的高潮。【周太和：《建國初期財經戰線上的三大決策和實施》，《陳云與新中國經濟建設》，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年版，第116—117頁。】

還有的論者進一步指出，選擇全行業公私合營這種形式，是依據1954年以后公私合營的經驗而來的，而這也是促成這次高潮的一個重要條件。1954年合營了一些較大私營工商業后，沒有合營的私人企業都很小，設備技術落后，無法承擔國家下達的任務，做出的東西也不合格。為貫徹統籌兼顧的政策，通過對1955年上海市制筆、棉紡等七個行業搞全行業合營的經驗和好處的總結。1955年11月16日，陳云在中共中央召開的關于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問題的工作會議上作報告，就全行業公私合營做了結論，指出對私改造不能停留在加工訂貨上，既然整個行業的各個工廠要加以改組，那么整個行業的合營就是不可避免的。否則就無法安排生產，也無法改組這個行業。全行業公私合營是今后改造私營工商業的主要方向。全行業合營同個別企業合營相比，是公私合營的高級形式，不僅進度快，而且兩種合營也有質的不同，便于將來向全民所有制過渡。【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19—427頁。】

有的研究者由此從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矛盾運動的角度論證了全行業改造的必要性，我們對資本主義私有制進行改造，變革生產關系，其目的是為了解放和促進生產力的發展，而生產力的發展，一方面有生產關系反作用的影響，一方面也有它自身運動的規律。私營工商業一般來說是分散的，小廠、落后廠占大多數，它們與國營工商業無法接軌，因此改組非常必要，不改組就不能安排。當時，陳云提出建立專業公司這一重要方式，通過專業公司來管理加工訂貨，管理生產，指導技術改造。當然，陳云也特別提出企業改組不能把工商業原來的供銷關系和協作關系割裂了。陳云提出所有制的改造要同企業改組相結合，使生產關系與生產力的運動規律相適應，這對于保護生產力并使之得到合理的發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可以說，這是陳云對于馬克思主義革命轉變理論的重要貢獻。【陳光林：《陳云經濟工作領導方法與藝術》，山東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99—200頁。】

不少論者還進一步指出，在50年代陳云實際上已經認識到，對私改造不僅要與計劃安排相結合，而且也應該與國民經濟結構的改組相結合。生產結構在整個國民經濟中具有重要地位，生產結構必須與需求結構相適應，才能保證國民經濟的正常運行。經濟結構的不合理以及它要趨于合理都是與資源的分配相關的。要改變經濟結構，就必須從生產要素的分配入手。資源的有效配置與合理的國民經濟結構的形成，要靠生產關系或制度及其它們的具體形式——經濟體制為其制度保障。這些觀點和具體措施，是帶有創造性的，即使在今天仍然不失其理論和實踐方面的指導意義。【劉鳳岐：《陳云經濟思想研究》，青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8頁。】

資本主義工商業全行業公私合營的高潮從1956年1月1日開始，到3月末，全國私營工商業基本上實現了全行業公私合營。合營后，生產力得到重新配置，供、產、銷由國家安排，一改合營前遇到的那種生產任務不足和原材料嚴重短缺的處境。據統計，1956年公私合營總產值比上年增加32％，【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27頁。】其中，原來的私營工業的產值增長了一倍多，原來私營商業的零售額增長了20％左右。合營后，不少工廠出現一片新氣象，廣大職工熱情很高，紛紛改進產品質量，提高勞動生產率，降低成本，同時，農業生產也增長了79％。改造的完成對促進工業和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起了重要作用，這一點是有目共睹的。其后，資本主義私有制僅僅表現在定息上，在其他方面同社會主義國家所有制已經沒有區別。我國原來存在的社會主義經濟與資本主義經濟之間的矛盾，以及私營工商業內部的勞資矛盾已經基本上得到了解決，私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已經獲得了勝利。【陳光林：《陳云經濟工作領導方法與藝術》，山東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4頁。】

5.關于對私營工商業改造的幾項重要政策

在對私營工商業改造過程中，如何對資產階級私有的生產資料進行逐步贖買政策，當時只有原則概念，沒有具體內容，沒有經驗。為了探索具體的辦法，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陳云將馬克思主義的贖買理論同我國的實際相結合，集中了干部、工人、工會領導人、資本家代理人、民主人士等當時各方面的代表人物和有關的經濟學家、法律學家等專家學者，經過反復討論，提出了幾項重要政策。理論界對此也進行了認真的研究。

關于定股，就是對資本家實行合營的生產資料進行估價，核定私股股額。當時在我國的民族資本家中，中小的偏多，設備、廠房都很落后，很難按原有固定資產核定他們的資金，陳云提出采取評議的辦法，意義非常重大。而且，“贖買”和“購買”的意義是不同的，通過贖買，工廠的實際權力、固定資產轉到了國家手里，從而改變了所有制。【周太和：《建國初期財經戰線上的三大決策和實施》，《陳云與新中國經濟建設》，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年版，第118—119頁。】定股的原則，全行業合營和個別合營時一樣，陳云要求都要力求做到“公平合理”，為了順利推進改造，在全行業公私合營中，陳云對定股提出了“從寬處理”和“盡量了結”的方針，從而比較順利地完成了這一復雜的工作。【汪海波：《新中國工業經濟史》（1949.10—1957），經濟管理出版社1994年版，第357頁。】

關于定息，就是把在一定時期付給資本家的定額利潤，改變為按照固定資產付給定額利息。這件事在建國初期就實行過。經過比較當時給資本家分配利潤的兩種形式，陳云主張選擇定息的辦法，這就把企業生產關系推進到一個新的質點：此時的企業，嚴格說已不是公私合營企業，而是實際上的國營企業了。【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25—426頁。】對于有的大的資本家由此利息很多，陳云提出可以采取納稅的辦法，征收個人所得稅和遺產稅，這實際上也是對私人工商業實行社會主義改造的一種手段。對于當時定息的利息率定多高，最后陳云在充分征求各方面意見后商定為5％，使資本家很是高興。這種光明正大、合情合理改造私人工商業的做法，不能不說是一大發明。【周太和：《建國初期財經戰線上的三大決策和實施》，《陳云與新中國經濟建設》，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年版，第119頁。】

對于資方人員的使用，當時有一些不同的意見。在認真分析了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特殊環境和社會地位的基礎上，陳云認為他們是能夠接受社會主義改造，走和平改造的道路。私營工商業者是包袱還是財富？陳云指出，除了一部分“五毒”分子之外，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是有文化、有知識、能經營、會管理的有用之人，他們的才智是社會的財富，“對我們有用處，對發展生產有好處”，因此，要“量才使用，適當照顧”。這對于消除資方人員政治上的疑慮，穩定工作情緒具有重要作用。同時，陳云提出要積極穩妥地解決資方人員的工資和福利待遇問題，以提高他們接受改造和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自覺性。他還提出了“既要改造企業，又要改造資本家”的雙重改造的思想，“在使用中改造”，即在改造私營工商業的過程中，改造資本家。【姜輝：《陳云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遼寧師范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37頁。】加強對資方人員的思想教育，清除其剝削意識，把他們改造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張明軍、李紅：《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時期陳云關于資方人員的改造和利用思想》，《上海黨史研究》2000年增刊，第68—72頁。】即使資方人員在改造過程中開始接受先進的社會主義思想教育，也為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企業造就了一批技術骨干和管理人才。【周太和：《建國初期財經戰線上的三大決策和實施》，《陳云與新中國經濟建設》，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年版，第120頁。】安排資方人員，工人可能會不滿意，陳云明確指出，工人同技術人員和管理人員的關系不是對立，而是協調，兩者都離不開，應該團結起來，共同把生產搞好，因此必須對職工群眾進行教育。【蘇星：《唯實、標新的對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的思想》，《陳云與新中國經濟建設》，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年版，第489—490頁。】因為這不僅是關聯到企業生產經營的一個大問題，也是關聯到能否發揮資方人員在生產中的作用和能否有效地把資方人員改造成為勞動者的重要問題。【陳光林：《陳云經濟工作領導方法與藝術》，山東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9頁。】從而對這場改造工作能夠順利地完成起了促進催化的作用。【孫學文：《陳云在對私改造中作出了不可磨滅的功績》，《當代中國史研究》2000年第3期。】有的論者還特別提到，陳云提出要保留一些民族企業的牌子，認為這不僅對民族資產階級是感情上的安慰，而且對中國整個民族工業的繼承發展也是有益的。【《陳云在上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158頁。】這些都充分表明，我們黨沒有因為民族資產階級有消極性而拋棄這個知識分子占大多數的階級，而是把無產階級同民族資產階級的矛盾定性為人民內部矛盾，在和平贖買過程中，保持了同民族資產階級的聯盟，將其生產技術和經營管理經驗看成是民族的遺產保留下來，加以充分利用，認為吸收這些有益的民族遺產是我們的責任，采取否定一切的粗暴態度是錯誤的。這些思想的正確性不僅為歷史所證明，也顯示了遠大的戰略眼光。是我們黨對于馬克思列寧主義關于和平贖買理論的創造性發展。【張明軍、李紅：《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時期陳云關于資方人員的改造和利用思想》，《上海黨史研究》2000年增刊，第68—72頁。】

還有就是工資問題。當時，私營企業的資本家的薪金一般比較高，有的甚至很高，為了利于改造，減少阻力，陳云主張把這種高薪作為贖買政策的一部分保留下來，取得了較好的效果。【周太和：《建國初期財經戰線上的三大決策和實施》，《陳云與新中國經濟建設》，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年版，第120頁。】即使在公私合營以后，陳云仍然主張“高的一律不減、低的分期逐步增加”的方針，做到了既充分利用資本家的生產技術和管理經驗，又堅決依靠工人群眾的積極性，對搞好生產發揮了積極作用。【王榕等：《陳云與公私合營企業的工資改革》，《陳云與新中國經濟建設》，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年版，第306—316頁。】

6.關于解決對私營工商業改造過快出現的新問題

由于受到農業合作化高潮的推動，1955年底和1956年初，私營工商業改造方面也出現了盲目加速的現象。陳云對于這一情況是不贊成的，同時也認為這是大變革中不可避免出現的新問題和新任務，由此提出了許多具體的方針政策。理論界對此也進行了探討。

有的論者首先分析了其緣由，認為陳云之所以不贊同改造過快，是因為在他看來，這引發了經濟運行的新矛盾。一方面是忽略了很多應當先做的基礎工作；另一方面是把許多為限制私營工商業而采取的暫時性、過渡性措施全帶到了改造完成后的新體制中，因而是錯誤的、盲目的、不合理的。【劉鳳岐：《陳云經濟思想研究》，青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0—71頁。】為此，陳云提出要進行三個方面的工作：一是對資本家方面的工作，二是對職工方面的工作，三是解決由于私營工商業改造引起的工商業管理的一些新問題。重點是第三方面，陳云認為要分期分批地進行改造，不要一聲號令就立刻全面鋪開：一是確定所有私營企業和手工業在批準公私合營和合作化以后，一律照舊經營，半年不動。二是應當長期保留那些小店的獨立經營方式。三是采取具體措施克服改造后出現的產品質量下降、品種減少的毛病，要想盡一切辦法保持原來好的品種和質量，而且要提高質量，增加品種。【趙士剛：《陳云與私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上海黨史研究》2000年增刊，第65頁。】通過采取這些措施，使公私合營出現的問題及時得到解決，實現了工業生產、商業經濟在工商關系上的一種大轉變。也就是說，在鞏固社會主義的前提下，實行一定程度的自由推銷和自由選購，也就是既要實行計劃經濟，又不要把市場搞死。【龔士其：《學習陳云同志的社會主義經濟論著》，田夫主編：《陳云論著研究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03頁。】

有的研究者專門考察了陳云幾次親臨上海指導對私營工商業改造的過程，特別提到陳云“網開一面搞改造”，不要兩面夾攻的思想。在實行統購統銷以后，為了避免使商業中的公私關系過于緊張，陳云提出了改造要踏步、穩步、個別甚至要退步的意見，取得了明顯的效果。【《陳云在上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154—157頁。】

一些學者認為，在實行對私營工商業改造的整個過程中，陳云一再指示對私營零售商要盡量采取慎重的辦法，要求“大部不變，小部調整”，對有些商品，由私營改為國營或合作社經營，要根據當時情況采取有進有退，或者不進不退的辦法，保持個體商戶在市場中發揮輔助作用。【周太和：《建國初期財經戰線上的三大決策和實施》，《陳云與新中國經濟建設》，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年版，第119頁。】有的論者特別指出，陳云多次要求各地注意大店、小店、連夫妻店也合營了的問題，認為有些可以合并，另一種是不能合并的，要長期保持單獨經營的方式，只能經銷代銷，拿手續費。這些對穩定市場、方便群眾發揮了重要作用。【王榕等：《陳云與公私合營企業的工資改革》，《陳云與新中國經濟建設》，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年版，第317—318頁。】

還有的研究者指出，陳云其后多次指出我們要注意改造過快導致的缺點和弊病，并強調社會主義商業應牢固地樹立生產觀點、群眾觀點和政治觀點，對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梅行：《我國過渡時期經濟戰線上的三大“戰役”》，《陳云與新中國經濟建設》，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年版，第26頁。】

有的論者通過陳云對改造過快造成失誤的糾正，得出了幾點結論：一是進行私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乃至進行整個社會主義的經濟工作時，判斷是非、成功與失誤的標準是能否有利于生產力、有利于國民經濟的發展、有利于為人民謀福利。二是陳云提出的觀點和主張都充分體現了注重國情、因地制宜的原則。三是陳云已注意到搞社會主義建設必須調動各方積極性，包括個體工商戶、小手工業者、小貨郎，也包括資產階級。充分顯示了共產黨人的雄才大略和廣闊的氣宇。而這與三個月后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中系統提出的思想是一致的。【劉鳳岐：《陳云經濟思想研究》，青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0—71頁。】

7.關于對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探索

研究者基本上都認為，陳云對中國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探索，是在解決對私營工商業改造過快后出現的新問題中逐步形成的。【趙士剛：《陳云與私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上海黨史研究》2000年增刊，第65—67頁。】

有的論者具體探討了這一過程，認為陳云通過調查研究和思考，在中共八大上的發言《關于私營工商業改造高潮以后的新問題》是其集中體現。在這篇發言中，陳云把他在上海調研時某些已經初步提出的想法更加系統化，全面分析了三大改造高潮中，由于形勢發展太快，具體組織指導工作不容易跟上而產生的種種錯誤，提出了糾正錯誤的五條措施。在此基礎上，陳云提出了著名的適合中國情況和人民需要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三個主體、三個補充”的總體構想。【《陳云在上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162—163頁。】

有的論者指出，這些構想，是我們黨在探索經濟體制改革道路上的最初嘗試，由于當時可供商品較少，用選購代替統購包銷還只是個設想，后來由于又發生了“左”的錯誤使這一探索中斷，但它在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史上的意義是不可磨滅的，是對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豐富和發展，不僅在當時起過重要作用，其基本精神和一些原則，時至今日仍然具有現實意義。【金邦秋：《論陳云的經濟哲學思想及其時代意義》，《上海黨史研究》2000年增刊，第11頁。】

有的論者進一步指出，陳云的這些思考，代表了中國共產黨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后指導思想上的正確取向，形成了一種適合我國社會性質和生產力狀況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新模式、新思想。這種思想既有別于外國傳來的社會主義模式，也與我國后來出現的“一大二公”思想形成鮮明對比，為新時期的改革開放開了先河。【趙士剛：《陳云與私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上海黨史研究》2000年增刊，第66頁。】

最后，很多研究者還對陳云主持的對私營工商業改造取得的成功的原因進行了分析。大家認為改造的成功，有許多有利的條件：一是建立了人民民主專政；二是建立了強大的社會主義國營經濟；三是民族資產階級具有兩面性；四是新中國成立之前，黨中央已經制定了對私營工商業的明確政策。重要的是，在陳云的領導下，通過精心組織和領導，使黨的政策得到貫徹執行，并在實踐中及時總結經驗，探索規律，從而順利地完成了從私有制到公有制的轉變。

對于陳云在改造過程中提出的方針、措施，有的論者認為這是陳云根據生產關系一定要適應生產力性質這一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結合當時國民經濟的實際情況以及對私營工商業改造的基本方針，采取的具有戰略意義的思路和決策。具體來說，就是扶持與限制、計劃與改造、改造與改組三個方面的有序而有機的恰當結合，循序漸進地既實現了這部分生產關系的變革，又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和經濟的恢復，既改造了私營工商業，又調整了經濟結構，既建成了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又保證和改善了人民生活。這些觀點、思想和方法，對于我們今天堅持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具有重要的啟發作用。【劉鳳岐：《陳云經濟思想研究》，青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8，第74—75頁。】

有的研究者則認為有兩個突出的特點，一是從實際出發，唯實最上；二是敢于沖破傳統模式的束縛，領導標新，充分顯示了無所畏懼的徹底唯物主義精神。【蘇星：《唯實、標新的對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的思想》，《陳云與新中國經濟建設》，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年版，第482頁。】

有的論者進一步明確指出，最重要的一條就是陳云堅定不移地采取實事求是的態度和辯證方法。用陳云的話來說，就是要“全面、比較、反復”和“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他之所以能面對當時的情況運籌帷幄，就是因為他堅持實事求是，始終從經濟運行的實際要求出發，處理每個問題時，總是進行大量的、認真的、周密的調查研究；深刻分析事物的本質，找出它的規律性；弄清楚合理的、有利的質量上和數量上的界限，作為制定實施政策的科學依據。【周太和：《建國初期財經戰線上的三大決策和實施》，《陳云與新中國經濟建設》，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年版，第121頁。】

三、研究中存在的問題及建議

20多年來，理論界對陳云與私營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是，從總體上來看，對陳云的對私改造思想的一些理論觀點及其深刻的現實意義還缺乏深入研究，有深度的力作還不多，無論整體研究，還是專題研究，都明顯地呈現出就事論事的缺陷，缺乏理論觀點內在關聯性的科學分析。結合研究中存在的問題和不足，下一步研究的重點，應注意以下幾點：

第一，要拓寬視野，提高研究水平。馬克思最早提出了用“贖買”的方法消滅資本主義私有制，列寧也兩次提出了國家資本主義的設想，但在世界社會主義歷史上，成功地實現馬克思對資產階級實行“贖買”設想的，是中國的對私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說，對私改造的成功，不僅在中國革命和建設史上具有重要意義，實際上對整個國際共產主義發展也具有深遠的影響。這就需要我們不僅要立足于國內，更要從國際共產主義發展的大視野來加深對私營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研究，如果我們再聯系蘇東劇變后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發展處于低潮，而只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如日中天的現實，我們就不能不更進一步深刻地研究和把握我國對私改造的歷史和現實意義了。

第二，要進行多側面、多層次的研究。對私營工商業的改造，不僅是一個純粹經濟領域的問題，它涉及到經濟、政治、文化等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是人類社會發展史上的一次空前革命，因此，我們對其進行研究，就不能僅僅局限在經濟史的領域，也不能只是從黨史的角度立論，而應該從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歷史等各個領域，進行跨學科、多層次、多角度的研究，既研究其對當時經濟發展的影響，也探討其對社會政治、文化的作用，同時還應發掘其對當時人們心理的潛移默化的影響；既要研究當時的現實，也要把握今天的變化。

第三，要在“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指導下，緊密聯系實際。通過對私營工商業等“三大改造”，我們逐步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改革開放以后，黨中央依據中國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國情實際，明確提出了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成分共同發展的方針，有力地促進了經濟和社會的發展。黨的十六大進一步明確提出要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和引導包括私營經濟在內的各種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實踐證明，這是完全正確的。然而，從表面上看，這就構成了矛盾，致使有些人提出了“重新回到新民主主義”的主張，并造成了一時的混淆。當然，這些主張是完全違背歷史辯證法的。但是，僅憑空頭的說教是難以服人的。理論界應該從客觀實際、歷史趨勢、理論和實踐的發展等宏觀和微觀諸多方面和層次，立足于當時的實際，緊密聯系今天的現實情況，對此進行深入的分析和考證，給予必要的解答。同時要認真總結對私營工商業改造的經驗教訓，以指導今天民營經濟的健康有序發展。

最后，要注重國外對陳云對私改造方面的研究。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國外對陳云的研究本身不是很多，我們對其介紹也不盡如人意，當然這方面的狀況已有所改變。【［美］大衛·M·貝奇曼著，孫業禮等譯《陳云》已由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出版。】這里，我們所強調的是，由于國外學者在文化氛圍、立場觀點、研究等諸多方面與我們國內學者有很大不同，對于我們的研究應該是一種補充和參照。因此，應該加強國外研究成果的翻譯介紹和增進國內外學者的學術交流活動，以利于進一步提高我們的研究水平。

（作者系中央文獻研究室第五編研部副研究員）

（來源：《陳云研究述評》（上） 2004-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