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對知識分子政策的杰出貢獻

沈謙芳

親身經歷或是知曉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的人，都知道鄧小平同志對知識分子有著大海般的恩情。這主要體現在對知識分子政策的撥亂反正，以及真正視知識分子為中華民族的精英，具體反映在如下理論和實踐上：

第一，最關心的是知識和人才。上個世紀后半葉以來，科學技術突飛猛進，世界面貌日新月異。國與國之間綜合國力的競爭越來越表現為科學技術的競爭。誰掌握了科學技術的制高點，誰就贏得了競爭的主動權。

鄧小平同志把畢生的心血與精力都貢獻給了祖國和人民，孜孜以求的是“要讓我們的國家發達起來”。作為中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總設計師，他高瞻遠矚，深感知識和人才的重要。他認為：“我們要實現現代化，關鍵是科學技術要能上去”，“靠空講不能實現現代化，必須有知識，有人才。”“人才不斷涌出，我們的事業才有希望。”他強調：“我們國家國力的強弱，經濟發展后勁的大小，越來越取決于勞動者的素質，取決于知識分子的數量和質量。”他對祖國的未來充滿信心，認為：“一個十億人口的大國，教育搞上去了，人才資源的巨大優勢是任何國家比不了的。有了人才優勢，再加上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我們的目標就有把握達到。”

出于對知識和人才的高度重視，鄧小平同志宣稱：“改革經濟體制，最重要的、我最關心的，是人才。改革科技體制，我最關心的，還是人才。”他把“善于發現人才，團結人才，使用人才”，看成“是領導者成熟的主要標志之一”。他提出：“我們向科學技術現代化進軍，要有一支浩浩蕩蕩的工人階級的又紅又專的科學技術大軍，要有一大批世界第一流的科學家、工程技術專家。造就這樣的隊伍，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嚴重任務。”

第二，恢復知識分子的名譽。新中國成立后，我們黨在對待知識分子的問題上，有成功的經驗，也有嚴重的失誤。劉少奇、周恩來、陳毅等第一代黨和國家領導人都曾有過“知識分子中的絕大多數已經是工人階級一部分”的正確論述。但是，由于受到“左”傾錯誤的沖擊，知識分子最終被扣上了“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帽子。在一些政治運動中，特別是“文化大革命”中，知識分子成為受沖擊最為深重的社會階層。《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就尖銳地指出：“要堅決掃除長期存在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登峰造極的那種輕視教育科學文化和歧視知識分子的完全錯誤的觀念。”

粉碎“四人幫”后，鄧小平同志在自身還沒有復出的處境下，首先想到以及要做的是還知識分子以清白。1977年5月，他在同中央兩位同志的談話中呼吁：“一定要在黨內造成一種空氣：尊重知識，尊重人才。要反對不尊重知識分子的錯誤思想。”他強調：“不論腦力勞動，體力勞動，都是勞動。從事腦力勞動的人也是勞動者。”當時“兩個凡是”剛出籠，“文革”遺風尚濃，要為曾經威風掃地的“牛鬼蛇神”、“臭老九”、“反動學術權威”們辯護，恢復他們勞動者的身份和“工人階級一部分”的政治地位，是不容易的。鄧小平同志冒著自己永遠不能復出的風險，以極大的理論勇氣和政治魄力為知識分子撥開云霧見青天。“尊重知識，尊重人才”這一革故鼎新的提法，為改革開放后新的歷史時期黨的知識分子政策定下了基調。

毛澤東同志在全國人民心目中享有崇高的威望，毛澤東思想是全黨的指導思想。然而，否定“文化大革命”，恢復知識分子的名譽，無論如何回避不了毛澤東同志晚年所犯的錯誤，無論如何不能沒有毛澤東思想的指導。鄧小平同志提出并全面、客觀、公正地回答了這個問題。1977年7月，復出后的鄧小平同志在十屆三中全會上說：“毛澤東同志歷來重視知識分子的作用，同時也非常注意知識分子要好好地改造世界觀。這是從愛護出發，是為了更好地調動他們的積極性，發揮他們的作用，使他們能夠好好地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四人幫’把知識分子一概稱為‘臭老九’，并且還說這是毛主席說的。應該承認，毛澤東同志曾經把他們看作是資產階級的一部分。這樣的話我們現在不能繼續講。但是從整個革命和建設過程來看，毛澤東同志是重視知識分子的作用的。”為此，他要求全黨“準確地完整地領會毛澤東同志關于知識分子問題的思想和政策”，并以之統一思想，指導行動。

鄧小平同志復出后以主要精力著重抓了教育、科技戰線的撥亂反正。他堅決推翻臭名昭著的“兩個估計”，為恢復知識分子的名譽掃清了道路。1977年8月，在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上，鄧小平同志發表了《關于科學和教育工作的幾點意見》的講話，充分肯定了新中國建立17年來科學和教育工作的成績，指出：“絕大多數知識分子，不管是科學工作者還是教育工作者”，“辛勤勞動，努力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績，特別是教育工作者，他們的勞動更辛苦”，“我國的知識分子絕大多數是自覺自愿地為社會主義服務的”。顯然，這個結論與“四人幫”的“兩個估計”根本對立。講話中，他還說“四人幫”炮制了一個名詞叫“臭老九”，其實“老九”并不壞，錯就錯在那個“臭”字上。他再次引用毛澤東同志“老九不能走”之說，明確提出“知識分子的名譽要恢復”。這個大膽的講話被稱為科技和教育戰線撥亂反正以及恢復知識分子名譽的宣言書。

1978年，鄧小平同志在全國科學大會上再一次闡述了知識分子的絕大多數已經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的觀點，使黨的知識分子政策重新走上了馬克思主義的正確軌道。在之后的兩三年中，隨著各條戰線特別是教育、科技戰線撥亂反正工作的完成，知識分子的名譽得到了徹底恢復。

第三，改善知識分子的待遇。鄧小平同志在積極謀求知識分子社會政治地位改善的同時，全力謀求知識分子生活待遇的改善。上個世紀70年代，鄧小平同志就指出：“對知識分子除了精神上的鼓勵，還要采取其它一些鼓勵措施，包括改善他們的物質待遇。”80年代，他又指出：“落實知識分子政策，包括改善他們的生活待遇問題，要下決心解決。”鑒于我國生產力發展水平還不高，國家財政還比較拮據的實際情況，鄧小平同志提出了突出重點、循序漸進而又注重實效的解決辦法。

教育界、科技界以及高級知識分子是鄧小平同志關注的重點。他復出工作后自告奮勇分管教育和科技，多次表示甘當“后勤部長”。他說：“現在國家還有困難，有些實際問題一下子還解決不了。我個人認為，科研、教育經費應該增加。”“要在困難條件下，盡力把工作做好。原來條件比較好的，要充分利用現有的條件，盡快把工作搞上去；原來條件比較差的，要逐步改善。那些必須解決而且也能夠解決的困難，要抓緊解決。”他特別提出：“要注意解決好少數高級知識分子的待遇問題。調動他們的積極性，尊重他們，會有一批人做出更多的貢獻。”

歷史上欠債較多，現實財力又有限，知識分子的生活待遇問題解決起來有一個過程，這可以理解。但是，最為重要的是要讓他們感到有出路、有希望、有信心。鄧小平同志立足現實，著眼未來，實事求是，態度堅決，他強調：“知識分子待遇問題要分幾年解決，使他們感到有希望。”“科教投資的使用要改進，這也是改革的重要內容”，要求“要把‘文化大革命’時的‘老九’提到第一”！由此可見，鄧小平同志想了知識分子之所想，急了知識分子之所急。

第四，發揮知識分子的作用。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隊伍中掌握科學文化知識較多的一部分，是先進生產力的開拓者，在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中起著特殊重要的作用。鄧小平同志高度重視發揮知識分子的作用，提出：“要落實知識分子政策，第一位的就是科技隊伍的管理使用問題。人才，只有大膽使用，才能培養出來。”這一重要觀點被江澤民同志發展為“使用是最好的培養”，進而成為新時期我們黨科學人才觀的重要內容之一。

鄧小平同志認為，首先要用好已有的知識分子。他提出要有一套辦法，把“文化大革命”前大專學校畢業的和自學成才達到同等水平的幾百萬知識分子用起來，并說“用好這些人，是很頂事的”。他闡述道：“我們不是沒有人才，問題是能不能很好地把他們組織和使用起來，把他們的積極性調動起來，發揮他們的專長。現在科技人員一方面很缺，另一方面又有很大的窩工浪費，用非所學、用非所長的現象很嚴重。這樣的管理形式不行。”他認為：“怎樣打破軍民界限、部門地方界限，合理使用，把全國的科技人員使用起來，并且使用得當，是個很大的問題。”另外，留學人員也是一塊可用的人才存量。鄧小平同志對此特別關心，懇切地指出：“我們的留學生有幾萬人，如何創造他們回來工作的條件，很重要。”否則，這些人不回來，“實在可惜”。

鄧小平同志提出要為知識分子發揮作用創造好的工作條件。他說：“要給有培養前途的科技人員創造條件，關心他們，支持他們，包括一些有怪脾氣的人。”“我們就是要建立這樣一套制度，使那些有專業知識的、年富力強的人，被選拔到能夠發揮他們才干的工作崗位上來。”鑒于“有些留學生，回來以后沒有工作條件，也沒有接納他們的機構，有些學科我們還沒有”的實際情況，他提出：“可以搞個綜合的科研中心，設立若干專業，或者在現有的一些科研機構和大學里增設一些專業，把這些人放在里面，攻一個方面，總會有些人做出重大貢獻。”他親自關注“863計劃”的實施，而且對很多知識分子極其關注。例如，陳景潤就是在小平同志的親自批示后，工作、生活條件才得到改善的。

鄧小平同志希望各級黨委在發揮知識分子的作用方面切實負起責任來。他批評道：“我們的各級黨委，特別是一些老同志，在這方面注意不夠，沒有去有意識地發現、選拔、培養、幫助一批專業的人才。”“好多人才沒有被發現，他們的工作條件太差，待遇太低，他們的作用不能充分地發揮出來。”他提醒道：“對于一些優秀分子為什么不能上來，怎樣解決擋路的問題，就非常需要認真想一想，采取有效的措施。”他要求：“從科技系統中挑選出幾千名尖子人才。這些人挑選出來之后，就為他們創造條件，讓他們專心致志地做研究工作。”他諄諄告誡：“你們覺得是人才的，即使有某些弱點缺點，也要放手用。一個人才可以頂很大的事，沒有人才什么事情也搞不好。”“對那些真正有本事的人，要放手提拔，在工資級別上破格提高。”總之，“我們要開一條路出來，讓有才能的人很快成長，不要老是把人才卡住。”

第五，知識分子要又紅又專。從適應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戰略大局出發，鄧小平同志對知識分子提出了嚴格要求和殷切期盼。

鄧小平同志要求知識分子又紅又專。他希望知識分子努力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始終保持堅定的政治立場和正確的政治方向。但是，在新的歷史時期，鄧小平同志提出“一個重要的問題，是對又紅又專要有正確的理解，合理的要求。”為什么？因為早在1957年，毛澤東同志就提出“知識分子要同時是紅的，又是專的。”隨后，毛澤東同志又論述了紅與專、政治與業務的對立統一關系，總的要求是：一方面要反對空頭政治家，另一方面要反對迷失方向的實際家。然而，在后來的實踐中，受到“左”傾錯誤思想熏染的人們，或少數熱衷于整人的“老左”們更多強調的是紅與專的對立，以至反對“白專”一度大行其道。

鄧小平同志繼承了毛澤東同志又紅又專的說法，同時又作出了新的正確的理解。他突出強調了專在一定的條件下就是紅，從而使我們黨對知識分子又紅又專的要求從理論到政策更加完善。鄧小平同志是這樣說的：“毛澤東同志提倡知識分子又紅又專，鼓勵大家改造資產階級世界觀，樹立無產階級世界觀。世界觀的重要表現是為誰服務。一個人，如果愛我們社會主義祖國，自覺自愿地為社會主義服務，為工農兵服務，應該說這表示他初步確立了無產階級世界觀，按政治標準來說，就不能說他是白，而應該說是紅了。我們的科學事業是社會主義事業的一個重要方面。致力于社會主義的科學事業，作出貢獻，這固然是專的表現，在一定意義上也可以說是紅的表現。”

為此，鄧小平同志要求知識分子解放思想，放開手腳，為社會主義祖國多做貢獻。他認為知識分子，只有自尊、自重、爭氣，才能贏得社會上廣泛的尊重。1985年，鄧小平同志在全國科技工作會議上諄諄告誡科技工作者：“你們的工作做得越好，越有成績，就會使全國人民越加懂得知識的可貴，推動大家都來尊重知識，學習知識，掌握知識。人們正在通過你們的工作，來評價科學技術在現代化建設中的地位，評價科學技術人員的作用。”

第六，不能苛求知識分子。鄧小平同志認為在思想改造問題上要平等對待知識分子。建國初期，我們黨對從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采取了“團結、教育、改造”的方針。應該說，這一方針執行的總體效果是好的，但又容易造成這樣的錯覺，即好像只有知識分子需要改造，別的人就不需要改造似的。鄧小平同志看到了這種事實上的不公正和由此可能帶來的對知識分子的歧視。于是，在1978年的全國科學大會上，他明確提出：“在我們的社會主義社會里，人人都要改造。不僅那些基本立場沒有轉過來的人要改造，而且所有的人都應該學習，都應該不斷改造，研究新問題，接受新事物，自覺地抵制資產階級思想的侵襲，更好地擔負起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光榮而又艱巨的任務。”這里的“人人都要改造”，使知識分子獲得了社會平等一員的地位，既符合人類認識發展的共同規律，又顯示出中國共產黨人的開闊胸襟。在鄧小平同志的大力支持和悉心指導下，1978年10月31日，中共中央鄭重宣布：我國知識分子隊伍的狀況發生了一系列根本性的變化，我們黨在建國前后提出來的、以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為主要對象的“團結、教育、改造”這個方針，現在已經不適用了。

鄧小平同志提出對知識分子特別是優秀拔尖人才的“政治要求要適當”。他反對空談政治，認定“我們要掌握和發展現代科學文化知識和各行各業的新技術新工藝，要創造比資本主義更高的勞動生產率，把我國建設成為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強國，并且在上層建筑領域最終戰勝資產階級的影響，就必須培養具有高度科學文化水平的勞動者，必須造就宏大的又紅又專的工人階級知識分子隊伍。這些要求本身就是無產階級政治的要求。”為此，他提出：“對科學家一般不要用行政事務干擾他們，要盡量使他們能夠集中主要精力去鉆研業務，搞好科研工作”。

鄧小平同志提出要善待知識分子，不能讓他們“灰溜溜的”。他認為我國絕大多數知識分子是自覺自愿地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是我們黨的主要依靠力量。他說，對知識分子中的一些人“即使有某些缺點，也要放手用”，“他們有缺點，要幫助他們，鼓勵他們。要給他們創造比較好的條件，使他們能夠專心致志地研究一些東西。這對于我們事業的發展將會是很有意義的。”他“希望所有出國學習的人回來。不管他們過去的政治態度怎么樣，都可以回來，回來后妥善安排。這個政策不能變。”他認為對于知識分子中出身不好、歷史上犯過錯誤或家庭、社會關系有些問題的人，我們應當著重看“他們自己的基本政治態度，看他們自己的現實表現，看他們對社會主義革命、社會主義建設所作的貢獻”，而不能隨意戴帽子、揪辮子、打棍子。

毛澤東同志曾經稱贊鄧小平同志比較周到，比較公道，是個厚道人，使人不那么害怕。應該說，這一評價在鄧小平同志對待知識分子的問題上也得到了鮮明的體現。

鄧小平同志重新解放了老一代知識分子，把他們帶進了明媚的春天。在1978年全國科學大會上，郭沫若同志代表知識界發表書面講話，提出要張開雙臂擁抱“科學的春天”，喜悅之情不亞于唐代杜甫“漫卷詩書喜欲狂”。鄧小平同志培養了新一代知識分子。在他的倡導、支持和關懷下，恢復高考制度、恢復學位職稱制度、派遣出國留學等重大措施相繼出臺，知識分子隊伍日益壯大，全民素質不斷提高。

士為知己者用，士為知己者死，是中國知識分子執禮明義的傳統。鄧小平同志給知識分子帶來了好時光，廣大知識分子也以滿腔的工作熱情回報鄧小平同志、回報祖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發生廠翻天覆地的變化，生產力發展了，綜合國力增強了，人民生活改善了，這些顯而易見的進步無不凝聚著廣大知識分子的智慧。

鄧小平同志雖然離開了我們，但他的思想變成了黨的理論、路線、方針和政策，已經施行，正在施行，并將長期堅持下去。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鄧小平同志對知識分子的溫暖將永駐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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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鄧小平文選》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2]《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來源：《探索與爭鳴》2004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