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眼于長治久安的偉大探索

——鄧小平國家政權建設的理論與實踐

徐鴻武 鄭曙村

社會主義國家政權建立起來以后，如何進一步地鞏固和發展，這是一個及其重要、艱巨和復雜的歷史性課題，也是一門高超的治國藝術。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鄧小平作為我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著眼于國家的長治久安，進行了成功的探索，形成了系統而豐富的國家政權建設的思想。認真研究這些思想對于指導我們今后的國家政權建設，實現國家的長治久安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本文主要就鄧小平國家政權建設的策略特征作一探索。

一、把民主作為國家政權建設的基本價值目標

“民主治國”是鄧小平治國的重要謀略。在他看來，社會主義國家要真正實現政治穩定和長治久安，必須把民主作為社會主義國家政治發展的根本目標和戰略任務。改革開放以后，他明確指出：要為把我國建設成為高度民主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努力奮斗。[1]鄧小平之所以把民主建設提到如此高的地位源于他對民主在社會主義社會中的地位的科學認識。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的一段較長的時期里，人們把“民主是手段”的認識絕對化，完全否定了民主一定意義上的目的性，因而未能很好地重視民主，把其作為黨和國家的一個根本目標和任務。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鄧小平糾正了這個片面的認識，把民主看作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他強調指出：“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就沒有社會主義現代化。”[2]這就清楚地說明了民主與社會主義的不可分離性。這種不可分離性必然要求把民主作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目標和任務。能否把民主列為社會主義始終不渝的奮斗目標，關系到社會主義政權的生死存亡。

從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經驗教訓看，社會主義國家如果缺乏充分的民主，或者民主法制遭到破壞，國家政權就不穩，就會出現動亂、對抗和暴力，甚至有變質的危險。從50年代后期開始，我們黨在一定程度上忽視了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黨和國家政治生活的集體領導原則和民主集中制原則不斷受到削弱以致破壞，這就為黨的權力過分集中于個人，黨內個人專斷和個人崇拜現象的滋長提供了條件，也就使黨和國家難以防止和制止“文化大革命”的發生。鄧小平在總結這段教訓時指出：“在民主的實踐方面，我們過去作得不夠，并且犯過錯誤。林彪、‘四人幫’宣傳什么‘全面專政’，對人民實行法西斯專政，我們已經粉碎了這個專政。”[3]“如果讓林彪、‘四人幫’繼續搞法西斯專政，肆意踐踏和破壞社會主義民主，不僅國無寧日，經濟崩潰，就是社會主義國家的性質和方向也可能改變。因此，要避免類似‘文化大革命’那樣錯誤，使國家長治久安，就“要認真建立社會主義的民主制度和社會主義法制。只有這樣，才能解決問題。”[4]

大力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是有效地防止黨和國家機關中的消極和腐敗現象，使國家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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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國家社科基金課題“鄧小平國家政權建設思想研究”成果之一。——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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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健康、正常運轉的根本措施。是使社會主義國家政權不斷鞏固發展，永遠立于不敗之地最可靠的政治保證。無產階級政黨掌握了國家政權以后，由于自身地位的變化、居功自傲以及受封建主義殘余和資本主義腐朽思想的影響，黨和國家機關內可能會產生官僚主義、特權現象、個人專斷和個人崇拜等消極和腐敗現象，這些現象嚴重腐蝕著黨和國家的健康肌體。鄧小平認為，解決這些問題的有效的途徑就是大力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建立健全黨和國家的民主制度。只有系統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權利的各項制度，使人民有權對國家機關的活動進行鐵面無私的監督檢查，有權依法對那些破壞黨紀國法的干部進行檢舉、控告、彈劾、撤換、罷免，才能有效地克服這些弊端。這樣，人民“才會信任黨和社會主義，我們的事業才有無限的希望。”[5]

充分發揚民主，支持和領導人民當家作主，社會主義國家才會長治久安。社會主義國家政權的本質就是人民當家作主，國家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充分發揚人民民主，保證全體人民真正享有通過各種有效形式管理國家、特別是管理基層地方政權和各項企業和事業的權力，享有各項公民權利”[6]，才能充分保證政權的人民性，才會使社會主義政權擁有廣泛強大的群眾基礎而永遠立于不敗之地。

由于民主問題關系到國家的長治久安，所以鄧小平高度重視社會主義民主建設，并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把建設社會主義民主確定為我國現代化建設的一項長期的、根本性的戰略任務和目標。他指出：“繼續努力發揚民主，是我們全黨今后一個長時期的堅定不移的目標。”[7]從民主政治建設的實踐來看，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在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中央的領導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取得了顯著成績：恢復和發展了黨內民主；發展和完善了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加強和完善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進一步擴大了基層民主，調動了人民群眾的積極性；推行了依法治國，健全了社會主義法制。所有這些都有力地維護了國家的穩定，保障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充分發揮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

二、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大力發展生產力，奠定國家長治久安的物質基礎

國家政權建設是上層建筑領域的問題，而任何上層建筑都是建立在一定的生產力水平和經濟基礎之上的。社會主義國家政權能不能長治久安，最根本的一條就是看能否盡快地發展生產力，為社會主義制度奠定雄厚的物質基礎。離開了發展生產力，社會主義政權就失去穩固的基礎。基于這個道理，鄧小平特別強調發展生產力。他指出：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就是要發展生產力。社會主義的任務很多，但“首要任務是發展生產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質和文化生活水平”。[8]社會主義如果老是窮的，它就站不住。后來鄧小平更上升到社會主義本質的高度看待發展生產力。他指出，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級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

鄧小平在推進改革開放的實踐中，多次從理論上闡明了發展生產力對于鞏固社會主義政權的重要性。他認為大力發展生產力是中國一切工作的基礎，是鞏固社會主義國家政權的物質保障。首先，經濟實力的增強，是實現國家獨立的基礎。鄧小平明確指出：“一個國家要取得真正的政治獨立，必須努力擺脫貧困。”[9]其次，經濟實力的增強，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不斷得到提高，才能使人民擁護社會主義，從而使社會主義國家政權的階級基礎和群眾基礎更加牢固。“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條件下，不搞現代化，科學技術水平不提高，社會生產力不發達，國家的實力得不到加強，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得不到改善，那末，我們的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就不能充分鞏固，我們國家的安全就沒有可靠的保障。”[10]鄧小平結合蘇聯東歐演變的教訓，以及我國改革開放的經驗談了發展經濟對于鞏固社會主義政權的重要性，他指出：“為什么‘六·四’以后我們的國家能夠很穩定？就是因為我們搞了改革開放，促進了經濟發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11]“世界上一些國家發生問題，從根本上說，都是因為經濟上不去，沒有飯吃，沒有衣穿，工資增長被通貨膨脹抵消，生活水平下降，長期過緊日子。”[12]經濟不發展，國家政權不可能長治久安。因此，鄧小平反復強調，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最根本的一條就是要把發展生產力放在首位。“生產力發展了，人民積極性調動起來了，社會主義國家的力量就增強了，社會主義制度就鞏固了。”[13]

由于經濟建設關系到國家政權穩固的這種極端重要性，所以鄧小平強調必須把經濟建設擺在黨和國家的一切工作的中心位置。為此，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他領導全黨撥亂反正，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建設上來，并緊緊扭住經濟建設這個中心不動搖，各項工作服從和服務于經濟建設這個中心，經濟建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這也為社會主義政權的鞏固奠定了初步的物質基礎。

三、強調制度是決定的因素，注重制度化、法制化建設

長期以來，我們在理論認識上沒有很好地解決治國安邦中，制度和人的作用的關系問題，以至于在實踐中沒有重視制度的建設，制度的不完善使我們付出了“文化大革命”那樣慘重的代價。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鄧小平總結“文化大革命”的教訓，得出了一個深刻的結論：“制度是決定因素。”[14]在《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講話中，他提出了制度問題同領導人的思想作風相比，制度更帶有根本性的觀點。他說：“我們過去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這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澤東同志這樣偉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嚴重影響，以至對黨對國家對他個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15]

制度問題之所以是決定的因素，這是由制度本身的屬性所決定的。鄧小平深刻地揭示了制度本身的特性及其與黨和國家政權的密切關系，他提出：“領導制度、組織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這種制度問題，關系到黨和國家是否改變顏色，必須引起全黨的高度重視。”[16]

鑒于制度的重要性，鄧小平多次表達了這樣一個看法：把一個國家、一個黨的穩定建立在一兩個人的威望上，是靠不住的。是很不健康的，也是很危險的。不出事沒問題，一出事就不可收拾。要消除“文化大革命”發生的根源，保證社會主義事業不再發生大的失誤，保證社會主義國家的長治久安，就要注重制度建設，要針對現行制度的弊端進行有計劃、有步驟而又堅決徹底的改革。鄧小平全面論述了制度建設的內容體系。他要求要健全黨和國家的各項制度，包括黨和國家民主集中制，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組織制度、工作制度、生活制度、干部人事制度、監督制度等等。在這些制度中，鄧小平尤其強調黨和國家民主集中制和領導制度的建設。因為，民主集中制是其他一切制度的基礎和核心，而黨和國家的領導制度則是關鍵。另外，注重法制建設也是鄧小平制度建設思想的重要內容。他認為，治理國家靠“人治”是危險的，“還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17]他提出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的十六字方針，以及“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并按照這些方針和原則厲行法制，推動社會主義民主的法律化、制度化，奠定了“依法治國”的基礎。

四、治國先治黨，以黨的建設帶動國家政權建設

在中國，共產黨是執政黨，是社會主義國家的領導核心。黨組織的狀況對國家政權具有重要影響。鄧小平在探索國家政權建設的的途徑時，就充分考慮到了黨在整個社會主義政治生活中的關鍵地位，提出了用黨的建設帶動國家政權建設的策略。早在民主革命時期，他就有了這個思想，他在談到黨和國家必須具有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時指出：“這種局面首先要從黨內造成……我們國家也要造成這樣一種局面，但是，如果黨內造不成，國家也造不成。[18]。改革開放以來，面對黨內存在的一些嚴重問題，鄧小平嚴肅地提醒全黨：“中國要出問題，還是出在共產黨內部。對這個問題要清醒”[19]。“說到底，關鍵是我們共產黨內部要搞好，不出事，就可以放心睡大覺。”[20]黨的十三大報告正式把這一思路確立下來。報告指出：以黨內民主來逐步推動人民民主，是發展社會主義民主的一條切實可行的、易于見效的途徑。鄧小平充分闡述了治國先治黨的依據。第一，這是由黨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領導作用決定的。“在國家政治生活和各項事業中，由于中國共產黨居于領導的地位，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正確與否，工作做得好壞，關系著國家的前途和社會主義事業的成敗。”[21]執政黨的地位決定了只有共產黨才“有資格犯大錯誤……犯了錯誤影響也最大”。[22]第二，黨是整個社會的表率，黨的各級領導同志又是全黨的表率，只要我們黨的作風完全正派了，全國人民就會跟我們學。黨外有這種不良風氣的人，只要他們是善良的人，就會跟我們學，改正他們的錯誤，這樣就影響全民族。黨的這種表率作用，將會極大地帶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發展。第三，黨內各項民主制度的完善是國家各項民主制度完善的前提和保證。如果黨內民主制度不健全，不能建立黨員人人平等的關系，不保證黨員的民主權利，不能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則實行選舉制，沒有建立對黨員的監督制度，就不能保障國家和人民民主制度化。鄧小平指出：國要有國法，黨要有黨規黨法，沒有黨規黨法，國法就很難保障。因此，要治理好國家，必須首先加強黨的自身建設。

加強黨的建設主要是要抓好思想建設、組織建設、作風建設。鄧小平對這三大建設都提出了要求。首先要始終把思想理論建設放在首位。鄧小平十分強調重視和加強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基本理論的學習，鄧小平強調，全黨干部，首先是領導干部，要努力學習和掌握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從而加強我們工作中的原則性、系統性、創造性和預見性。學習馬列主義不要搞教條主義、本本主義，要堅持理論聯系實際的原則，要精，要管用。

加強黨的組織建設，根本的是把黨建設成堅強的領導核心，充分發揮黨的組織優勢。這需要堅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培養和選拔德才兼備的領導干部，培養一支適應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需要的高素質干部隊伍；加強和改進黨的基層組織建設，使黨的基層組織成為貫徹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團結和帶領群眾完成本單位任務的堅強戰斗堡壘。

加強黨的作風建設，根本的是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充分發揮黨密切聯系群眾的優勢。密切聯系群眾，是中國共產黨的優良傳統和政治優勢，是我們黨克敵制勝，完成一切工作任務的法寶。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的基本路線和方針政策符合人民的利益，從根本上說黨同群眾的關系是好的。同時必須看到，在領導工作中存在的官僚主義、形式主義等不良作風和少數黨員干部的違法亂紀行為，嚴重地敗壞黨的聲譽，危害黨群關系。在改革開放新形勢下，必須繼續堅持黨的根本宗旨，發揚優良傳統和作風，才能保持與人民群眾的密切聯系，從而贏得人民，取得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新勝利。否則，那就喪失了力量的源泉，就一定要失敗，就會被人民拋棄。

執政黨的黨風問題是關系黨的生死存亡的問題。堅決開展反腐敗斗爭，從嚴治黨是新時期黨風建設的重點。改革開放以來，鄧小平多次提醒全黨，要注意腐敗現象的嚴重危害，堅決開展反腐敗的斗爭。如果不堅決剎住腐敗這股風，那么，“我們的黨和國家確實要發生會不會‘改變面貌’的問題。這不是危言聳聽。”[23]1989年的政治風波后，鄧小平總結教訓，強調反腐敗的戰略意義：“不懲治腐敗，特別是黨內的高層的腐敗現象，確實有失敗的危險”。[24]因此，鄧小平強調：“廉政建設要作為大事來抓”，要“在整個改革開放過程中都要反對腐敗”。[25]鄧小平抓反腐敗抓了十幾年，采取了有力的措施，抑制了腐敗現象，純潔著黨的組織，鞏固了黨的執政地位，從而有力地鞏固了社會主義政權。

五、高度重視培養接班人問題，把其作為社會主義政權代代相傳的百年大計

為政在人。古往今來，治國安邦，很重要的方面取決于選賢任能。有遠見的政治家都把培養人才，選拔接班人作為治國安邦的根本大計。社會主義事業具有長期性，它需要許多代人為之奮斗。但社會主義國家政權能不能長治久安，革命事業能不能代代相傳，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取決于能不能造就出千百萬革命事業的接班人。為了確保黨和國家的長治久安和革命事業后繼有人，作為無產階級革命家、中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總設計師的鄧小平，一直十分注意接班人的培養，并把它作為一項重要而緊迫的戰略任務。特別是針對“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幫”一伙妄圖篡黨奪權的嚴重教訓，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就極富遠見地把培養接班人問題提到了全黨的工作日程，并反復強調其重要性。1979年他指出：“我們一定要認識到，認真選好接班人，這是一個戰略問題，是關系到我們黨和國家長遠利益的大問題。如果我們在三幾年內不解決好這個問題，十年后不曉得會出什么事。要憂國、憂民、憂黨啊！要看到這是個帶根本性質的問題。”[26]1992年他在視察南方的談話中總結改革開放十五年的經驗教訓指出：“正確的路線要靠正確組織路線來保證。中國的事情能不能辦好，社會主義和改革開放能不能堅持，經濟能不能快一點發展起來，國家能不能長治久安，從一定意義上說，關鍵在人。”[27]

關于選什么樣的接班人，鄧小平強調：“我們選干部要注意德才兼備。所謂德，最主要的，就是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和黨的領導。在這個前提下，干部隊伍要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并且要把對這種干部的提拔使用制度化。”[28]他主張要按照德才兼備的標準和干部隊伍“四化”的方針，選拔一大批優秀的中青年干部充實到各級領導崗位上來，以保證我們的事業后繼有人。“哪一天中國出現一大批三四十歲的優秀的政治家、經濟管理家、軍事家、外交家就好了。同樣，我們也希望中國出現一大批三四十歲的優秀的科學家、教育家、文學家和其他各種專家。”[29]鄧小平還身體力行，帶頭打破實際上存在的領導職務終身制，及時推動新老干部的交接，為國家的長治久安作出了巨大貢獻。

六、積極地批判借鑒中外古今治國的經驗和政治文明成果

社會主義國家政權建設不能脫離世界政治文明發展的大道，而應吸納世界各國包括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中，一切有利于社會主義國家政權發展的文明成果。這樣“我們的制度將一天天完善起來，它將吸收我們可以從世界各國吸收的進步因素，成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30]

資本主義的民主制度和法律制度等政治文明成果都是屬于上層建筑領域里的東西，是為維護資本主義經濟基礎，鞏固資產階級統治服務的，比較集中地反映了資本主義的本質；但同時也有反映民主政治的普遍規律和社會化大生產要求的一面，這就是說資本主義的政治文明成果良莠混雜。因而鄧小平強調：“一定要用馬克思主義對它的思想內容和表現方法進行分析、鑒別和批判。”[31]區分先進和落后、是否適合國情。在資本主義政治文明成果中，以“三權鼎立”為核心的資本主義基本政治制度，包括議會制、兩黨或多黨制等就不適合我國國情。三權分立是資本主義國家政權的基本組織原則和政體形式，也是資本主義國家的基本和核心制度，它體現了資產階級專政的本質。社會主義國家要堅決批判和抵制。鄧小平多次指出：“我們要堅持實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而不是美國式的三權鼎立制度。”[32]

對于資本主義政治文明成果中那些積極的有益的東西則是我們應該借鑒的。鄧小平指出：“我們要有計劃、有選擇地引進資本主義國家的先進技術和其它對我們有益的東西。”[33]站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上，鄧小平具體分析了資本主義政治文明成果中可借鑒的內容：

第一，行政管理的方式、方法和經驗。鄧小平認為，西方的反映生產力屬性，反映現代社會化生產規律的管理方法，能提高效率，值得我們學習。他明確指出：“經濟管理、行政管理的效率，資本主義國家在許多方面比我們好一些。”[34]他在南方談話中指出，社會主義應該大膽地吸收和借鑒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一切反映現代社會化生產規律的先進經營方式、管理方法。西方國家在維護公共秩序、維護社會治安，治理腐敗現象等方面的成功經驗和措施，都是值得我們借鑒的。鄧小平南方談話中曾提到要學習新加坡的治國經驗，他說：“新加坡的社會秩序算是好的，他們管得嚴，我們應當借鑒他們的經驗，而且比他們管得更好。”[35]

第二，民主政治的某些具體制度。鄧小平曾明確提到要借鑒西方的以下幾項制度：一是普選制。1987年，鄧小平至少兩次談到要搞普選問題。他認為，中國也可以搞普選，但一定要從我國的實際情況出發，循序漸進，逐步完善。“現在我們在基層，就是在鄉、縣兩級和城市區一級、不設區的市一級搞直接選舉，省、自治區、設區的市和中央是間接選舉。”[36]“即使搞普選，也要有一個逐步的過渡，要一步一步來。我向一位外國客人講過，大陸在下個世紀，經過半個世紀后可以實現普選。”[37]二是公務員制度。鄧小平認為：資本主義“在發現人才、使用人才方面是非常大膽的。它有個特點，不論資排輩，凡是合格的人就用，并且認為這是理所當然的。從這方面看，我們選拔干部的制度是落后的。”[38]

第三，依法治國的經驗。鄧小平認為，改革黨和國家的領導制度，健全社會主義法制，“要認真調查研究，比較各國的經驗，集思廣益，提出切實可行的方案和措施。”[39]只有認真吸取資本主義國家依法治國的成功經驗，才能盡快健全我國的法制，保障人民民主。

第四，反映民主政治普遍規律的原則和精神。資本主義民主制度既體現了資產階級統治的階級本質，同時也包含一些反映民主政治普遍規律的原則和精神，像“三權分立”就是如此，它是資產階級維護其統治的基本原則和政權組織形式，但其中也蘊涵著權力的必要分工和權力制約的合理因素，分工和制約是克服權力過分集中，防止權力濫用的必要和普遍的手段。社會主義國家決不能照搬“三權分立”的模式，這是鄧小平多次闡明了的問題。我們否定“三權分立”模式，但不應否定它所包含的分工和制約的合理精神。因為社會主義國家也同樣需要分工、需要權力監督和制約。鄧小平認為，我們不搞“三權鼎立”和多黨制，而要堅持共產黨的領導這是我們的優越性，但這不意味著我們不要監督和制約。他說：我們“不能照搬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做法……共產黨的領導就是我們的優越性。我們要堅持共產黨的領導，當然也要有監督，有制約。”[40]事實上，鄧小平十分重視黨和國家的監督問題，并發表過大量論述，對社會主義民主監督理論作出了很大貢獻。

（作者徐鴻武為國家行政學院政治學教研部教授；鄭曙村為曲阜師范大學經濟法政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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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2]《鄧平文選》第1卷，第306、270頁。

[2][3][4][5][6][7][10][14][15][16][21][23][26][28][30][33][38][39]《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168、168、348、333、322、176、86、308、333、333、205、403、222、326、337、168、225、336頁。

[1][8][9][11][12][13][17][19][20][24][25][27][29][31][32][34][35][36][37][40]《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4、116、202、371、354、178、379、380、381、313、379、380、179、44、307、240、378、242、220、25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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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200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