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農紅軍在湖南三次大轉兵與毛澤東對中國革命道路的探索
工農紅軍在湖南三次大轉兵與毛澤東對中國革命道路的探索
內容提要：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工農紅軍在黨的領導下在湖南實施了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三次大轉兵，反映了黨對中國革命道路的卓絕探索和理論創新，反映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與黨內“左”傾思想的復雜斗爭，反映了毛澤東為代表的共產黨人在革命緊要關頭堅持從實際出發開拓奮進的巨大勇氣和實踐創造。這對于當前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排除“左”右傾思潮干擾，沿著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發展創新的正確方向奮勇向前，具有重要的歷史啟示和現實意義。
1927年9月秋收起義部隊的文家市轉兵，1930年8月紅一方面軍第二次攻打長沙的株洲轉兵，1934年12月中央紅軍長征湘江血戰后的通道轉兵，是工農紅軍在黨的領導下在湖南實施的具有關鍵意義的三次大轉兵。三次大轉兵的決策和成果，集中反映了黨對中國革命道路的卓絕探索，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與“左”傾思想的復雜斗爭，毛澤東為代表的共產黨人在緊要關頭堅持從實際出發開拓奮進的巨大勇氣。對于當前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排除“左”右傾思潮干擾，沿著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發展創新的正確方向奮勇向前，具有重要的借鑒與啟示。
一、工農紅軍三次大轉兵的創新意義
在中國共產黨歷史上，軍事上的轉兵，戰略上的轉折，時局上的轉變，都是中國革命因勢利導、獲得轉機、轉危為安、反敗為勝的普遍規律和關鍵環節。工農紅軍在湖南的三次大轉兵，就是土地革命戰爭中的轉折點，富有創新意義。
1.文家市轉兵，改變了中央原定攻打省會長沙的方針，把僅存的起義武裝力量引向進軍井岡山、開辟工農武裝割據、以農村包圍城市、奪取政權的正確道路，成為馬列主義同中國實際相結合、探索中國革命道路的新起點。
1927年9月，毛澤東和湖南省委結合當時當地的主客觀條件，創造性地貫徹黨的八七會議精神，第一次高舉起中國共產黨和土地革命的旗幟，第一次建立工農革命軍，發動和領導了震驚全國的湘贛邊界秋收起義。
在起義行動受挫、部隊遭受重大損失之時，適時放棄原定攻打長沙的軍事計劃，于9月19日晚召開文家市前委會議，毛澤東力主放棄攻打長沙，把起義軍向南轉移到敵人統治力量薄弱的農村山區，尋找落腳點，雖然意見分歧、爭論激烈，但是得到盧德銘等多數前委委員的支持，取得下一步行動方向的共識。9月20日，起義軍余部經過政治動員，在毛澤東、盧德銘率領下，踏上沿湘贛邊界山區、農村向湘南進發的征途，開始探索革命新道路的戰略性轉兵。
轉兵進軍途中，進行了三灣改編，建立了各級黨組織和黨代表制度，實行民主管理，從組織上確立黨對軍隊的領導，開始建設一支無產階級政黨領導的新型人民軍隊。轉戰到酃縣水口后，毛澤東親自主持賴毅等6名士兵的入黨宣誓，將“支部建在連上”的建黨建軍原則付諸實踐。水口連隊建黨，堪稱人民軍隊政治工作史上的創先之舉。獲悉南昌起義部隊在潮汕地區失敗，征得王佐、袁文才的支持，毛澤東毅然率領工農革命軍于10月27日進駐寧岡茨坪，開展創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斗爭。
毛澤東和湖南省委領導的秋收起義，是繼南昌起義之后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又一次重要起義。它高舉共產黨的旗幟，首創工農革命軍，率先提出比較完整的土地革命綱領，特別是在以攻打城市為目標的軍事行動受挫后，適時轉兵，將革命力量轉向農村山區，走上一條在農村建立革命根據地的正確道路，成為馬克思主義同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探索中國革命新道路的開端。
2.株洲轉兵，避免了中央命令紅軍第二次攻打長沙將會導致的重大傷亡，通過總前委株洲會議作出放棄攻打長沙、轉兵湘東、攻取吉安、發展贛西的重大決策，為中央革命根據地的創建和紅軍斗爭的發展創造了前提。
1930年6月，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李立三擬定的以武漢為中心的城市暴動和集中紅軍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險計劃，要求各路紅軍“會師武漢”、“飲馬長江”。按照中央指示，彭德懷指揮紅三軍團連續作戰，乘虛攻占湖南省會長沙，取得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紅軍第一次和唯一一次攻占省城的勝利。
8月23日，撤出長沙的紅三軍團與前來接應的毛澤東、朱德率領的紅一軍團在瀏陽永和會師，正式建立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朱德任總司令，毛澤東任總前委書記和總政委，組成當時最大的3萬多人的紅軍主力部隊，對于實現以運動戰為主的戰略轉變和開辟更大戰局產生了重大作用。
根據中央命令并經總前委多數人同意，紅一方面軍再次攻打長沙。數次總攻均未實現既定戰役目標。9月12日，毛澤東、朱德在長沙郊外白田鋪召開軍以上干部會議，根據敵情，權衡利害，撤出長沙之圍，“擬撤占萍鄉、攸縣、醴陵、株洲等處待機”。①[①《毛澤東軍事年譜》，廣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頁。]
9月13日，毛澤東、朱德在株洲召開總前委擴大會議，作出“東進贛西，攻打吉安”的轉兵決策。紅一方面軍隨即由株洲轉兵，向湘東、贛西進擊，打開了蘇維埃斗爭的新局面，不僅避免了攻打大城市的重大傷亡損失，而且以退為進、乘機開辟了大片紅色區域，為黨和紅軍克服黨內“左”傾冒險錯誤創造了先機。紅軍第二次攻打長沙的失敗，證明在當時條件下實行全國總暴動、盲目攻打大城市的戰略指揮是錯誤的。毅然決然地改變主攻方向，實施轉兵，謀略新機，是紅軍克敵制勝的可取之道。
紅一方面軍轉擊湘東贛西廣大地區，建立和擴大各地黨的組織和工農武裝，給國民黨軍以一系列打擊，戰勝敵人重兵“圍剿”，開辟了中央革命根據地這一全國最大的蘇維埃區域，使紅軍斗爭進入全盛時期。
紅一方面軍這支從井岡山走出的紅軍主力，集聚了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廣州起義、湘南起義、平江起義的精兵強將，經過三灣改編、沙田軍規、古田會議的洗禮，獲得文家市轉兵、株洲轉兵的轉機，在蘇區斗爭中起到了支柱作用，朱毛紅軍經驗被推廣到全國，也促進了各根據地和紅軍的建設和發展。
3.通道轉兵，開始抵制李德、博古對黨和紅軍的錯誤領導，接受毛澤東建議，放棄北上湘西同紅二、六軍團會合的計劃，改向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挺進，使國民黨重兵圍殲紅軍的夢想化為泡影，為黨和紅軍在湘江慘敗后絕處求生，最終實現遵義會議偉大轉折打下了一定的基礎。
1934年12月初湘江戰役的慘痛失敗，使“左”傾領導者喪失了權威性，改變核心領導的呼聲日益高漲，毛澤東重新獲得了對紅軍軍事行動的發言權。
紅軍強渡湘江以后，蔣介石察覺到也害怕中央紅軍進到湘西同紅二、六軍團會合，立刻調兵遣將布置合圍圈，企圖一舉聚殲紅軍主力，但是其陰謀被毛澤東洞察秋毫，毛澤東隨即加緊進行黨內高層的說服動員工作。
12月12日，在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提議下緊急召開了中央領導人的通道會議，通過黨內最高領導層的嚴肅斗爭，開始反對并改變李德、博古的錯誤領導，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意見得到周恩來的支持，逐步化為多數領導人的共識。
中央紅軍因勢利導、通道轉兵，避免了紅軍北上湘西必然遭受的毀滅，為黨和紅軍的艱險長征闖出了一條新的生路，更為遵義會議的召開在軍事上、思想上和組織上奠定了重要的基礎。
二、工農紅軍三次大轉兵的主因分析
1.三次大轉兵都是在探索和開創中國革命道路的歷史背景下發生的
三次大轉兵，歷史背景既基本相似又有所區別，其歷史特點也是既相互聯系又各具特色。同樣是在革命的轉折關頭，敵強我弱，生死攸關。
1927年秋收起義部隊文家市轉兵，是在大革命完全失敗、形勢發生根本性逆轉的背景下。
1930年第二次攻打長沙的株洲轉兵，是在表面上全國工農革命力量高漲、軍閥混戰不可開交，而實際上仍然處于敵眾我寡、敵強我弱、革命仍然只能是堅持農村武裝割據、發展革命根據地的形勢下。
1934年中央紅軍長征的通道轉兵，是全國蘇維埃斗爭大失敗、革命戰略重點和斗爭方式亟須大調整的形勢下。中央紅軍出師長征還不到兩個月，已遭受了空前嚴重的挫折和損失。遠離蘇區作戰，對于創建根據地起家的黨和紅軍來說，是最悲觀的情形。面臨慘重的失敗，紅軍高級將領才把希望重新寄予曾經率領黨和紅軍勝利地創建井岡山、中央蘇區，領導中央紅軍打過許多勝仗的毛澤東身上。用張聞天的肺腑之言來說就是：“在目前這險惡的情況下，只有毛澤東同志出來領導紅軍，才可能打破敵人的圍追堵截。”①[①參見《黨史研究》1980年第6期。]正是有了黨領導的革命武裝部隊經歷了從錯誤估計革命形勢到清醒把握敵我情況的必要改變，因此才實現了黨史軍史上關系生死存亡和前途命運的三次大轉兵。
2.三次大轉兵都是同黨內“左”傾錯誤斗爭的過程中實現的
三次大轉兵，同樣是發生了黨內的“左”傾錯誤，危害嚴重，何去何從，存亡抉擇。紅軍第二次攻打長沙的失敗，證明在當時條件下實行全國總暴動、攻打大城市的戰略是完全錯誤的。當紅一方面軍在毛澤東的領導下轉兵向湘東贛西挺進時，紅二軍團卻根據中共中央指示，于9月下旬渡江南征，向岳陽、長沙方面進擊，準備配合紅一、三軍團再次攻打長沙。至10月下旬，紅二軍團先后攻克華容、南縣、公安、津市、石門、臨澧等縣城，殲敵6000余人，擴大了江南根據地。但這些新占縣城很快喪失，紅軍本身也傷亡很大，紅二軍團被迫向湘鄂邊廣大農村湖區轉移。1931年4月的《蘇區中央局擴大會議第一號》指出：“攻打長沙后，事實證明立三路線是錯誤的，行不通的，所以總前委即由開始懷疑立三路線，進而反對立三路線，轉變到正確的路線上去。”長沙撤圍，在紅軍行動方向問題上屢生爭論，毛澤東采取原則性和靈活性相結合，耐心說服高級干部放棄奪取中心城市的意見，在實踐中糾正“左”傾錯誤，使紅軍戰爭得以順利向前發展。比如帶來中央長江局再打長沙命令的周以粟就被毛澤東所說服，轉而支持轉兵戰略。朱德在《在編寫紅軍一軍團史座談會上的講話》中說得好：“敵人第一次‘圍剿’被打破。這說明了：只有依靠群眾，依靠根據地，誘敵深入，才能大量殲滅敵人。這是用事實反對了立三路線。由此也可以看出毛主席思想的力量。”②[②《朱德選集》，人民出版社11983年版，第130頁。]
張聞天回憶長征初期同“左”傾錯誤斗爭時指出：“毛澤東同志開始對我們解釋反五次‘圍剿’中中央過去在軍事領導上的錯誤，我很快地接受了他的意見，并且在政治局內開始了反對李德、博古的斗爭，一直到遵義會議。”③[③張聞天延安整風筆記，1943年12月16日。]李德在《中國紀事》中把通道會議形容為“飛行會議”，他“提請大家考慮”“向北方，與二軍團建立聯系。我們依靠二軍團的根據地，再加上賀龍和蕭克的部隊，就可以在廣闊的區域向敵人進攻，并且在湘黔川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帶創建一大片蘇區。”“毛澤東又粗暴地拒絕了這個建議，堅持繼續向西進軍，進入貴州內地。這次他不僅得到洛甫和王稼祥的支持，而且還得到了當時就準備轉向‘中央三人小組’一邊的周恩來的支持。因此，毛的建議被通過了。他乘機以談話的方式第一次表達了他的想法，即應該放棄在長江以南同二軍團一起建立蘇區的意圖，向四川進軍”。④[④奧托·布勞恩：《中國紀事（1932－1939）》，現代史料編刊社1980年中文版，第124頁。]李德是“左”傾錯誤軍事戰略的主要制定者和指揮者，參加了通道會議，其記述應有參考價值。
3.三次大轉兵都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共產黨人堅持從實際出發而創造的
三次大轉兵，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共產黨人堅持務實路線、通過艱苦斗爭從而實現挽救革命危機、開辟前途新路的創舉。
以文家市轉兵為例，秋收起義爆發三天打了敗仗，9月14日毛澤東就在瀏陽東鄉上坪開會、暫停攻打長沙，通知各團迅速向瀏陽文家市集中；9月15日湖南省委接受毛澤東的建議、決定停止執行長沙武裝起義計劃。9月19日前委會議最后決定經萍鄉退往湘南，與粵北、湘南農軍會合，執行湖南省委原定的湘南暴動。沒有這種勇于承認失敗、敢于改變初衷、善于尋找新路、勤于探索實踐的革命精神，談不上轉兵之見，更談不上進軍井岡山、開辟農村革命根據地。1928年初中央巡視員李維漢到漢口密會郭亮和夏明翰，贊成停止兩湖年關總暴動，李維漢曾談起岳麓書院的“實事求是”匾，評價說秋收起義原來計劃打長沙，毛澤東走到瀏陽白沙，見勢不妙，于是指示各路隊伍在文家市集中，沿羅霄山脈南下，現在到了井岡山。他們對毛澤東的務實創新欽佩不已。
1930年第二次攻打長沙后，毛澤東適時總結此“戰役是自有紅軍以來第一次大戰，因此我軍死傷亦不小”。①[①《毛澤東軍事文集》第一卷，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169頁。]既肯定了紅軍英勇作戰的戰績，又清醒地看到嚴重的不利因素，決斷不再盲目攻打中心城市。對于株洲轉兵，美國記者史沫特萊在宣傳紅軍的著作《偉大的道路》中說：9月13日下午8點鐘，朱德和毛澤東采取了一生中最重大的步驟之一，這一步驟扭轉了中國革命運動中的一次嚴重危機。他們推翻了李立三路線，亦即黨中央委員會所通過的政策，而命令部隊從長沙撤退。
蕭鋒在通道會議召開次日（12月13日）的日記中記載道：“在渠水河畔牙屯堡的一個祠堂里，我們又見到了周副主席。他今天顯得特別高興，連水也沒有顧得上喝一口，就召集我團幾個領導開會，親自交代搶占黎平城的光榮任務。周副主席高興地告訴我們，插向滇東的行動計劃，是毛主席在通道會議上提出的。毛主席認為，在現在的條件下，放棄北上湘西同二、六軍團會師的計劃，改向敵人兵力薄弱的貴州西北前進，力爭在運動中打幾個勝仗，創造滇川邊蘇區，扭轉紅軍出征以來的被動局面。大家感到有辦法了。”②[②蕭鋒：《長征日記》，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7頁。]
4.三次大轉兵都是在毛澤東正確的理論創新指導下取得的戰爭實踐成果
三次大轉兵，離不開毛澤東在革命斗爭實踐中及時總結正反兩方面經驗所建樹的正確思想理論的指導。
文家市轉兵，顯然是基于毛澤東“上山”思想。1927年大革命危急關頭，毛澤東明確提出了保存工農武裝、開展軍事斗爭的“上山”思想——長沙站不住，城市站不住，就到農村去，下鄉組織農民，發動群眾，恢復工作，山區的上山，濱湖的上船，拿起槍桿子進行斗爭，武裝保衛革命。7月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毛澤東在發言中進一步闡明工農武裝“上山”的思想，強調“上山可以造成軍事勢力的基礎”，“不保存武力，則將來一到事變，我們即無辦法”。7月底，受中央委托，毛澤東起草《湘南運動大綱》，提出以汝城為中心實行土地革命、組織工農武裝。毛澤東的“上山”思想，是中國共產黨探索農村革命道路的萌芽，為中共中央及湖南省委制定秋收暴動計劃作了積極準備，也為毛澤東后來率領秋收起義部隊沿湘贛邊界轉移、進軍井岡山作了理論鋪墊。正如毛澤東后來所講的暴動“縱然失敗，也不用去廣東，而應上山”③[③《毛澤東軍事文集》第1卷，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6頁。]“拿起槍來，上山打游擊”④[④毛澤東同智利新聞工作者代表團的談話記錄，1964年6月23日。]，這一思想是開辟農村革命根據地的正確理論指導。1938年毛澤東在抗日軍政大學講：“為什么我們上井岡山呢？因為下面住不得，所以才上山去，有什么法子不上井岡山，打游擊戰。……這旗幟不準我們在城里插，就到山頂上去插，永不放下。”
株洲會議和株洲轉兵，是克服“城市中心論”，堅持“鄉村中心論”的重大認識成果和實踐成果。株洲會議，是紅一方面軍總前委后續一系列會議——袁州會議、峽江會議、太平圩會議、羅坊會議的先聲，為統一全軍高中級指揮員建立鞏固的農村根據地的思想認識，排除“左”傾盲動思想的干擾，開創蘇區發展的大好局面創造了前提。從秋收起義的攻打中心城市到“工農武裝割據”，從紅軍兩打長沙的“城市中心論”再到堅定不移的“鄉村中心論”，從“飲馬長江”到“誘敵深入”，這種黨和紅軍戰略思想和決策上的曲折發展，充分證明黨和紅軍的正確認識成果是來之不易的，也是關系重大的。
通道轉兵的指導思想，是毛澤東一直為紅軍制定的“避實就虛”軍事戰略。當蔣介石集結20萬軍隊，設置四道防堵線，阻止紅軍主力北上時，博古、李德卻仍堅持原定計劃，準備率領紅軍繼續往蔣介石布置好的包圍圈里鉆。“在這危急關頭，毛澤東向中央政治局提出，部隊應該放棄原定計劃，改變戰略方向，立即轉向西到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去，一定不能再往北走了。”⑤[⑤伍修權：《生死攸關的歷史轉折》，《遵義會議文獻》，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13頁。]毛澤東在黎平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繼續主張向貴州西北進軍，在川黔邊敵軍力量薄弱的地區建立新根據地。王稼祥、張聞天支持毛澤東的主張。會議經過激烈爭論，接受毛澤東的意見，并通過根據他的發言寫成的《中央政治局關于戰略方針之決定》，確定改變紅軍的前進戰略。1935年2月，瞿秋白在福建被捕入獄，仍在談話中高度評價毛澤東所開創的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道路，說：“現階段中國革命是土地革命，毛澤東同志的以農村為革命根據地，包圍城市，最后奪取城市，解放全中國，這是正確的革命路線。”⑥[⑥《人民日報》1985年7月26日第5版。]
三、工農紅軍三次大轉兵的深刻啟示
1.實事求是、矢志創新是探索規律、開辟道路的思想指針
對初創時期相對弱小的革命軍隊而言，為了避免在力量不夠的時候同強大的敵人決戰，為了求得自身的生存和發展，唯一的辦法就是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把進軍方向轉向農村山區。從進攻大城市轉到向農村進軍，這是中國革命具有決定意義的新起點。文家市轉兵、株洲轉兵、通道轉兵，從形式上看似乎是后退，其實是創新性的進展。它既符合當時中國的具體情況，也符合馬列主義的基本原則，奠定和遵循了中國共產黨的實事求是優良傳統和開拓創新革命精神。實事求是、矢志創新，是探索革命戰爭客觀規律、開辟農村革命正確道路的思想基礎和指導方針。文家市轉兵時，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常委會負責人瞿秋白就充分肯定湖南省委和毛澤東創新精神，指出：“我黨有獨立意見的要算澤東。”①[①瞿秋白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上的發言記錄，1927年9月28日。]當前，我們面臨“四化兩型”建設的繁重任務，需要進一步弘揚求真務實、開拓創新的精神，努力探索“四化”的規律和特點，創造“兩型社會”新局面。
2.敢于斗爭、善于斗爭是黨內生活健康有效運行的辯證法
中國人民革命歷史上，黨內、軍內、革命隊伍中的思想斗爭、政治傾向分歧從來沒有停止過。劉少奇在《論黨內斗爭》的專文中強調指出：“不經常在黨內進行反對各種不良傾向的斗爭，不經常在黨內清除各種非無產階級的思想意識，克服‘左’的右的機會主義，那么，這些非無產階級的思想意識，‘左’的右的機會主義就會在黨內發展，就要影響與支配我們的黨，就要使黨不能鞏固發展。”毛澤東在領導三次轉兵的過程中，始終堅持了敢于斗爭和善于斗爭這一黨內生活健康有效運行的辯證法。敢于斗爭，就是“敢”子當頭，不怕萬難，去爭取一切勝利。善于斗爭，就是既不是無原則的妥協和退讓，又不是教條和僵化的生吞活剝，而是能以艱苦深入細致的思想工作，團結爭取大多數人一起共同奮斗。當前，我們黨在新的世情、國情、黨情面前，需要統一思想、振奮精神、協調步伐、創先爭優，應該正視黨內政治生活中存在的問題和病害，把批評和自我批評真正開展起來，以有力有效的黨內思想斗爭，保障黨的機體、機制、機能健康運行，以更好地承擔起時代、人民賦予執政黨及其各級黨組織的使命和責任。
3.會議討論、多數定奪是民主決策的典范
三次大轉兵，是中國共產黨黨內民主決策的典范。三次大轉兵，雖然在軍事上都需要當機立斷，但是在決策過程中都堅持了會議討論、多數定奪的原則，避免了獨斷專行。與文家市轉兵、株洲轉兵、通道轉兵這三次大轉兵共同載入史冊的不僅是軍事轉變行動，還有秋收起義文家市前委會議、紅一方面軍總前委株洲會議、中共中央通道會議同鑄輝煌。通道轉兵時，危險迫在眉睫，戰場時不我待，但是仍然召開了一個“飛行會議”——緊急的中央最高領導人會議，形成了多數意見，對黨和紅軍的戰略方向和進軍前程作出果斷決策。毛澤東在身處逆境、人被排斥的痛苦磨練下，深切地領悟到團結大多數的極端重要性，于是長征路上在中央領導層中一個一個地做工作，讓正確的意見為大多數人所接受，最后通過通道會議、黎平會議、猴場會議、遵義會議，才終于實現了偉大的歷史轉折。賀子珍的話可為印證：毛澤東當時感嘆地講：“辦什么事都要有個大多數啊！”堅持黨內民主，貫徹民主集中制，實行民主決策，是三次大轉兵的歷史留給后人的最重要的啟示。關鍵的問題是，如何使我們今天的各種會議不流于形式，不走過場，避免一言堂或群儒高談，而發揮其民主制度和民主精神的應有作用。
4.爭論歸爭論、執行歸執行、黨指揮槍是核心的原則
三次大轉兵，并非一帆風順，而是充滿了激烈的斗爭。但是，爭論歸爭論，執行歸執行，黨指揮槍是最高的核心原則。文家市轉兵前，秋收起義部隊的一些高中級指揮員，強烈反對毛澤東的正確主張，名曰執行中央指示，實際上是不愿到山區鄉村做艱苦卓絕的土地革命。工農革命軍第一師師長余灑度，原來并不歸湖南省委領導，也沒有把毛澤東任書記的湖南省委前委真正放在眼里。到文家市后，他主張經瀏陽進攻長沙，同毛澤東發生嚴重爭執。盧德銘犧牲后，他對前委領導不尊重的態度越加明顯，針對毛澤東布置的進軍路程十分不滿地說：“我當什么師長，連十里路的指揮權都沒有了。”株洲轉兵時，中央派來的代表和紅三軍團很多干部也想不通，說什么三軍團單獨打長沙都打下來了，兩個軍團會師，不能不打長沙。文家市轉兵、株洲轉兵，軍事指揮員都有異議，但是最后都在以毛澤東為書記的前委決斷下，確保了黨的正確領導。通道轉兵時，對立面是在中央蘇區處于絕對領導地位的中央總書記和共產國際軍事顧問。但是，工農紅軍是中共領導的人民軍隊，黨指揮槍是根本原則，也是勝利的保障。今天，堅持黨的核心地位，改善黨的領導能力，提高黨的執政水平，貫徹黨的集體領導，可以從湖南三次大轉兵的歷史經驗中汲取教益和借鑒。
1965年毛澤東重上井岡山時說：魯迅有句名言，世界上本來沒有路，走的人多了，就成其為路；井岡山的道路是這樣，社會主義的道路也是這樣。不過，走這條路比井岡山時期還要難。工農紅軍在湖南三次大轉兵，體現了中國共產黨領導革命斗爭、開創革命新道路的智慧和能力的不斷進步，在黨和紅軍的建設和發展史上命運攸關、光輝永駐，對于七八十年后今天的黨政軍領導者繼續改革創新，開創科學發展的新局面，也具有重要的現實指導意義。
（作者單位：中共湖南省委黨史研究室）
（來源：《全國黨史界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11年5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