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少奇早期思想發展中的一個重要轉折

——“五四”前后劉少奇思想變化的探討

黃祖琳

劉少奇是中國革命史上的一位偉大人物。他走上革命的道路，有過一段艱苦地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不懈地探索正確的人生道路和努力擺脫封建家庭羈絆的痛苦過程。五四運動的爆發，是促成他擺脫各種舊思想、舊勢力的阻撓，迅速找到和接受馬克思主義的一個重要條件，并且成為他早期思想發展中的一個重要的轉折點。而他一經找到了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真理，就再也沒有猶豫過，成為了我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者之一。

一、五四運動前劉少奇的民主主義革命思想的發展

　劉少奇在一份簡歷中說他“受辛亥革命的影響，成為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民主主義革命者”。劉少奇對自己早年經歷的這一概括，是我們研究他在“五四”前思想發展的一根重要線索。

　 辛亥革命爆發時劉少奇已經13歲，讀過6年私塾。他的家鄉湖南省寧鄉縣炭子沖，距離長沙和縣城都不到100華里，革命信息比較靈通；鄰居周瑞仙（又名周教敷）是留學過日本的同盟會員，劉少奇常去周家閱讀各種新書；六哥劉云庭參加過辛亥革命，對他的學習和革命要求一貫支持。劉少奇的家庭世代都是農民，他6歲起便從事農業勞動，從小養成了熱愛勞動、同情勞動人民的美德。同時，他愛好讀書，在當地享有“劉九書柜”的美名。這些，都是劉少奇能較早地接受民主主義革命影響的有利因素。

　1913年到1916年，劉少奇進入寧鄉縣城的玉潭高等小學讀書。在這所新式學校里，他開始了解到世界的形勢和中國的形勢，廣泛涉獵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知識，貪婪地閱讀了各種宣傳民主主義革命思想的書刊，也從進步的老師那里接受到民主主義革命的影響。孫中山、黃興等民主革命的先驅成了劉少奇十分崇拜的人物。這時，他改名“渭璜”為“衛黃”，立志保衛炎黃子孫，表示了他的“民族主義”思想。

　1915年5月7日，夢想當皇帝的北洋軍閥頭子袁世凱，為了換取日本帝國主義的支持，秘密與日本簽訂了喪權辱國的“二十一條”。消息傳出，激起全國各地進步人士、愛國學生強烈反對，玉潭學校師生立即罷課游行堅決響應。據劉少奇在玉潭學校的同學賀執圭回憶，劉少奇是學生中的領頭人之一。他個子高大，聲音洪亮，游行時走在隊伍前頭，高呼“毋忘國恥”等口號，還帶領同學們到寧鄉縣城各處開展愛國宣傳和抵制日貨的運動。這次愛國斗爭一直堅持到袁世凱放棄帝制和最后病死。1916年夏劉少奇考入駐省寧鄉中學，又在長沙投入了驅逐湖南反動軍閥湯薌銘的斗爭，直到把湯趕出湖南①。劉少奇積極投身于這兩次愛國運動，并且站到了斗爭的前列，表現了他強烈的愛國熱情和初步的反帝反封建的意識。

　1916年冬，辛亥革命的主要軍事領導人黃興和護國討袁的愛國將領蔡鍔相繼病逝。噩耗傳來，劉少奇悲痛得失聲痛哭。湖南省各界隆重追悼黃興、蔡鍔，劉少奇參加大會并多次到靈堂吊唁，還記誦了300多首挽聯②，充分表現了他對這兩位近代愛國先驅的仰慕和懷念。面對國家民族的積弱不振，目睹當時軍閥的橫行，他決心效法黃興、蔡鍔，立志棄文從軍，毅然中止在中學還不到一年的學業，于1917年5月1日考入湖南陸軍講武堂。但不久因為南北戰爭爆發，講武堂在戰亂中被搗毀，劉少奇只學習了6個月，便只得重新尋找新的奮斗道路③。這一段時期，劉少奇除繼續閱讀進步書刊外，還讀了很多史書。他對我國歷史上的一些愛國將領和民族英雄十分欽慕，如西漢的蘇武，東漢的班超、馬援，南宋的岳飛等，并決心效法他們，愿“馬革裹尸”、以身救國④。劉少奇從軍救國的計劃雖然受挫，但他的這一思想和行動對他早期民主主義思想的發展是具有重要意義的。

　劉少奇的民主主義革命思想還表現在他回到家鄉時慷慨地拿出家里的物資救助當地貧困的農民的無私行為上。劉少奇的家里是當地比較殷實的作田人家。他家耕種了45畝田（其中自有30畝，另租種別人15畝）⑤，他的哥哥兼營點大米生意，家里也常煮些酒。據炭子沖附近的老人回憶，劉少奇從講武堂解散回家后，在家住了半年多時間。凡是見到窮苦農民到他家來糴米買酒的，他總是瞞著哥哥給他們將盛米和酒的器具裝得滿滿的，不收一文錢。為此，常常和七哥發生沖突⑥。當然，這時期劉少奇所想的，不僅僅是救助家鄉的部分貧苦農民，他想得更多的，是如何解救中國數萬萬在窮困中掙扎的勞苦大眾。

　 劉少奇的民主主義革命思想和行動，從開始便遭到家里的堅決反對。本來只是為著日后學手藝打點文化基礎才讓他讀幾年私塾的，但劉少奇靠自己的奮斗居然讀到了中學，而且每學期考試成績總在班上名列第一、第二。這時，家里也最多想將來讓他當個私塾先生。但是劉少奇卻在學校里參加學潮鬧事，剛進了中學不久又輟學入了講武堂，這些都是除參軍在外的六哥以外的家里人認為是不軌的。講武堂解散失學回家后，他疾富濟貧的思想和行為與家里更是格格不入了。他在家里住不下去，只得在外面同學家中食宿，研究學問，探討救國救民道路。家里對他更不放心了，于是在1919年初以強制結婚的辦法想把他捆住在家，今后再不到外面“鬧”了。但這也根本阻止不了他革命的要求，被騙回家結婚的第二天，他便跑到長沙繼續求學去了，這就是插班入湖南私立育才中學的事⑦。五四運動爆發后，他又離鄉拋親，奔向北京。以后家庭雖然在經濟上不斷卡他，但始終沒有能動搖他出外革命的決心。

劉少奇一方面不懈地努力追求自己的革命理想，一方面又要頑強地和封建家庭的種種阻撓作斗爭，和社會上強大的封建習慣勢力作斗爭（包括和自己頭腦中的舊思想意識作斗爭），這是一個尖銳的矛盾。而且隨著他的革命要求的強烈，這種矛盾也越來越尖銳，到五四運動爆發時，便達到了激化的程度。

二、五四運動爆發后，劉少奇思想的激烈斗爭

　1919年五四運動的爆發，在劉少奇早期思想的發展中是一個具有重要意義的轉折點。

　五四運動爆發時，劉少奇正在長沙育才中學畢業班學習。北京學生罷課運動波及到長沙后，長沙市也成立了學生聯合會。在這個組織的指揮下，劉少奇和長沙各校學生一起參加了罷課游行、開展愛國宣傳和抵制日貨的斗爭。各校都提前舉行了考試。劉少奇在育才中學參加畢業考試后兩星期，沒有等到畢業證書發下來，便急匆匆奔向全國學生運動和新文化運動的中心北京，和北京大學的學生取得了聯系，他親自目睹和參加了北京的愛國學生運動。劉少奇后來回憶這段經歷時說：“當時是暑假，天津的學生也有不少到了北京，曾在天安門舉行了很大的示威，并在天安門露宿了幾天，街上的群眾運動從這次示威以后，即不多見。也從此開展了中國歷史上一個最大的新文化運動，這是五四運動最大的直接的成果。”⑧劉少奇通過從長沙到北京參加五四學生愛國運動的實踐，受到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新的戰斗的洗禮，使他進一步看到了國家民族的危亡和封建軍閥的反動，也看到了廣大愛國學生和工農群眾中蘊藏的巨大革命潛力，他的民主主義革命思想有了新的升華。在當時強大的五四新文化思潮的沖擊之下，劉少奇開始為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為選擇報國途徑而更加急切地求索和努力奮斗。

　 根據劉少奇的回憶，他來到北京以后，曾經考慮過三條途徑：一是考北京大學；一是進軍事學校；三是留法勤工儉學⑨。

　 北京大學是全國的最高學府，是新文化運動的發祥地，是劉少奇早就向往的地方。他以優秀的成績考取了這所學校，但是因為學制太長，學費昂貴，家庭也不支持，不得不放棄。接著，又以優秀成績考取一所軍事學校，可見他自離開講武堂以后，還沒有完全放棄從軍報國的志愿。但是他并沒有去讀免費的軍事學校，這時候一股強大的留法勤工儉學運動的潮流更吸引著他。到西方去學科學、學技術、學革命理論，是當時許多先進的知識分子所認定的救國的道路。但是，要留法，首先得有一筆數量不少的路費，他又遇到了無法解決的困難。面對國家民族的危亡和全國人民愛國熱情的高漲，他熱血沸騰；面對自己歷盡艱辛、報國無門、處處受阻的處境，他一度心情十分悲憤。理想與現實的矛盾在煎熬著他。他曾寫下了一首贈友詩，真實地表達了這時的心情。

　詩中寫道：

　身長七尺好奇男，

　汝何悲憤而長憶？

　爾之命促數且奇，

　一生富貴何可期。

　胡不及時以行樂，

　 飄零千里，備罹萬難欲何為？

　 人才西渡正紛紛，

　 爾之翹首望何陲？

　 豈欲長征班定遠，

　仗策以相隨。

　 滿目帶愁思，

　 意蠢情亦癡。

　天津橋上無人識，

　只得遠寄與相知。

　這首詩是劉少奇寫給他的少年好友洪賡飏的，雖然不能反映當時劉少奇的全部思想，但也正好從一個角度反映了五四運動期間他來到北京后所遇到的困難局面和當時所進行的激烈的思想斗爭情況。“文化大革命”中，在林彪、江青一伙的授意之下，一些誣蔑詆毀劉少奇的材料曾將這首詩作了大量的歪曲宣傳。因此，我們有必要作出澄清。

　關于這首詩的寫作時間，“文革”中的宣傳材料上故意含糊地說成為“1921年前后”，這是別有用心的，把劉少奇參加革命前的思想硬說成是參加革命后的思想。這首詩寫作的時間應該是1919年7、8月間，即劉少奇奔向北京參加五四運動因投考大學和尋找留法道路受阻，思想斗爭最激烈和經濟上最困難的時候。住北京和想讀大學或留法，沒有一筆資金真是寸步難行。而洪賡飏是當時在經濟上最有條件接濟他的一個朋友（洪在劉少奇讀小學和中學時，曾多次幫助過他）。所以在他的理想得不到家庭和社會的支持時，他“只得遠寄與相知”，希望少年時曾同窗共讀、家境富裕的洪能在困難時向他伸出援助的手。據洪賡飏的兒子洪克宗回憶，他父親1919年正在日本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學系就讀，這時劉少奇和他父親通訊仍很頻繁。1920年底他父親就回國了，1921年初，經劉少奇介紹與當時在上海讀書的袁素結婚⑩。根據這個時間推測，這首遙寄洪的詩也只可能是1919年，而不可能是洪已經回國后的1921年了。

　這首詩的調子是悲憤的，但決不是悲觀的；內容是積極的，而決不是消沉的。它雖然沒有那種慷慨激昂的豪言壯語，卻在向知心朋友吐露一片“癡情”之中透射著作者決不向一切落后勢力低頭屈服的傲氣；在平凡的真實的語言之中表露了作者不懈的奮斗精神和頑強的革命毅力。全詩的主調，它的基本精神，就是表現了作者要擺脫一切封建的落后勢力（舊思想、舊道德、舊文化）的羈絆，投身到救國救民偉大事業中去的迫切愿望。

　 詩的上闋，是以設問的形式，表現作者對封建落后勢力的不妥協的態度和追求自己理想的決心。詩的下闋，則是以反詰形式從正面回答問題，表現作者報國的志愿。這時候，在俄國十月革命的啟迪和五四愛國運動的激勵之下，他熱切地盼望到西方去尋求革命真理，決心順應“人才西渡正紛紛”的歷史潮流，走留法或留俄勤工儉學的道路，而且認為自己再不能“翹首”等待了。他也恨不得立即投筆從戎，學習我國東漢名將、定遠侯班超，為打倒猖狂一時的帝國主義列強，為拯救積弱不振的中華民族，“仗策以相隨”，效命疆場。為實現自己的報國理想，他“意蠢情亦癡’，執著地追求著。但是他的遠大抱負得不到家庭和現實社會的理解與支持，這正是他當時的“愁思”之所在。

　我們在分析劉少奇在“五四”期間思想的激烈斗爭的原因時，除了注意到上述理想與現實的矛盾的激化的一個方面之外，還必須注意到以下幾個因素：

　其一，劉少奇來到北京的時候，正是我國思想界發生大變動的時候，正是新文化運動蓬勃發展的時候。正如劉少奇在回憶五四運動時所總結的：“這個新文化運動是與中國幾千年的舊文化的中堅孔教對抗的。它吸收了西歐各國進步的徹底的民主主義的思想，成為中國徹底的民主主義的文化運動。”（11）和當時所有的愛國的知識分子一樣，作為一個剛剛從封建家庭的羅網中沖殺出來的有志青年，投身到這樣波瀾壯闊的群眾運動之中，進行著這種與幾千年的封建傳統觀念決裂的深刻的思想革命，如果沒有頭腦中強烈的震蕩，如果不經過一番激烈的思想斗爭，那倒是不可想象的。

　其二，五四運動爆發后立即奔向北京的劉少奇，雖然在新文化運動的沖擊和十月革命的影響下，已經具有強烈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要求和迫切的向西方學習革命真理的愿望；但是，他畢竟還剛剛開始接觸馬克思主義，他的思想還沒有突破激進的民主主義者的范疇，對于到底如何摧毀和改造不合理的黑暗社會，如何解救廣大勞苦大眾的痛苦，還是處于迷茫的、求索的階段。面對當時紛至沓來的各種救國的主張，他一時還難以分辨清楚，但是，客觀的革命的現實又逼迫他去迅速地、果斷地作出思考、分辨和抉擇。所以，這也不能不是引起他思想的激烈斗爭的一個重要因素。

　 其三，這時候劉少奇雖然已經在運動的發展中看到了廣大愛國學生和工人群眾的巨大的革命力量，但是他畢竟還只是一個剛剛從黑暗保守的家庭和偏僻落后的農村中幾乎是孤軍奮戰出來的先進的青年，還沒有來得及與其他廣大的革命知識分子及廣大的工農群眾結合起來。因此，當他在奮斗中遇到重重阻力的時候，也就不能不感到自己力量的孤單。“贈友詩”中所流露的“悲憤”和“愁思”，一部分因素就是這種孤單情緒的表現。

　總之，劉少奇在五四運動爆發后，來到北京期間所產生的激烈思想斗爭，不是偶然的，而是強大的五四新文化思潮的沖擊在他思想中所引起的強烈的震蕩，也是他思想發展中各種矛盾斗爭走向激化的表現，是他由一個革命民主主義的知識分子向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轉變時脫掉因襲的思想重負而產生陣痛的反映。

三、五四運動后期，劉少奇思想的迅速轉化

　胡繩在分析五四運動時期青年知識分子的思想變化時說：“參加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人和為這個運動振奮起來的人，有些始終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停留在資產階級個人主義和民主主義水平上，有些則由此開始了新的探索。世界的形勢和中國的現實使他們感到資產階級思想不能解決中國的問題，先進的知識分子在運動的發展中突破了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樊籬，找到了馬克思主義，找到了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開始用馬克思主義作為視察國家命運的工具。”（12）劉少奇正是在五四運動的發展中開始進行新的探索、并迅速地找到了馬克思主義真理的先進青年之一。

　 劉少奇在北京期間，經過短暫的艱苦的探索和激烈的思想斗爭之后，便毅然進入了河北保定育德中學留法預備班，勤工儉學。這在劉少奇早期的思想發展中，及至一生中，都是一個很重要的選擇。劉少奇在回憶1919年的經歷時說：“參加了當時有名的學生運動（五四運動），此時我才開始讀到很少社會主義的小冊子和文章，即與社會主義派的人物接近。”（13）這時候，劉少奇之所以選擇到保定育德中學留法預備班學習，固然因為經濟困難，到這里和以后留法時可以通過自己的勞動解決學費和生活的問題，但是更重要的，是他受馬克思主義和俄國革命的影響，和社會主義派人物接近的結果。

　劉少奇進入保定育德中學勤工儉學一年，雖然后來沒有去法國留法，但是收獲是重大的。

　 第一個重要的收獲是基本上緩和了既要尋求救國理想，又要謀求個人生活出路的矛盾，解決了因家庭不支持他出外求學所遇到的嚴重困難。并且通過工廠勞動的實踐和與工人群眾的接近，使他開始努力去熟悉中國工人階級的狀況，這是他最初的與工人群眾的結合。

　 另一個更重要的收獲，就是在這里進一步接觸和學習了馬克思主義，完成了由革命的民主主義的知識分子向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的轉變，并由此開始，走上了堅定地信仰馬克思主義的革命道路。

　當時的保定育德中學是全國一批先進的青年知識分子匯集的地方，也是各種進步的社會思潮十分活躍的場所。校長王國光傾向進步，對學生中進步的思想和行動也能積極支持。同時，隨著新文化運動的發展，馬克思主義的傳播逐漸成了運動的主流，北京等地的進步刊物和各種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小冊子迅速傳入；育德中學師生也自己辦了校刊，經常介紹國內外形勢、俄國革命和布爾什維克黨的情況，宣傳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思想（14）。這就給劉少奇向馬克思主義的迅速轉化創造了有利的條件。可以說，北京的進步刊物和育德中學的校刊，是劉少奇最初接觸馬克思主義的重要階梯。加上和師生中其他社會主義派人物的接近，由此而逐漸對馬克思主義的了解和信仰加深起來。劉少奇回憶說，在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后期，“社會主義思想文化占了這個運動的優勢。在各派社會主義的思想中，馬克思主義的思想也傳到了中國，成為當時新文化運動中的一個派別。”“當時的《新青年》雜志起了極大的作用。它一方面擁護一切進步的東西，同時它傳播了不少馬克思主義思想。”“當時的俄國革命也給了中國很大的影響，吸引很多活動的人對俄國革命的注視，關心革命的勝利。當時所謂‘過激派’的名稱并沒有能夠嚇退中國要求進步的人們。”（15）劉少奇的這幾段回憶，既反映了五四運動后期馬克思主義在各種思潮的激烈競爭中迅速傳播和發展的情況，也反映劉少奇這段時期通過激烈的思想斗爭，最后迅速地選擇和接受馬克思主義的過程。

　由于有了在長沙、北京、保定參加學生愛國運動的實踐和接受馬克思主義影響的基礎，所以1920年初秋劉少奇從育德中學留法預備班畢業回到湖南后，便立即與湖南的相信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派人物賀民范等人接近，并經賀民范的介紹于同年冬天加入了社會主義青年團，接著又進入上海外國語學社學習俄文，準備赴蘇留學（16）。

　在1921年春以前，劉少奇雖然已經完成了向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的轉變，但是，正如他自己所說的，“當時我只知道社會主義好，知道馬克思列寧主義，知道十月革命和布爾什維克黨，但不清楚社會主義是怎么一回事，怎樣才能實現社會主義。”（17）這也就是劉少奇當時急切需要解決的問題。這個問題在他1921年春赴蘇留學后，才逐步得到了解決。

　1921年冬，劉少奇在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學習期間加入中國共產黨。從1921年春天到1922年夏天，這是他確立對馬克思主義的堅定信仰和實現向共產主義世界觀的根本轉變的重要時期。在這段時期，他系統地學習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學習并考察了蘇聯十月革命和國際工人運動的經驗，并且聯系實際，反復思考和研究了中國革命的問題。當他1922年回國后參加指導安源等地的工人運動時，已經是一位既有比較豐富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修養，又具有對中國革命的深刻見解的優秀的馬克思主義者了。

　從以上的論述中可以看出，五四運動前后，是我國思想政治領域發生大變革、大分化的時期，也是劉少奇早期的思想中發生重要的、激烈的變化的時期。劉少奇之所以能在“五四”時期激烈的思想動蕩和斗爭中擺脫各種封建落后勢力的阻撓、并最后摒棄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思想，迅速地選擇和接受馬克思主義，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時代的推動是一個重要的客觀因素。正如毛澤東所說的，“五四運動是當時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一部分”（18），又說，“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19）。劉少奇正是順應了時代的潮流，認準了中國革命和世界革命的方向，從而迅速找到馬克思主義這個強大思想武器的。這是其一。

　其二，強烈的反帝反封建意識和對工農群眾的深厚的感情，是他迅速地接受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基礎。從讀小學開始，劉少奇便在當時進步思想的影響下，參加過多次反帝反封建的愛國運動。斗爭的實踐使他一方面更加憎恨帝國主義和封建反動勢力，另一方面，也使他更加同情和接近廣大的工農勞苦大眾，時時為如何解救他們的痛苦而焦慮。這時候，雖然不能說劉少奇已經具有了無產階級的思想立場，但是有了這種樸素的愛憎分明的階級感情，也就使馬克思主義這門為徹底推翻一切剝削階級和徹底解放一切被壓迫階級的革命科學，對他更加具有吸引力，也更容易接受了。

　 其三，頑強刻苦的學習毅力和不懈地探求真理的精神，以及在學習和探求中堅持不斷地進行自我改造，是促成他思想轉化的重要主觀因素。勤奮學習和善于思索是青少年時期劉少奇的最顯著的特點。“五四”以前，他不但已經批判地學習了我國古代優秀的文化遺產中的一部分，其中包括古代思想家孔子、孟子等的思想中唯物主義的成分，而且學習了各種先進的自然科學知識和社會科學知識，學習了西方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思想。這一切，為他學習馬克思主義打下了重要的思想基礎和文化科學知識的基礎。“五四”以后，劉少奇一經找到馬克思主義的真理，便如饑似渴地學習和鉆研起來。他熟讀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書籍，同時又著重調查和分析活生生的現實，研究自己所處的時代和本國無產階級所處的各方面情勢的特點，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和本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同時，他還注意把理論學習同自己思想意識的修養結合起來，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原則去抵制和克服自己思想意識上的舊東西。這樣，使他終于在擺脫各種舊思想的束縛和在由革命民主主義的知識分子向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和最后向馬克思主義者的轉變方面邁出了具有決定意義的一步。

　其四，在與反馬克思主義思潮的斗爭中以及在深入工農群眾的實踐中加速完成了思想的轉化。劉少奇回憶說，當時“馬克思主義的擁護者到處都與無政府主義的擁護者爭論著、斗爭著。馬克思主義直至在各方面克服無政府主義以后，并與中國工人運動人民反帝運動結合以后，才成為中國政治生活中一個雄偉的力量。”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過程，就是與各種形形色色的反馬克思主義思潮斗爭的過程，其中包括與社會改良主義、實用主義，特別是與無政府主義的斗爭。可以說，每個早期的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和馬克思主義者都經歷了這種斗爭的考驗，劉少奇也不例外。此外，劉少奇在保定、上海求學期間，經常深入工廠參加生產勞動，與工人群眾接近，向工人宣傳馬克思主義，這些最初的實踐和鍛煉，都有利于他更快地向馬克思主義方面的靠近和轉化。

注釋

①②④據劉少奇的小學和中學同學賀執圭的回憶。

③黃祖琳：《劉少奇入湖南陸軍講武堂時間考》，《湖南黨史月刊》1988年2月號。

⑤（13）（16）劉少奇給羅生特的信。

⑥據炭子沖的老農李桂生、成敬常的回憶。

⑦據成敬常及劉少奇的侄兒劉敦侯的回憶。

⑧（11）（15）（20）劉少奇：《感想與回憶》，《中國青年》1939年第2期。

⑨據劉少奇的“簡歷”。

⑩洪克宗：《回憶父親與少奇同志的交往》，《長沙史志通訊》1987年第3期。

（12）胡繩：《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第1192頁。

（14）據劉少奇的“簡歷”。

（17）劉少奇在莫斯科蘇中友好群眾大會上的講話，1960年12月。

（18）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693頁。

（19）毛澤東：《論人民民主專政》。《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476頁。

（《劉少奇研究論文集》，中央文獻出版社1989年5月版。）

（來源：《劉少奇和他的事業——研究選萃》1991年7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