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曉強：鄧小平對毛澤東實事求是思想的豐富和發(fā)展
鄧小平對毛澤東實事求是思想的豐富和發(fā)展
丁曉強
“實事求是”，是中國古代的治學方法，經(jīng)過漫長的歷史演變，其內容不斷豐富。毛澤東將這一方法加以總結，并在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的基礎上，把它上升到認識論的高度，構成了毛澤東思想的精髓。鄧小平正是在這個根本點上堅持和發(fā)展了毛澤東思想，并依據(jù)實事求是的原則，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提出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和路線。“實事求是”同樣也是鄧小平的理論精髓。
治學方法及治學與踐履（即“知”與“行”）的關系問題，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極重要的內容。“實事求是”，原出《漢書·景十三五傳》，其中說河間獻王劉德“修學好古，實事求是”。“實事求是”即“務得事實，每求真是也”。它所代表的“漢學”主張通過對儒學字義的充分考證，明了經(jīng)義的本意，反對用六經(jīng)的微言大義牽強地附會現(xiàn)實政治的做法。至宋代理學，則將“說經(jīng)”與“明道”結合起來，將煩瑣的考證上升到抽象的對“道”的認識。清以后，偏向“心性”的“內圣”之學與注重“實用”、“實踐”的“外王”事業(yè)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取得了統(tǒng)一，以“義理”為本，以齊家、治國、平天下為目的。“五四”前后，西方新思潮大量涌入，提倡科學，注重“實驗”、“實踐”，打破了經(jīng)學的禁錮，并使傳統(tǒng)的治學方法和認知原則上升到了方法論的高度。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和辯證法在中國的傳播，則使“實事求是”的中國古代治學方法，建立在了真正科學的基礎之上。
一
毛澤東早年深受儒學影響，但他重視實踐和實用，他所接受的“實事求是”，決不是煩瑣考據(jù)的“實事求是”，而是強調探討“義理”和“經(jīng)世”。李銳說：毛澤東“不究心于雕蟲小技、奇聞軼事，不勞神于煩瑣的考據(jù)功夫，而是一貫地研究心、物、治、亂、圣賢、不肖、修身、治國等大道理”【注:李銳：《毛澤東的早期革命活動》，湖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版，第４２頁。】。這是有根據(jù)的。
青年毛澤東受“五四”思潮的影響，組織過“問題研究會”，主張“踏著社會人生的實際說話”。但是，毛澤東并沒有囿于胡適的實驗主義。瞿秋白指出：實驗主義只能“安于瑣屑的應付”，不能“徹底的改造社會”【注:瞿秋白：《實驗主義與革命哲學》，《新青年》季刊第３期。１９２４年８月。】。正是對“義理”的興趣和探求“大本大源”的熱忱，使毛澤東具有接受唯物史觀的本能。
但是，僅僅掌握中國傳統(tǒng)的治學方法還是遠遠不夠的。如，執(zhí)著于“漢學”的“實事求是”反而會走向教條主義。因為它以對經(jīng)義的注疏為目的，以煩瑣的考據(jù)為特點。胡適曾十分贊賞清代漢學的考證方法，認為它符合實驗主義的“科學”方法。實驗主義以“實驗”和“實踐”的精神，提出“重新估計一切價值”，掀起了“五四”思想解放運動。但是，實驗主義與“漢學”一樣只見樹木不見森林，導致了新文化運動中的形式主義傾向。又如，陳獨秀認為馬克思主義與實驗主義可以結盟，他甚至從實驗主義的角度來理解馬克思主義。他在１９２２年５月所作的《馬克思的兩大精神》的演講中，用“自然科學的證實歸納法”來概括馬克思的實際研究精神，強調馬克思主義的實用的方面。但是，陳獨秀把馬克思主義的具體公式簡單地套用于中國革命的實際，理論與實踐難以統(tǒng)一，從而走向了取消主義。
毛澤東總結了中國傳統(tǒng)的治學方法，并在此基礎上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毛澤東說：“記得我在一九二○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階級斗爭》，陳望道翻譯的《共產(chǎn)黨宣言》，和一個英國人作的《社會主義史》，我才知道人類自有史以來就有階級斗爭，階級斗爭是社會發(fā)展的原動力，初步地得到認識問題的方法論。”【注:《毛澤東農(nóng)村調查文集》，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第２１—２２頁。】那以后，在艱苦的戰(zhàn)爭環(huán)境中，他在“馬背上學的馬列主義”。到延安以后，他開始大量地閱讀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原著和其他有關的哲學著作，非常重視對馬克思主義思想方法論的學習。１９３９年１月他談到：“我的工具不夠，今年還只能作工具的研究，即研究哲學，經(jīng)濟學，列寧主義，而以哲學為主”【注:《毛澤東書信選信集》，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第１３６頁。】。延安整風開始后，他建議從政治局的同志做起，“組織思想方法論的研究組”。毛澤東認為，辯證法唯物論是無產(chǎn)階級的世界觀，又是無產(chǎn)階級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方法論。建國以后，毛澤東更是多次強調哲學是一種方法，就是認識論，別的沒有。毛澤東特別強調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認識論、方法論意義，這與中國傳統(tǒng)思想重視“知”、“行”關系和治學方法有關。
１９３７年間，毛澤東在抗大發(fā)表了《辯證法唯物論（講授提綱）》，《實踐論》、《矛盾論》是該提綱中最能體現(xiàn)毛澤東哲學特色的兩個篇章。《實踐論》從“知”、“行”關系入手，系統(tǒng)地闡述了實踐第一的唯物主義認識論；《矛盾論》重點論述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問題，亦即“古人所謂‘聞道’，以今觀之，就是聞這個矛盾之道。”“兩論”奠定了毛澤東思想方法論的理論基礎。
“實事求是”是毛澤東關于馬克思主義思想方法論中國化的概括和表述。１９４１年５月，他在《改造我們的學習》報告中指出：學習馬克思主義，應該“有的放矢”，“‘的’就是中國革命，‘矢’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我們中國共產(chǎn)黨人所以要找這根‘矢’，就是為了要射中國革命和東方革命這個‘的’的。”他說，這種態(tài)度，就是“實事求是”的態(tài)度。所謂“實事求是”，他解釋說：“‘實事’就是客觀存在著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lián)系，即規(guī)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顯然，這與河間獻王“實事求是”的本意已有很大的差異。第一，“實事求是”不是局限于“本本”（經(jīng)義），更重要的是調查研究，了解中國的現(xiàn)狀和歷史，核心是實踐第一的觀點，以后又發(fā)展為“群眾路線”的認識方法；第二，“求是”具有強烈的經(jīng)世意義，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是為了“有的放矢”，所以毛澤東有時也把“實事求是”和“不尚空談”聯(lián)用；第三，“是”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lián)系，是規(guī)律性，這決不是“漢學”的煩瑣考證，在一定意義上更接近于“宋學”的“義理”，但這是建立在唯物主義的客觀真理論的基礎之上的，“求”就包含了辯證法的基本方法。陳云在延安曾反復考慮“實事求是”的含義，他提出了“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和“全面，比較，反復”１５個字，正包含了唯物論和辯證法兩個方面。根據(jù)“實事求是”的精神，毛澤東批判了“言必稱希臘”的教條主義態(tài)度，從實際出發(fā)，把握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開創(chuàng)了中國革命的新路，形成了毛澤東思想。
二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當時黨的主要負責人推行并堅持“兩個凡是”，堅持毛澤東的晚年錯誤。鄧小平敏銳地意識到，“這是個重要的理論問題，是個是否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的問題”【注:《鄧小平文選》第２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３８頁。】。他明確指出“兩個凡是”不行，不符合馬克思主義。他反復地論述毛澤東思想是個思想體系，要完整地準確地理解毛澤東思想，這樣就不能拘泥于個別詞句、片言只語。他進而提出，“實事求是，是毛澤東思想的精髓、出發(fā)點和根本點”。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夕的工作會議上，他還集中闡述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觀點。
鄧小平指出，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fā)，理論和實踐相結合，是毛澤東思想的根本觀點；如果反對這一觀點，那就談不上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那只能引導到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鄧小平關于實事求是是毛澤東思想的精髓的論述，確實深得毛澤東思想的真諦。這一論述，前所未有，也是對毛澤東思想的重要貢獻，對于堅持和發(fā)展毛澤東思想具有重要的意義。
鄧小平說過，毛澤東思想培育了我們整整一代人。作為中國共產(chǎn)黨第一代領導人之一的鄧小平，對毛澤東思想、尤其是毛澤東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有著深刻的理解。正因為如此，毛澤東十分欣賞鄧小平，例如，１９５７年１月，毛澤東在《省市自治區(qū)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中特別提到：“總之，要照辯證法辦事。這是鄧小平同志講的。”在毛澤東晚年，毛、鄧在基本政治路線上發(fā)生了重大分歧之后，毛澤東仍然感覺鄧小平人才難得。鄧小平對毛澤東思想的繼承和堅持，其核心就是繼承和堅持了毛澤東“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鄧小平關于“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論述，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一方面，是沖破長期以來“左”傾思想的束縛，反對“兩個凡是”，開展關于真理標準的討論；另一方面，在實現(xiàn)四個現(xiàn)代化的進程中，出現(xiàn)了許多我們不熟悉的、預想不到的新情況和新問題，這樣，就要有一批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創(chuàng)新的闖將。鄧小平說：“只有解放思想，堅持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fā)，理論聯(lián)系實際，我們的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建設才能順利進行，我們黨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理論也才能順利發(fā)展。”【注:《鄧小平文選》第２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１４３頁。】鄧小平在“實事求是”之前加上“解放思想”，強調了唯物主義的本質是批判的、革命的，是不斷自我革新、自我完善的。
鄧小平對毛澤東“實事求是”思想的發(fā)展，最集中地體現(xiàn)在他從根本上糾正了“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左”傾路線，把黨的工作重心轉移到了經(jīng)濟建設上。日本著名學者河上肇在《馬克思社會主義的理論體系》中認為階級斗爭學說是根本貫穿著馬克思主義三大原理的一條金線，這一學說為李大釗和李漢俊等接受并加以傳播。毛澤東也是首先從階級斗爭理論中初步得到認識問題的方法論，并把對立統(tǒng)一、階級斗爭看作是“我們辦事的兩個出發(fā)點”。強調階級斗爭，在革命和戰(zhàn)爭年代無疑是正確的。但是，階級斗爭只是人類發(fā)展的一定階段所產(chǎn)生的社會現(xiàn)象，科學社會主義更重要的目的是解放全人類，最終實現(xiàn)共產(chǎn)主義，生產(chǎn)力的發(fā)展是達到這一目的的基本條件。因此，建國以后，尤其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時期開始以后，毛澤東還強調以階級斗爭為綱，必然嚴重地扭曲政治與經(jīng)濟的關系，囿于政治的或倫理的價值判斷，不能貫徹“實事求是”的思想原則。而這種對政治的或倫理的價值的執(zhí)著，多少帶有中國傳統(tǒng)哲學，如宋明理學專注“心性”的空疏之風的某些痕跡。
１９６２年，鄧小平在《怎樣恢復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的講話中談到：“劉伯承同志經(jīng)常講一句四川話：‘黃貓、黑貓，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貓。’這是說的打仗。我們之所以能夠打敗蔣介石，就是不講老規(guī)矩，不按老路子打，一切看情況，打贏算數(shù)。現(xiàn)在要恢復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也要看情況，就是在生產(chǎn)關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種固定不變的形式，看用哪種形式能夠調動群眾的積極性就采用哪種形式。”【注:《鄧小平文選》第１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３２３頁。】這段話清楚地體現(xiàn)了鄧小平重視發(fā)展生產(chǎn)力，不固守具體形式的思維特點，這是以后“生產(chǎn)力標準”理論的張本。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黨糾正了階級斗爭為綱的錯誤，把工作重心轉移到經(jīng)濟建設上來。鄧小平在領導我國的改革開放進程中，本著“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精神，著重思考了什么是社會主義和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他認為，社會主義的優(yōu)越性歸根到底要體現(xiàn)在它的生產(chǎn)力比資本主義發(fā)展得更快、更高；判斷姓“社”姓“資”的標準，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于發(fā)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chǎn)力，是否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鄧小平關于社會主義本質的新的概括，既糾正了毛澤東晚年的錯誤理論與實踐，又突破了傳統(tǒng)社會主義觀念的束縛。
在上述論述中，鄧小平闡明了關于生產(chǎn)力的標準，黨的十三大對此作了如下概括。“是否有利于發(fā)展生產(chǎn)力，應當成為我們考慮一切問題的出發(fā)點和檢驗一切工作的根本標準”。堅持生產(chǎn)力觀點和生產(chǎn)力標準，這是對馬克思主義的基礎唯物史觀的新的認識和正確概括，大大推進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觀點，并由此構成了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的各個方面，同時擴展和豐富了馬克思主義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毛澤東特別注重馬克思主義方法論，在此基礎上，鄧小平則進一步強調“實事求是”是無產(chǎn)階級世界觀的基礎，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他指出“實事求是”是毛澤東思想的精髓，是黨的思想路線。鄧小平是以生產(chǎn)力為重點與基礎來展開“實事求是”的各項命題的，從而使得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得到高度的統(tǒng)一。鄧小平以堅持生產(chǎn)力觀點和生產(chǎn)力標準為核心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理論，推動了毛澤東思想的發(fā)展。
“實事求是”，這一中華民族的古老命題，從求實、明道、經(jīng)世到以“義理”為本和以“科學”為本的致用；毛澤東總結了這一治學方法，并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和辯證法的基礎上，提出了“有的放矢”的思想方法；鄧小平又把“實事求是”提到了馬克思主義世界觀的高度。鄧小平說：“實事求是是馬克思主義的精髓。要提倡這個，不要提倡本本……我讀的書并不多，就是一條，相信毛主席講的實事求是。過去我們打仗靠這個，現(xiàn)在搞建設、搞改革也靠這個。我們講了一輩子馬克思主義，其實馬克思主義并不玄奧。馬克思主義是很樸實的東西，很樸實的道理。”【注:《鄧小平文選》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３８２頁。】“實事求是”同樣是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的精髓，是貫穿于我國整個改革開放進程的靈魂。鄧小平正是抓住這個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方法，不斷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用以指導我國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才使馬克思主義在新的歷史時代得到了豐富和發(fā)展。
（來源：《中共黨史研究》199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