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毛澤東思想發展史研究中的幾個問題
關于毛澤東思想發展史研究中的幾個問題
張靜如 丁曉強
大概從八十年代初，黨史界部分同志對毛澤東思想發展史開始感興趣。東北師范大學早在１９８０年就為黨史進修班開設這門課程；１９８３年，甘肅人民出版社出版鄭德榮等同志寫的《毛澤東思想史稿》；《黨史通訊》從１９８３年底連載繆楚黃等同志寫的《毛澤東思想的歷史發展》。同時，這些年來，報刊上也發表過許多有關這方面的文章。無疑，這些成果，對于毛澤東思想發展史這門學科的建設，都是很有幫助的。這門新興學科定會在此基礎上，逐步得到發展。
毛澤東思想發展史是歷史學科，屬于思想史范圍。思想史同政治史、經濟史、文化史一樣，有其自身的規律和特點。所以，毛澤東思想發展史的研究一定要有別于中共黨史。它的體系不能是中共黨史的改良，不能是中共黨史中毛澤東著作部分的擴展和歷史過程部分的壓縮。如果我們滿足于這種“加減法”，這門學科就難以得到深入的發展。為此，我們作了一些思考，雖然有些問題還沒有完全理清楚，但還是愿意說出來，就教于熱心這門學科的同行。
我們想，要體現毛澤東思想發展史自身的規律和特點，在研究中至少應注意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
第一，要探討思想源流。凡是一種成型的思想都有源流，因為任何學說“必須首先從已有的思想材料出發”【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３卷第５６頁。】，而“這些材料是從以前的各代人的思維中獨立形成的，并且在這些世代相繼的人們的頭腦中經過了自己的獨立的發展道路”【注:同上，第４卷第５０１頁。】。所以，凡研究思想史都不能離開對源流的探討，毛澤東思想發展史的研究也不例外。
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實際的結合，毫無疑問，馬克思主義是毛澤東思想的源流。這一問題是明了的，但研究卻不充分。例如，關于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只重視“五四”前后，而很少研究黨成立以來的不同歷史階段中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傳播和中國共產黨人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學習狀況，更沒有歷史地分析馬克思主義哲學、政治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等內容為中國共產黨人所接受的程度。研究這些問題，對于探討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實際的結合過程，揭示毛澤東思想在哪些方面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理論，都是十分必要的。
毛澤東思想也源于中國傳統思想文化。列寧說：“無產階級文化應當是人類在資本主義社會、地主社會和官僚社會壓迫下創造出來的全部知識合乎規律的發展。”【注:《列寧選集》第４卷第３４８頁。】毛澤東也指出，“中國現時的新文化也是從古代的舊文化發展而來”【注:《毛澤東選集》合訂本第６６８頁。】，“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這對于指導當前的偉大的運動，是有重要的幫助的。”【注:《毛澤東選集》合訂本第４９９頁。】中國傳統的思想文化是中國實際的一個方面，毛澤東思想發展史當然不能從中國思想史發展的長河中割裂出來；馬克思主義要在中國發展，不能與中國傳統思想文化完全脫節。所以，探討毛澤東思想的源流，應該注意到中國傳統思想文化。
關于毛澤東思想與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關系，這是個難題，但值得深究。毛澤東思想的創造者們，都不同程度地受著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熏陶，許多人還有很深的國學造詣，這些因素，在他們創造毛澤東思想的過程中是產生了作用的。報刊上也有不少文章探討過毛澤東思想一些原理同古代思想家的言論的關系。如指出，毛澤東早年曾受過明末清初思想家顧炎武等倡導的“實學”的影響，這種“經世致用”和“習行哲學”的傾向，對以后形成毛澤東思想的實事求是和理論聯系實際的思想認識路線具有意義。這是有道理的，但這些探討都還比較零散。毛澤東思想與中國傳統思想文化應孩有一種整體的源流關系。換句話說，毛澤東思想從中國傳統思想文化中吸取了什么？中國傳統思想文化對毛澤東思想的形成和發展的影響是什么？這正是我們需要研究的重要課題。
第二，要考察社會歷史條件。任何思想都是社會存在的反映，研究思想史應該研究產生某種思想的社會歷史條件，這是唯物史觀的基本觀點。馬克思主義之所以會在中國傳播，并與中國思想文化的發展相結合，與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實踐相結合，之所以會出現毛澤東思想，是因為中國近代社會政治經濟的發展提出了這樣的要求，提供了這樣的條件。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當人們談到使整個社會革命化的思想時，他們只是表明了一個事實：在舊社會內部已經形成了新社會的因素，舊思想的瓦解是同舊生活條件的瓦解步調一致的。”【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１卷第２７１頁。】在中國“新因素”怎樣形成，“舊條件”如何瓦解，怎樣為毛澤東思想的產生和發展打下社會基礎的呢？中國的情況相當復雜。新的生產力是在外國資本主義刺激下產生的，而外國資本主義卻同封建的經濟關系及上層建筑相結合，窒息著新的生產力的發展。與此相適應，資產階級相當軟弱，無產階級也未壯大，封建階級和帝國主義結成強大聯盟，而在這新舊階級之間綿亙著廣大的農民。這里自然可以提出這樣的問題：為什么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卻為無產階級思想的傳播和發展提供了社會基礎，而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思想卻已經過時了呢？關于毛澤東思想產生的社會歷史條件，這個問題，目前并不是那么明確的，在研究中，又常被忽視。這是研究毛澤東思想發展史最基本的問題，是“中國實際”最基本的方面。在此問題上似是而非，不僅難以解釋毛澤東思想產生的客觀根據，而且也無法科學地認識毛澤東思想的實質。而研究這一問題，單靠引用一些現成的結論是很不夠的，應在全面細致地分析中國的經濟和政治的基礎上加以科學的說明。
再則，毛澤東思想發展的每一個時期，還都直接或間接地反映了中國社會歷史條件的運動。近代中國經濟基礎的演變雖然緩慢，但代表一定經濟關系的各階級間的階級斗爭卻在劇烈地進行著。因此，馬恩又指出：共產黨人的理論原理“不過是現存的階級斗爭、我們限前的歷史運動的真實關系的一般表現”【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１卷第２６４頁。】。在民主革命時期，如國民黨政權的建立，日本帝國主義的入侵，民族資產階級政治態度的變化，革命力量在階級斗爭中的挫折和發展，都給毛澤東思想的發展以很大的影響。
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毛澤東思想的再探索、再形成的每一步，與社會生產力和經濟關系則有更直接的聯系，因為社會主義建設的目的就是發展生產力。而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生產力、生產關系，經濟基礎、上層建筑的適應與不適應的矛盾運動，也經常表現為人與人之間的社會矛盾。這主要是人民內部矛盾，解決好這些矛盾，是生產力發展的要求。毛澤東指出：“正是這些矛盾推動著我們的社會向前發展”【注:《毛澤東選集。第５卷第３７２頁。】。這種矛盾的表現（在我國現階段還包含著階級斗爭因素），也是毛澤東思想產生的社會歷史條件。如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生產責任制思想，就是針對長期以來的“大鍋飯”造成人民內部嚴重的矛盾、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而提出來的。研究毛澤東思想發展史的全過程，離不開對中國社會歷史條件的考察。
第三，要分析社會思潮。在一定的社會歷史條件下，代表不同的階級或階層的利益，總會出現各種思潮。無論是新的社會因素的反映，還是舊的社會條件的表現，各種思潮都有共同的矛盾焦點，表現同一個時代的特征，形成一個整體。研究毛澤東思想的發展，應當從當時各種思潮的發展中去把握。離開社會思潮的整體，試圖單純描述毛澤東思想的發展軌跡，實際上也是脫離了當時的社會歷史環境，也就難以對毛澤東思想的發展作出科學的分析。
正如傳統的思想文化是毛澤東思想的淵源之一一樣，各種繁雜的思潮也給毛澤東思想的形成和發展提供著思想材料。馬克思主義者歷來認為，正確思想總是在同各種其他思想的辯駁中得到豐富和發展的。在毛澤東思想發展史上，無論是反馬克思主義思潮，還是教條主義思潮，在一定階段都會對毛澤東思想的創造產生一定的作用。在矛盾的整體中，矛盾的各方既互相克服，又互相依存和滲透。問題與主義之爭，向馬克思主義者提出了聯系國情的課題；對孫中山三民主義的改造，為新民主主義思想的創造提供了大量的素材；對王明教條主義的批判，促進了毛澤東思想的形成，等等。敵對思潮的相互滲透，相近思潮的互相補充，這是思想發展中的普遍現象，在毛澤東思想發展史的研究中應予以重視。
在我們的研究中，總是自覺不自覺地把毛澤東思想的發展孤立起來，似乎它與整個社會思潮沒有關系，就是說到關系也只是批判關系。這種把復雜的社會現象簡單化的研究方法，必須改變。
第四，要研究有貢獻的思想家。思想家是思想的載體，研究思想史，必須研究思想家。唯物史觀認為，研究人們的思想意識，必須從具體的、處在一定社會關系中的人出發，揭示其意識產生的真正社會根源。但是，目前有的關于中國現代思想史的研究，卻撇開了個人思想，而僅側重于黨派思想的分析，將活生生的人抽象化了。毛澤東思想發展史的研究，當然也不應該只研究中國共產黨的整體思想，而應孩分析眾多的思想家對毛澤東思想的創造過程。毛澤東對于毛澤東思想的形成和發展作出首要的貢獻，這是毫無疑問的。然而若單純地研究毛澤東個人思想的發展，并將其等同于黨的整體思想，這既不符合毛澤東思想發展的實際，也同樣把活生生的個人抽象化，甚至難以科學地說明毛澤東個人思想的發展過程，并容易將毛澤東個人思想神化。
中國共產黨有一批思想家，他們在一定的時期，從一定的角度，對毛澤東思想的創造作出了重要的貢獻。一些思想首先是他們提出來的，如惲代英、彭湃關于農民運動的思想，瞿秋白關于國共合作策略的思想；一些思想是在共同的實踐中產生，而由毛澤東予以總結的，如周恩來、方志敏等都提出過關于農村根據地的思想；一些思想是毛澤東首先提出，而被其他思想家所豐富、發展的，如周恩來的統一戰線思想、劉少奇的建黨思想等；還有一些思想則是毛澤東犯了錯誤，其他思想家在糾正其錯誤的過程中提出來的，如鄧小平等關于社會主義建設的思想。
研究思想家個人的思想，不僅能揭示他們在毛澤東思想創造中的貢獻，同時也可以發現在他們的思想中，由于一定的社會歷史條件的局限而包含有消極的因素。如瞿秋白在大革命時期對黨的理論思想進行了全面的闡述和分析，提出了許多獨到而深刻的見解，但其對中國革命前途的分析卻是不精確的，這種理論上的缺陷導致以后“左”傾錯誤的發生。就是在毛澤東理論創造的鼎盛時期，也應該探討其理論中的潛在局限，否則就無以說明其晚年錯誤的形成過程。總之，研究思想家，全面分析他們在毛澤東思想創造中的貢獻及各自思想中的局限，有利于我們對毛澤東思想發展的各個時期提出中肯的分析和評價。
我們所說的研究，不是目前一些專著中帶上幾筆的研究，而是專門的研究，如在一本專著中要列專章或專節。我們所說的研究，不是只研究劉少奇、周恩來，而是要把對李達、李漢俊、李大釗、蔡和森、瞿秋白、張太雷、揮代英、鄧中夏、張聞天等等的研究都納入毛澤東思想發展史的范圍之內。
第五，應重視范疇的史的考察。在毛澤東思想的體系中，有著眾多的范疇。有些是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原有的，如共產主義、民主集中制；有些是從中國古代思想中借鑒而來的，如實事求是、自力更生；有些則是其本身獨創的，如新民主主義、人民民主專政等等。范疇，是構成思想的基本元素，研究思想，在注重其原理的同時，應該注意對范疇的分析。因此，在毛澤東思想發展史的研究中，應對毛澤東思想體系中諸范疇的演變進行史的考察。
對范疇進行史的考察，就是要分析這些范疇產生的淵源、思想的萌芽、開始使用的初始情況及其基本明確的過程。例如“新民主主義”，是毛澤東思想中最基本的范疇之一。我們可以就其淵源提出一些簡單的問題：在１９２３年２月出版的《江亢虎新俄游記》中，使用了“新民主主義”一詞，這同毛澤東思想中的“新民主主義”有無聯系？二十世紀初，資本主義國家階級矛盾空前尖銳，使人們對民主主義感到失望，在此背景下國外的思潮中也出現了“新民主主義”的概念，并在“五四”前后影響了一些中國知識分子【注:１９１２年美國人Ｗａｌｔｅｒ Ｅｄｗａｒｄ Ｗｏｙｌ出版了《新民主主義——有關美國某些政治經濟趨勢的論說》一書，羅家倫在“五四”前后受到過這本書很大的影響。】，初期的中國共產主義者是否也受到過這一影響？這同毛澤東思想中的“新民主主義”有無聯系？諸如此類，都是應在范疇的史的考察中加以分析和澄清的。進行范疇的史的考察，能夠了解它的發展過程，這對于清晰地描述毛澤東思想發展史是十分重要的。
第六，要科學劃分階段。這就是說，要以思想史發展的本身規律來劃分毛澤東思想發展的各階段。思想是社會存在的反映，社會政治和經濟的運動，給思想的發展以決定性的影響；但是，思想意識具有相對的獨立性，它有自身的邏輯規律。在許多情況下，思想的發展和社會政治經濟的變動又是不同步的。毛澤東思想的發展也是如此。
從上下限說，我們認為，既然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產物，其上限就應該是從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真正得到傳播的五四運動開始。上限很清楚，下限就比較復雜一點。在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下，中國的民主革命取得了勝利。在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全面展開的時候，毛澤東晚年犯了錯誤，而在個人崇拜的影響下，黨的指導理論也偏離了毛澤東思想的發展方向。當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的結合產生第二次飛躍的時候，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一批思想家業已故去，作為被實踐所證明了的科學體系的毛澤東思想，在新的實踐和時代中要繼續發展并要再次證明，又需要一定的歷程。但是，無論以指導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為中心的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有多少新的內容，其實質也仍然是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實際的結合；無論這種新的指導思想今后如何命名，其理論的發展當然應該引起毛澤東思想發展史研究者的關注，應該在毛澤東思想發展史的范圍之內。因此，毛澤東思想發展史的下限，要延續到現在以至將來。
這樣，毛澤東思想發展史自然就形成兩大階段。由于不同的實踐要求，第一階段是新民主主義時期毛澤東思想的創造和發展階段；第二階段是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毛澤東思想的再創造和再發展階段。這兩個階段，就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踐相結合的兩次飛躍的過程。而在每個大階段中，又可以分為探索、形成、發展三個小階段或稱時期。所謂形成，對于理論說來，應該指它具有一個自身的體系，而不是零散的觀點。據此，我們認為把第一大階段的形成時期定為１９３６年至１９４０年較為恰當。
以上講的六點，如果都能納入毛澤東思想發展史中，研究起來不是那么容易的，但科學研究本來就是要解決難題。當然，我們講的未必都對，如果能對正在編寫毛澤東思想發展史的同志有一點幫助的話，我們將是很高興的。
（來源：《中共黨史研究》198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