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時在共產國際研究述評

王春明

任弼時一生與蘇俄結下了不解之緣。在他46年短暫的生命歷程和30年光輝的革命生涯中，先后四次旅居莫斯科，總共近六年時間。第一次是他于1921年7月到莫斯科，從這年8月至1924年7月，在共產國際為培養東方各民族民主革命千部而創辦的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學習了整整三年。第二次是1926年10月至1927年4月，他作為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總書記出席青年共產國際執委會第六次擴大會議，在莫斯科生活了半年。第三次是1938年3月至1940年2月，他受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委托，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在莫斯科工作了整整兩年，第四次是1949年12月至1950年5月，他專程到莫斯科治病、休養了半年時間。其中前三次都與共產國際有關。

現將國內有關任弼時在共產國際的研究現狀作一簡要述評。

―、研究概況

任弼時在共產國際的研究是從1987年秋天開始的。當時，隨著《任弼時選集》的出版，任弼時1938年向共產國際執委會提交的書面報告大綱和口頭補充與說明——《中國抗日戰爭的形勢與中國共產黨的工作和任務》的首次公開發表，任弼時1938年3月到1940年3月出使莫斯科，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的經歷，才被公布于世。此后，有關學者開始關注和研究他的這段重要經歷。

筆者將收集到的有關任弼時在共產國際的生平和思想研究的著作和文章分類如下：

第一類是全面介紹任弼時生平和思想的綜合性著作中的有關內容。這主要是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章學新主編的《任弼時傳(修訂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1月版)和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的《任弼時年譜》(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的有關章節，都對任弼時在共產國際期間的工作、生活和對中國革命、中國共產黨的巨大貢獻作出比較詳細的介紹和客觀的評價，這是迄今為止關于任弼時的內容最為豐富、史料最為翔實的兩部權威性著作。1994年4月23日，“《任弼時傳》《任弼時年譜》出版發行暨任弼時誕辰90周年紀念座談會”后，由楊瑞廣、蔡慶新主編的《緬懷與研究》(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年3月版)既收錄了這次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言和有關研究論文，還收錄了一些老同志撰寫的回憶與懷念文章，其中即有專門對抗戰中任弼時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在莫斯科時情況的回憶【師哲：《弼時——我敬仰的老師和學習的榜樣》，《緬懷與研究》，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年3月版，第79頁。】。

第二類是介紹、研究任弼時第一次和第三次赴莫的生平和思想的專題文章。其中，介紹任弼時第一次赴莫期間情況的文章有兩篇：一篇是沈海波發表在《中國青運》1990年第4期的《任弼時首次赴蘇時間考》，另一篇是《他曾守護在列寧身邊——任弼時在痛悼列寧的日子里》(《法制日報》1991年5月4日)。研究任弼時第一次赴莫期間思想相關的文章有一篇：蔡慶新發表在《黨的文獻》1991年第5期的《中共旅莫支部的建立及其初期活動略述》(任弼時是其中的重要一員)。介紹任弼時第三次赴莫期間情況的文章較多：師哲著《在歷史巨人身邊——師哲回憶錄(修訂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年4月第2版)中有一章叫“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較為詳細地介紹了代表團，特別是任弼時在駐共產國際期間的工作和生活情況；申長發、袁南生合寫的《任弼時出使共產國際》(《湖南黨史月刊》1992年第1期)，簡要介紹了任弼時出使共產國際的背景和駐莫期間的貢獻。研究任弼時出使共產國際期間思想狀況的文章中，遲愛萍發表在《文獻與研究》1987年第5期的《向各國共產黨宣傳毛澤東思想》一文，是目前這類專題論文的開頭篇；收錄在《緬懷與研究》中的力平的《重視實際大智大勇——簡述任弼時與共產國際》，是把任弼時與共產國際的關系放在中國共產黨與共產國際關系的大背景下來作全面考察和評價的。他開宗明義地告訴讀者“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共產國際起過好的作用，也起過不好的作用。毛澤東認為它是兩頭好，中間差”【力平：《重視實際大智大勇——簡述任弼時與共產國際》，《緬懷與研究》，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年3月版，第299頁。】，而后來之所以能再好起來，是與任弼時有直接關系的。1999年4月27日，在紀念任弼時誕辰95周年之際，蔡慶新發表在《人民日報》的《歷史的選擇——任弼時成為中共第一代領導集體成員背景初探》一文中，用相當的篇幅分析了任弼時第三次赴莫出使共產國際的前因后果，認為這是他人生歷程中重要的一段經歷，其間所作出的巨大貢獻，“對任弼時最終成為中共中央第一代領導集體成員有重要影響和直接關系”。

二、研究述評

在對任弼時第一次和第三次赴莫的生平和思想研究中，大致形成以下兩點結論：

(一)任弼時的世界觀是在第一次赴莫斯科學習期間形成的

目前，關于這一結論的主要內容是：

1．任弼時是在國內開始接受馬克思主義教育的。

有論者認為，任弼時是在中國共產黨成立前開始接受馬克思主義教育的。1920年8月，16歲的任弼時在長沙由船山中學校長賀民范介紹，加如了由毛澤東等發起組織的正在籌建中的俄羅斯研究會，并由該會推薦首批如上海外國語學社作留俄學習準備。同月，上海共產主義小組領導下的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在外國語學社成立，任弼時等成為首批團員。這時，任弼時已經開始接受馬克思主義的基本教育，并開始了解俄國十月革命的情況。【參見《任弼時年譜》，中央文獻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19—20頁。】

2．任弼時是在莫斯科接受嚴格的系統的馬克思主義教育的，其世界觀形成于第一次赴莫期間。

任弼時是十月革命后中國最早赴蘇俄學習的先進青年之一。經上海共產主義小組介紹，他和其他十幾個同志一起于1921年5月離開上海，7月9日到達莫斯科，8月3日進入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中國班學習。【參見《任弼時年譜》，中央文獻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21—22頁。】1922年底，任弼時在莫斯科轉為中共正式黨員。

論者認為，“如果說1920年任弼時在上海加入青年團是樹立共產主義信仰的開始，那么在東大三年正值任弼時世界觀形成之際，嚴格的黨性教育和系統的無產階級理論學習，對無產階級專政國家社會生活與舊中國狀態的鮮明對比，不但堅定了他的共產主義信仰，提髙了他的政治思想水平，而且使他的奮斗目標形象化。同時，對他堅持真理、堅持原則、敢于斗爭、善于斗爭以及視野開闊、頭腦冷靜、思維縝密的領導者風范的形成，影響是深遠的，受益終生的。”【蔡慶新：《歷史的選擇——任弼時成為中共第一代領導集體成員背景初探》，《人民日報》，1999年4月27日。】概括地說，也就是在東大這三年的學習和生活，使任弼時成長為一名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

任弼時是抱著“到到寧的故鄉去學習革命”的堅定信念來到莫斯科的。因此，在東大這座培養東方各民族發展民主革命的干部的大熔爐里，他刻苦學習、努力工作，并積極參與共產國際和中共旅莫支部組織的各項政治學習和社會實踐活動。

第一，積極參與共產國際組織的一些重大政治活動。任弼時1921年7月剛到莫斯科，就被安排和同學們輪流列席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1922年初任弼時曾作為中國代表團成員，出席遠東各國共產黨及民族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當年底，他接替回國的瞿秋白擔任東大中國班西方革命運動史課堂翻譯；1924年1月25日，任弼時被安排代表東方民族在全蘇工會大廈圓柱大廳為列寧榮譽守靈；1924年7月，任弼時等代表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出席在莫斯科召開的青年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這些重大的政治活動，使任弼時開闊了政治視野，使他“把中國的革命和遠東以至于世界各國的革命斗爭聯系在一起，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運動和國際工人運動聯系在一起，進行觀察和思考。”【《任弼時傳》(修訂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1月版，第19—20頁。】

第二，積極參與中共旅莫支部對黨、團員進行的黨性教育和訓練。1923年初，中共旅莫支部成立之后，很快就“制定了《旅莫黨團訓練具體方案》、《旅俄中國共產黨支部與青年團支部的關系和權限》，提出培養黨性的要求。思想上，要樹立無產階級人生觀，反對宗法觀念、鄉土觀念和小資產階級浪漫習氣。紀律上，強調團結一致的集體化，反對無政府主義。要求服從大局，個人利益服從團體利益，開展自我批評和互相監督、互相批評。作風上，要求刻苦耐勞、不表功、不畏難、不茍安”【蔡慶新：《歷史的選擇——任弼時成為中共第一代領導集體成員背景初探》。《人民日報》1999年4月27日。】。同時，中共旅莫支部還加強對黨、團員的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的學習和究，并利用各種機會建立與國內實際斗爭的聯系，關注國內黨的建設和斗爭形勢；利用各種機會參加共產國際的各項活動，了解蘇維埃創建時期的政治、經濟、軍事等形勢和各國革命斗爭的經驗。這些嚴格的系統的黨性教育和訓練，對任弼時產生了非常深刻的影響。1924年7月下旬，在結束東大三年的學習生活即將回國時，任弼時表示了把一生獻給革命事業的決心。

(二)任弼時第三次赴莫出使共產國際期間作出了重大貢獻

這是研究任弼時在共產國際的核心部分。論者都充分肯定了任弼時在出使共產國際期間，為轉變共產國際對中共抗戰政策的認識，為宣傳中共中央制定的正確的抗戰路線，為加強和鞏固毛澤東在黨中央的核心地位，為黨的六屆六中全會的勝利召開，為開創抗日戰爭的新局面作出了重大貢獻。

1．任弼時出使共產國際是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英明決策。

有些論者在分析中共中央和毛澤東選擇任弼時出使共產國際的歷史背景時認為，抗日戰爭爆發以后，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共方針，并明確強調必須堅持政治上、組織上的獨立自主。當時，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的抗戰路線缺乏全面了解。特別是1937年11月王明從莫斯科共產國際回國后，立即在當年12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提出“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的右傾投降主義路線。因為，當時王明擔任共產國際執委會委員、主席團委員和候補書記，而他又以“國際路線”代表自居，打著斯大林和共產國際的旗號，加上他熟悉很多馬列主義的詞句，所以，具有很大的欺騙性和迷惑性。他的錯誤主張一度模糊了黨內對毛澤東正確主張的認識，造成了思想上的很大混亂。王明的倒行逆施，自然很快就遭到了中央政治局多數同志的不滿和反對。“要想把中共全黨思想統一到正確的路線方針上來，克服王明的右傾錯誤，必須派人到共產國際說明與宣傳，以爭取共產國際對毛澤東的全面抗戰路線和持久抗戰的軍事戰略方針的理解與支持”【蔡慶新：《歷史的選擇一任弼時成為中共第一代領導集體成員背景初探》，《人民日報》，1999年4月27日。】。為此，中共中央和毛澤東決定任命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總政治部主任任弼時為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出使莫斯科。

為什么選擇任弼時呢？有論者認為，首先是任弼時在東大學習期間就和共產國際建立了良好的關系。他在三年中的突出表現，贏得了共產國際的充分信任。此后，“在國內工作時，他與共產國際駐華人員有聯系，如1927年3月上海工人武裝起義勝利后，領導起義的特委就決定任弼時每天與國際代表‘接談一次’。……所以，從任弼時所受的教育和所擔任的工作看，他與國際組織有較多的了解。1928年共產國際決定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開時，指名要任弼時同周恩來、瞿秋白等一起去莫斯科籌備‘六大’，并要任弼時在會上作關于共青團的報告。”【力平：《重視實際大智大勇——簡述任弼時與共產國際》，《緬懷與研究》，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年3月版，第299—300頁。】

其次，任弼時在回國后十多年的革命斗爭實踐中幾乎在每個重大歷史關頭都與教條主義者不同，每次都能旗幟鮮明地站在正確路線一邊。他“在革命的初期，就是不滿意教條式地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他是注重實際情況、要求理論聯系實際解決中國革命問題的”。【力平：《重視實際大智大勇—簡述任弼時與共產國際》，《緬懷與研究》，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年3月版，第300頁。】從中共六大以后到1935年，由于共產國際對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的錯誤指導，王明等教條主義和“左”傾機會主義者的干擾，致使中國革命遭受了巨大的損失。其間，盡管任弼時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共產國際“左”傾錯誤的影響，但他始終保持清醒的頭腦，堅持實事求是地對待具體問題，數次抵制中央和共產國際顧問的“左”傾錯誤，突出地表現在：1934年8月以后，作為黨中央代表和紅六軍團軍政委員會主席的任弼時，在“李德要六軍團到湘桂邊，和廣西打仗”時，“六軍團沒有執行這個命令而轉往貴州，與二軍團會合”，避免了“被敵軍全部消滅”的危險。【力平：《重視實際大智大勇——簡述任弼時與共產國際》，《緬懷與研究》，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年3月版，第303頁。】任弼時領導的紅六軍團同賀龍領導的紅二軍團會合后，“李德又令二、六軍團分開，幸而又沒有執行”，【力平：《重視實際大智大勇——簡述任弼時與共產國際》，《緬懷與研究》，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年3月版，第303—304頁。】周恩來后來曾經這樣贊嘆道。

還有論者認為，任弼時不僅具有深厚的馬列主義理論素養，而且在長期的革命實踐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掌握了高超的領導藝術，與陳獨秀、張國燾、王明錯誤路線進行了堅決的斗爭”【蔡慶新：《歷史的選擇——任弼時成為中共第一代領導集體成員背景初探》，《人民日報》，1999年4月27日。】，這些都為確立、鞏固毛澤東在全黨的軍事和政治核心地位發揮了重要作用，當然也贏得了黨中央和毛澤東的高度信任。

上述研究說明，任弼時出使共產國際，是歷史的正確選擇，是黨中央和毛澤東的英明決策。事實也充分證明了這一點。

2．任弼時出使共產國際的重大貢獻。

論者認為，任弼時出使共產國際兩年中，所作出的重大貢獻是多方面的。

第一，廣泛深入地宣傳毛澤東思想和中國共產黨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實行全面、持久抗戰的正確方針。

任弼時是1938年3月底到達莫斯科的。4月14日，任弼時在出席共產國際執委會時，代表中共中央向執委會主席團遞交了題為《中國抗日戰爭的形勢與中國共產黨的工作與任務》的長達1．5萬字的書面報告大綱。5月17日，在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會議上，任弼時又對4月14日的書面報告大綱作了說明和補充。

論者指出，任弼時的報告，“向各國共產黨人宣傳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的基本路線、方針和政策，詳細介紹了抗日根據地的建立和八路軍發展壯大的情況”。并強調“中國共產黨是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統一戰線的獨立自主問題，實際上就是爭取領導權的問題，中心內容是壯大自方針”。【遲愛萍：《向各國共產黨宣傳毛澤東思想》，《文獻和研究》，1987年第5期。】

論者還把任弼時在報告中提出的主要觀點歸納為，第一點“實際上了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領導作用”是國民黨或其他政黨根本無法替代的；第二點“介紹了八路軍、新四軍在抗日戰爭中的模范先進作用，以及中國共產黨對它們的‘絕對領導’”；第三點“說明了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內的領導是正確的，介紹了中國的抗日戰爭和國共合作的情況，使共產國際對中國的情況有了全面的如實的了解。這樣，有利于糾正共產國際原來的一些設想以及王明按照國際構想回國后推行的錯誤做法”。【力平：《重視實際大智大勇——簡述任弼時與共產國際》，《緬懷與研究》，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年3月版，第306—307頁。】

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非常重視任弼時的報告，經過認真討論后，于6月11日作出了《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關于中共代表報告的決議案》。決議案指出“中國共產黨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中國共產黨在復雜和困難條件之下，靈活地轉到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之結果，已建立起國共兩黨的新的合作，團結起民族的力量，去反對日本的侵略”。【《任弼時傳》，第531頁。】7月，王稼祥啟程回國前夕，共產國際執委會總書記季米特洛夫在同任弼時、王稼祥談話時明確指出：“應該承認毛澤東同志是中國革命實際斗爭中產生出來的領袖，告訴王明，不要爭了吧！”【《任弼時年譜》，中央文獻岀版社，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372頁。】

論者將任弼時的報告所發揮的重要作用概括為：“如果說，共產國際執委會對蔣介石血戰十年的中國共產黨能否正確實行國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曾經有所懷疑；對中共中央堅持獨立自主原則又缺乏基本認識的話，那么，任弼時的報告溝通了情況，闡明了團結斗爭的真實狀況，很大程度上扭轉了原有的認識。如果說，六月十一日執委會主席團的決議案從政治上肯定和支持了中共中央，那么，執委會主席季米特洛夫和王稼祥、任弼時的重要談話，則從組織上支持了毛澤東。”【《任弼時傳》(修訂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1月版，第532頁。】

論者指出，任弼時出使共產國際，還有一項任務，就是要求蘇聯政府給八路軍以武器援助。考慮到國共兩黨的關系，共產國際決定“從它的外匯中撥出30萬美元送給中國共產黨”，【《王稼祥年譜》，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12月，第190頁。】這筆款項是由王稼祥親自帶回來的。這對處于艱難困苦中的中國共產黨．無疑是很大的支持和幫助。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共產黨于1938年9月至11月在延安召開了六屆六中全會。全會通過的《中共擴大的六中全會政治決議案》指出：“全會聽了毛澤東同志關于中央政治局自五中全會到六中全會之間的工作以及關于目前抗戰形勢及中華民族當前緊急任務的報告以后，完全同意政治局在這一時期的政治路線和具體工作。”【《任弼時年譜》，中央文獻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374頁。】全黨在此基礎上統一了思想、步調，克服了王明右傾投降主義錯誤的干擾，確認了毛澤東在全黨的領袖地位。

第二，任弼時通過與共產國際各國黨的代表建立廣泛聯系。利用撰寫文章和作報告、講演、會晤等方式，使共產國際、各國的兄弟黨和蘇聯人民更全面地了解中國的抗戰情況。

從1938年5月開始，任弼時先后在《真理報》、《共產國際》等報刊上發表《中國人民的衛國戰爭》、《中國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及其發展》、《中國持久戰口號的意義》、《民族解放斗爭中的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民族解放戰爭中的中國共產黨》等文章。同時，他還協助蘇聯外文出版局組織中國同志校訂《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翻譯毛澤東的《論新階段》、《關于國際新形勢對新華日報記者的談話》等重要著作和文章。這些都起到了非常明顯的宣傳效果。【參見《任弼時年譜》，中央文獻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371—372頁。】

1939年12月至1940年2月，周恩來在莫斯科治傷出院后“開始處理工作。任弼時協助周工作。”這期間，“周恩來向共產國際執委會提交了長達五萬五千字的《中國問題備忘錄》；向青年共產國際作了中國青年運動的報告，在莫斯科中央黨校作中國抗戰的報告，分別會見了德國、西班牙、芬蘭和羅馬尼亞黨駐共產國際的代表，向季米特洛夫回答問題時，陳述了王明回國后的種種錯誤言行。任弼時一一幫助安排，陪同周恩來一起活動。”【《任弼時傳》(修訂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1月版，第540頁。】“當季米特洛夫提議再座談一次時，任弼時又請周恩來談了王明回國后的情況，他的右傾錯誤及其對中國革命的危害。季米特洛夫聽了生氣地說：王明不是一個老實人，并且明確表示，‘中國共產黨的領袖不是別人，是毛澤東’”。【申長發、袁南生：《任弼時出使共產國際》，《湖南黨史月刊》，1992年第1期。】

第三，任弼時以對黨的事業高度負責的精神，堅決抵制和糾正王明等的“左”傾錯誤。

當時，在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里“一是許多場合竟懸掛著王明的像……康生到處鼓吹王明是中國共產黨的領袖，甚至串聯一些人上書共產國際執委會，要求批準王明為中國共產黨的總書記。二是竭力奉行宗派主義的干部路線，利用清黨、‘肅托’的機會，排除異己，殘酷斗爭和無情打擊對他不滿的干部，對一些同志既不讓回國，又不安排工作，長期把他們放到基層進行勞動懲罰。……”【《任弼時傳》(修訂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1月版，第537頁。】任弼時發現這些情況后，經過調査研究，并征得共產國際的同意，不久把掛在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辦公室里的王明的畫像，換成了毛澤東的畫像。同時，任弼時經過艱苦細致的工作和多方努力，為陳郁、師哲、吉合等同志平反了冤假錯案，為黨保護了一批優秀的領導干部。

三、幾點建議

綜觀目前對任弼時在共產國際的研究，雖然自1987年以后有關學者開始關注和研究任弼時與共產國際這一課題，但我認為，這些研究的廣度和深度都是需要進一步開拓，還有一些空白需要盡快填補。

第一，任弼時前三次赴莫斯科，都與共產國際有密切關系。其中1926年10月至1927年4月，任弼時作為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總書記赴莫參加青年共產國際執委會第六次擴大會議，在莫斯科生活了半年時間。這中間，除《任弼時傳》中有“會議結束后，莫斯科列寧格勒的團組織特地邀請他參加大會，任弼時在蘇聯逗留的時間就延長了”【《任弼時傳》(修訂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1月版，第114頁。】的簡單記載外，他在那段時間里，還做了哪些工作、去了哪些地方、接觸了哪些人、發表了哪些講話或報告、提出了哪些思想或觀點，包括《任弼時年譜》在內，再沒有更為詳細的材料了。這些還有待于深入挖掘。

第二，任弼時在共產國際期間，在哪些方面發展了毛澤東的思想？雖然當時任弼時還不是中共中央主要領導人，但是他對中國的抗日戰爭形勢，對中共中央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方針、政策認為，任弼時在廣泛、深入地宣傳毛澤東的思想的同時，也為豐富和發展毛澤東思想作出了自己的貢獻。但是，對這一問題的研究還需要開拓。

第三，任弼時和王明同是上個世紀20年代旅莫留學生(而且任比王還早幾年)，接受的幾乎是同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教育，在國內工作幾年后又都曾赴莫任中共駐共產國際的代表，但是，兩人在共產國際工作期間對中國革命所起的作用和作出的貢獻卻大相徑庭。他們的區別在哪里？造成這種區別的根源是什么？我認為，這也是應該進行研究的。

第四，現有的研究文章基本是研究任弼時在共產國際這段生平的，有深度的研究思想文章較少，而且至今沒有研究專著出版，這不能不說是一大憾事。相信隨著紀念任弼時百年誕辰高潮的到來，一定會有更多的高質量的研究文章和專著問世。

(作者單位：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

（來源：《任弼時研究述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