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一貫高度重視“三農”問題。他指出：“中國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在農村，如果不解決這百分之八十的人的生活問題，社會就不會是安定的。工業的發展，商業的和其他的經濟活動，不能建立在百分之八十的人口貧困的基礎之上。”【《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7頁。】村不穩定，整個政治局勢就不穩定，農民沒有擺脫貧困，就是我國沒有擺脫貧困。”【《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37頁。】

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充分肯定并積極支持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發展，他又提出了“兩個飛躍”思想，為進一步解決“三農”問題指明了方向。從歷史的角度看，“兩個飛躍”思想的提出不是偶然的，而是鄧小平經過長期思考和探索，總結歷史經驗和指導改革實踐的智慧結晶。

在黨中央提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戰略目標之際，回顧“兩個飛躍”思想的形成過程，深刻領會這一思想的豐富內涵，對解決“三農”問題具有重要啟示。

一、生產關系要有利于調動農民積極性，有利于發展農業生產。這是鄧小平思考和解決“三農”問題的基本出發點。

作為改革突破口的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起源于20世紀60年代初的“包產到戶”。它是農民自發調整農業生產關系的產物。在1958年“大躍進”運動中，全國農村迅速建立了“一大二公”、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隨后受自然災害、高征購政策等主客觀因素的影響，糧食產量在多年持續增長后第一次減產，且連年大幅減產，人均糧食占有量驟減，群眾的基本生活都難以保證。【就糧食總產量和人均量來說，與1957年相比，1959年分別減少2505萬噸和51公斤；1960年降至最低點，分別減少5155萬噸和91公斤。后雖經調整有所恢復，但到1965年仍各有52萬噸和34公斤的差距。數據來源：《中國農村統計年鑒》（1993），第33—35頁。】嚴峻形勢，中共中央果斷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大規模調整國民經濟。農業方面主要是調整人民公社內部的所有制關系，直至“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底限，并將其確定為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之一。在生活生產受到嚴重影響的情況下，部分地區的農民自發采取“包產到戶”等形式的責任制，對當地農業生產的恢復起到了積極作用，但并未得到合法地位。

鄧小平認為，“包產到戶”就是調整農業生產關系，不僅可以“試試看”，而且應當盡快使其合法化。在1962年7月2日的中央書記處會議上，鄧小平指出：“對于分田到戶要認真研究一下，群眾要求，總有道理。不要一口否定，不要在否定的前提下去搞。過渡時期要多種多樣。現在是退的時期，退夠才能前進。總之，實事求是，不要千篇一律。”

如何調整農業生產關系？鄧小平主張：“生產關系究竟以什么形式為最好，恐怕要采取這樣一種態度，就是哪種形式在哪個地方能夠比較容易比較快地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就采取哪種形式；群眾愿意采取哪種形式，就應該采取哪種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來。”“在生產關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種固定不變的形式，看用哪種形式能夠調動群眾的積極性就采用哪種形式。”“在農村，還得要調整基層的生產關系，要承認多種多樣的形式。”但“總的來說，在全國，要鞏固集體經濟，也就是要鞏固社會主義制度，這是根本方向”【《鄧小平文選》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3、324頁。】

生產關系應當根據生產力發展的實際水平來確定，要多種多樣、因地制宜、符合群眾意愿，并不斷調整以推動生產力的發展。這成為鄧小平后來大力支持和提倡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思想根源，也成為他思考如何解決“三農”問題的基本出發點。

二、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既順應生產力實際水平變革了舊的生產關系，又基本解決了當時最為急迫的人民溫飽問題。制定并實施符合農民意愿和生產力實際水平的政策，則是其中的決定因素。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極大地解放了人們的思想。一些地區的農民再一次自發地搞起了“包產到戶”、“包產到組”等形式的責任制。

盡管當時黨內對此尚存在不同認識，但鄧小平對這種生產關系的變革明確地表示了肯定和支持。他指出：“農村政策放寬以后，一些適宜搞包產到戶的地方搞了包產到戶，效果很好，變化很快……有的同志擔心，這樣搞會不會影響集體經濟。我看這種擔心是不必要的。我們總的方向是發展集體經濟。”【《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5頁。】包產到戶的性質，鄧小平多次予以肯定：“‘包產到戶’是社會主義制度下責任制的一種形式，沒有剝削，沒有違背集體所有的原則，可以調動人民的積極性，體現了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原則，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經濟，不是搞資本主義。”【《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764頁。】，包產到戶的推廣并非一帆風順，正如鄧小平后來所說的：“開始的時候，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贊成改革……還有一些省猶疑徘徊，有的觀望了一年才跟上，有的觀望了兩年才跟上。中央的方針是等待他們，讓事實教育他們。”【《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38頁。】，在推廣包產到戶問題上，鄧小平強調，應當吸取歷史教訓，切忌強迫命令。他指出：“我們的政策就是允許看。允許看，比強制好得多。我們推行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不搞強迫，不搞運動，愿意干就干，干多少是多少，這樣慢慢就跟上來了。”【《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74頁。】

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打破了平均主義大鍋飯，肯定并充分發揮了家庭自主經營在社會主義集體經濟中的積極作用。鄧小平指出：“農村改革的內容總的說就是搞責任制，拋棄吃大鍋飯的辦法，調動農民的積極性。”【《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17頁。】

隨著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全面推廣，農民的自主權大大增強，人民公社機構已無法再繼續承擔農村政治、經濟管理職能。廢除人民公社，成為生產力發展的必然要求。在鄧小平的大力支持和積極推動下，1983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于實行政社分開建立鄉政府的通知》。翌年底，全國完成撤社建鄉工作。至此，人民公社制度不復存在，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成為農村普遍實行的生產制度，實現了農業改革與發展的“第一個飛躍”。“第一個飛躍”的實現，本質上是變革超前的生產關系以適應生產力實際水平并促其發展，而政策則在其中起了決定作用。

一種生產關系或勞動制度的建立和變革，一定要適合當時的社會生產力實際水平，并能夠推動生產力的發展，而且要解決當時最緊迫的實際問題。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作用，主要是解決當時最為緊迫的農村人口的溫飽問題以及整個國家的農副產品的生產和供應問題。當時的主要武器是給夠政策，亦即根據生產力水平調整生產關系。它的主要內容是：（一）給農民以生產經營的自主權；（二）給農民以最大限度地享有增產增收成果的權利；（三）在確保農民土地使用權長期穩定不變的基礎上，充分發揮農民的積極性和創造力，自己想方設法解決溫飽問題。

在推動農業實現“第一個飛躍”的過程中，鄧小平一再強調政策對發展農業生產的決定作用。他指出：最大的問題、中心的問題是政策，“政策對不對頭，是個關鍵。”“總之，要把那些合理的恢復起來，改掉那些不合理的。”【《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238、239頁。】兩年我們農業情況比較好，主要是因為政策見效。農村政策的核心是，尊重和擴大生產隊、農民的生產自主權，建立責任制，這就把農民的積極性調動起來了。其次是因地制宜，多種經營。”【《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第747、748頁。】地廣人稀、經濟落后、生活窮困的地區，像貴州、云南、西北的甘肅等省份中的這類地區，我贊成政策要放寬，使它們真正做到因地制宜，發展自己的特點。”“要使每家每戶都自己想辦法，多找門路，增加生產，增加收入。有的可包給組，有的可包給個人，這個不用怕，這不會影響我們制度的社會主義性質。”“農業問題，計劃不要摳得太細，不一定要那么多投資，還是多從政策上考慮問題。總之，最大的問題就是要從提高經濟效果、增加人民收入方面考慮問題，要按這個精神搞長期規劃。”【《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第615、616頁。】

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在解決當時最為緊迫的農民溫飽問題上發揮了重要作用，加上受國家政策向農村傾斜（如提高農產品的收購價格、改革農產品的統派購制度）等因素的積極影響，1978到1984年，農業總產值超常規增長，糧食總產量持續大幅上升，大多數農民的溫飽問題得到解決。與1978年相比，1984年農業總產值增長218.5％，達到2815.6億元；糧食總產量增加1億多噸，增長133.6％，達到40731萬噸；農民人均純收入增加221.8元，增長266％，達到355.33元。這是改革開放以來農民收入增速最快、增幅最大的階段，農民購買力也大幅提升，為國內市場增容提供了2/3的份額。

三、進一步鞏固和完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推動生產力的持續發展，為農業實現“第二個飛躍”奠定堅實的基礎。

通過改革，廣大農村在短短幾年時間里實現了“第一個飛躍”。這主要源于兩個因素：一是制定并實施了符合實際生產力水平等客觀條件和順應群眾意愿的政策，再是農民群眾在政策激勵下充分發揮了創造性和積極性。兩個因素相互結合，相互推動，便創造出改革開放之初農村社會生產力迅速發展、農民生活顯著改善的奇跡，也為改革的順利進行和深入展開

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但是，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糧食年總產量在4億噸左右徘徊；農民人均純收入年均增幅降至2％—3％，并隨即出現了改革后的首次徘徊，1989至1991年年均增長僅為1.2％，其中1989年為-1.6％，與1990年兩年合計僅增1元錢；城鄉居民收入和消費比例再次拉大，恢復到改革前的水平。【1978、1984、1990年，城鄉居民收入比例分別為2.4∶1、1.7∶1、2.2∶1，消費比例分別為2.9∶1、2.3∶1、2.8∶1。】上，鄉鎮企業在“異軍突起”之后增速放慢，傳統農業在徘徊不前之后發展遲緩。這種農村社會經濟增長緩慢的狀況，制約著改革的進一步發展和深化。

同時，由于歷史的原因，在農村改革中建立起來的統分結合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主要能夠發揮實際效用的還只能是家庭經營。作為“統”的方面的集體經營，一是實力不強，二是水平不高，三是因渙散而逐漸不起作用。一旦失去集體經營這個龍頭，農業就始終不能擺脫一家一戶的小生產形態，因而在向現代規模經營發展的過程中，必然遇到很大的困難。再加上農民的土地承包權穩定與否，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穩定與否，直接關系到農村的穩定；直接關系到農民利益能否得到有效保護和切實保障，這就更使得規模經營的問題，具有很強的政策敏感性。

上述一系列現象和問題的日益顯露，引起了鄧小平的極大關注。

未來農村向何處發展？靠什么來推動？鄧小平從現實中看到了兩個推動力量。

第一，農業發展的根本出路要靠科學。鄧小平指出：“靠政策只能解決一段時間的問題，農業還要靠科學”【《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第807頁。】農業的發展一靠政策，二靠科學。科學技術的發展和作用是無窮無盡的”【《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第860頁。】第一靠政策，包括因地制宜，實行自主權、責任制這些政策；第二靠科學。現在看來，我們的政策是對的，要繼續貫徹下去。科學方面的潛力很大，我們現在強調這一方面”【《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第868頁。】將來農業問題的出路，最終要由生物工程來解決，要靠尖端技術”【《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75頁。】這些論述中，鄧小平實際上提出了利用現代科技從根本上改造傳統農業的戰略任務。

第二，發展新型鄉鎮企業，走亦農亦工、農工商一體化的道路，是農村經濟發展的“必由之路”。鄉鎮企業對農村、農業、農民意味著什么？鄧小平分析說：“長期以來，我們百分之七十至八十的農村勞動力被束縛在土地上，農村每人平均只有一兩畝土地，多數人連溫飽都談不上。一搞改革和開放，一搞承包責任制，經營農業的人就減少了。剩下的人怎么辦？十年的經驗證明，只要調動基層和農民的積極性，發展多種經營，發展新型的鄉鎮企業，這個問題就能解決。”【《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51—252頁。】鎮企業的發展，主要是工業，還包括其他行業，解決了占農村剩余勞動力百分之五十的人的出路問題。農民不往城市跑，而是建設大批小型新型鄉鎮。”【《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38頁。】，鄉鎮企業是農業和農村發展的“必由之路”，“總不能老把農民束縛在小塊土地上，那樣有什么希望？”【《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14頁。】證明，許多農村集體經濟正是抓住了鄉鎮企業異軍突起的機會做大做強，逐步發展成各種類型的農工貿聯合體的。

在科學分析農村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基本趨向的基礎上，鄧小平明確提出了農業發展有“兩個飛躍”的思想，指出了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未來發展方向。早在1980年5月31日，鄧小平就在一次談話中初步提出了“兩個飛躍”思想的框架，指出：“我們總的方向是發展集體經濟。實行包產到戶的地方，經濟的主體現在也還是生產隊。這些地方將來會怎么樣呢？可以肯定，只要生產發展了，農村的社會分工和商品經濟發展了，低水平的集體化就會發展到高水平的集體化，集體經濟不鞏固的也會鞏固起來。”【《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315頁。】在20世紀90年代以后，他先后兩次明確提出并詳細論述了“兩個飛躍”思想。

1990年3月3日，鄧小平第一次明確指出：“中國社會主義農業的改革和發展，從長遠的觀點看，要有兩個飛躍。第一個飛躍，是廢除人民公社，實行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責任制。這是一個很大的前進，要長期堅持不變。第二個飛躍，是適應科學種田和生產社會化的需要，發展適度規模經營，發展集體經濟。這是又一個很大的前進，當然這是很長的過程。”【《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55頁。】

1992年7月，鄧小平重申：“農業的改革和發展會有兩個飛躍，第一個飛躍是廢除人民公社，實行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責任制，第二個飛躍就是發展集體經濟。社會主義經濟以公有制為主體，農業也一樣，最終要以公有制為主體。”“農村經濟最終還是要實現集體化和集約化。”【《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第1349頁。】

這兩次談話，是在“三農”問題面臨新情況、新形勢的時候發表的，體現著生產關系適應生產力發展要求的基本原理。在本質上，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是對超越生產力水平的人民公社生產關系的變革，曾經極大地解放和發展了農村社會生產力，因而被稱為“第一個飛躍”。但在農村廣大地區的溫飽問題得到基本解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基本建立的新的歷史條件下，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應當進一步向前發展，不能總是停留在一個水平上。這就需要向“第二個飛躍”邁進。這里的關鍵，是如何在科學種田和農業生產社會化的基礎上，進一步增強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中“統分結合”的“統”的因素。這個“統”，不是人民公社體制下主要靠行政力量的人為的“統”，而是建立在社會化生產和市場經濟規律基礎上的、具有經營自主權的農戶自覺自愿的“統”，即體現新型社會主義合作關系的各類農戶經濟聯合體。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鄧小平提出了要發展適度規模經營、發展集體經濟、最終實現“第二個飛躍”的設想。

顯然，在如何實現“第二個飛躍”的問題上，新型集體經濟的壯大與發展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在1980年5月31日的談話中，鄧小平論述了在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以后，未來發展農村集體經濟需要具備的四個條件。他指出：“關鍵是發展生產力，要在這方面為集體化的進一步發展創造條件。具體說來，要實現以下四個條件：第一，機械化水平提高了（這是說廣義的機械化，不限于耕種收割的機械化），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適合當地自然條件和經濟情況的、受到人們歡迎的機械化。第二，管理水平提高了，積累了經驗，有了一批具備相當管理能力的干部。第三，多種經營發展了，并隨之而來成立了各種專業組或專業隊，從而使農村的商品經濟大大發展起來。第四，集體收入增加而且在整個收入中的比重提高了。具備了這四個條件，目前搞包產到戶的地方，形式就會有發展變化。這種轉變不是自上而下的，不是行政命令的，而是生產發展本身必然提出的要求。”【《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315—316頁。】

這段論述，清晰地闡明了實現農業“第二個飛躍”所需要的社會歷史條件和發展社會生產力的主要方面，亦即推動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向前發展直至實現新型的高水平集體化所需要的四個基本條件。

需要特別注意的是，在這幾次談話中，鄧小平反復強調向“第二個飛躍”過渡是一個很長的過程。這就為我們繼續探索實現“第二個飛躍”的具體途徑，留下了充分的空間。

“兩個飛躍”思想既實事求是地總結了中國農業改革和發展的曲折歷程，又著眼于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鞏固、發展和完善，科學地指明了農業的發展道路和前進方向，至今仍具有重要指導意義。正如鄧小平曾經說過的：“不管對現在還是對未來，我講的東西都不是從小角度講的，而是從大局講的。”【《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第1362頁。】

四、以科學發展觀為統領，按照統籌城鄉發展、以工業反哺農業的大思路，深化對“兩個飛躍”思想的認識，積極探索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出路。

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生產關系變革，曾經給農村帶來了極大的發展。這一政策迄今已實行了20余年，而且在農村生產力水平較低、市場經濟欠發達的地區還將繼續發揮作用。但是，20世紀90年代后半期，“三農”問題日益突出，呼喚新的思路和辦法。怎樣選擇和制定新的發展思路，尋找符合農村生產力發展要求的合作經濟組織新形式，成為緊迫的問題。當然，這個問題盡管緊迫，但解決起來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需要一個相當長的發展過程。操之過急不行，消極等待更不行。

黨中央提出科學發展觀，提出統籌城鄉發展的大思路，提出以工業反哺農業的大戰略，為從根本上解決“三農”問題指明了總的方向。這些總原則、總方向和當年鄧小平經過反復思考、比較而慎重提出的“兩個飛躍”的思想，在根本上是完全一致的。這里有一個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怎樣全面、完整、準確地理解“兩個飛躍”思想的問題。

在科學發展觀的統領下，“兩個飛躍”思想給我們解決“三農”問題的啟示是：

第一，“兩個飛躍”是前后聯系、長期發展的完整歷史過程，既不能超前，更不能割裂。它一方面指明了我國農業發展的根本方向和最終出路，另一方面也闡明了我國農業發展的階段性和具體步驟。“第一個飛躍”是農業生產關系曲折發展的階段性成果，推動了農村社會生產力的巨大發展，但還需要進一步提升和發展到新型合作經濟（集體經濟），即以農業“第二個飛躍”為根本方向。這是我國農業發展的基本路徑。因此，我們既要充分肯定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取代人民公社體制“第一個飛躍”的偉大歷史意義，繼續鞏固、完善和長期堅持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以充分發揮其歷史作用，又要緊密結合新的歷史條件下“三農”問題的實際，繼續開拓創新，為堅定不移地實現農業“第二個飛躍”創造條件。

第二，生產力的實際發展水平，是決定農業能否實現“第二個飛躍”的根本條件。當前，我國農業的生產能力、商品化程度、機械化程度、管理水平、產業結構等生產力要素，比改革開放初期已經有了較大的進步和提高。但是，生產力發展的總體水平仍未達到鄧小平所講的“四個條件”。因此，必須充分挖掘“第一個飛躍”的潛力，推動社會生產力繼續發展。這也是我們為什么還要繼續長期堅持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根本原因。

第三，發展適度規模經營，發展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的多種合作經濟，是最終實現“第二個飛躍”的關鍵。鄧小平強調說：“要提高機械化程度，利用科學技術發展成果，一家一戶是做不到的。特別是高科技成果的應用，有的要超過村的界線，甚至超過區的界線。僅靠雙手勞動，僅是一家一戶的耕作，不向集體化集約化經濟發展，農業現代化的實現是不可能的。就是過一百年二百年，最終還是要走這條路。”【《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第1350頁。】，農業必須“適應科學種田和生產社會化的需要，發展適度規模經營，發展集體經濟。”【《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55頁。】適度規模經營，就必須在保護農民的土地經營權長期不變和農民自愿的前提下，積極推進由傳統農業分散經營向產業化經營的轉變；發展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的多種合作經濟，就必須從農業和農村經濟結構的調整、搞活農副產品流通、提高農民進入市場的組織化程度等多個環節入手，逐步培育和推進在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統分結合的各種形式的合作經濟聯合體，提高農業的社會化大生產程度，使其徹底擺脫小農經濟形態，向全新的現代化農業發展。

第四，為推動農業實現“第二個飛躍”，政策的制定和實施，必須從當地具體條件出發，從群眾意愿出發，切忌重蹈歷史覆轍。鄧小平多次強調：“從當地具體條件和群眾意愿出發，這一點很重要。”【《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316頁。】一定的條件下，走集體化集約化的道路是必要的。但是不要勉強，不要一股風。如果農民現在還沒有提出這個問題，就不要著急。條件成熟了，農民自愿，也不要去阻礙。”【《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第1349頁。】，我們必須立足于我國農村地域廣闊、條件不同、發展不平衡的實際，既要穩定全局又應局部變革，在總體上（絕大多數地區）繼續長期堅持并完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而絕對不能急于過渡；在具備一定條件的地區（主要是東部），進行試驗之后，再作適度改革，邁出向“第二個飛躍”過渡的關鍵一步。

當然，“三農”問題不僅是一個經濟問題，而且是一個社會問題，更是一個政治問題。它的形成經過了一個長期的歷史積累，具有相當的復雜性，其內外各類性質的矛盾更加大了解決的難度。只有從中國的實際出發制定政策，適應并繼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從生產關系的良性調整和變革入手，繼續發展社會生產力并提升其內在素質，才能從根本上解決“三農”問題。這是“兩個飛躍”思想留給我們的重要啟示。

（《黨的文獻》200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