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與新時期干部新老交替

熊 亮 華

[內容提要]三中全會后中國共產黨主動進行的干部新老交替，是關系到三中全會的方針政策能否順利貫徹，并保持穩定性和繼承性的重大戰略問題。鄧小平指出組織路線是思想路線和政治路線的保證，強調選好接班人是關系到黨和國家長遠利益的戰略問題，并從賦予干部德才兼備標準以新的時代內容、切實推動大量選拔德才兼備的中青年干部、倡議建立顧問委員會制度和離退休制度等方面，全力推動了這次規模空前的新老交替。他在新老交替中提出的以組織路線保證并推進思想路線和政治路線的貫徹實施等思想，展現的高瞻遠矚、求真務實、思想解放、胸襟開闊等政治智慧和品德風范，對新世紀搞好黨的建設、推進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仍有重要的歷史啟迪。

[作者簡介]熊亮華，男，1967年生，籍貫湖南郴州，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第三編研部副研究員，參加了撰寫《陳云年譜》、《陳云傳》、《彭真年譜》，參與翻譯Chen Yun and the Chinese Political System（中譯名《陳云》，作者（美）David M. Bachman）。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中國共產黨主動地進行了黨的歷史上乃至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一次規模空前的干部新老交替。作為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鄧小平是這次干部新老交替最積極的倡導者和最有力的推動者，為在組織路線上保證三中全會方針政策的長期連續性和繼承性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強調組織路線是思想路線和政治路線的保證

在革命事業的發展中，新老干部之間的交替，本來應該是一個自然交替的過程。建國初期，當時的領導干部都年輕，這還不是一個迫切的問題。五十年代后期和六十年代前期提出了這個問題，正著手解決時，卻被“文化大革命”把這一進程打斷了。“文化大革命”后，干部老化問題已積累到相當嚴重的程度，1980年中央和國家機關正副部長平均64歲；省委正副書記平均62歲，其中66歲以上的占40%；全國地市州委常委平均年齡56歲，縣委常委平均年齡48歲。[①]鄧小平指出：“我們建國的時候不存在這個問題，那時領導人都比較年輕。從黨的十一大開始出現這個問題。這有客觀原因，一大批老干部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都被打倒了，后來解放了，重新恢復領導工作，所以領導班子年齡偏大。各級黨政領導班子、各行各業領導班子都存在老化的問題，這是我們中國最特殊的問題。”[②]

早在1975年，在領導黨內健康力量與“四人幫”的斗爭中，鄧小平就強烈意識到實行干部新老交替的重要性和緊迫性。這年1月，鄧小平擔任了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總參謀長、國務院副總理，實際上主持中央和國務院的日常工作，開始抓全面整頓。這使“四人幫”一伙十分不滿。王洪文跑到上海、杭州，開口第一句話就說：十年后再看。鄧小平后來一再講起這件事，說：“這句話可觸動了我們，引起了我們的注意。”“那個時候，我跟先念同志還有其他同志談過這件事。一九七五年我已經七十一歲了，從年齡上我們是斗不過他們的。所以當時我們就想，確實要有比較年輕的同志上來工作。”[③]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了正確的政治路線和思想路線。會后不久，鄧小平很快就把實行干部新老交替提上了議事日程。1979年七八月間，他到上海、山東、天津等地視察，一路強調，思想路線和政治路線解決以后，要抓緊解決組織路線問題，把培養選擇接班人當作關系黨的百年大計的根本問題、基本建設來抓，從而拉開了新時期干部新老交替的序幕。

鄧小平是從黨的長遠的根本利益來看待這個問題的緊迫性和重要性的。他說：“就我個人的心情來說，確實感到這個問題太重要了。我們要向前看，我們這個事業是千秋萬代的事業啊！我們現在提出的、面臨的是十年內必然或者可能遇到的一些重大問題。如果再想遠一點，二十年后，還可能遇到什么問題，會不會發生什么事情啊？……現在我們不想遠一點，看遠一點，不從我們黨和國家的根本利益來考慮這個問題，我們就得不出正確結論，好多問題就下不了決心，處理不下去。”“時間緊迫，再不及早妥善解決這個問題不行。”[④]

鄧小平考慮干部新老交替問題，并不僅僅著眼于解決當前的干部老化問題，而是根據三中全會后新的歷史條件和干部隊伍的狀況，在組織路線上作全局性的部署，其中主要有三個出發點：

（1）在組織路線上為三中全會確立的方針政策提供保證。

鄧小平指出：“我們有正確的思想路線，有正確的政治路線，如果組織問題不解決好，正確的政治路線的實行就無法保證，我們向黨和人民就交不了帳。”[⑤]組織路線問題有許多方面，如組織紀律、組織機構、干部政策等。鄧小平明確表示：“解決組織路線問題，最大的問題，也是最難、最迫切的問題，是選好接班人。”[⑥]對此，鄧小平作了兩個方面的分析：

一方面是保證三中全會思想路線和政治路線的貫徹執行。鄧小平指出：“組織路線是保證政治路線貫徹落實的。”[⑦]政治路線要由人來具體執行，而由贊成的還是不贊成的人來執行，或者持中間態度的人來執行，結果都是不一樣的。

另一方面是保證三中全會方針政策的穩定性和繼承性。鄧小平提醒大家注意，反對黨的政治路線、思想路線的，還大有人在。他們基本上是林彪、“四人幫”那樣一種思想體系，認為三中全會后中央搞的是倒退，是右傾機會主義。他們打著擁護毛澤東的旗幟，搞“兩個凡是”，實際上是換個面貌來堅持林彪、“四人幫”那一套。而這些人大體上都是“文化大革命”中提起來的，是既得利益的。他們感到現在的一套對他們益處不大，所以對過去很留戀。經過工作，其中有些人可能轉變過來，但不一定都能轉過來。如果讓轉不過來的人掌權，這些人一遇機會就會出來翻騰。鄧小平指出：“我們對林彪、‘四人幫’的影響不能低估，不能想得太天真了。要想得遠一點。”“中國的穩定，四個現代化的實現，要有正確的組織路線來保證，要有真正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和性強的人來接班才能保證。”[⑧]

為此，鄧小平要求，要趁老干部還在，在三五年內調整、安排好各級領導班子。他說：“要趁著我們在的時候解決這個問題。我們不在了，將來很難解決。我們現在對于人們的思想狀況、政治狀況比較清楚，能夠看出來哪些人是擁護黨的路線的，哪些人是不搞派性、講黨性的。”“如果我們在三幾年內不解決好這個問題，十年后不曉得會出什么事。要憂國、憂民、憂黨啊！”[⑨]

（2）適應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需要。

三中全會決定全黨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這就需要大批內行的領導干部，需要大批具有專業知識和能力并且年富力強的干部。而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形成的干部隊伍，在革命和建設中立下了功績，也是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可靠的中堅力量。但隨著歷史條件和歷史任務的變化，這支隊伍的弱點也越來越明顯。相當多的干部缺乏文化科學技術知識，受過系統的專業訓練、懂得先進科學技術和管理知識的人更少。據1980年組織部門統計，大專文化程度的干部只占總數的18%，全國地市委常委中大專文化程度的只占3.5%，有些省全部地縣委第一書記中一個大專畢業生也沒有。屬中央管理的干部中，大專以上占33%，初中以下占38%，其中省市區黨委常委和政府領導班子成員，大專以上占17.7%，初中以下占46.5%。[⑩]這種狀況與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需要極不適應。鄧小平指出：“我們需要一些專家、懂行的人，現在不懂行的人太多了，‘萬金油’干部太多了。我們的干部有一千八百萬，缺少的是專業干部，技術人員、管理人員和其他各種專業人員。”[11]

鄧小平考慮，要在干部新老交替中解決這個問題。他說：“現在我們面臨的問題，是缺少一批年富力強的、有專業知識的干部。而沒有這樣一批干部，四個現代化就搞不起來。我們老同志要清醒地看到，選拔接班人這件事情不能拖。否則，搞四個現代化就會變成一句空話。”[12]

對解決這個問題的難度，鄧小平有著充分的估計。他說：“現在的干部結構不合理，不對路。改變這個狀況，是一項相當長期的工作。現在就要著手，不然，有好機器、好設備，也發揮不了作用。”他還具體設想，如果能增加100萬司法干部，增加200萬合格的教員，有500萬科學研究人員，再有200萬會做生意的人，“那就比較好了” [13]。

（3）切實改變干部老化、青黃不接的狀況，完成新老交替。

鄧小平認為，“把老同志請回來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正確的。”[14]很多老干部出于革命責任心和事業心，在黨政軍第一線日夜操勞。但從另一方面來說，他們畢竟年紀大，精力不夠，不能持久地工作，并且常常帶病工作，時常因病住進醫院。因積勞成疾而死亡的人越來越多，開追悼會的消息幾乎每天有幾起。這種狀況顯然已經不能適應十億人口大國的繁重的領導工作。鄧小平指出，有的老干部無法在辦公室上8個小時的班，只能在家里辦公。他從自己切身的體會說，精力比過去差得多，一天上下午安排兩場活動還可以，晚上還安排就感到不行了。他告誡大家：“我們老同志的經驗是豐富的，但是在精力這個問題上應該有自知之明。……這是自然規律，沒有辦法。”[15]

在這種情況下，顯然不能任由干部老化狀況繼續發展下去，而必須主動地采取切實步驟實現新老交替。鄧小平指出，“做四個現代化的闖將，沒有專業知識是不行的，沒有干勁是不行的，沒有精力是不行的。”[16]他提出：“我們老干部的責任就是要認真選好接班人……這件事要由老同志和高級干部親自來做，搞調查研究，找人談話，聽群眾意見，準備交班。”[17]

賦予干部德才兼備標準以新的時代內容

要實現干部新老交替的目標，首要的問題就是確定適當的干部工作方針。在這個問題上，中國共產黨歷來強調德才兼備，但在德與才的具體內容上，適應革命和建設各個階段不同的歷史條件和歷史任務，不同時期有著不同的詮釋。“文化大革命”對干部工作造成極大破壞，以派性代替黨性，以是不是有“頭上長角、身上長刺”的“造反精神”作為干部標準，完全背離了德才兼備方針。三中全會確定了正確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就需要賦予干部工作德才兼備方針以適應這一重大轉折的新的時代內容。

關于干部的“德”，鄧小平特別強調的是兩個方面。首先是與三中全會確定的方針政策保持一致。1979年7月29日，鄧小平在青島接見中共海軍委員會常委擴大會議全體人員的講話中強調：“選干部，標準有好多條，主要是兩條，一條是擁護三中全會的政治路線和思想路線，一條是講黨性，不搞派性。”[18]其次，鄧小平強調，“我們要在中國社會主義制度下實現四個現代化，理所當然的，我們的干部隊伍一定要堅持社會主義道路，要有馬列主義的基本觀點，要遵守黨的紀律和國家的紀律。”[19]他分析說：黨內、國內本來就有一些非社會主義思想，由于林彪、“四人幫”十年橫行和其他種種原因，加上我們同資本主義國家存在著外交關系、外貿關系，并且還在發展這些方面的關系，所以，資產階級思想影響的滲透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有必要反復強調，我們的干部隊伍，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他指出：“今天重申這一點，有特別重要的意義。絕不允許把我們學習資本主義社會某些技術和某些管理的經驗，變成了崇拜資本主義外國，受資本主義腐蝕，喪失社會主義中國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20]

關于干部的“才”，鄧小平強調，“無論在什么崗位上，都要有一定的專業知識和專業能力”[21]。他從過去關于“紅”與“專”即德與才相統一的關系分析說：“過去我們相當一個時期常搬戰爭年代軍隊的經驗。其實我們真正好好研究一下戰爭年代軍隊的經驗，還是紅與專的統一。”但那時候專就是要懂打仗，紅與專“比較容易統一”，“現在的事情與過去不同了。”[22]這種不同表現在兩個方面：從干部本身來說，“不管你搞哪一行，你不專，你不懂，你去瞎指揮，損害人民的利益，耽誤了生產建設的發展，就談不上是紅。”從現代化建設的全局來說，“現在國際國內普遍都感覺到我們人浮于事，官僚主義，辦事拖拉，到處靠開會畫圈過日子，許多問題一個電話就可解決的，拖到半年解決不了。這樣還搞什么四個現代化！”[23]鄧小平提出：“辦法是什么？就是要改變干部缺少專業知識、專業能力的狀態。”“今后的干部選擇，特別要重視專業知識。我們長期都沒有重視，現在再不特別重視，就不能進行現代化建設。”[24]“紅”與“專”要統一，“專并不等于紅，但是紅一定要專”[25]。

根據德才兼備新的時代內容，鄧小平把“要有一支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具有專業知識和能力的干部隊伍”作為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四個前提之一[26]，提出“我們需要建立一支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的、具有專業知識和能力的干部隊伍，而且是一支宏大的隊伍”[27]。

1979年9月29日，葉劍英代表中央作的國慶三十周年講話中提出：“在當前，對各級領導干部要特別強調三條：一是堅決擁護黨的政治路線和思想路線；二是大公無私，嚴守法紀，堅持黨性，根絕派性；三是有強烈的革命事業心和政治責任心，有勝任工作的業務能力。”他還提出：“對具有各種專長的知識分子，要大膽地使用和提拔他們，充分發揮他們的作用。”并提到“干部隊伍的逐步年輕化和專業化”。[28]1980年七八月間，陳云將這些標準作了進一步概括：“我們選干部，要注意德才兼備。所謂德，最主要的，就是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和黨的領導。在這個前提下，干部隊伍要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并且要把對于這種干部的提拔使用制度化。”[29]在此基礎上，鄧小平于12月25日在中央工作會議的講話中，將新時期干部工作方針概括為：“要在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的前提下，使我們的干部隊伍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并且要逐步制定完善的干部制度來加以保證。提出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這三個條件，當然首先是要革命化，所以說要以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為前提。”[30]

1981年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正式確定：“黨決定廢除干部領導職務實際上存在的終身制，改變權力過分集中的狀況，要求在堅持革命化的前提下逐步實現各級領導人員的年輕化、知識化和專業化”[31]。“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就是人們所熟知的新時期干部工作“四化”方針。

切實推進大量提拔中青年干部工作

要按照“四化”方針實現干部新老交替，首先要解決的就是培養選拔德才兼備的年輕干部的問題。鄧小平提出：“目前的問題是，現行的組織制度和為數不少的干部的思想方法，不利于選拔和使用四個現代化所急需的人才。希望各級黨委和組織部門在這個問題上來個大轉變，堅決解放思想，克服重重障礙，打破老框框，勇于改革不合時宜的組織制度、人事制度，大力培養、發現和破格使用優秀人才，堅決同一切壓制和摧殘人才的現象作斗爭。”[32]

在培養選拔年輕干部工作上，鄧小平要求打破的思想方法和組織制度上的老框框，當時主要表現在5個方面：片面強調干部的資歷，忽視干部的才能，搞論資排輩；只重視工農干部，輕視知識分子干部；只注重出身成份和歷史表現，輕視現實表現和發展前途；對德才標準缺乏正確理解，片面強調干部的德，輕視干部的才；不適當地強調干部的全面領導經驗，忽視干部的專業知識。[33]為切實推動培養選拔年輕干部的工作，鄧小平主要做了三個方面的努力。

（1）提高老干部對選擇接班人問題重要性和緊迫性的認識，要求他們做“開明派”。

鄧小平認為：“解決干部年輕化這樣一個大問題，我們老同志要開明，要帶頭。不這樣，解決不了問題。”[34]但是，這項工作實行起來阻力很大。鄧小平感到：“有些同志對這個問題的重要意義至今還認識不足，這有歷史原因和實際原因，需要耐心細致地進行全面的準確的宣傳解釋工作。同時，在執行中還要定出妥善的步驟。”[35]他針對老干部的疑慮和擔心，親自做說服、解釋工作。

對于干部年輕化的緊迫性問題，鄧小平說明，“多年來，我們沒有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前提下，大膽提拔和放手使用比較年輕的有專業知識又有實際經驗的人才。”而發現、提拔以至大膽破格提拔中青年優秀干部“這是國家現代化建設事業客觀存在的迫切需要，并不是一些老同志心血來潮提出的問題”。[36]他反復要求，“老同志現在的責任很多，第一位的責任是什么？就是認真選拔好接班人。”[37]

對于有些人擔心，在提拔中青年干部的時候，也許會把一些幫派分子選上來。鄧小平表示，“這種擔心有一定道理”。他要求，在提拔中青年干部工作中，“對‘四人幫’的組織上、思想上的殘余不可低估。我們在這點上一定要頭腦清醒。跟隨林彪、江青一伙造反起家的人，幫派思想嚴重的人，打砸搶分子，絕對不能提上來，一個也不能提上來，已經在領導崗位上的，必須堅決撤下去。”[38]

有些老干部鑒于“文革”提拔“火箭式”干部的錯誤做法，主張干部還是一個臺階、一個臺階地上好。鄧小平明確表示，“文革”期間的錯誤做法“我們再也不能這么干了”。另一方面他又指出，“我們不能老守著關于臺階的舊觀念”，“打破那些關于臺階的過時的觀念，創造一些適合新形勢新任務的臺階，這才能大膽破格提拔。而且不管新式老式的臺階，總不能老是停留在嘴巴上說。一定要真正把優秀的中青年干部提拔上來，快點提拔上來”。 [39]鄧小平提出，干部的提升，不能只限于現行黨政干部中區、縣、地、省一類臺階，各行各業應當有不同的臺階，不同的職務和職稱。隨著建設事業的發展，還要制定各個行業提升干部和使用人才的新要求、新方法。特別優秀的干部，要給他們搭個比較輕便的梯子，使他們越級上來。他告誡大家：“提拔干部不能太急，但是太慢了也要誤現代化建設的大事。”[40]

有些老干部擔心年輕人經驗不夠，不能勝任，鄧小平認為，“這種擔心是不必要的”。領導經驗少是客觀條件造成的，實際上大批中青年干部已經成為各條戰線上的骨干，很多工作是依靠他們，只是因為沒有提拔，他們沒有決定問題的權力，遇事只好不住地請示報告。“放在那個位置上，他們就會逐步得到提高”。[41]因此，鄧小平要求，“首先我們自己的思想要通，要積極主動地去做……在座的同志過去負重要責任的時候年齡都不大，當團長、當師長的，有的當軍長的，也只是二十幾歲，難道現在的年輕人比那個時候的年輕人蠢？不是。是因為被我們這些人蓋住了，是論資排輩的習慣勢力使得這些年輕人起不來。好多同志在他們沒有到領導崗位以前好像不行，其實把他們一提起來，幫助他們一下，很快就行了嘛。”[42]他明確表示，“論資排輩是一種習慣勢力，是一種落后的習慣勢力。”[43]

鄧小平呼吁廣大老干部：“我看還是要開明一點，要從大局著眼，要從我們事業的前途著眼。有能干的人，我們要積極地去發現，發現了就認真幫。” “我們要破格選拔人才，不要按老規矩辦事。要想到這是百年大計。”[44]

鄧小平自己也十分注意考察發現年輕干部，他向中央推薦王兆國就是當時一個突出的例子。電力部部長劉瀾波主動退居二線、推薦李鵬接任，鄧小平贊揚他是“開明派”，號召老老干部向他學習。

（2）推動組織部門及時采取切實步驟培養選拔中青年干部。

1979年11月5日，鄧小平提出解決接班人問題的任務不久，就找中央秘書長胡耀邦談話，指示在接班人問題上要有所行動，要加緊選配55歲以下的中青年干部，解決中央各部委和省、市委領導班子接班人問題。1980年2月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重新成立書記處，在組織路線方面作出了一系列非常重要的決策。但鄧小平清醒地認識到：“就全黨來說，沒有解決的重要問題還不少，我們要有清醒的估計。”他力主集體交接班，而不是領袖個人的交接班，首先是中央領導集體的年輕化，具體地提議：“我想請在座的同志們考慮，下屆的中央委員會，是不是可以選五十個五十歲以下的人。代表大會的代表應該有相當數量的五十歲以下的人。如果做不到這兩點，我們那個代表大會就是成功的大會。再往后，我們的代表大會代表、中央委員會委員還應當更年輕一些。這是我們事業興旺發達的重要標志之一。”[45]在鄧小平的督促下，經過認真考察、討論，組織部門選拔了一批符合要求的優秀中青年干部，為黨的十二大開成一個黨的最高領導層實現新老合作和交替的重要會議奠定了基礎。中共十二大新當選的39名年輕的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都具有現代化知識，精通自己專業。他們當中最年輕的胡錦濤，時任甘肅省建委副主任，畢業于清華大學，當時只有39歲。

1981年5月，陳云向中央建議，從中央到省、地、縣各級，設立專門機構和有關輔助機構和崗位，成千上萬地提拔中青年干部。7月2日，鄧小平在專門討論陳云建議的中共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表示，“陳云同志這個建議我是雙手擁護”，“最重要的問題是，提出選拔中青年干部的任務以后，要著手去做。”[46]并具體建議制訂干部年輕化的五年計劃和十年計劃。1983年6月30日，陳云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提出全黨努力建設第三梯隊的問題，鄧小平隨后講話，表示：他贊成會議報告有關同志的講話，“特別是陳云同志的講話，不但談了經濟問題，還談了一個重要的政治問題，即干部隊伍三個梯隊的配備問題。這個問題關系到我們黨和國家的命運，講得非常好。”[47]隨著中青年干部機構建立、第三梯隊選拔等工作的開展，黨的后備干部制度成為干部新老交替有力的組織保障。

（3）特別強調注重提拔中青年知識分子。

長期以來，對知識分子的使用和提拔受干部工作老框框的影響很大。認為知識分子政治上不可靠，對他們只能用其一技之長，不可委以重任；認為只有工農干部可靠，只有直接從工農中提拔干部才是堅持黨的階級路線，不重視知識分子；知識分子有創見、有能力、敢提出批評建議，往往被認為是驕傲自滿。鄧小平特別注意推動組織部門打破這種舊框框，注意提拔中青年知識分子。

1979年10月4日在中共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座談會上講話中，鄧小平舉例說，方毅告訴他，冶金部有些司局長年齡在四五十歲之間，五六十年代畢業的大學生、知識分子，很有干勁，業務非常熟悉，對外談判也是能手。他說：“我相信各部門都會有這樣的人。為什么這些人不能提拔起來？什么東西障礙我們？要消除障礙。當然，這樣的事說起來容易，做起來是要有步驟的。但是不從現在開始，不從部分開始，我們的事業就會拖下去，就沒有希望了。組織路線是個很大的問題。我們不是沒有人才，而是被按住了。”[48]1980年3月1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討論中組部提交的《關于優秀中青年干部的情況報告》并附各地選拔的優秀中青年干部名單，鄧小平在發言中明確表示不滿意，指出問題主要是兩點：第一，年齡偏高；第二，文化程度太低。大學畢業的很少，沒有幾個大學畢業生。鄧小平的意見引起了組織部門的震動，宋任窮認為“這是對我們工作作出的批評，也是對我們的鞭策”。[49]他們對干部工作中的舊框框進行了深刻的檢查，并在隨后的干部選拔和十二大籌備工作中予以糾正。

鄧小平還要求組織部門打破過去只在黨政干部中選拔干部的局限，擴大選拔范圍，注意從各個部門各個領域選拔有專業知識的人才。鄧小平說：“我們確實已經有不少比較優秀的年輕人，在經濟建設、科學技術、文化教育等各個領域中，都有不少有專業知識、有管理能力、很能干的人。政治思想好、黨性強，又有見解、有本領的人，各部門各地方有的是。”[50]“我們要逐漸做到，包括各級黨委在內，各級業務機構，都要由有專業知識的人來擔任領導。”[51]

鄧小平對加快提拔中青年知識分子干部有著強烈的緊迫感。針對選拔工作開始時主要集中在五六十歲的干部，鄧小平強調要特別注意四十歲左右的知識分子骨干。他說：“現在特別要注意從四十歲左右的人中間選拔。四十歲左右是一個什么含義？大體上是五十年代進大學的人。建國三十年了，如果說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六年畢業，那個時候是二十五歲左右，現在就是四十歲左右到四十五歲左右。當然，選拔干部也要包括五十歲內外的。這批人是我們的重要財富。”“我們的人才本來就少，決不能再浪費人才，我們經不起這個浪費。”[52]他甚至把目光放得更遠，進而提出：“選拔接班人要越快越好，現在我們工作中真正的骨干大都是四十歲左右的人，三十歲左右的骨干還很少，我們應該把這層骨干大膽地提拔起來。”[53]“我們要特別注意選拔中年干部。也許再過五年，大學畢業生里會出現一批人才，他們的年齡都在三十歲以下，對這些人我們要注意提拔。”[54]

鄧小平還認為，提拔中青年干部、解決接班人的工作有兩個方面，“一方面，對那些幫派體系人物，一定要嚴肅處理；另一方面，又必須注意從年紀比較輕、身體比較健康、各方面表現都比較好的同志里面選一批接班人。”[55]1983年整黨前夕，鄧小平提出，整黨決定中提出的純潔組織需要處理的幾類人中，“最危險的是‘三種人’”，“他們是一股有野心的政治勢力，不可小看，如果不在整黨中解決，就會留下禍根，成為定時炸彈”，這次整黨“絕不能走過場”。[56]三年半的整黨，在整黨前已進行的幾次清查處理了40萬人的基礎上，全國（不包括廣西壯族自治區）又清理出“三種人”5449名、犯有嚴重錯誤的人40074名。廣西在這次整黨中，專門用了一段時間進行“處理文化大革命遺留問題”的工作，共清理出嚴重違法亂紀分子27919名（其中干部6042名），犯有嚴重違法亂紀錯誤的人13154名。[57]

倡議建立顧問委員會和干部離退休制度

干部新老交替中，老干部的“出”也是十分棘手的問題，障礙重重，阻力很大。一是有些老干部思想上不通。他們認為自己雖然年不富，但是力還強，身體尚好，還可以干幾年，何必那么急嘛。有的認為他們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冤假錯案獲平反，好不容易重新出來工作，板凳還沒有坐熱，就要他們讓位，這豈不影響老干部的積極性嗎？二是離退休制度的缺失，形成實際上的干部領導職務終身制。

鄧小平肯定老干部堅持為黨工作的革命精神，也肯定老干部主動退讓的覺悟是比較高的。他說：“現在確實也有個好的條件，因為許多覺悟比較高的老同志還在，能夠帶頭，也能夠克服阻力，只要大家取得一致意見，解決這個問題比較容易。”[58]

針對一些老干部的思想顧慮，鄧小平要求大家從黨和人民根本利益來看待個人進退問題。他說：“廟只有那么大，菩薩只能要那么多，老的不退出來，新的進不去，這是很簡單的道理。因此，老同志要有意識地退讓。要從大處著眼，小道理要服從大道理，不要一涉及到自己的具體問題就不通了。我們將來要建立退休制度。”[59]他要求，“所有老干部都要認識，實現干部隊伍的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是革命和建設的戰略需要，也是我們老干部的最光榮最神圣的職責；是我們對黨的最后一次歷史性貢獻，也是對我們每個人黨性的一次嚴重考驗。”[60]他甚至把老干部能否主動退讓，以使新老交替順利完成，上升到關系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高度。1982年中央機構精簡涉及到很多老干部，鄧小平把這次精簡稱為是對體制的“革命”，指出：“這場革命不搞，讓老人、病人擋住比較年輕、有干勁、有能力的人的路，不只是四個現代化沒有希望，甚至于要涉及到亡黨亡國的問題，可能要亡黨亡國。如果不進行這場革命，不論黨和政府的整個方針、政策怎樣正確，工作怎樣有成績，我們卻只能眼睜睜地看著黨和政府的機構這樣地缺少朝氣、缺少效率，正確的方針、政策不能充分貫徹，工作不能得到更大的成績，我們怎么能得到人民的諒解，我們自己又怎樣能安心？”[61]

在這個問題上，鄧小平是開明的。他一再表示：“我自己就有這個想法，如果黨允許我今天退休，我馬上就退休。這是真話，不是假話。”[62]1980年2月26日，鄧小平在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各組召集人匯報會上談到中央的人事安排時說：以后的人事安排要慢慢年輕化。我們這些人是安排后事的問題，不再放到第一線了。當然，這也要根據實際情況和實際可能。我自己定了個奮斗目標，時間定在一九八五年，就是要辦一件事，精心地選拔身體比較好的，比較年輕的同志上來搞事情。這次全會開始注意這件事，但沒有做完，還要繼續做[63]。他還與陳云在這個問題上交過心，“老實說，就我們自己來說，現在叫我們退，我們實在是心里非常愉快的。當然，現在還不行。我們最大的事情是什么？國家的政策，黨的方針，我們當然要過問一下，但是最大的事情是選拔中青年干部。我們兩個人的主要任務是要解決這個問題。”[64]在華國鋒辭去黨中央主席職務后，論資歷、論聲望，鄧小平都是接任的最合適人選，但鄧小平還是推薦更年輕一些的領導人接任，在黨內樹立了良好的榜樣。

鄧小平還提出，要從制度上解決實際存在的干部領導職務終身制問題。他認為：“干部領導職務終身制現象的形成，同封建主義的影響有一定關系，同我們黨一直沒有妥善的退休解職辦法也有關系。”革命戰爭時期大家年紀都還輕，五十年代正值年富力強，都不存在退休問題。但后來沒有及時解決，“是一個失策”[65]。他指出，與個人責任比起來，“領導制度、組織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如果不堅決改革現行制度中的弊端，過去出現過的一些嚴重問題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現。只有對這些弊端進行有計劃、有步驟而又堅決徹底的改革，人民才會信任我們的領導，才會信任黨和社會主義，我們的事業才有無限的希望。”[66]因此，解決干部領導職務終身制，“關鍵是要健全干部的選舉、招考、任免、考核、彈劾、輪換制度，對各級各類領導干部（包括選舉產生、委任和聘用的）職務的任期，以及離休、退休，要按照不同情況，作出適當的、明確的規定。任何領導干部的任職都不能是無限期的。”[67]他還堅定地表示，廢除領導干部職務終身制、領袖終身制的問題，我們這代人活著的時候，非解決不可。[68]

作為向離退休制度的過渡，鄧小平建議成立中央顧問委員會。他指出：“這樣，就可以讓一大批原來在中央和國務院工作的老同志，充分利用他們的經驗，發揮他們的指導、監督和顧問的作用。同時，也便于使中央和國務院的日常工作班子更加精干，逐步實現年輕化。”[69]根據鄧小平倡議，黨的十二大成立中顧委，一直到十四大后才正式完成歷史使命。地方各級也相繼成立了顧問委員會。

鄧小平認為，解決問題的根本辦法還是建立離退休制度。他說：“前幾年，我提出搞顧問制度，但并沒有完全行通，許多人不愿意當顧問。現在看來，要真正解決問題不能只靠顧問制度，重要的是要建立退休制度。這個問題，同我們每個人都有密切關系，請同志們好好地考慮一下。不建立這個制度，我們的機構臃腫、人浮于事的狀況，以及青年人上不來的問題，都無法解決。有了退休制度，對各個部門、各級職務的干部的退休年齡有了明白規定，就可以使人人都知道自己到哪一年該退休。”“實行退休制度是不是看不起哪個同志？不是看得起看不起哪個人的問題。這是關系到我們黨和國家興旺發達、朝氣蓬勃的一個大問題。看來，顧問制度還是一個出路，應該保留，但更重要的是要建立退休制度。”[70]1982年2月20日，中共中央作出了《關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決定》。

小結

鄧小平以卓越的政治遠見和非凡的魄力，與葉劍英、陳云等全力推動這次空前規模、從中央到地方全面的干部新老交替，達到了預期的目標。僅從1982年年底開始機構改革算起，至1985年底，全國提拔中青年干部46.9萬多人，干部專業水平和能力整體上有了很大提高。1982年2月中央作出老干部退休的決定，至1985年12月，有126.8萬建國前參加工作的老干部離休[71]，干部新老交替制度建立并逐漸完善。這就為新時期黨的建設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打下了雄厚、堅實的干部隊伍基礎，即使在個別主要領導人發生問題的時候，仍然能夠順利實現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向以江澤民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的交接，保持了三中全會方針政策的穩定性和繼承性，避免了黨的歷史上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歷史上發生過的交接班過程的巨大曲折。在經歷了中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20多年來的輝煌，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大動蕩、大挫折后，今天再回過頭來看，它對中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事業，對于黨的建設的重大意義，怎么估計都不為過。

在促進干部新老交替中，鄧小平展現了高瞻遠矚、求真務實、思想解放、胸襟開闊的政治智慧和品德風范。

一是高瞻遠矚。三中全會后，正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黨的建設各項事業走上健康發展軌道的時候，鄧小平沒有沉緬其中，卻看到了眼前和五年、十年、二十年的更長遠的問題。他清醒地指出：“不要只看到我們的工作確實有成績，天天暴露的問題不曉得有多少啊！”[72]要求老干部干部在解決組織路線問題上要“憂國、憂民、憂黨”，從而及時提出并解決了干部新老交替問題。在新老交替問題上，他沒有局限于領袖的交接班，而是推動自上而下全面的、大規模的新老干部集體交接班；不局限于解決一時的干部老化問題，而是立足于干部新老交替制度化；不局限于單純的干部新老交替，而是通過提出、實施德才兼備新的時代內容，把解決新老交替與黨的組織工作的撥亂反正、黨的工作重點轉移結合起來。

二是求真務實。在推動干部新老交替中，鄧小平顯示了他一貫的實干精神。他不限于一般地提出要求、發出號召，而是提出明確目標，督促組織部門和其他有關部門采取實際行動，并抓住新干部的培養選拔和老干部顧問制度、離退休制度的建立各環節不放，提出一系列穩妥、可行辦法切實推進，并身體力行，使這次在錯綜復雜的歷史轉折時期進行的、規模宏大的干部新老交替，在短短幾年間得以順利完成。

三是胸襟開闊。鄧小平所推動的干部新老交替，不是簡單的個別的人事變動，而是數以百萬計干部進退，涉及到干部工作總的方針、組織機構、干部構成等諸多方面的全方位變革。在這樣一場規模巨大的變革面前，鄧小平意志堅定，充滿自信。他在講到精簡機構的革命時，斬釘截鐵地表示：“第一條決心要大，第二條才是工作要細。”“我還是那個話，困難確實困難，但是只要我們下了決心，堅定不移，我不相信搞不成。不是要抱必勝的信心嗎？我看這樣的事應該抱必勝的信心。”[73]在涉及到個人進退問題時，鄧小平的開明態度，更展示了一代偉人的博大胸懷，為老干部樹立了很好的示范帶頭作用。

四是思想解放。如此大規模的干部新老交替是史無前例的，沒有現成的經驗可循的。面對這一過程中重重的阻力和出現的問題，鄧小平與其他老一輩革命家密切合作，憑借著崇高的政治覺悟、政治智慧和勇氣，打破舊的框框，不拘一格，探索出切實可行的解決辦法。尤其是在大量培養選拔中青年知識分子問題上，在解決論資排輩的問題上，都破除了一些根深蒂固的舊有觀念，為發現和使用優秀人才鋪平了道路。

鄧小平推進干部新老交替的思想和經驗，所展現的政治智慧和品德風范，是他留給后人的一筆寶貴財富。在干部新老交替制度化的條件下，并不是可以對后繼有人的問題采取被動、消極的態度了。在21世紀，中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仍然面臨許多新的問題、新的矛盾，需要應對國際國內各種機遇與挑戰，提高執政水平和執政能力。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偉大實踐，在新的歷史條件和歷史任務下，對干部德與才應該有更高的要求、更新的時代內容，必須始終注重組織創新，高度關注干部隊伍、特別是德才兼備的領導干部隊伍建設。鄧小平的偉大實踐，仍然可以給予我們很多的啟迪。

（來源：《鄧小平生平與思想研討會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