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鄧小平堅持公有制為主體思想的回顧與思考

 

所有制問題，始終是關系到我國經濟發展和國家命運的根本性問題。在探索建設社會主義道路的歷史進程中，我們黨在這個問題上有成功的經驗，也有失誤的教訓。進入新時期以后，鄧小平總結歷史經驗，提出社會主義經濟以公有制為主體的思想，并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始終如一地堅持。在改革開放的新形勢下，回顧鄧小平提出公有制為主體思想的過程，重溫他的有關論述，對于我們進一步思考和解決實踐中遇到的理論和現實問題，具有重要意義。

一、從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建立到突破單一公有制模式

在中國，建立社會主義制度，是歷史發展的必然，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長期奮斗的結果。公有制經濟為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和鞏固，奠定了重要的物質基礎。

我們黨領導下的公有制經濟，最早是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在根據地建立的人民共同所有的公營企業。新民主主義革命取得勝利時，我們又沒收和接管國民黨國家壟斷資本和中國官僚買辦資本，使之變為新中國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這兩部分公有制經濟，是無數革命先烈用鮮血和生命換來的，是革命勝利的果實。

新中國成立之后，公有制經濟處于領導地位，各種經濟成分“分工合作、各得其所”，國民經濟迅速恢復。1953年開始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幾億農民和手工業者走上了合作化的社會主義道路，資本主義工商業則通過國家的和平贖買政策，實行國家資本主義，公私合營，轉為公有制經濟。在迅即展開的大規模社會主義工業化建設中，全中國人民在共產黨的領導下，節衣縮食、艱苦奮斗、勤儉建國，又新建了一大批國有骨干企業。

新興的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突飛猛進地發展，迅速壯大，對于動員全國的人力、物力，建設現代農業、工業、國防，發展科學文化教育事業，建立新型的城鄉關系，解決就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發揮了主導作用。我國之所以在1956年進入社會主義社會，就是因為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即包括國有經濟和廣大鄉村在內的集體經濟，已經占主體地位。

然而，1958年“大躍進”和農村基本實行人民公社化以后，隨著“左”傾思想的發展，我們黨對公有制的認識發生了偏差，片面地追求“一大二公三純”，搞“窮過渡”，刮“共產風”。這期間，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曾覺察到問題的存在并努力糾正，但終究未能突破已有的局限。三年困難時期，為了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鄧小平曾明確支持“包產到戶”。他提出：“黃貓、黑貓，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貓。”“在生產關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種固定不變的形式，看用哪種形式能夠調動群眾的積極性就采用哪種形式。”【《鄧小平文選》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3頁。】這為突破在社會主義公有制問題上的“左”傾思想帶來了希望。但是這種觀點很快被否定了。

“文化大革命”期間，對公有制的認識更是走向極端，認為公有化程度越高越“革命”，非公有制經濟被當作資本主義“尾巴”割掉。到1978年，全國城鎮個體經濟數量由1956年的104萬個銳減到15萬個，私營經濟幾乎不復存在。

實踐證明，搞單一公有制脫離了我國社會生產力總體發展水平比較低的國情，產生了許多問題和弊端。在單一公有制條件下形成的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忽視價值規律作用，存在著事實上的平均主義、“大鍋飯”，同時也不利于發揮公有制經濟以外多方面積極因素的作用，甚至會把它們視為異端，束縛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妨礙了社會主義優越性的發揮，人民生活水平長期得不到提高。

“文化大革命”結束后，打破束縛生產力發展的單一公有制結構，提到議事日程上來。第三次復出的鄧小平深刻總結經濟建設的歷史經驗教訓，提出“我們一定要根據現在的有利條件加速發展生產力”【《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380頁。】，號召全黨解放思想，開動腦筋，“敢于思考問題，提出問題，解決問題”【《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第381頁。】。他把當時實行的社會主義，區分為兩個部分。一個部分是根本制度，必須堅持；另一個部分是具體政策，可以因時因地制宜。他指出：“過去行之有效的東西，我們必須堅持，特別是根本制度，社會主義制度，社會主義公有制，那是不能動搖的。”在這個前提下，他提出：要根據新的情況來確定新的政策。”【《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33頁。】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沖破了“左”的桎梏，恢復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決定把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并啟動了改革開放的航船。鄧小平在會上作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主題報告中，談到經濟政策時，強調要率先突破“一大二公”的禁錮，提出：“要允許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企業、一部分工人農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績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來。”【《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152頁。】當時，在非公有制經濟基本不存在的情況下，允許先富起來的“一部分企業”和“一部分工人農民”，實際上指的就是公有制企業及公有制企業內的工人和農村集體經濟中的農民。

二、從倡導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到形成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所有制結構的新格局

所有制的改革是從我國現實的生產力狀況出發，緊緊圍繞如何發展生產力這個中心任務來進行的。改革最先從農村破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打破了“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人民公社體制和“記工分”的分配方式。鄧小平尊重群眾的創造，明確給予肯定和支持。1980年5月，他同胡喬木、鄧力群談話時指出：“我們總的方向是發展集體經濟。實行包產到戶的地方，經濟的主體現在也還是生產隊。這些地方將來會怎么樣呢？可以肯定，只要生產發展了，農村的社會分工和商品經濟發展了，低水平的集體化就會發展到高水平的集體化，集體經濟不鞏固的也會鞏固起來。”【《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315頁。】他認為，包產到戶有利于發展生產力，不會動搖社會主義制度。1981年8月，他在會見臺灣、香港知名人士傅朝樞時指出：“包產到戶是社會主義制度下責任制的一種形式，沒有剝削，沒有違背集體所有的原則，可以調動人民的積極性，體現了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原則，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經濟，不是搞資本主義。”【《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764頁。】

改革開放后，城鎮集體經濟和個體經濟迅猛發展起來，一個直接的原因是為了開辟勞動就業渠道，解決返城知青就業問題。對此鄧小平非常支持。1980年12月，他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指出：“主要通過集體經濟和個體勞動的多種形式，盡可能多地安排待業人員。要切實保障集體勞動者和個體勞動者的合理利益。”【《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362、363頁。】

在鄧小平的推動下，我們黨在所有制問題上開始跳出原來的框框，作出新的理論概括，提出新的政策。1981年6月，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指出：“國營經濟和集體經濟是我國基本的經濟形式，一定范圍的勞動者個體經濟是公有制經濟的必要補充。”【《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40、841頁。】1982年黨的十二大報告在肯定國營經濟在整個國民經濟中居于主導地位的同時，提出：“在很長時期內需要多種經濟形式的同時并存。”【《十二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0頁。】1984年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進一步指出：“堅持發展多種經濟形式和多種經營方式的共同發展，是我們長期的方針。”【《十二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90頁。】

十二大以后，特別是十二屆三中全會以后，經濟體制改革在全國全面展開，對外開放邁出大的步伐，所有制結構調整取得明顯成效，由所有制結構不合理形成的對生產力的羈絆逐漸被消除。首先，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大大提高了農村勞動生產率，帶來了農業的大幅度增產和農民收入的大幅度增加，同時釋放出大量勞動力，促進了以集體所有、個人承包為基本特征的鄉鎮企業異軍突起，短短幾年內創造了經濟奇跡；其次，外資企業開始大量涌現，幾近銷聲匿跡的個體經濟、私營經濟迅速恢復和發展起來，給國民經濟的發展增添了新的生機和活力。

對于新生事物，人們總會有不同認識，況且“左”的思想的影響不可能一下子消失得無影無蹤。發展非公有制經濟畢竟與我們傳統的觀念和做法大相徑庭，所以許多人一時難以理解和接受，擔心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會沖擊和削弱公有制經濟，甚至會動搖公有制的根基，使中國改變社會主義性質，走上資本主義道路。有些經營者自己也提心吊膽，擔心政策隨時發生逆轉。

面對眾多懷疑和非議，鄧小平清醒地作出了判斷，指出：實行改革開放、發展非公有制經濟不會影響公有制，而是為了更有力地發展生產力，加強公有制經濟。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后，鄧小平對此做了大量的說服解釋工作，努力消除長期形成的思想障礙。他說：“發展一點個體經濟，吸收外國的資金和技術，歡迎中外合資合作，甚至歡迎外國獨資到中國辦工廠，這些都是對社會主義經濟的補充。一個三資企業辦起來，工人可以拿到工資，國家可以得到稅收，合資合作的企業收入還有一部分歸社會主義所有。更重要的是，從這些企業中，我們可以學到一些好的管理經驗和先進的技術，用于發展社會主義經濟。這樣做不會也不可能破壞社會主義經濟。”【《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8、139頁。】他還指出：“我們吸收外資，允許個體經濟發展，不會影響以公有制經濟為主體這一基本點。相反地，吸收外資也好，允許個體經濟的存在和發展也好，歸根到底，是要更有力地發展生產力，加強公有制經濟。”【《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49頁。】

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的思想逐漸得到全黨的認同。人們不再把公有制之外的所有制形式看成資本主義的溫床，看成社會主義的另類，而是作為社會主義題中應有之義。非公有制經濟在搞活經濟、促進經濟增長、增加就業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也不斷顯現出來。到1987年黨的十三大，我們黨對于所有制問題，對于非公有制經濟的作用，有了更加清晰的認識。十三大報告提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所有制結構應以公有制為主體”，“對于城鄉合作經濟、個體經濟和私營經濟，都要繼續鼓勵它們發展”。【《十三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1頁。】

但是，改革和發展總是與矛盾和困難相伴隨，特別是1989年政治風波和隨后發生的東歐劇變、蘇聯解體事件，引起了國內一片議論。有些人把這些歸咎于改革開放，歸咎于發展個體、私營經濟，引進外資；另外有些人則對非公有制經濟在數量和比例上不斷擴大深感不安和憂慮。改革又到了新的關頭。1992年初，鄧小平視察南方，發表談話，指出：“要害是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判斷的標準，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他在談話中為改革開放和引進外資正名、鼓氣，指出：“從深圳的情況看，公有制是主體，外商投資只占四分之一，就是外資部分，我們還可以從稅收、勞務等方面得到益處嘛！多搞點‘三資’企業不要怕。只要我們頭腦清醒，就不怕。我們有優勢，有國營大中型企業，有鄉鎮企業，更重要的是政權在我們手里。”【《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72、373頁。】他號召要大膽地試，大膽地闖。南方談話澄清了人們心頭的種種疑慮和誤解，帶來了又一次思想大解放，為各種所有制經濟的新一輪發展開辟了新的天地。

南方談話為隨后召開的黨的十四大奠定了思想理論基礎。在十四大作出的一系列重大決策中，包括了對所有制結構的進一步規定：“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經濟為主體，個體經濟、私營經濟、外資經濟為補充，多種經濟成分長期共同發展。”【《十四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9頁。】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的新格局基本形成。

三、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最終達到共同富裕

鄧小平強調發展非公有制經濟，是不是他對公有制不再重視了？恰恰相反。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鄧小平始終把公有制為主體看成是社會主義在經濟上區別于資本主義的本質特征，看成是必須堅持的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他反復強調，非公有制經濟無論怎么發展，都不能影響和改變公有制的主體地位，絕不能拋棄公有制，走私有化和兩極分化的邪路。無論改革開放如何深入發展，鄧小平始終緊繃公有制為主體這根弦。

20世紀80年代中期，隨著改革開放的全面展開，個體經濟、外資、合資等形式大量涌現并占了相當的比例。鄧小平注意到了這個問題，不失時機地反復強調堅持公有制為主體。他指出：“我們采取的所有開放、搞活、改革等方面的政策，目的都是為了發展社會主義經濟。我們允許個體經濟發展，還允許中外合資經營和外資獨營的企業發展，但是始終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10頁。】這個時候，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泛起。自由化論者否定公有制，鼓吹全盤私有化，企圖把中國引向資本主義。鄧小平旗幟鮮明地堅決對此予以駁斥，并強調：“我們執行對外開放政策，學習外國的技術，利用外資，是為了搞好社會主義建設，而不能離開社會主義道路。我們要發展社會生產力，發展社會主義公有制，增加全民所得。”【《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95頁。】

鄧小平講堅持公有制為主體的問題，通常不是孤立地講，而是把它同發展生產力，同共同富裕聯系起來，把公有制占主體和共同富裕并提為必須堅持的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如，1985年3月，他在全國科技工作會議上指出：“一個公有制占主體，一個共同富裕，這是我們所必須堅持的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我們就是要堅決執行和實現這些社會主義的原則。”【《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11頁。】不久，他又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在改革中，我們始終堅持兩條根本原則，一是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為主體，一是共同富裕。有計劃地利用外資，發展一部分個體經濟，都是服從于發展社會主義經濟這個總要求的。”【《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42頁。】

在鄧小平1992年南方談話中，有兩段特別重要的論述。一是關于衡量改革開放和各方面工作的是非得失，要按照“三個有利于”的標準；二是關于社會主義本質的論述。有人說，鄧小平在這兩段話里，沒有提公有制為主體，是不是另有新的想法？我們說，盡管這兩段重要論述中沒有出現“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字眼，但卻始終貫穿著這一精神。

在“三個有利于”里面，鄧小平沒有抽象地講發展生產力、增強綜合國力，而是特指“是否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72頁。】這里，“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就是最大的質的規定性。它表明，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即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是一個密不可分的整體，不可分割，不能動搖。關于社會主義本質，鄧小平強調了兩方面內容，一個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另一個是“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73頁。】。這里，“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同“最終達到共同富裕”也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前者既是目的，也是手段，后者是中國共產黨人始終追求的目標；兩者同樣不可分割，不能動搖。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根本目的就是造福于人民。什么叫“共同富裕”？就是最大限度地滿足最廣大中國人民的物質文化需求，就是全體人民共享發展成果，這也是社會主義最大的優越性。盡管這是一個很長的歷史過程，但又是必須從現在起始終堅持的社會主義原則。如何才能達到共同富裕？就是要堅持公有制為主體。當然，只堅持公有制，不發展生產力，結果必然是共同貧窮，歷史的經驗教訓已充分證明了這一點。但是，如果放棄公有制，搞私有制，或不以公有制為主體，而以私有制為主體，即使生產力發展起來了，結果也只能是社會財富被少數人占有，那樣社會主義就不復存在了。鄧小平講得再明白不過了：“只要我國經濟中公有制占主體地位，就可以避免兩極分化。”【《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49頁。】

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關系到社會主義的本質，也關系到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和方向。鄧小平在改革之初提出“社會主義可以搞市場經濟”時就指出，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雖然方法上基本上和資本主義社會的相似，但也有不同，是全民所有制之間的關系，當然也有同集體所有制之間的關系，也有同外國資本主義的關系，但是歸根到底是社會主義的，是社會主義社會的”。【《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236頁。】他的思想很明確，我們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而不是搞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不能否定公有制的主體地位，走私有化道路。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過程中，他把公有制是否占主體地位作為判斷改革開放、搞市場經濟路子是否走對了的一個重要前提。1985年10月，他在會見美國高級企業家代表團時指出：“實行對外開放政策，搞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相結合，進行一系列的體制改革，這個路子是對的。這樣做是否違反社會主義的原則呢？沒有。因為我們在改革中堅持了兩條，一條是公有制經濟始終占主體地位，一條是發展經濟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始終避免兩極分化。”【《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49頁。】

鄧小平認為，堅持公有制為主體，能夠從全局出發，集中力量辦大事，這是我們社會主義國家的優勢。早在打破單一的公有制結構，提出發展多種經濟、引進外資之初，他就肯定地指出：“到底是社會主義公有制好，還是資本主義私有制好？只要我們的工作搞得好，按經濟規律搞建設，肯定社會主義公有制比資本主義私有制好，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好。”【《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第499頁。】蘇東劇變之后，國際上刮起了社會主義失敗論的狂潮。有人因社會主義遭到重大挫折，國有企業困難重重，許多企業被一賣了之，造成國有資產大量流失等現象，而悲觀失望，對公有制優勢和生命力產生懷疑，甚至喪失了信心。1989年11月，鄧小平會見坦桑尼亞革命黨主席尼雷爾時堅定地指出：“只要中國社會主義不倒，社會主義在世界將始終站得住。”【《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46頁。】對于社會主義，對于公有制，鄧小平始終充滿感情，充滿信心。1992年7月，他審閱中共十四大報告稿時又指出：“社會主義經濟以公有制為主體，農業也一樣，最終要以公有制為主體。公有制不僅有國有企業那樣的全民所有制，農村集體所有制也屬于公有制范疇。現在公有制在農村第一產業方面也占優勢，鄉鎮企業就是集體所有制。農村經濟最終還是要實現集體化和集約化。”【《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第1349頁。】

四、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不動搖

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化，我們黨對生產力發展客觀規律的認識，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所有制結構的認識不斷深化。以江澤民為核心的中共中央第三代領導集體堅持和發展“三個有利于”和社會主義本質論，在鄧小平以公有制為主體思想的基礎上，對所有制問題繼續進行探索和總結，取得了新的突破。

1997年黨的十五大進一步闡述了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的重要意義，對公有制經濟的含義、主體地位作了新的界定，把“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作為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項基本經濟制度確立下來。【《十五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0頁。】2002年黨的十六大在提出堅持和完善這一基本經濟制度的基礎上，又進一步提出了兩個“毫不動搖”的重要論斷：“必須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必須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并指出：“堅持公有制為主體，促進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統一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進程中，不能把這兩者對立起來。”【《十六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第19頁。】

當年鄧小平在理論上和實踐上所要全力打破的是單一公有制“一統天下”的局面。如今從理論上和實踐上提出的突出問題，則是如何堅持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正確處理兩個“毫不動搖”的關系。既不能將這兩個“毫不動搖”對立起來、相互損害，也不能

只強調一個而輕視另一個。否則，要么重新回到“一大二公”的老路上去，要么演變為全盤私有化。實際上，鄧小平提出的“以公有制為主體”本身有兩個層次的含義：一是要摒棄過去那種“一大二公三純”的公有制模式，支持和鼓勵發展非公有制經濟；二是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不能影響和改變公有制的主體地位。也就是既反“左”，又防止右。

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都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發展社會生產力不可缺少的基本所有制形式。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具有決策快、經營機制靈活等優勢，改革開放以來，在活躍市場、增加稅收、擴大就業、改善人民生活、優化經濟結構、促進經濟發展等方面，都發揮了重要作用，已經成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生力軍。公有制的主體地位主要體現在公有資產在社會總資產中占優勢，國有經濟控制國民經濟命脈，起主導作用。經歷了20多年改革開放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實踐，我國國有企業從數量上看，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有所下降，但質的優勢不斷增強，仍然控制著國民經濟的命脈，總體上處于主體地位。據最新統計，2005年前11個月，國有及國有控股工商企業上繳稅金占到全社會工商稅收的48％。【《人民日報》2005年12月23日。】國有企業的存在與壯大，保證了我國的社會主義性質，也保證了非公有制經濟的根本方向，對于加強國家宏觀調控，維護國家經濟安全，有效地限制和克服市場經濟消極的一面，引導非公有制經濟沿著“三個有利于”的方向發展，促進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我們對國有企業進行改革，如實行股份制等，是對公有制的實現形式的探索，是為了搞活國有企業，使其更好地發揮主導作用。除國有經濟，公有制經濟還包括集體經濟、國家和集體控股的混合型經濟等多種形式。它們對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實現共同富裕也都發揮著不可忽視的作用。無論怎樣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這一條，我們黨從來都沒有動搖過。

實踐證明，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可以取長補短，相互競爭、相互補充、相互促進，更好地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共同推動經濟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堅持以公有制經濟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搞活了經濟，調動了各方面的積極性，大大解放和發展了生產力。改革開放20多年來，我國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9.5％，大大高于同期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年均增長2.5％和世界年均增長3％的速度，經濟總量在世界各國中的排序穩步上升。2004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達到159878億元人民幣，排名世界第六位。可以說，這些成就的取得，與我們所堅持的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是分不開的。

總之，鄧小平關于公有制為主體的思想，堅持了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公有制理論。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是鄧小平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根據我國的具體實際，突破單一的公有制結構、確立新的所有制結構的結果，是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維護最廣大人民的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的必然選擇。

（作者：姜淑萍，中央文獻研究室第三編研部副主任、編審）

（來源：《黨的文獻》200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