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與十二大重大理論和決策形成研究

 

在中國共產黨90年的偉大歷程中，十二大是一個承前啟后、繼往開來的重要里程碑。它是我們黨在改革開放新的歷史時期召開的第一個全國代表大會，全面開創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局面，打通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鄧小平作為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對十二大一系列重要理論和戰略決策的形成，起到了決定性的領導和指導作用。本文試就其中四個重要方面加以闡述。以此紀念黨的90周年華誕。

一、提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命題——為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開創新理論新道路

“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是鄧小平在十二大開幕詞中提出的一個嶄新命題。它的提出具有重要意義。理論上，它是創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邏輯起點；實踐上，它為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開辟了一條嶄新的道路。從此以后中國的建設和發展，就是沿著這條新路堅定不移地向前邁進的。

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一系列重大問題迫切需要解決。首先必須面對和解決的一個問題是如何看待“文化大革命”，如何看待我們黨建國以后的這段歷史。本來，1980年5月召開的十一屆五中全會決定提前召開十二大，來解決面對和各種問題。經過慎重考慮，鄧小平提出，應先拿出一個歷史決議對過去的問題蓋棺定論，十二大不再糾纏歷史問題，集中研究確定下一步發展的大政方針。“十二大就講新話，講向前看的話。”【《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668頁。】這樣，十二大沒有提前召開。中央集中就十二大的主題，即今后黨和國家的長遠建設和發展，組織充分籌備和醞釀。

1981年6月，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黨勝利地完成了指導思想上撥亂反正，為召開十二大，全面規劃現代化建設大政提供了條件。同時，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各條戰線出現了一系列可喜的新變化。各行各業思想解放，進發出旺盛的創造力量。農村改革初見成效，城市改革開始試點，國民經濟經過調整，也逐漸走上健康穩步發展的軌道。十二大召開恰逢其時。

十二大于1982年9月1日至11日舉行。鄧小平在開幕詞中提出：“我們的現代化建設，必須從中國的實際出發。無論是革命還是建設，都要注意學習和借鑒外國經驗。但是，照抄照搬別國經驗、別國模式，從來不能得到成功。這方面我們有過不少教訓。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就是我們總結長期歷史經驗得出的基本結論。中國的事情要按照中國的情況來辦，要依靠中國人自己的力量來辦。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無論過去、現在和將來，都是我們的立足點。”【《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頁。】

“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是一個全新的論斷，既是十二大的主題，更是整個改革開放新的歷史時期總的指導思想、主旋律。

這個論斷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鄧小平思想的新概括。“文化大革命”結束后，鄧小平開始重新思考中國社會主義建設怎么搞，探索新的正確的道路。環顧世界，中國到底走什么道路，可以有各種各樣的選擇。鄧小平堅持馬克思主義原理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原則，實事求是，深刻總結、研究我們過去走入歧途的教訓，堅定地認為，任何別國的經驗可以參考，但不能照抄照搬，我們要從中國的實際出發，走出一條自己的路來。

1978年11月27日，鄧小平回答美國專欄作家提出的關于中國是否采用南斯拉夫工人自治的形式問題時指出：“國與國的情況有很多不一樣，各有各的特點，各有各的發展體制。當然，我們要研究他們的經驗，但是不能簡單地吸收別人的經驗，要根據自己的條件來決定。”【《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438頁。】1979年3月30日，鄧小平在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講話指出：“現在搞建設，也要適合中國情況，走出一條中國式的現代化道路。”“中國式的現代化，必須從中國的特點出發。”【《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163、164頁。】1980年4月29日，盧森堡電視臺制片主任鮑利等對鄧小平進行電視采訪，問到中國現代化建設問題的時候，鄧小平回答說：“立足于自己，也要照顧自己的特點，完全按照別的國家的模式來建設中國是不可能的。任何一個國家的革命，任何一個國家的問題的解決，都必須根據本國的實際情況。”【《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626頁。】

從鄧小平十二大前的許多談話中不難看出，他在十二大上提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一命題，不是突發奇想，其中心思想與之前的觀點和說法是一脈相承的，十二大對這些思想作了全新的更為準確的表述。

“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在十二大上作為一個新命題提出以后，其科學內涵在十二大之后全面展開的改革開放的實踐中不斷豐富，逐漸發展成為一個完整的理論體系。1984年，鄧小平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內涵作了全面闡述；1987年十三大把鄧小平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理論概括為十二個方面，正式命名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1992年十四大提出了用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武裝全黨的任務；1995年十五大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為正式命名為鄧小平理論。2007年十七大提出了包括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學發展觀等重大戰略思想在內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這一日臻完善的理論體系有力地指導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

二、決策設立中央顧問委員會——為黨和國家領導制度改革辟出蹊徑

十二大的一大功績是在組織上邁出了實現黨的最高領導層新老交替的重要一步。之所以能夠成功地邁出這一步，與鄧小平創造性地提出設立顧問委員會的設想分不開。

粉碎“四人幫”后，“文革”中被打倒的老干部紛紛回到領導崗位。他們工作熱情很高，但無奈大都年事已高，難以適應現代化建設和改革開放新的形勢和要求。從中央到地方，干部隊伍出現了普遍老化和青黃不接的局面。鄧小平認識到，要保持黨的路線、方針和政策的連續性，保持黨的領導的穩定性，選拔培養大批年富力強的有專業知識的中青年干部進入各級領導班子，實現新老干部順利交替，迫在眉睫、亟待解決，十二大要著重解決這個問題。

然而，讓剛剛恢復工作的老干部馬上退下去，有些不近人情。另一方面，年輕干部缺乏經驗，一下子把重擔全部壓到他們肩上，也容易出問題，需要老同志幫助。為解決這一橫在面前的難題，鄧小平向中央提出了一個充滿智慧的新設想：通過設顧問的辦法完成新老干部交替。

鄧小平早在“文化大革命”中就提出了設顧問的想法。1979年1月2日，鄧小平在中共中央軍委座談會上重提他的設想，說：“顧問制度是我提議的，我自己愿意以身作則。”【《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463頁。】同時，從黨和國家戰略利益的高度出發，他對于設顧問的性質和作用一開始就考慮得很清楚。設顧問，建立退休制度，目的是選拔年輕干部接班，是為了推動和實現黨和國家的領導制度的改革。1979年11月2日，在中央黨、政、軍機關副部長以上干部會上，他提出：“要真正解決問題不能只靠顧問制度，重要的是要建立退休制度。”【《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226頁。】

1980年8月1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作出關于設置顧問的決定，提出在縣級以上單位設置顧問，并作為一項制度，長期堅持下去。5天后，8月18日，鄧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講話，進一步對設中央一級的顧問委員會提出設想，他說：“正在考慮再設立一個顧問委員會(名稱還可以再考慮)，連同中央委員會，都由黨的全國代表大會選舉產生，并明確規定各自的任務和權限。”【《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339頁。】這無疑為特殊歷史時期解決特殊歷史問題找到了一把鑰匙。許多老干部后來說這是鄧小平的一個偉大創舉。

1981年7月2日，十一屆六中全會剛結束，鄧小平把各省市自治區的黨委書記留下來開座談會，討論提拔培養中青年干部和老干部離休退休問題。他在會上提出，設顧問委員會，容納一些老同志，中央委員會成員比較年輕一點，“我希望在座的同志，凡是超過六十歲的同志，都把這個問題當作第一位的任務來解決。這個事情太大了。”【《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384頁。】設立顧問委員會的問題提上黨中央的議事日程。不久，中共中央組織部發出《關于貫徹執行中央對調整領導班子和選拔優秀中青年干部指示的幾項工作的通知》。通知要求當年年底和下年的上半年，中央、國家機關各部委及省市自治區黨委領導班子中要選進三至五名符合條件的優秀中青年干部，并盡快頒布《國務院關于老干部離職休養的暫行規定》及實施細則。

1982年1月13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上，鄧小平進一步強調解決干部新老交替問題的重要性，把它提到了關系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程度。他指出：“讓老人、病人擋住比較年輕、有干勁、有能力的人的路，不只是四個現代化沒有希望，甚至于要涉及到亡黨亡國的問題”。1月19日，中共中央印發這個講話，要求中央和國家機關各部委認真貫徹落實。實行干部退休制度，從而選拔優秀中青年干部進入領導班子的工作迅速付諸行動。兩天后，1982年2月20日，中共中央頒布《關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決定》，對老干部離休、退休的年齡作出規定。3月，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22次會議通過《關于國務院機構改革問題的決議》，原則批準《國務院機構改革初步方案》。4月10日，國務院發布《關于老干部離職休養制度的幾項規定》。

為了推動這項工作順利進行，鄧小平在不同的場合給老干部做思想工作，希望他們顧全大局，退出崗位，去當顧問。他自己更是身體力行，帶頭退居二線。這期間，許多同志提議鄧小平在十二大上擔任黨的最高領導職務，主持中央工作，鄧小平堅決回絕，但主動表態：如果有人不愿意當，別人又贊成他當，他愿意當顧問委員會的主任。【《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818—819頁。】

十二大前夕，7月30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對于會議討論的即將向十二：大提交的《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正草案)，鄧小平講話指出：“顧問委員會，應該說是我們干部領導職務從終身制走向退休制的一種過渡。我們有意識地采取這個辦法，使得過渡比較順利。也許經過三屆代表大會以后，顧問委員會就可以取消了。如果兩屆能夠實現，就要十年”。他稱顧問委員會是史無前例的形式，切合我們黨的實際，“但是在這個過渡階段，必須認真使干部隊伍年輕化，為退休制度的建立和領導職務終身制的廢除創造條件。”【《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414頁。】

根據鄧小平提出的設想，十二大作出成立中央顧問委員會的決定，為一批對黨和人民有過重要貢獻的老同志做了恰當的安排。大會審議通過的新的《中國共產黨章程》明確規定：“黨的中央顧問委員會是中央委員會政治上的助手和參謀”。

十二大根據新黨章的規定，選舉出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172人。鄧小平被選舉為第一屆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

設立顧問委員會，是中國共產黨有史以來的第一次，是一個偉大的創舉。它作為黨和國家領導制度改革的重要舉措，為開創新老干部交替與合作的進程，實現干部隊伍年輕化鋪平了道路。十二大共選出348位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其中新選進中央委員會的有211人，占總數的60．6％，三分之二以上年齡在60歲以下。同時，十二大規定黨中央只設總書記，不再設主席、副主席。總書記是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的成員之一，負責召集政治局會議，召集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會議，主持中央書記處的工作。召集和主持的作用是不一樣的。這樣，個人過分集權和個人專斷的現象就很難再發生。

十二大是一個良好的開端。正是從十二大設立顧問委員會開始，中國共產黨逐漸建立起退休制度。實際存在的干部領導職務終身制隨之成為歷史。從而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長足發展和后繼有人提供了可靠的組織保證。正是有了這樣的良好開端，才有了后來不斷走向成熟的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現在的中央領導集體，才能在改革開放的實踐中，不論遇到什么風浪，我們都始終如一，穩步快速發展。

三、指導修改黨章——為新時期加強黨的建設提供重要依據

修改并通過新的《中國共產黨章程》是十二大的又一重要功績。新黨章適應黨面臨的新的形勢和新的任務的需要，為新時期加強黨的建設，改善黨的領導提供了重要依據。

十二大前的黨章即十一大通過的黨章，沒有清除“左”傾錯誤影響，須進行重要修改。為此，中央成立由胡耀邦、胡喬木鄧力群組成的黨章修改小組。從1979年冬開始，修改工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領導下，在鄧小平的指導下進行。

工作一開始，也就是1980年年初，鄧小平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對修改黨章問題提出了總的要求：“黨章要寫好，讓人看了以后，感到面目一新，對黨有信心，有希望。”他還談了一些具體意見：“黨員合格不合格是個大事。黨章對黨員的義務和權利要有明確規定。要用黨章規定的條件來衡量黨員合格不合格，能履行黨員義務的叫合格。黨員要按黨章辦事，不能謀取私利，不能有超越黨員以外的權利。現在黨章有些條文規定得不明確，不足以反映當前存在的問題，因此規定必須明確。以后要求入黨和黨員登記都要根據黨章辦事。”關于民主與紀律問題，鄧小平指出：“黨內的民主和紀律都是必要的。民主比民主集中制含義更廣泛，但民主是有條件的，不能破壞集中。”

鄧小平要求修改工作抓緊進行，盡快拿出草稿。很快，1月20日，修改小組就拿出了第一稿送鄧小平等中央領導同志審閱。28日，鄧小平約胡耀邦、胡喬木、鄧力群談意見。在談到當選黨的各級委員會委員的條件時說：“總的趨勢應該是年輕化、專業化。”“黨的各級委員會的核心，人數不能太多，要年富力強，真正干事。”他還提出，黨員的條件要嚴格【《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599頁。】。

1980年2月5日，鄧小平審閱完黨章修改稿第二稿后，對這一稿總體非常滿意，對各章節的寫法也表示完全同意。在胡耀邦匯報到總綱中沒有提毛澤東的名字時說：“這個問題是總綱中最大的問題。”“要寫上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科學理論作為自己的行動指南。”

在后來黨章的整個修改過程中，鄧小平反復審閱，還對反對家長制和個人崇拜、黨和群眾的關系、加強黨的領導、中央委員會的職權、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等方面的問題先后提出了十多條意見。比如，2月29日，在十一屆五中全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上，鄧小平說：“修改黨章是要進一步明確黨在四個現代化建設中的地位和作用。執政黨應該是一個什么樣的黨，執政黨的黨員怎樣才合格，黨怎樣才叫善于領導?”【《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605頁。】

鄧小平的這些意見都是帶有根本意義的，成為黨章修改的明確指針。

根據鄧小平的意見，修改小組對黨章反復修改，并不斷在黨內征求對黨章修改草案的意見。修改草案還下發各省、市自治區廣泛征求意見。到十二大前，有29個省、市、自治區黨委和中央黨政軍85個單位，將討論情況和意見向中央寫了專門報告。在黨章修改過程中，中央有關單位還多次召集座談會。十二大形成的新黨章凝聚著鄧小平的思想，也集納了全黨的智慧。

新黨章的突出特點，一是對全體黨員、黨的干部和基層組織分別提出了比過去歷次黨章更嚴格的要求。二是對黨的組織制度作了一些新的規定。三是關于黨的民主集中制和黨的紀律這兩個方面都作了比過去的黨章更加系統和全面的規定。其中特別把“黨禁止任何形式的個人崇拜”作為黨的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則之一，規定“任何黨員不論職務高低，都不能個人決定重大問題”。這樣就可以有力地防止個人專斷，同時防止無組織無紀律現象。

適應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需要，新黨章對黨員規定了八條義務，特別增寫了“學習科學、文化和業務”的內容。關于干部，新黨章專門寫了一章。規定干部要能夠正確地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能夠同敵對勢力作堅決的斗爭，反對黨內外的錯誤傾向；能夠具有民主作風，自覺地接受黨和群眾的批評和監督；能夠在他工作的范圍里正確地、充分地履行職責，而不濫用職權來謀求私利。對干部還提出，在建設社會主義時期要具備一些什么樣的本領，什么樣的條件，還明確規定要“努力實現干部隊伍的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

此外，關于堅持和改善黨的領導，也作了一些新的規定。為了防止和糾正脫離群眾的各種不正之風，新黨章強調：“黨在領導群眾為實現共產主義理想而奮斗的全部過程中，始終同群眾同甘共苦，保持最密切的聯系，不允許任何黨員脫離群眾，凌駕于群眾之上”。

四、領導確定新的現代化戰略任務——為中國20世紀后20年發展繪出藍圖

在經濟上制定了全面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局面的行動綱領和方針政策，提出了經濟建設的戰略目標、戰略重點、戰略步驟一系列戰略任務，也是十二大的一個重要成果，它使得十一屆三中全會確定的正確路線得到進一步完善和發展。這反映了鄧小平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和中國實際相結合，對社會主義建設的認識達到了新的高度。

十二大提出的翻兩番的戰略目標，是黨中央根據之前鄧小平的設想，經過認真論證而確定的。在重新思考中國現代化建設道路的過程中，鄧小平分析中國的實際情況，對照我們同發達國家經濟上的差距，意識到，建國初期提出的要在世紀末“全面實現四個現代化”目標脫離中國實際，是不可能實現的。于是，他對到世紀末的現代化目標進行重新規劃。1979年12月6日，鄧小平會見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時，首次對原來的現代化目標進行重大突破性修訂，提出“小康”目標：“我們要實現的四個現代化，是中國式的四個現代化。我們的四個現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們那樣的現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237頁。】后來，鄧小平充分考慮中國國情，特別是考慮到人口20世紀末將增加到12億這個因素，認識到人均達到1000美元難度較大，對指標作了調整。1980年10月15日，他在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召開的會議上講話提出：“現在我們搞四個現代化，提的目標就是爭取二十年翻兩番。到本世紀末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八百至一千美元，進入小康社會。”【《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681頁。】他在這里還第一次使用了“翻兩番”的說法。

“小康”、“翻兩番”提出后，很快成為全黨全民的共識，被正式吸收到十二大報告中。

十二大報告提出從1981年到本世紀末的20年我國經濟建設總的奮斗日標是：“在不斷提高經濟效益的前提下，力爭使全國工農業的年總產值翻兩番，即由1980年的7100億元增加到2000年的28000億元左右。實現了這個目標，我國國民收入總額和主要工農業產品的產量將居于世界前列，整個國民經濟的現代化過程將取得重大進展，城鄉人民的收入將成倍增長，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可以達到小康水平。”

為確保這一目標的實現，十二大前，鄧小平非常重視戰略重點、戰略步驟的制定工作，在每個關鍵環節上他都提出了重要意見，起了一錘定音的作用。

戰略重點、戰略步驟是在十二大前“六五”計劃和長遠計劃的編制過程中制定的。1980年2月，國家計委等部門開始“六五”計劃的擬定工作。3月19日，鄧小平對胡耀邦、胡喬木、鄧力群說：“這件事關系很大。”他特別關注計劃中關于戰略重點的問題。他說：能源問題是經濟的首要問題，能源問題解決不好，經濟建設很難前進。交通運輸，包括鐵路、公路、內河航運、海運、空運、港口、碼頭、貨棧、飛機場，也包括郵電通訊，對整個經濟的發展關系極大。【《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610—611頁。】

鄧小平要求抓緊計劃的擬定工作，確保提交十二大。根據鄧小平的指示，國家計委用了三個月的時間，初步擬出制訂長遠規劃的基本設想。

隨著十一屆六中全會的圓滿結束，隨著國民經濟經過調整開始走上穩步發展的軌道，鄧小平對戰略重點的問題有了更加深入、具體的考慮。1981年10月8日、10日、12日、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連續開了四天。會議通過了國家計委《關于第六個五年計劃控制數字的匯報要點》，確定了今后20年經濟發展的戰略步驟：今后20年經濟發展分為兩個階段，前10年主要打好基礎、積蓄力量，后10年力爭用20年的時間使工農業總產值翻兩番，使人民的消費達到小康水平。鄧小平贊成這個設想，要求國家計委和管理經濟的同志，立即準備一個能夠在“七五”計劃時期、“八五”計劃時期發揮作用的骨干工程的單子。骨干工程包括動力、能源，特別是水電、交通。【《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776頁。】

鄧小平特別關心的是，“六五”計劃能不能同“八五”、“九五”銜接上，出現一個大發展。1982年7月26日，鄧小平又找姚依林、宋平來談“六五”計劃和長期規劃。姚依林、宋平就鄧小平關心的計劃前后銜接的問題著重作了匯報，說，前10年安排可以同后10年的大發展銜接得上，并列出了電、煤炭、石油等在各階段的增長數字。鄧小平講了如下意見：集中使用資金勢在必行。大的建設項目要加快前期工作。20年規劃能否實現關鍵在兩條。第一條是建立起管理體制、責任制，制定出規章制度、定額等等；第二條是解決好領導班子。長遠規劃的關鍵，是前十年為后十年做好準備。

經反復論證，20年的戰略目標、戰略重點和戰略步驟正式寫入十二大報告。報告提出，為實現戰略目標，“在今后二十年內，一定要牢牢抓住農業、能源和交通、教育和科學這幾個根本環節，把它們作為經濟發展的戰略重點。”“在戰略部署上要分兩步走：前十年主要是打好基礎，積蓄力量，創造條件，后十年要進入一個新的經濟振興時期。這是黨中央全面分析了我國經濟情況和發展趨勢之后作出的重要決策。”

歷史的發展進程已經充分證明，十二大確定的戰略目標、戰略重點和戰略步驟對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至為重要，鄧小平強調搞好重點建設極富遠見。正是有了20世紀80年代打下的堅實基礎，我們國家才有了后來90年代的大發展，才保證了世紀末總體小康社會的如期實現。不僅如此，那個時期上馬的重點建設項目，比如三峽工程，不可能短期內很快見效，卻在21世紀發力，為推動經濟較快平穩發展，為我們國家邁向全面小康社會，提供了強大的支撐。我們現在的大發展，是建立在上世紀80、90年代大力發展重點建設項目的基礎之上的。鄧小平著眼于長遠發展的前瞻性思維和戰略性決策對中國產生的深遠影響無可估量。

十二大的功績是多方面的，除以上所述四個方面外，還有一系列新的、突破性的理論建樹和戰略決策，鄧小平在其中都發揮了重要的決策和指導作用。比如，關于新時期的總任務；關于經濟建設和改善人民生活；關于公有制經濟和多種經濟形式；關于自力更生和擴大對外經濟技術交流；關于計劃和市場；關于社會主義精神文明；關于社會主義民主；關于外交和國際戰略，等等。這些重要理論和決策，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局面的形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形成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十二大和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為中國共產黨90載光輝史冊書寫下了濃墨重彩的篇章。

（作者：姜淑萍，中央文獻研究室第三編研部副主任、編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