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對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探索與思考

 

新中國成立60年來，建設現代化和建設什么樣的現代化，是中國共產黨不斷探索和追求的主題。中華人民共和國60年歷程，就是探索和追求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歷程。從“四個現代化”到“小康目標”、“三步走發展戰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為了實現中華民族的復興之夢，一代又一代中國共產黨人創新著理論和實踐，完成著繼承與超越，一步一步打開通向現代化的新路徑。中國共產黨推進現代化進程所創造的輝煌和經驗，值得回味、總結和思考。

一、“四個現代化”——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歷史起點和有益探索

自近代以來，現代化是世界文明發展的主潮流，也是中華民族為擺脫積貧積弱的狀況，實現偉大復興而為之奮斗的崇高目標。為了中國的現代化，以孫中山為代表的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前仆后繼，不懈奮斗，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條件下，現代化不可能真正作為行動綱領列上國家的議事日程，直到中國共產黨開創的新中國的到來。

在新中國成立前，毛澤東在籌劃建國方略之時即把工業化作為奮斗目標提了出來。1949年2月，毛澤東同米高揚會談時更是明確地提出：戰爭一旦結束，我們不但要恢復生產，而且要建設嶄新的、現代化的、強大的國民經濟。不久，中共七屆二中全會決議提出了把中國從農業國變為工業國的現代化任務。

新中國成立之初，現代化的問題即提上日程。1953年9月公布的過渡時期總路線提出：“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1954年9月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毛澤東提出“在幾個五年計劃之內，將我們現在這樣一個經濟上文化上落后的國家，建設成為一個工業化的具有高度現代文化程度的偉大的國家。”[i]周恩來在會上作的《政府工作報告》，第一次提出了四個現代化的任務：建設起強大的現代化的工業、現代化的農業、現代化的交通運輸業和現代化的國防。1956年9月，八大將這四個現代化的任務正式寫進了黨章。

1956年八大前夕，毛澤東對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提出了分兩步走的構想。第一步，用三個五年計劃的時間實現初步工業化。第二步，再用幾十年的時間接近或趕上世界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毛澤東在做此設想的時候還考慮了國情，特別是人口的因素。他說：“我國是一個具有六億人口的國家，到第三個五年計劃完成的時候，按照每年增加一千二百萬人計算，那時將有七億幾千萬人口，按照每人占有各項主要工業產品的數量來說，我國要進一步工業化，要接近或者趕上世界上工業最發達的國家，那就需要幾十年才有可能。”[ii]

關于現代化的長期性和實現現代化的具體時間問題，毛澤東也提出過明確的預見。1956年9月，毛澤東會見南斯拉夫代表團時說：“要使中國變成富強的國家，需要五十到一百年的時光。”[iii]1957年3月，毛澤東在江蘇、安徽兩省及南京軍區的黨員干部會議上講話指出：“把我們的國家建設好要多少年呢？我看大概要一百年吧。要分幾步來走：大概有十幾年會稍微好一點；有個二三十年就更好一點；有個五十年可以勉強像個樣子；有一百年那就了不起，就和現在大不相同了。”[iv]

然而，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步履維艱。中國的現代化受到國際國內條件的局限，當時我們基本處于封閉狀態，對世界現代化的狀況了解甚少，對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缺乏清醒的認識和基本經驗，因而現代化探索進程充滿曲折。

1957年11月，毛澤東率中國政府代表團參加蘇聯十月革命慶典，面對赫魯曉夫提出蘇聯15年趕超美國的挑戰，提出了15年左右在主要工業品的產量上超過英國的口號，并提出了30年內趕超美國，使中國逐步由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設想。這個設想的確鼓舞人心，但它脫離了中國生產力極不發達的客觀事實，違反了經濟發展和現代化建設的規律。1958年到1960年掀起“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使這個目標不斷升溫。結果欲速不達，不但沒有達到促進現代化進程的目的，反而導致經濟嚴重困難。

“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后，我們黨深刻總結經驗教訓，大興調查研究之風，對國民經濟進行調整，一度回到了實事求是的正確路線上來。1961年毛澤東會見英國蒙哥馬利元帥時說：“在我國，要建設起強大的社會主義經濟，我估計要花一百多年。”[v]在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會上，毛澤東再一次冷靜地指出：“中國的人口多、底子薄，經濟落后，要使生產力很大地發展起來，要趕上和超過世界上最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沒有一百多年的時間，我看是不行的。也許只要幾十年，例如有些人所設想的五十年，就能做到。果然這樣，謝天謝地，豈不甚好。但是我勸同志們寧肯把困難想得多一點，因而把時間設想得長一點。”[vi]

在毛澤東“分步走”和“一百年”設想的指導下，1963年9月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確定了分“兩步走”實現“四個現代化”的發展戰略。所謂“兩步走”，即：第一步，用15年時間，建立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使我國工業體系大體接近世界先進水平；第二步，用50年到100年時間，使我國工業走在世界前列，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

但由于黨內“左”的指導思想很快又占了上風，這些正確的認識和思路沒能堅持下來。從1964年12月三屆人大一次會議周恩來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即體現出了思想上的變化。報告重申了實現四個現代化的任務，即：“要在不太長的歷史時期內，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強國，趕上和超過世界先進水平。”[vii]但用了“不太長的歷史時期”和“趕上和超過”這樣的字眼。報告雖然繼續提到“兩步走”的戰略，但不再寫入每一步實現的時間。

到了“文化大革命”，搞“以階級斗爭為綱”，完全偏離了社會主義現代化這個歷史主題，經濟社會發展遭受嚴重挫折和損失，“四個現代化”擱淺。而這個時期，世界現代化潮流在科學技術推動下以一日千里的勢頭向前猛進，原來比較落后的新加坡、韓國和中國的香港、臺灣等國家和地區迅速崛起，中國又錯失良機，現代化進程又被世界甩后了至少20年。

1975年1月，周恩來在四屆人大一次會議上再次重提“四個現代化”，鄧小平在這年主持全面整頓的過程中，也力排“四人幫”的干擾，強調“四個現代化”是大局，要把國民經濟搞上去。遺憾的是不久即被“四人幫”指責為背離了以階級斗爭為綱，“四個現代化”再度擱淺。

但勿庸否認，這些探索中的曲折不能掩蓋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對中國現代化探索的貢獻。“四個現代化”思想的實施使中國在較短的時間內建立了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為新中國的現代化奠定了最初的物質和技術基礎，也大大激發了全國人民的建設熱情。更重要的是，第一代中央領導人對現代化建設實現路徑的探索，為后來確定正確的現代化目標奠定了基礎，提供了經驗。比如前面提到的現代化分階段完成和現代化長遠目標的設想。“分步走”和“一百年”的設想表明，我們黨比較早地意識到了在經濟文化落后的中國實現現代化的漸進性和長期性，這為后來提出分“三步走”，用一百年基本實現現代化提供了重要依據和寶貴經驗。可以說，21世紀中葉實現基本現代化的目標與此是有歷史淵源的。

二、“小康目標”——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新開端和重要階段

1978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總結歷史經驗教訓，果斷拋棄“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方針，作出把工作重心轉移到現代化建設上來的重大決策。鄧小平站在新的歷史高度，將“四個現代化”重新提上日程。在三中全會前夕中共中央工作會議期間，鄧小平就對來訪的外國客人說：“北京正在召開的最高領導人會議，主要是討論四個現代化問題。”“我們現在議的就是怎么樣萬眾一心搞四個現代化，中心議題就是這個。”[viii]此后他反復強調：“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是我們當前最大的政治。”[ix]“必須一天也不耽誤，專心致志地、聚精會神地搞四個現代化建設。”[x]

歷經30年風風雨雨，中國現代化航船終于重新鼓起風帆，又一次站到了新的起點上。

不過，對中國和世界經濟發展的實際狀況和前景需要重新認識和分析思考。粉碎“四人幫”后到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之初，關于現代化，仍然沿用的是“世紀末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提法，兩年多的“洋冒進”與此不無關系。

1979年3月，中央政治局會議和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批“洋冒進”，實事求是地總結建國以來經濟建設上的“左”的教訓，對現代化的認識開始轉變，意識到要從國情出發搞現代化建設。

與此同時，隨著到西方發達國家考察的增多，中國人打開了眼界，對現代化增加了新的認識。1978年鄧小平也考察了日本、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等國，1979年初又訪問了美國。美日兩國高度現代化對他形成了強大的“沖擊波”，他感慨地說：“我懂得什么是現代化了。”中國與西方發達國家經濟科技等方面差距的直接感受，使他清醒地認識到，既定的“在20世紀末趕上和超過世界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實現四個現代化”的目標是不實際的。他開始重新思考四個現代化的可行性問題。

鄧小平再談到現代化問題的時候，使用了“中國式”這樣一個限定詞。1979年3月，他在會見英中文化協會執委會代表團時說：“我們定的目標是在本世紀末實現四個現代化。我們的概念與西方不同，我姑且用個新說法，叫做‘中國式的四個現代化’。現在我們的技術水平還是你們五十年代的水平。如果本世紀末能達到你們七十年代的水平，那就很了不起。就是達到這個水平，也還要做許多努力。”[xi]“現在搞建設，也要適合中國情況，走出一條中國式的現代化道路。”[xii]

對什么是“中國式的現代化”，鄧小平很快找到了答案。1979年12月，鄧小平會見日本首相、著名的經濟發展戰略問題專家大平正芳時，提出了一個影響中國未來幾十年命運的重要設想。他說：“我們要實現的四個現代化，是中國式的四個現代化。我們的四個現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們那樣的現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到本世紀末，中國的四個現代化即使達到了某種目標，我們的國民生產總值人均水平也還是很低的。要達到第三世界中比較富裕一點的國家的水平，比如國民生產總值人均一千美元，也還得付出很大的努力。就算達到那樣的水平，同西方來比，也還是落后的。所以，我只能說，中國到那時也還是一個小康的狀態。”[xiii]這是鄧小平第一次用“小康”這個新名詞來描述未來20年中國的發展前景，也是第一次用“小康”來解釋“四個現代化”的目標。

雖然這段時間鄧小平有時候還沿用“四個現代化”的提法，但他所講的已經不僅僅指工業、農業、國防和科學技術這“四化”，而是賦予了它新的涵義。

在建國整整30年后，“小康”這一嶄新的概念和理論的提出，標志著我們黨“破繭化蝶”，沖出了“四個現代化”框框。鄧小平創造性地提出小康目標，為中國開啟了現代化的新天地，因而具有劃時代的理論意義。

首先，它立足于中國的具體國情對中國現代化目標的重新定位，借用富有濃郁中國傳統文化色彩的小康概念，來描述中國現代化的階段性目標和藍圖，矯正了中國現代化的歷史方位，使得中國的現代化目標落到了實處。

其次，“小康目標”是鄧小平尋找中國式的現代化答案的結果。“中國式現代化”中的“中國式”同他3年后提出的“中國特色”一詞具有同等涵義，中國式現代化的新思考及其答案小康目標，為制定和形成新時期符合中國實際的經濟社會發展戰略乃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形成奠定了思想理論基礎。

第三，小康的提出使人們更加清醒地認識中國的國情、所處的歷史階段，同先進的發達國家的差距。比起“十五年趕超英美”、“本世紀末實現四個現代化”，小康水平顯得很“保守”，但徹底扭轉了人們過去思想中已經深深植入的“一大二公”，甚至“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思想，幫助人們回到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上來。

就其實踐意義而言，小康在改革開放剛剛起步的時候提出，很好地配合了各項改革措施的推開。小康以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為標準，對中國現代化建設的速度和目標進行量化，既能反映我國的綜合國力，又便于與世界各國進行比較，具有科學性和可操作性。它的一個重大突破還在于以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和提高為具體目標，原來遙不可及的現代化變得看得見摸得著，與自己息息相關，更符合老百姓的意愿，因而更能激發廣大人民群眾改革開放和實現現代化的熱情和信心。

所以“小康”這個令人感到親切的概念一經提出，即被廣泛接受，很快成為全黨全民的共識，成為中國現代化道路新的開端。

根據鄧小平的構想，1982年中共十二大正式提出從1981年起到20世紀末在20年時間里實現全國工農業年總產值翻兩番（由1980年的7100億元增加到2000年的28000億元左右）、達到“小康”水平的戰略目標。中國從此堅定行進在小康路上。

三、“三步走”——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跨世紀大戰略

鄧小平提出小康目標后，進一步把視野向21世紀延展，開始醞釀中國跨世紀發展的大戰略。1980年12月25日，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他就指出：“經過20年的時間，使我國現代化經濟建設的發展達到小康水平，然后繼續前進，逐步達到更高程度的現代化。”[xiv]

1987年4月30日，鄧小平同西班牙工人社會黨副總書記、政府副首相格拉談話時，完整地提出了“三步走”的現代化發展戰略：“我們原定的目標是，第一步在八十年代翻一番。以一九八○年為基數，當時國民生產總值人均只有二百五十美元，翻一番，達到五百美元。第二步是到本世紀末，再翻一番，人均達到一千美元。實現這個目標意味著我們進入小康社會，把貧困的中國變成小康的中國。那時國民生產總值超過一萬億美元，雖然人均數還很低，但是國家的力量有很大增加。我們制定的目標更重要的還是第三步，在下世紀用三十年到五十年再翻兩番，大體上達到人均四千美元。做到這一步，中國就達到中等發達的水平。”[xv]

同年10月，現代化分“三步走”作為我國發展戰略寫進黨的十三大報告中。十三大明確提出了“到下個世紀中葉，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較富裕，基本實現現代化的”跨世紀發展戰略。之后，“三步走”戰略在1992年黨的十四大繼續得到確認。

鄧小平總是以戰略眼光謀劃未來，他很少就小康目標談小康，他提到小康時總是與“下個世紀五十年”達到的中等發達國家水平聯系到一起，并反復強調實現小康對于實現下一步目標的重要性。毛澤東在提出“四個現代化”目標的時候考慮到了分階段的原則，所不同的是，他設想的是到20世紀末追上發達國家，實現中國的現代化，而鄧小平設想的是21世紀中葉，建國100年的時候，圓中國人的現代化之夢。時間放慢了整整半個世紀，卻是一個更切實可行，令人信服，愿意長期為之奮斗的設想。

從“四個現代化”到小康目標，再到“三步走”發展戰略，富有創新精神的中國共產黨，在理論上和實踐中繼續著前人的事業，又大大超越了前人，從而把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實實在在地推向前進。

30年來，我們黨按照“三步走”戰略設定的方向，一步步推進著現代化的進程，即使遇到險灘和風浪，也從未動搖過，改變過。這是中國堅持改革開放，不斷創新發展的不竭的內在動力。

不過，鄧小平設計“三步走”戰略的時候，更多關注的是前20年，也就是前兩步。對這兩步，他的設計具體到了數字指標。他曾經說：“我只追求兩個目標，一個是在本世紀末中國實現小康社會；另一個就是我要活到一九九七年七月，到香港做一次旅行。”[xvi]而對于第三步目標，他只作了一個大略的構想。畢竟那時距離實現第三步戰略目標時間較為久遠，且僅實現第三步目標也需要50年，時間跨度比較大，許多事情難以預料，只能先確定一個大的框架。隨著時間的推移，實踐的發展，在第一步和第二步目標付諸實施并見到實效，取得經驗后，再對第三步的目標和步驟進一步具體化，作出新的定位。

對第三步的目標的設計時機出現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這時，原定2000年翻兩番的目標，也就是總體實現小康的目標提前5年實現了。中國人站到了新的地平線上。

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開始對如何實施現代化第三步戰略部署進行前瞻性的戰略思考。1995年召開的十四屆五中全會通過了《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的建議》，提出了全面實現第二步戰略目標，進而向第三步戰略目標邁進的跨世紀發展戰略，強調這一時期中國仍然處于小康階段，并具體規劃了到2010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主要奮斗目標。在此基礎上，1997年江澤民在十五大上初步把第三步戰略部署具體化，明確提出：“第一個十年實現國民生產總值比二〇〇〇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寬裕，形成比較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再經過十年的努力，到建黨一百年時，使國民經濟更加發展，各項制度更加完善；到世紀中葉建國一百年時，基本實現現代化，建成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國家。”[xvii]第一次明確提出了21世紀中葉，跨度達50年的新的“三步走”發展戰略。這個新戰略豐富和發展了鄧小平提出的“三步走”戰略，是對它的進一步展開，也是原第三步發展戰略的具體化。

2002年11月，在十六大報告中，江澤民又在“新三步走”戰略的基礎上，對新世紀現代化發展階段作出定位，把未來的50年劃分為兩個發展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前二十年，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階段，經濟社會發展的目標是鞏固和發展已經初步達到的小康水平，建成惠及十幾億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會；第二階段是后三十年，經濟社會發展的目標是，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基本實現現代化。把我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國家。至此，第三步的戰略部署更加具體和完善，從而為中國在新世紀前半葉從小康走向現代化提供了宏偉藍圖和行動綱領。

四、“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新世紀的行動綱領

當人類社會跨入21世紀的時候，中國基本進入小康社會。這時世界范圍內的現代化進程在加速，中國參與經濟全球化的進程也在加快，中國同世界的聯系更加緊密。江澤民、胡錦濤站在新世紀的起點上，以開闊的眼界，全新的視角，面對新情況，應對新機遇和新挑戰，在繼承鄧小平小康社會和現代化的思想的基礎上，更加全面和長遠地謀劃未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歷史性任務也就應運而生。

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是十六大的主題，十六大報告提出：“要在本世紀頭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設惠及十幾億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會，使經濟更加發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進步、文化更加繁榮、社會更加和諧、人民生活更加殷實。”[xviii]

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階段的目標是，到2020年國內生產總值力爭比2000年翻兩番，綜合國力和國際競爭力明顯增強。基本實現工業化，建成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更具活力、更加開放的經濟體系。城鎮人口的比重較大幅度提高，工農差別、城鄉差別和地區差別擴大的趨勢逐步扭轉。社會保障體系比較健全，社會就業比較充分，家庭財產普遍增加，人民過上更加富足的生活。這個目標還包括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民族思想道德素質、科學文化素質和健康素質，可持續發展能力、生態環境等。

這樣一個目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政治、文化全面發展的目標，是與加快推進現代化相統一的目標。從中可以看出，在實現總體小康后，中國共產黨更加強調社會的全面協調發展，全面性是十六大對于小康社會和現代化理論創新的突出特點。

就一個國家而言，現代化應當是全面的現代化。關于現代化全面性的問題，毛澤東在建國之初思考和設計現代化時提出“四個現代化”，就說明他已考慮到了現代化的全面性，而且這四個方面的現代化，從小康到全面小康，從未被舍棄，一直是現代化的重要內容。鄧小平提出小康時也并非只強調經濟指標，他始終把現代化過程看作一個社會全面發展的過程。在提出“中國式現代化”的時候他就提出“搞現代化要增加精神文明的內容。沒有好的道德觀念和社會風氣，即使現代化建設起來了也不好，富起來了也不好。”[xix]1983年鄧小平視察江蘇后充分肯定蘇州小康建設的6個方面更是很好的佐證。

但是，毛澤東等第一代中央領導人，在提出“四個現代化”時，主要是從經濟方面考慮問題。鄧小平提出小康目標主要強調的也是經濟指標。這從十二大報告、十三大報告所提出的目標中可以得到印證。畢竟精神文明是由物質文明決定的，在改革開放初期，經濟基礎薄弱，人均GDP只有200多美元，還沒有解決溫飽問題，而且當時急需扭轉人們思想中的“以階級斗爭為綱”的觀念，必須著重強調經濟建設，強調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是第一位的任務。而當第二步目標實現，進入總體小康后，廣大人民衣食無憂，過上相對富裕的小康生活，國家也有了一定的物質積累，全面小康的提出就成為歷史的必然。

2007年10月，在十七大上，胡錦濤根據國內外形勢發展的新變化，從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五個方面，對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標做了進一步充實和完善，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一是在經濟建設方面，提出“增強發展的協調性，努力促進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發展”；二是在政治建設方面，提出“擴大社會主義民主，更好保障人民權益和社會公平正義”；三是在文化建設方面，提出“加強文化建設，明顯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質”；四是在社會建設方面，提出“加快發展社會事業，全面改善人民生活”；五是在生態建設方面，提出“建設生態文明，基本形成節約能源資源和保護生態環境的產業結構、增長方式、消費模式”。十七大對小康全面性的完善，充分體現了科學發展觀的要求，是對十六大的繼承性和認識的進一步深化。

對于現代化的定位，十七大較之以前也有新變化。“四個現代化”定位于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偏于物質層面；十二大提出“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之后一直沿用這一提法。十七大將這一目標進一步豐富為“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將社會和諧列入社會主義現代化目標的主要內容，強調通過發展保障社會公平正義，不斷促進社會和諧。

從實踐上講，現代化是一個歷史進程，從理論上講，它是一個動態的概念，具有很強的時代性，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其內涵會不斷得到豐富和提升。30年小康社會實踐是中國沿著中國式的現代化之路堅定前進的過程，也是中國共產黨豐富和發展現代化理論，制定與完善現代化戰略的過程。十七大對現代化目標的豐富和發展，標志著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理論與實踐又邁出了新的步伐。

實踐總是走在理論的前面。在剛剛進入新世紀幾年的時間里，在江蘇、廣東、浙江等東部省市的一些地區即已領先全國，率先實現了全面小康的任務，開始了基本實現現代化的實踐。中央也明確要求“有條件的地方可以發展得更快一些，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基礎上，率先基本實現現代化。”這些地區的實踐及目標設想為我們展現了一幅更加令人鼓舞的前景，也為全國提供了具有示范作用的現代化樣本，讓我們感受到現代化的中國不再遙遠。

從新中國成立之時“四個現代化”的探索到新世紀全面小康的歷史性大跨越，中國在推進現代化的歷程中創造著輝煌的成就，而這些輝煌的成就又將所要奔向的目標的距離拉近。胡錦濤在紀念改革開放30周年大會上滿懷信心地指出：“我們的偉大目標是，到我們黨成立100年時建成惠及十幾億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會，到新中國成立100年時基本實現現代化，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只要我們不動搖、不懈怠、不折騰，堅定不移地推進改革開放，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就一定能夠勝利實現這一宏偉藍圖和奮斗目標。”

新中國走過60年歷程的時候，展現在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面前的是通向現代化的廣闊道路和光輝前景。

（作者：姜淑萍，中央文獻研究室第三編研部副主任、編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