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農村改革發展的思想和方法再認識

 

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是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根本問題，也是鄧小平一貫高度重視的問題。在領導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過程中，鄧小平從中國的實際出發，對“三農”問題進行了重要探索，為推動農村改革和發展發揮了歷史性作用。在新世紀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征程上，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作出了加快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重大戰略部署。鄧小平關于農業改革和發展的思想與方法，對于開展新農村建設具有重要的啟示和指導意義。

一、實事求是，勇于創新，推動農村改革沖破阻力，不斷前進

求實、創新，是鄧小平的理論思維的特質。他敢于正視社會矛盾和弊端，勇于超越傳統觀念和僵化體制，從實際出發，把握時代脈搏，敏銳地分析新情況，進行新探索，從而正確地作出新判斷，得出新結論，形成新理論，開辟新道路。在他領導農村改革和發展的過程中，突出體現了這一特點。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夕，首先發生在安徽農村的包產到戶，意味著改革開始萌動。這一新生事物出來后,在全國鬧得沸沸揚揚，其中不乏批判者。此情此景大有成為60年代“包產到戶”問題翻版的可能。但這種可能最終沒有成為現實，其主要原因就是得到了鄧小平的有力支持。當眾多輿論對早先發生在安徽的包產到戶現象橫加指責的時候，鄧小平就對當時的安徽省委書記萬里說，不要爭論，你就實事求是干下去。正是有了鄧小平的支持，使萬里心里有了底,他大膽果斷地在安徽推行包產到戶,實行這一政策的地方,大災之年出人意料地成為豐收年。1980年5月，鄧小平同胡喬木、鄧力群談話指出:“農村政策放寬以后，一些適宜搞包產到戶的地方搞了包產到戶，效果很好，變化很快。安徽肥西縣絕大多數生產隊搞了包產到戶，增產幅度很大。‘鳳陽花鼓’中唱的那個鳳陽縣，絕大多數生產隊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變面貌。”[i]鄧小平對安徽的農村改革明確表態，極大地鼓舞了安徽的干部和群眾。很快，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主要內容的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在全國迅速鋪開。

1981年8月，鄧小平又明確肯定包產到戶的性質，他說：“‘包產到戶’是社會主義制度下責任制的一種形式，沒有剝削，沒有違背集體所有的原則，可以調動人民的積極性，體現了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原則，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經濟，不是資本主義。”[ii]在鄧小平的推動下，中央對農村改革和農村政策高度重視，從1982年開始，連續五年，先后出臺了五個關于農村問題的“一號文件”。

對此，江澤民同志1998年到安徽視察時這樣說過：“如果在議論紛紛中，我們領導干部沒有膽識，不出來支持，反而加以否定，包產到戶就出不來。實際上，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包產到戶在安徽和其他一些地方的農村就在冒，但都被作為資本主義和右傾思想壓下去了。這個教訓極為深刻。”[iii]可以說沒有鄧小平堅持實事求是的精神，沒有鄧小平革命家的勇氣和膽略，改革開放初期的包產到戶極有可能重蹈60年代的覆轍。

鄧小平對農村改革的鮮明態度，源于他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觀察和處理問題的正確的思想方法。領導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道路伊始，鄧小平就對農業、農村和農民的現實狀況作了深入的了解和分析。他認識到必須把發展生產力作為農村的中心任務，但過去的路子已走不通。中國的改革從農村開始，看似偶然,實為中國特定的歷史條件和特殊的歷史背景所決定。20世紀70年代的中國，要走出困境，進行現代化建設，無論就人口分布還是經濟格局而言，農村都居最突出的位置。過去的人民公社制度片面追求“一大二公”，搞平均主義，大家都吃”大鍋飯”,干好干壞一個樣,哪來積極性,因而嚴重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要調動農民積極性，要發展農業生產力，要改變農村面貌，只有尋找新的出路。安徽出現包產到戶,嚴格說是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這種形式是在堅持土地等基本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前提下，把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開，適應了我國農村生產力狀況和農業生產特點。它是對我國農村集體所有制生產關系的重大調整，是對舊有經濟模式具有挑戰性的根本變革。所以,當改革的號角從農村吹響的時候，鄧小平義無反顧地以極大的熱情、敏銳的眼光，積極倡導、大力支持。

鄧小平的支持和推動，為農村改革鋪平了道路。短短幾年時間，改革給農民帶來了真正的實惠，農村生產力得到了解放，有力地推動了農業生產的發展。家庭承包責任制本身是解放思想、體制創新的產物,也成為我國農業和農村實現新的歷史性跨越的起點,開始從墨守傳統、自我封閉步步走向現代、走向開放。在農村改革不斷發展的過程中，鄧小平時刻關注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在每一步關鍵的時候，都旗幟鮮明地支持和推動改革。特別是進入九十年代，改革面臨新抉擇的時候，鄧小平發表南方談話，對農村改革給予充分肯定，提出：“城鄉改革的基本政策，一定要長期保持穩定。當然，隨著實踐的發展，該完善的完善，該修補的修補，但總的要堅定不移。即使沒有新的主意也可以，就是不要變，不要使人們感到政策變了。有了這一條，中國就大有希望。”[iv]到今天，改革開放已經走過了近30年，我國農業和農村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成功地解決了全國性農產品短缺和農民溫飽問題，傳統農業逐漸向現代農業轉變，中國農村開始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邁進。

鄧小平關于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因地制宜、講求實效，大膽探索、勇于創新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應成為我們今天解決“三農”問題，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基本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在農村工作的整個過程中，應堅持以實踐作為檢驗真理的標準，以是否有利于發展農業生產力、是否有利于提高廣大農民的生活水平、是否有利于增強農村經濟社會活力作為判斷政策正確與否的標準。

中國農村改革成效很大，廣大農村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但是，我們仍然要清醒地看到，在整個國民經濟中，農業經濟仍然是薄弱環節。早在1987年5月鄧小平會見金日成時就指出：“我們現在真正的問題是農業問題。我們要增加對農業的投資，更重要的是實行正確的政策，要使農民重視農業，生產糧食有利可圖。調動積極性要靠政策。使農業更加現代化，是更重要的政策。這不是兩三年能見效的。很可能整個九十年代我們其他方面都很順利，就是農業不順利，我們擔心的是這個問題。”[v]

目前農村普遍還存在經濟結構不盡合理，集約化、組織化、產業化程度不高，農產品市場競爭力不強，社會事業發展滯后等很多問題，這就決定了推進新農村建設，仍然必須以改革為龍頭，開拓新路，謀求新的發展。同時我們看到，各地農村自然條件、資源狀況、經濟發展水平存在著明顯的差異和不平衡。要堅持從實際出發，科學規劃、因地制宜、分類指導、統籌兼顧、突出特色，不搞運動，不搞“一刀切”和模式化，不搞無謂的爭論，積極探索符合客觀規律和農民意愿的新農村建設路子。正如鄧小平1992年南方談話時指出的：“我們推行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不搞強迫，不搞運動，愿意干就干，干多少是多少，這樣慢慢就跟上來了。不搞爭論，是我的一個發明。不爭論，是為了爭取時間干。一爭論就復雜了，把時間都爭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爭論，大膽地試，大膽地闖。農村改革是如此，城市改革也應如此。”[vi]

總之，在農業和農村經濟新的發展階段，適應新形勢、完成新農村建設的任務，需要的仍然是遵循實事求是的原則，進一步深化農村改革，在改革中探索解決矛盾和問題的新思路，從實際出發制定各項政策，在創新中尋求加快發展的新舉措。

二、尊重群眾的創造精神，把調動農民的積極性作為思考農村和農業問題的基本出發點

農民是農村建設的主體，農村改革和發展的核心問題就是保護和調動億萬農民的積極性，發揮農民創造精神，解放和發展農村生產力。

早在上世紀60年代，在調整農村生產關系的過程中，鄧小平就提出：“農業本身的問題，現在看來，主要還得從生產關系上解決。這就是要調動農民的積極性。”“生產關系究竟以什么形式為最好，恐怕要采取這樣一種態度，就是哪種形式在哪個地方能夠比較容易比較快地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就采取哪種形式；群眾愿意采取哪種形式，就應該采取哪種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來。”[vii]在粉碎“四人幫”后，全黨進行撥亂反正的過程中，鄧小平重新思考農村問題，他從開始就把調動農民積極性作為一個大政策。1977年11月，鄧小平聽取國家計委關于經濟計劃問題匯報時的講話時指出：“從長遠來講，要注意農村問題，隨著工業生產的發展，要逐步縮小剪刀差。將來要考慮提高糧價。增加農民收入，調動農民積極性，這是很大的政策。”[viii]

鄧小平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提出了農村改革問題，其基本出發點就是使農民的主動創造精神得到充分發揮。在全會前夕的中央工作會議上，他指出:“當前最迫切的是擴大廠礦企業和生產隊的自主權，使每一個工廠和生產隊能夠千方百計地發揮主動創造精神。一個生產隊有了自主權，一小塊地沒有種上，社員和干部就要睡不著覺，就要開動腦筋想辦法。全國幾十萬個企業，幾百萬個生產隊都開動腦筋，能夠增加多少財富啊！為國家創造財富多，個人的收入就應該多一些。[ix]1980年5月，鄧小平同胡喬木、鄧力群談農村政策問題時又指出：“從當地具體條件和群眾意愿出發，這一點很重要。”[x]在農村改革初見成效后，鄧小平把調動農民積極性作為農村改革的重要經驗：“這些年來搞改革的一條經驗，就是首先調動農民的積極性，把生產經營的自主權力下放給農民。”。[xi]

在鄧小平看來，“我國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農民。農民沒有積極性，國家就發展不起來。”[xii]所以他思考農業政策以及農村各項工作，都是要以“農民喜歡什么形式就采取什么形式”為原則，以農民高興不高興、農民滿意不滿意、農民接受不接受為根本出發點，真正調動農民的積極性。鄧小平堅持這樣的原則，體現的仍然是實事求是的思想方法。

鄧小平始終充分相信群眾，依靠群眾，注意傾聽群眾的呼聲，充分肯定農民的首創精神，同時善于從群眾的意見和創造中總結經驗，提出相應的方針政策，他說：“農村搞家庭聯產承包，這個發明權是農民的。農村改革中的好多東西，都是基層創造出來，我們把它拿來加工提高作為全國的指導。”[xiii]我國的農村改革和發展實踐，正是在農民群眾的創造中不斷前進的。

盡管鄧小平很早就認為農業發展的方向是集體化，但直到1992年，他在視察南方的談話中仍強調尊重農民的意愿和選擇：“以后分工越來越細，工藝越來越新，一家一戶辦不了，最終要走上集體化的道路。不過，農民愿意怎樣就怎樣，不要搞運動，他們實際上會朝這個方向走，集體化也是社會主義。”[xiv]這年7月，他在審閱十四大報告稿時又指出：“在一定的條件下，走集體化集約化的道路是必要的。但是不要勉強，不要一股風。如果農民現在還沒有提出這個問題，就不要著急。條件成熟了，農民自愿，也不要去阻礙。”[xv]

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所依靠的仍然是廣大農民。農民既是新農村建設的主體，也是新農村成果的受益者。在深化農村改革，推動新農村建設，只有尊重農民的意愿，得到農民群眾的真心擁護，把廣大農民的積極性調動起來，才能使各項政策措施真正轉化為廣大農民的自覺行動，使他們投身于這場與自身生存環境和生活質量息息相關的偉大實踐中去，發揮出無限創造力，中國農村才能發生歷史性變化。

黨中央從維護和保障農民的利益出發，作出了關于深化農村改革的各項部署，把調動農民的積極性，切實維護農民的利益，增加農民收入，作為出發點，從農民群眾最關心、要求最迫切、最容易見效的事情抓起，強調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實行工業反哺農業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針。為新階段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相信廣大農民群眾將越來越真切，越來越多地享受到新農村建設的成果。

三、因地制宜發展農業，依靠科學技術，走工業化的道路

鄧小平在強調糧食生產的特殊重要性的同時，非常重視全面發展農業經濟。他突破傳統的農業觀念，提出因地制宜，綜合經營，該種糧食的地方種糧食，該種經濟作物的地方種經濟作物，確立了農林牧漁等各業相互促進、全面發展的大農業思想。鄧小平認為，我國農村要走新興的工業化、城鎮化道路，并隨著城鄉經濟的發展，將大量農業勞動力轉移到新興的城鎮和中小企業。

鄧小平關于農業走工業化道路的思想，在改革之初就明確地提出來了。以下是幾段他對農業走工業化道路的論述：

1975年10月10日會見韓丁率領的美中人民友好協會全國指導委員會代表團時的談話：“中國農村的發展道路不僅是農、林、牧、副、漁，還要搞工業。只有這樣，才能增加收入，才能適應農業機械化的需要。真正的社會主義道路就是要逐步縮小城鄉差別，只知道種糧食、搞副業是不夠的。”[xvi]

1978年4月30日同胡喬木、鄧力群、于光遠的談話：“搞現代化農業，需要各方面的配合，交通運輸、化學工業、電力水利事業等等都要配合上去，畜牧業也要發展。農產品增加了，就跟著發展各種農產品的現代化加工工業。從科學方面來說，要發展農業，需要有生物學的發展，氣象學的發展，土壤學的發展，遺傳學的發展。總之，農業要工業化才行。”[xvii]

1978年9月15日聽取黑龍江省委書記李力安等匯報時的談話：“農場不要只搞糧食，要變成工農聯合企業，搞農產品加工、農業技術改造。農場可以搞種子基地、種子公司，國家收購它的種子，拿去供應其他地方。農場還可以搞肥料工廠，搞大的養雞場、養豬場、養牛場，搞蛋品、奶品、肉食加工。農業最終是要工業化的。”[xviii]

1978年9月17日聽取遼寧省委第一書記曾紹山等匯報時的談話：“農業要現代化，才能適應工業的現代化。工業越發達，越要把農業放到第一位。這就要求工業支援農業。工業支援農業要具體化。所謂農業走工業化道路，就是本身要搞很多新的行業。”[xix]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隨著中央一系列正確的農村政策的出臺，農村基層組織和廣大農民擁有了自主權，搞起了多種經營，辦起了企業。鄉鎮企業雨后春筍般涌現出來。，迅速改變了農業、農村和農民的面貌，成為農業和農村經濟乃至整個國民經濟的重要支柱。當鄉鎮企業作為新生事物剛剛出現的時候，鄧小平對“異軍突起”的鄉鎮企業給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贊譽。他說：“農村改革中，我們完全沒有預料到的最大收獲，就是鄉鎮企業發展起來了，突然冒出搞多種行業，搞商品經濟，搞各種小型企業，”“如果說在這個問題上中央有點功績的話，就是中央制定的搞活政策是對頭的。這個政策取得了這樣好的效果，使我們知道我們做了一件非常好的事情。”[xx]

農業工業化必然帶來農村城市化，但國情決定了我國城市化道路不可能走一般發達國家發展大中城市的城市化道路，而是應在鄉鎮企業發展的基礎上，發展和建設小城鎮，讓農民進入這些城鎮，走具有中國特色的農業工業化道路。鄧小平指出：“大量農業勞動力轉到新興的城鎮和新興的中小企業。這恐怕是必由之路。總不能老把農民束縛在小塊土地上，那樣有什么希望？”[xxi]

國內外農業發展的實踐證明，農業發展的快與慢，農產品增長的多與少，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的轉變，關鍵在于科學技術的進步。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鄧小平始終關注科學技術在農業發展中的突出作用。他提出，科學技術的發展和作用是無窮無盡的。發展農業，一靠政策，二靠科學。從而闡明了科學技術在推進農業增長方式轉變、實現農業現代化進程中的戰略地位。

1983年1月，他同胡耀邦、萬里等同志談話時指出：“要大力加強農業科學研究和人才培養。提高農作物單產，發展多種經營，改革耕作栽培方法，解決農村能源，保護生態環境等等，都要靠科學。要切實組織農業科學重點項目的攻關。”[xxii]1988年9月，他會見捷克斯洛伐克總統胡薩克時創造性地指出：“馬克思講過科學技術是生產力，這是非常正確的，現在看來這樣說可能不夠，恐怕是第一生產力。將來農業問題的出路，最終要由生物工程來解決，要靠尖端技術。”[xxiii]1989年6月，他同江澤民等同志談話時又強調：“農業問題也要研究，最終可能是科學解決問題。科學是了不起的事情，要重視科學。”[xxiv]

發展現代農業，促進農民持續增收，是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重要任務。鄧小平關于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思想，是我們建設現代農業的指導思想。不斷增加農業的科技含量，以現代科學技術改造傳統農業，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是建設現代農業的核心問題。在提升農業科學裝備水平的同時，必須不斷提高農民科技文化素質，培育和造就有文化、懂技術、會經營的新型農民，使農村巨大人口壓力轉化為人力資源優勢，使廣大農民成為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持續推進的力量源泉。

四、高瞻遠矚，正確把握中國農村改革和農業發展的方向

在鄧小平關于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的精辟論述中，對農村的改革和發展起著重要指導意義的首屬“兩個飛躍”的戰略思想。

鄧小平是富有遠見卓識的戰略家。作為中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總設計師，他始終站在時代的前沿，站在改革開放實踐的前沿，著眼現實，又放眼長遠。對農村和農業的發展方向、農業現代化的道路這樣的重大戰略問題，他立足于我國的實際，高瞻遠矚，深謀遠慮，提出“我國農業現代化，不能照抄西方國家或蘇聯一類國家的辦法，要走出一條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合乎中國情況的道路。”[xxv]

早在農村改革初期，鄧小平就對農村改革和發展的方向作了思考。1980年5月，也就是在包產到戶爭論不休的時候，他明確表態支持安徽包產到戶后就又明確指出：“我們總的方向是發展集體經濟。實行包產到戶的地方，經濟的主體現在也還是生產隊。這些地方將來會怎樣呢?可以肯定，只要生產發展了，農村的社會分工和商品經濟發展了，低水平的集體化就會發展到高水平的集體化，集體經濟不鞏固的也會鞏固起來。”[xxvi]1985年11月，當以聯產承包為主的農村改革在全國大見成效后，他提出：“將來還是要引導到集體經濟，最終要引導到集體經濟。”[xxvii]

農村家庭聯產承包經營，在一定歷史時期為實現了我國農業發展的第一個飛躍發揮了獨特的作用。但是，隨著改革開放的發展，在一些農村經濟發展較快的地方，隨著鄉鎮企業壯大，機械化程度提高，經濟實力增強，家庭聯產承包存在的土地經營分散化，管理不便，影響科學技術的推廣使用的弱點逐漸顯現，制約了生產力的發展，發展適度規模經營成為現實需要。1990年3月，鄧小平同江澤民等同志談話時，對我國農業實現現代化提出了戰略構想，明確提出“兩個飛躍”的思想，他說：“中國社會主義農業的改革和發展，從長遠的觀點看，要有兩個飛躍。第一個飛躍，是廢除人民公社，實行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責任制。這是一個很大的前進，要長期堅持不變。第二個飛躍，是適應科學種田和生產社會化的需要，發展適度規模經營，發展集體經濟。這是又一個很大的前進，當然這是很長的過程。”[xxviii]

1992年7月，鄧小平在審閱黨的十四大報告稿時重申了這個思想，并頗具預見性地指出：“要提高機械化程度，利用科學技術發展成果，一家一戶是做不到的。特別是高科技成果的應用，有的要超過村的界線，甚至超過區的界線。僅靠雙手勞動，僅是一家一戶的耕作，不向集體化集約化經濟發展，農業現代化的實現是不可能的。就是過一百年二百年，最終還是要走這條路。”[xxix]

鄧小平關于“兩個飛躍”的戰略思想，抓住了我國農村改革和發展的本質，科學地揭示了我國農業現代化的客觀規律，指明了農業和農村改革的根本方向與實現途徑。

隨著改革開放事業的發展，我國廣大農民在一些農村經濟發展較快的地方，根據鄧小平關于發展土地適度規模經營的思想，進行農業產業化經營，發展起多種多樣的產業化組織形式。它以市場為導向，以農戶經營為基礎，以龍頭企業為依托，以系列化服務為手段；通過實行農工商等一體化經營，將農業再生產過程的產前、產中、產后各環節科學有機地聯結。這種經營形式把一家一戶的農民分散經營與國內外大市場連接起來，既實現農業增產，農民增收。這是對農村又一創新。當然，發展適度規模經營不能憑主觀愿望，而是生產力發展進入到一個新的歷史階段的客觀要求。鄧小平預見到，農業第二次飛躍“是一個很長的過程”。

從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到現在已整整過去了二十八個年頭，鄧小平同志也已離開我們十年整。由他開創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蓬勃盎然，農村改革和發展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以江澤民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和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都非常重視三農問題，在實踐中根據快速變化著的客觀實際，不斷總結新的經驗，提出新的政策和舉措，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重大歷史任務。特別是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從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全局出發，把建設現代農業，繁榮農村經濟，增加農民收入，作為完成新世紀前20年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奮斗目標偉大歷史任務的重點，明確提出要按照統籌城鄉社會經濟發展的要求，加快農業發展。鄧小平農村改革發展的思想和方法在實踐中得到延伸。

（作者：姜淑萍，中央文獻研究室第三編研部副主任、編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