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及其思考

楊明偉

50年代末、60年代初，黨中央和毛澤東提倡全黨讀馬列著作和理論書籍，探討社會主義建設問題。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等中央主要領導人在1959年12月至1960年2、3月間，分別組織了讀書小組，帶頭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并對一些問題作了深入探討。毛澤東、劉少奇的讀書活動，已有一些文章作了介紹和研究，而對周恩來這次讀書活動卻介紹、研究不多。本文擬對周恩來這次讀書的情況作一些介紹與分析。

一、周恩來讀蘇聯《教科書》的背景

新中國成立后，周恩來很少有集中的時間坐下來讀書。然而，作為一個杰出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對理論學習和鉆研的渴求卻是始終如一的。當“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并沒有按照人們主觀愿望，促進國民經濟迅速發展，而是給國民經濟造成種種嚴重困難時，周恩來希望有集中的時間坐下來讀一點理論著作、冷靜思考一下社會主義建設的規律的愿望更加強烈。1958年11月9日毛澤東寫信給中央、省市自治區、地、縣四級黨委委員，建議讀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和《馬恩列斯論共產主義社會》，強調：“要聯系中國社會主義經濟革命和經濟建設去讀這兩本書，使自己獲得一個清醒的頭腦，以利指導我們偉大的經濟工作。”對這一建議，周恩來非常贊同和重視。第一次鄭州會議結束后，中央決定11月21日至27日在武昌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周恩來于11月17日給鄧穎超寫信說：“連日下午中央在開會討論鄭州會議的文件，現在還沒結束，內中關于兩個過渡兩個階段，都有所探討，望你加以注意研究，以便見面時與你一談。”

11月下旬，在中央宣傳部的內部刊物上登載了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整理的有關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以下簡稱《教科書》)第三版的重要修改和補充的材料。毛澤東立即提議參加武昌會議的同志閱讀，并指示給每人發一本《教科書》。周恩來就是在這個時候開始詳細閱看這本書的。武昌會議期間，他經常深夜抽出一定時間讀書。1959年1月，《教科書》修訂第三版正式出版發行。6、7月間，在廬山會議前期，毛澤東擬定的關于廬山會議所要討論的十八個問題，其中第一個議題就是要求各級領導好好“讀書”，并再次提出讀《教科書》。根據這一要求，周恩來又對《教科書》進行研讀。廬山會議后，黨中央于當年秋冬重新強調學習《教科書》。劉少奇在海南島，毛澤東先后在杭州、上海和廣州，分別組織了學習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讀書小組。1960年1月，周恩來在上海出席中央工作會議時，贊同毛澤東提出的“中央各部門的黨組，各省、市、自治區黨委，應組織起來讀《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先讀下半部(社會主義部分)”的建議。

1960年2月13日，周恩來到廣東從化，召集李富春、李雪峰、陶鑄、宋任窮等同志組成了《教科書》讀書小組。這個小組前后用了20天時間，對《教科書》的社會主義部分近27萬字的內容進行了通讀和研討。其間，曾邀請《紅旗》副總編輯胡繩到組內作輔導。胡繩參加過毛澤東組織的讀書小組，并參加整理了毛澤東在讀書時邊讀邊議的談話記錄。這一以筆記形式整理的談話記錄，胡繩在周恩來的讀書小組內作了宣讀，后來又留在周恩來手中。周恩來對毛澤東的談話內容作了仔細的研究和思考。

從2月13日到3月2日，周恩來在從化讀書小組的研討會上共作過三次系統發言。每次發言之前，他都先寫出比較詳細的提綱；發言之后，由參加學習的同志作了記錄。周恩來的發言記錄，經李富春、薛暮橋等人商議，4月以“從化讀書會學習筆記”形式印發國家計委、經委、建委等部、委的讀書小組和黨組，作為學習材料。周恩來的發言，第一次(即2月23日)著重講了“過渡問題”，闡述我國過渡時期的五條基本方針；第二次(即2月25日)主要闡述上層建筑尤其是思想意識與經濟基礎的關系及前者的先導作用；第三次(即3月2日)主要講學習《教科書》的方法，并對整個學習作了總結。

二、周恩來談讀《教科書》的態度和方法

周恩來反復強調讀《教科書》的態度、方式、方法問題。讀書小組剛組成，他就明確提出：必須批判地學習。這一點毛澤東在號召讀這本書時也提出過。他在1960年1月上海工作會議上提倡組織學習小組時就專門說過：“國慶節以前，把蘇聯經濟學教科書讀完。讀的方法是用批判的方法，不是用教條主義的方法。”毛澤東和周恩來所強調的“批判”之意，并不是全盤否定，而是實事求是地進行分析、評論，對正確的東西加以肯定、學習、借鑒，對錯誤的東西加以否定、舍棄。

周恩來在2月23日的發言中開宗明義地提出：“我們這次學習是運用毛澤東思想批判地學習《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在2月25日的發言中，他講到思想意識、上層建筑變革問題時，又引伸發揮了讀蘇聯《教科書》的態度和方法向題：“蘇聯當時只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為了避免與資產階級形式上的對立，在法律、司法方面，有許多形式上與資本主義國家相同，甚至在某些原則問題上妥協，這是錯誤的，我們批判了這些，批判了《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但是，我們的人民大學還在用《教科書》當教本，這也是矛盾的。”周恩來在講話中對中央社會主義學院、中央黨校、國際關系學院等學校使用教本的情況也提出了看法，認為：“我們的實際和理論有矛盾。”周恩來所說的人民大學使用《教科書》的問題，是擔心部分教員和學生缺乏批判態度，而不是否定大家學習這本《教科書》。3月2日下午，讀書小組召開了“學習《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下冊)結束會”，周恩來對這次學習作了總結。他在開場白中又一次講到了學習的方法問題：“毛澤東同志告訴我們要批判地學習《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怎樣批判地學習呢？這次學了二十天，僅僅是學習的開始。精讀一下，二十天是不夠的，參考資料那么多；如果要把各個問題研究一下，不是兩個月，時間要更長。學習是長期的問題。要分析這本書：哪些是對的，哪些是錯的，好的加以肯定、發展，錯的加以否定、批判；批判要有武器，就是要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作武器來批判，這樣才完全。……在我們的學習中，掌握和運用這個武器，本身也就是學習。運用這個武器，要有個實踐過程，需要有個時間，不能說我們就馬上會用了，順手拈來就行了，不要看得太容易，還要有個長期的過程，要看作是個不斷學習、實踐、發展的過程。這次學習是需要的，通過這次學習，基本上是提高了一步，還要繼續學習下去。”這個總結性的發言，首先明確了批判的態度和方法即是馬列主義的科學態度和方法，是實事求是的、分析的態度和方法；其次說明了理論學習是必要的，無論從理論發展還是從實踐前進的角度，都是有益的；再次強調了理論學習是長期的任務，真正把正確的理論用于指導實踐，還需要不斷地學習和實踐。

三、對過渡時期問題的思考

過渡時期問題，是蘇聯《教科書》社會主義部分所闡發的一個主要問題。也是周恩來讀書小組學習、討論的重點問題。《教科書》的社會主義部分開篇就提出了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問題，認為：“社會主義經濟不可能在資產階級社會的范圍內，在資本占統治地位的情況下產生，因此，為了用社會主義制度代替資本主義制度，在每一個國家中都需要有一個特殊的過渡時期，這個過渡時期開始于無產階級政權的建立，完成于社會主義革命任務的實現——建成社會主義即建成共產主義社會的第一階段。”周恩來贊同《教科書》關于存在過渡時期的說法，并在發言中進一步指出：“我國十年的歷史證明，這個過渡要貫穿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整個時期，是一個比較長的過渡時期。”采取什么樣的措施促進和實現這一過渡？周恩來認為必須根據中國自己的特定條件而定。為此，他提出：“整個過渡時期的任務是兩句話：第一句話是把革命進行到底”；“第二句話是生產力不斷提高。”這兩句話實際上講的是如何解決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辯證關系問題。他認為，第一句話的含義就是生產關系的變革，第二句話的內容就是在第一句話的基礎上發展生產力。這兩句話實現了，自然就解決了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辯證關系，過渡時期的任務也就得以完成。這就是他所說的：在一定條件下“革命主要是生產關系方面，生產關系解放了，生產力才能更好地發展。”在周恩來看來，鑒于中國的特定條件，實現過渡時期總任務的關鍵是搞好生產關系的變革，這對提高生產力有著決定性的作用。他指出：“一般地說，生產力、經濟基礎起主要的、主導的作用，但是，在一定條件下生產關系、上層建筑能夠起決定的作用。我們中國有自己的特定條件。”這一認識，無疑是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繼續發揮毛澤東在《矛盾論》中闡述的生產關系在一定條件下起決定作用的思想。

在過渡時期任務提出后，周恩來闡述了保證實現這一任務所必須采取的五條方針：

1、“過渡時期總路線”。他在解釋總路線時，一方面論述了“鼓足干勁，力爭上游”蘊涵的主客觀關系；另一方面說明資本主義國家的“計劃”經濟與社會主義國家的“計劃”經濟的區別，他認為這種區別主要表現在處理整體和局部、宏觀和微觀的關系問題上。他在發言中，并沒有否定資本主義的經濟手段，只是作了客觀評述。

2、“兩條腿走路”。周恩來在1959年5月3日曾對文藝界人士作過解釋，他說“兩條腿走路，就是對立面的統一。這個問題毛主席在《矛盾論》中早已解決了，對立統一本身就是兩條腿，既要有機地結合，也要有主導方面(也就是矛盾的主要方面)。這是我們的哲學思想，也是我們重要的工作方法。”提出這一問題，主要是因為在實踐中往往出現背離這一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現象。周恩來為了糾正當時存在的“左”的錯誤，他要求人們注意學習毛澤東的《矛盾論》，掌握對立統一規律并在實際工作中運用。

3、“五大革命”。周恩來所說的“革命”，是指生產關系的變革，包括經濟方面的三大改造，政治思想方面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以及科學技術、文化教育等方面的變革。這五大變革，從社會發展戰略來說，是正確的。但是，限于當時的認識水平和客觀條件，關于這些“革命”的內容上的提法，有不少欠妥當的地方。

4、“四個現代化”。讀《教科書》過程中的理論思考，對周恩來完善四個現代化的思想是有幫助的。他在發言中提出：四個現代化的內容是“工業、農業、科學、國防四個現代化”，并提出了實現這一社會發展總體戰略目標的兩個步驟：“第一階段要實現這四個現代化，第二階段要實現得更好。”這一提法，顯然比1954年9月一屆人大關于工業、農業、交通運輸業、國防四個現代化的提法前進了一步。在次年9月周恩來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關于當前工業問題的決定》中，這一提法被吸收進去。1963年1月，周恩來在上海科學技術工作會議土，把四個現代化的提法完善為：“我們要實現農業現代化、工業現代化、國防現代化和科學技術現代化，把我們祖國建設成為一個社會主義強國。”

5、“逐步消滅三大差別”。《教科書》主要講了城市和鄉村、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兩大差別，并認為這些差別會自然消失。周恩來提出，過渡時期的一個主要方針是“逐步消滅三大差別”——工農差別、城鄉差別、腦體差別。同時他指出《教科書》關于到了共產主義社會“差別自然消失”的說法是模糊的，“究竟怎樣才能自然消失，沒有說清楚。”他認為：“我們總要在過渡時期使這三個本質差別逐步消滅。”這就重視強調了人們主觀能動性的作用。

總之，周恩來認為這五個方針是解決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矛盾的關鍵。這五個方針的內容，在今天來看，不一定完全正確，提法上有許多欠妥之處，但是，它代表了當時中共領導層對社會主義建設的認識，也表明了中國共產黨正在力圖擺脫蘇聯的模式，走一條有中國自己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的膽識。

四、對思想意識先導作用的思考

在讀書小組中闡述生產關系的變革的同時，周恩來自然地談到了上層建筑的變革問題。周恩來在2月25日的講話中說：“在生產關系革命，也就是經濟革命的同時，要不斷進行上層建筑的革命，也就是通常說的思想意識的革命。思想意識的革命常常是居先的，只有思想先變革了，才能變革所有制。主席又說，思想認識又常常是落后于客觀現實的。先驅者的作用，就是在事物還處在萌芽狀態，甚至還在胚胎之中就能認識它，并推動人們去認識它，實現它。馬克思、列寧的作用就在于此。所以，我們要認識思想認識的居先和落后兩個側面。有時思想就是認識了，但事物在不斷發展，一時認識了，一時又不認識，這個問題認識了，那個問題又落后了。……因此，要不斷認識、不斷實踐。我們幾十年來的經驗極其豐富。蘇聯的經驗也豐富，只是后來它沒有總結。正因為這樣，每個人的思想革新要居先。”他認為，要在唯物主義的基礎上運用辯證法來指導實踐，最大限度地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他把思想變革的重要性，放在很高的位置上，這對人們解放思想、提高認識、避免盲從，起了一定的推動作用。當然，思想意識革命的先導作用必須建立在經濟基礎的最終決定性之上，周恩來歷來就注意這一點。早在1950年6月8日，他在全國高等教育會議上就提出：“文化教育一方面是政治的先導，另一方面它的改造又要在經濟、政治變革之后才能完成。所以文化教育既是‘先鋒’又是‘殿軍’。”

五、對毛澤東思想的理解

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學習和宣傳毛澤東思想的群眾性運動進入又一個高潮，人們在反思十年建設以來的經驗時，迫切需要從毛澤東思想中找立場、觀點和方法，周恩來在分析、批判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用很大的篇幅來闡述毛澤東思想，并要求人們正確理解和宣傳毛澤東思想。

在2月25日的發言中，周恩來闡述了上層建筑、思想意識變革之后，單獨提出了如何理解、學習毛澤東思想的問題。概括起來，有如下幾點：

其一，毛澤東思想的時代意義。周恩來認為：“如果說，馬克思主義是產生在資本主義時代；列寧主義是產生在帝國主義時代；毛澤東思想就是產生在社會主義和帝國主義兩大體系決戰的時代，毛澤東思想要貫穿下去，一直到共產主義建成。”這就是說，毛澤東思想是對資本主義時代產生的馬克思主義和帝國主義時代產生的列寧主義的發展。

其二，毛澤東思想的哲學基礎。周恩來指出：“《矛盾論》、《實踐論》是毛澤東思想的哲學基礎，它創造性地運用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它不僅僅是馬克思主義和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而且進一步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發展了辯證法的核心——對立統一的學說，并把它用之于各方面。”作為黨和國家領導人，從理論高度概括毛澤東思想的哲學根基，這一點周恩來堪稱獨創者。

其三，指明毛澤東思想在形成方式上的特點。周恩來指出，馬克思幾乎一生、列寧一生的一半時間都在從事理論工作，而毛澤東則一直沒有多少時間專門從事理論工作，只能在很忙的情況下進行寫作，“主席的學說，是在革命的風暴中生長的。”因此，周恩來提出：“我們在學習毛澤東思想的時候，要把毛主席的著作前后貫穿起來看。至于整理毛澤東思想，要靠秀才，更重要的是要靠少奇、小平同志這樣的黨的領導人來總結。”

在3月2日的發言中，周恩來由如何理解、宣傳毛澤東思想出發，引出了毛澤東思想與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關系問題。

(一)強調了毛澤東對馬列主義的創造性發展。他說：“馬列主義在斯大林后期停滯了，但在中國革命中找到了代表人物”。“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革命理論是在不同的時代背景、不同的革命斗爭實踐中發展的，而毛澤東同志則是運用馬列主義指導中國革命實踐，在中國革命實踐中又發展了馬列主義。”因此，“毛澤東同志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列主義，是有他的歷史條件的，有他的發展背景的。”

(二)指明了毛澤東思想的“根”。這個“根”有兩方面：一是中國人民革命運動的實踐；二是馬列主義的理論基礎，是這兩者的結合。周恩來認為，既不能把毛澤東思想說成是毛澤東個人的，因為它包含著人民群眾的集體智慧和中國共產黨領導群體的智慧；也不能把毛澤東思想與馬列主義割裂開來。這實際上是解決了毛澤東思想的來源問題，也解決了毛澤東個人與毛澤東思想的關系問題。

(三)不贊成“毛澤東主義”的提法。在當時的情況下，黨內黨外一些人有把毛澤東思想稱為“毛澤東主義”，與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相提并論的想法。周恩來認為，“毛澤東主義”的提法，既不符合馬列主義發展史的慣例，也不符合毛澤東本人的意愿；把毛澤東思想說過頭了反倒會損害這一思想，也會使兄弟黨產生誤會。他告誡大家：“毛澤東主義，最好不提”，“這不僅僅是個謙虛問題”，“現在還是宣傳學習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這個提法比較好”，“這一點很重要，希望大家采取謹慎的態度。”周恩來這一意見，無疑在國內、國際、黨內、黨外維護了毛澤東思想的科學性和嚴肅性。在以后的宣傳中，“毛澤東主義”的確未曾正式提出來，但是，人們對毛澤東個人的崇拜卻越來越盛，“文革”中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

周恩來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理論思考，對深化社會主義建設的認識，是具有啟發意義的。周恩來讀書小組成立于1960年2月中旬，當時廬山會議剛開過半年，人們對廬山會議后期反右傾還心有余悸。因此對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化“三面紅旗”的“左”傾錯誤，自然避而不談。但是，周恩來在2月25日讀書小組會議上的發言，卻談了這個問題。他說：“黨的總路線，按比例、高速度怎么好，總還是會出點漏子。不要把話說滿了，盲目自滿了就會失去警惕。自然現象如此，社會現象也是如此”，“總不能天天躍進，總有波浪”，這反映了周恩來作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的勇氣和政治責任感。

（本文發表于《黨的文獻》199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