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云晚年研究述評
陳云晚年研究述評
楊明偉
對歷史人物的晚年進行研究及其評述,首先要回答所研究的人物的晚年分界問題。所謂人的晚年,只是一個相對的概念。對一般人而言,按中國傳統的人生階段劃分標準,以“花甲”(“耳順”)之年即60歲作為起點,應該是傳統意義上的晚年界線;然而,隨著社會的發展和時代的進步,中國人生理年齡的劃分階段也在往后推移,在當代中國,進入“從心所欲不逾矩”(“古稀”)之年即70歲,是社會上比較認同的“老年”或“晚年”的標志。但是,對政治人物的晚年劃分,則與普通人有一定的區別。不同之處在于這種劃分必須將政治家在政治舞臺上所扮演的角色及其政治生命聯系起來考慮。研究陳云晚年,也符合這樣一個社會普遍認同的標準。正因如此,本文對陳云晚年研究進行述評,涉及的是人們研究陳云退出中國政治前臺(即第一線)后的思想和實踐情況。
陳云人生歷程的晚年階段,毫無疑問是與他的政治生涯緊密關聯的。盡管陳云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重新進入中央核心領導層時依然體弱多病,但由于黨和人民所賦予他的重大責任,使得他的心理年齡(心態)和政治生命(工作狀態)依然處在比較活躍的階段上。而進入80歲以后的陳云,才開始被人們真正放在“晚年”這一歷史時段來進行研究。這個年齡段,既是陳云的耄耋之年,也基本上與他退出中國政治前臺的歷史腳步相吻合。
1985年6月,陳云開始了他的80歲人生。兩年以后的1987年,陳云退出中國政治前臺,擔任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陳云真正意義上的“晚年歲月”,可以說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的。本文涉獵的主要內容,基本上也是目前社會上研究陳云擔任中顧委主任以后至去世這段歷史的情況。
陳云晚年研究的基本狀況
目前對陳云晚年進行專門研究的研究類專著幾乎沒有,最全面系統地記述陳云晚年生平和思想情況的著作是《陳云年譜(1905—1995)》的下卷。盡管這部年譜還存在一些不足,有待進一步修訂,但是,它是中央文獻研究室在對陳云一生(包括晚年)的生平和思想材料進行系統梳理以后,寫出的一部全面、系統的著作,它的下卷為陳云晚年研究提供了大量有價值的材料。還有一些紀實類的書籍中對陳云晚年的情況有所提及,但較多談到的是陳云的晚年生活情況,只有少量思想活動情況。如1999年由解放軍出版社出版的《生活中的陳云》(李夢汶著)一類。最近又有曾在陳云身邊工作過的同志正在撰寫《生活中的陳云——身邊工作人員手記》,內容大多是反映陳云晚年生活中的一些故事,其中也涉及陳云的一些思想活動。這些記述,對搞清陳云晚年的生平和一些思想活動的脈絡也有一定的幫助。
據目前所掌握的資料,涉及陳云晚年的文章大約只有二三十篇,其中研究類的文章更少,大都只是介紹性地提及。這二三十篇文章涵蓋陳云晚年生平和思想的多個方面,如政治思想、經濟思想、黨建思想、思想方法、思想作風、道德修養、生活習慣等。
對陳云晚年的研究,大體上可以分為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1995年陳云去世之前。這一階段研究的主要特征是結合當時形勢和實際,對陳云提出的一些指導我國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建設的思想進行學習和研討。這種研討和學習盡管對陳云晚年的一些思想有一定的闡釋,但大都還只是停留在一種直接貫徹落實的層面上。“研究”的分量并不重。有一定研究意義的文章大概有十幾篇。比較有分量的是浙江省委書記李澤民1991年1月18日發表在《人民日報》上的文章:《改善工作方法,提高領導水平——學習陳云同志“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交換、比較、反復”的思想》;還有《陳云文選》第三卷出版發行后對文選中一些思想的介紹、學習和研討的文章;《陳云畫冊》出版發行前后介紹陳云生平和思想的文章;以及闡釋陳云新時期經濟思想和新時期黨建思想的文章,等等。
第二階段是1995年陳云去世以后。這一階段陳云研究整體進入一個高潮,對陳云晚年的研究也引起人們更多的關注。有論者認為,“1995年以來的陳云研究迎來了一個高潮,其中1995年至1996年是這一高潮的頂點”。[i]并說明了這個高潮的三個表現,即:社會影響迅速擴大;研究成果多、研究范圍廣、研究力量增強、研究方法和形式多樣;研究質量進一步提高;更加注重深入發掘陳云實踐和思想中一般性的規律及其現實意義。隨著人們對陳云生平和思想的關注和研究陡增,相應地對陳云晚年的關注和研究也有所增加。這一時期有大量緬懷陳云的文章中提及陳云晚年的生平和思想,研究類的文章中也有許多提及陳云的晚年。其中包括研究陳云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思想的文章,研究陳云新時期黨建思想的文章,研究陳云有關紀檢工作的文章,研究陳云晚年戰略思考的文章,介紹和研究陳云晚年高尚的思想品格和樸素的生活作風的文章,研究陳云晚年崇高的道德修養的文章,介紹和研究陳云晚年生活習慣方面的文章,等等。
研究陳云晚年主要涉及的幾個問題
盡管許多介紹性和研究性的文章中提到陳云晚年的各方面情況,涉及政治、經濟、文化、黨建、思想方法、工作作風、道德修養、生活習慣等方面,但對陳云晚年進行集中探討的,主要有以下幾個問題:
(一)陳云擔任中顧委主任所發揮的政治影響及第二屆中顧委的歷史作用
1987年,在中共十三大召開前,陳云和鄧小平、李先念等人就廢除干部終身制、建立退休制度的問題共同約定:一齊退下來,而且一退到底,即退出中央委員會,不再擔任任何職務。[ii]由于中央許多同志特別是一些老同志以各種方式表示不能接受鄧小平、陳云、李先念等“全退”的要求,后來,經過中央政治局反復醞釀,并征求多方意見,最后決定鄧小平、陳云、李先念三人實行“半退”,即退出黨的中央委員會,仍擔任一個職務,鄧小平擔任中央軍委主席,陳云擔任黨的十三大成立的第二屆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李先念擔任全國政協主席。同意彭真、鄧穎超、徐向前、聶榮臻“全退”,即不再擔任任何職務。
對中共十三大以后陳云擔任中顧委主任所發揮的重要作用,最簡明扼要而又準確的評價,反映在中共中央審定的《訃告》和新華社播發的《陳云同志偉大光輝的一生》中:“中國共產黨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以后,陳云同志退出黨中央的領導工作,擔任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在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向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順利過渡、保持黨和國家穩定的重大決策中,陳云同志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而對陳云等人退居二線所起的作用,研究者也作了充分的肯定,認為:“在黨的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在‘三老’半退‘四老’全退的帶動下,中央和省、市、自治區又有一批老干部退出第一線的領導崗位。”[iii]
對中顧委的作用,研究者有這樣的共識:“設立顧問委員會制度,連同廢除干部終身制一起,實際上都是在為干部的新老交替和培養接班人鋪平道路。” [iv]研究者認為,中顧委成立的作用及其存在時間的長短,都是鄧小平和陳云等中央領導同志和一些老同志共同商定的。由于中顧委的成立是為在黨內建立退休制度而采取的過渡性措施,所以陳云擔任第二屆中顧委主任,與鄧小平擔任中央軍委主席一樣,所采取的“半退”形式只是為在黨內帶頭建立退休制度作出表率。
研究者進一步認為,隨著以江澤民為核心的新的中央領導集體已卓有成效地開展了工作,并逐步贏得了黨和人民的信任,到中共十四大之前,陳云就在考慮自己的徹底退休問題和中顧委的撤銷問題。原中顧委副主任宋任窮認為,陳云在撤銷中顧委和帶頭建立退休制度、實現干部新老交替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十四大以后不再設立中顧委的問題,是陳云在1991年上半年正式提出并親自指揮運作的。[v]黨的十四大經過充分討論,決定不再設立黨的中央顧問委員會和省、市、自治區顧問委員會。在大會通過的關于中央顧問委員會工作報告的決議中,對中央顧問委員會的工作和所起的作用,作了這樣的評價:“中央顧問委員會成立10年來,協助黨中央為維護黨的團結和社會穩定,推動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在新的歷史時期為黨、國家和人民建立了歷史性功績。”[vi]大會還高度贊揚了陳云等老同志為廢除領導職務終身制,實現新老干部的交替和合作,保證黨的事業繼往開來、后繼有人所作出的重大貢獻。
當然,由于研究者對陳云擔任中顧委期間發揮重要作用的許多材料掌握得有限,因此對陳云擔任中顧委主任這5年的工作論及不多。隨著材料的不斷披露,相信這方面的研究還會出現更多的成果。
(二)陳云晚年關注的主要問題
研究偉人晚年,不可避免地要涉及他晚年的所思所想。陳云晚年所思所想的興趣點到底在哪里,陳云晚年關注的主要問題究竟有哪些?這一問題成為研究者們普遍感興趣的熱點話題。
大多數論者認為,陳云自擔任中顧委主任以后到“徹底過著離休的生活”這段時期里,他最關注的還是國家的經濟建設問題和一系列重大問題。有些論者分兩段闡述了自己的觀點:第一段,1987年在中共十三大以后,陳云退出中央委員會、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會,擔任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這段時間他關注的焦點還是在經濟活動方面。論者說:“在這期間,他針對經濟活動中出現的一些問題多次指出,搞活經濟是對的,但權力太分散就亂了,搞活也難。他建議中央應該集中必須集中的權力,尤其是財力。他認為,中央的政治權威,要有中央的經濟權威作基礎。沒有中央的經濟權威,中央的政治權威是不鞏固的。”論者還列舉了1992年7月陳云在悼念李先念一文中特別強調在當前改革開放的新形勢下我們國家的經濟建設要不斷探索和解決新問題的例子。第二段,在中共十四大以后,“陳云過著離休的生活,但仍每天堅持收聽新聞廣播,時刻關心國內外大事。1994年春節前夕,他在上海發表重要談話,希望全黨、全國要維護和加強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黨中央的權威。他認為,如果沒有中央的權威,就辦不成大事,社會也無法穩定。”持這種觀點的論者以“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來形容這一時期的陳云,指出在陳云為共產主義理想奮斗了近七十年后,在九十高齡時,“仍在思考著黨和國家的重大問題”。[vii]
另有論者同意上述觀點,并進一步認為,陳云歷來強調國家的各種經濟力量要均衡運行,特別是建設規模一定要和國力相適應的觀點,他晚年“最后的叮囑”也是針對“建設規模要和國力相適應”的問題。論者說:“陳云因年事已高,逐漸退居二線,但他仍時刻關心祖國現代化建設的每一重大進程,適時發表切中時弊的真知灼見。”論者考察了陳云晚年的一些講話后提出,陳云針對20世紀90年代頭幾年出現的“四高兩亂”(即:高投資、高貨幣投放、高物價、高進口、金融秩序混亂、生產資料市場秩序混亂)的消極現象,在1994年2月9日對上海市委負責人的談話,“是他最后一次公開談話”。在這次談話中陳云著重指出:“從全國來看,當前經濟工作要特別注意的一個問題,就是建設規模一定要與國力相適應,而且要留有余地。同時,要把注意力集中到提高經濟效益上來。”論者認為,尤其是在經濟形勢嚴重過熱的情況下,“陳云建設規模要與國力相適應的這個觀點顯得格外引人注目。”[viii]這次談話三個月后,陳云住進醫院,一病不起,直到去世。
許多論者在研究中都提到了陳云的這次“最后的公開談話”,普遍認為陳云關于中央適當集中資金、樹立中央權威等思想,對黨和國家的經濟工作,對社會和政治的穩定,都是具有重要指導意義的。
還有論者從更長遠的時段探討了陳云“一直貫穿其一生的四個主張”,其中也涵蓋了陳云晚年關注的問題。論者認為:“陳云從延安時代開始一直倡導四個主張:一是主張重視、尊重和愛護知識分子;二是主張黨在執政后一定要防止脫離群眾;三是主張黨內一定要充分發揚民主;四是主張堅持終身學習,尤其是學習哲學。這四個主張貫穿其一生。”[ix]
也有論者提出,陳云晚年思考最多的是許多帶有重大戰略意義的問題,如執政黨的黨風問題、成千上萬地提拔培養中青年干部問題、領導干部要學習哲學問題、治理污染和保護環境問題等等。
綜合論者的觀點可以看出,陳云晚年所關注的最主要問題有這樣幾個特點:1、這些問題都涉及黨和國家的前途和命運;2、這些問題影響著黨和國家的重大戰略決策;3、這些問題有著深遠的歷史意義和重大的現實意義;4、這些問題與人民群眾的生活息息相關;5、這些問題反映出陳云一生堅持的主張。
(三)陳云晚年系統闡述的“十五字”思想及其現實意義
在老一輩革命家中,陳云晚年多次刻意提倡領導干部要學習哲學。因此,陳云晚年的哲學思想及其思想方法,自然也引起研究者的更多關注和研究興趣。
陳云晚年強調得最多的是實事求是的哲學思想,這是中國共產黨人的哲學精髓。理論界、學術界一致認同毛澤東哲學思想、鄧小平哲學以至整個中國共產黨人的哲學思想的精髓都是實事求是。對如何才能做到“實事求是”,陳云有自己獨特的理解,他將其概括為十五個字:“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交換、比較、反復”。陳云的“十五字”思想早已在領導層中傳播。但是,真正擴展到全社會知曉,是1991年初。
自1991年1月18日《人民日報》第1版發表報道《陳云同志同浙江省領導談怎樣做到實事求是——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交換、比較、反復》和第5版發表中共浙江省委書記李澤民專門為《人民日報》撰寫的理論文章《改善工作方法,提高領導水平——學習陳云同志“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交換、比較、反復”的思想》以后,從領導干部到理論界各個層次人士紛紛發表文章學習和研究陳云的“十五字”思想。
《人民日報》的報道是對浙江省委有關負責同志的專訪。報道稱:陳云這十五個字是1990年1月24日上午與浙江省黨政軍負責同志談話時,書贈浙江省委書記李澤民的。陳云當時這樣解釋十五字的形成:“在延安的時候,我曾經仔細研究過毛主席起草的文件、電報。當我全部讀了毛主席起草的文件、電報之后,感到里面貫穿著一個基本指導思想,就是實事求是。那么,怎樣才能做到實事求是?當時我的體會就是這15個字。”這篇報道表明,陳云的“十五字”思想形成于延安時期。陳云還對浙江省委負責同志詳細解釋了“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交換、比較、反復”這15個字的含義,并從哲學高度進行了概括:“這15個字,前9個字是唯物論,后6個字是辯證法,總起來就是唯物辯證法。”[x]
《人民日報》報道了陳云的“十五字”思想以后,對這十五字的研究也逐漸展開。除了陳云本人的解釋外,李澤民的文章可以說是最早研究陳云“十五字”思想的公開論文。李澤民文章從“只唯實”出發,談了對“十五字”思想的體會,文章說:“陳云同志說,所謂只唯實,就是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地研究處理問題。我們體會這是唯物主義者的應有態度。……陳云同志所說的‘只唯實’,與毛澤東同志所說的實事求是,是完全一致的。”“從哲學上來看,是唯上、唯書,還是唯實,反映了兩種不同世界觀的分歧。只有做到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才能真正避免唯心主義,堅持唯物主義。”“‘交換、比較、反復’這6個字,深刻地體現了全面的觀點、發展的觀點和矛盾分析的方法。陳云同志說這6個字是辯證法,是完全正確的。歸結到一點,就是要通過運用交換、比較、反復的方法,使我們的認識全面一些,在工作中多講辯證法,少犯形而上學的毛病。”文章還認為:“陳云同志說:學習哲學,可以使人開竅。學好哲學,終身受用。這是至理名言。”[xi]
除李澤民的文章外,《人民日報》還相繼發表了宋平《增強執行群眾路線的自覺性》和王任重《馬克思主義領導方法論的精髓》等文章,宋平在文章中說:“保證決策正確,就要深入實際,深入群眾作調查研究,采取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的態度,充分聽取各方面的意見,尤其要認真聽取不同意見,經過交換、比較、反復,在民主討論的基礎上實行正確的集中。”[xii]王任重表示:“我深深感到,陳云同志的名言——‘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應該成為各級領導干部的座右銘。”[xiii]《人民日報》還報道了1991年5月9日陳云再次將十五字條幅分別贈給國務院副總理朱镕基、上海市委書記吳邦國、上海市市長黃菊的情況。[xiv]大部分文章都提到,陳云的“十五字”思想對于領導干部提高唯物辯證法的素養、更好地貫徹實事求是和民主集中制的原則,具有很強的現實指導意義。
宋平后來在談到陳云貫穿始終的思想風格的時候,還說過:“陳云同志從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和總結中國革命經驗教訓中,提出領導與指導工作應該采取‘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的唯物主義的科學態度和‘交換,比較,反復’的辯證的科學方法,充分體現了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這幾句話,他說了一輩子,做了一輩子。”[xv]
從目前掌握的材料來看,對“十五字”思想由形成、成熟到系統提出的過程,研究得還不夠。只是將這十五字作為陳云一生奉行的準則來闡述。而對“十五字”思想形成的時間,由于陳云已有說明(即延安時期),研究者目前也沒有過多去探究,但是,對陳云將“十五字”思想集中在一起完整而系統地提出,有論者認為:陳云第一次公開系統地闡述“十五字”思想,是1990年1月24日在杭州書贈李澤民十五個字的時候,并強調:“陳云的這‘十五字’思想是在延安時期已經形成,以后在各個時期,他也反復講到過,但第一次公開系統地進行詳細闡述則是這次在杭州。”[xvi]這種說法得到過陳云晚年的身邊工作人員的印證。
研究者普遍認同陳云“十五字”思想的重要意義,尤其強調了陳云晚年多次將這15個字書贈各級領導干部并系統地闡述“十五字”思想的指導作用。有論者認為:陳云的“十五字”思想“是他留給黨和人民的寶貴的精神財富之一”。[xvii]盡管陳云的“十五字”思想早在延安時期已經形成,但研究者大都將這一思想放在晚年來進行研究,尤其看重陳云晚年公開、集中、系統地提出和闡述這一思想對各級領導干部的思想和行為具有的現實指導意義。
(四)陳云晚年的生活習慣和情操
研究領袖人物的晚年,自然不能回避他作為普通人的生活和情操因素。大多描述陳云晚年的文章都涉及他退下來后的衣食住行等生活習慣及其情操。
對陳云晚年的飲食習慣,有論者認為,從戰爭年代到20世紀五、六十年代,再到八、九十年代,陳云一日三餐的伙食都很簡單,并且吃飯總是細嚼慢咽,不急不忙。“陳云飲食簡樸,葷素兼顧,以素為主,除了他一向的節約樸素作風外,還有一層意思是他比較注重飲食結構平衡的內容,從不大吃大喝,更不用說暴飲暴食了,在中共領導人中,他是少數幾位90多歲高壽去世的健康老人。而他在青壯年時期出生入死,身患多種疾病,晚年時期得過癌癥,如果沒有均衡的健康的飲食調理,他能高壽是不可想象的。”論者由此總結說:“中國革命領袖的飲食習慣與他們的凌云壯志之間有著一種樸素而深刻的關系,那就是,革命的目的,就是為了‘給人吃好飯’,而自己,則吃得簡單。陳云在這方面就可謂是一個有鮮明特點的人。”[xviii]
論者的上述觀點,在熟悉陳云的人公布的陳云食譜中得到了印證:“他的生活非常樸素。晚年,他的食譜是,早餐:面包,果醬,黃油,豆漿;午餐:一葷一素;晚餐:豆制品,蔬菜。主食是機米。為了定量和不浪費糧食,每餐都稱米做飯。每餐配的水果,經常是香蕉。他的這些食譜,是常年不變的,即使逢年過節和過生日也不改變。他從來不請人吃飯,也從來不接受別人的宴請,總是自己吃自己的飯。他吃飯,不慌不忙,不與人談話,細嚼慢咽。”[xix]
有論者認為陳云“以素為主”的生活飲食習慣與夫人有關系:“他的夫人于若木是飲食營養專家,陳云的偏素自然體現了夫人的營養思路,豆腐、大白菜、菠菜、小白菜、蘿卜、冬瓜等,這些都是陳云大補生命元氣的‘食品’。”[xx]
而于若木則認為:“這是他自己按照食物的營養構成,結合自己身體實際,經過科學計算后,嚴格掌握,持之以恒的結果。”但于若木也肯定了陳云這種平衡的膳食和頑強的毅力,她說:“正是他這種平衡的膳食,對他晚年的健康起了決定性的作用。他從不吃零食,也從不喝飲料,這保證了他的腸胃正常,從無積食或腹瀉的情況發生。而要做到這一點,沒有頑強的毅力是不可想象的。”[xxi]
許多研究者提到晚年陳云到南方休養的情況,并稱陳云名曰休養,實則“廉潔自律、艱苦樸素”,不愧為“共產黨人的楷模”。研究者提到:“晚年,陳云到杭州,更是一切免俗。”他反對講排場,外出視察、調查研究從來都是輕車簡從;他的穿著極為樸素簡單,住的是極普通的平房;他從不打撲克,也不跳舞,一有空就端坐在那間辦公室兼書房里讀書……研究者為此評論說:“陳云,就是這樣,只求奉獻,不圖享受。”“陳云,在人們的心目中是一個樸素的人,一個潔身自愛的人,一個崇高的人。”[xxii]
還有研究者提到,“陳云步入晚年后,每天堅持寫大字,一方面鍛煉身體,一方面陶冶性情。他經常寫這樣一個條幅:‘個人名利淡如水,黨的利益重如山。’文如其人,字如其人。他是這樣寫的,更是這樣做的,身體力行。”“以身作則,率先垂范”。[xxiii]這一說法得到了陳云身邊工作人員的印證,他們提到:“每天上午站著、手腕懸空用毛筆練大字,這也是陳云同志鍛煉身體的一種辦法。他從80歲開始練大字,一直練到90歲,10年如一日。”[xxiv]
許多文章除提到陳云晚年生活很有規律外,還談到了陳云晚年的一些喜好,如喜歡聽評彈、偏愛竹子、堅持散步等等。也談到了陳云的一系列高尚情操和人格魅力,如:孜孜不倦,勤奮好學;作風民主,樂于和善于傾聽不同意見;胸懷博大,寬于待人;注重調查研究,肯體察民情,等等。有論者認為在陳云身上既集中了中國共產黨的優良作風,又繼承了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并以“淡泊以明志,寧靜以致遠”作為陳云一生的寫照。
研究者們公認:“陳云是一位領導能力極強的黨和國家領導人,同時又是毛澤東所說的‘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這是全黨公認的,也是全國人民公認的。”[xxv]
陳云晚年研究方面亟待解決的問題
目前在領袖人物研究領域,研究人物晚年事實上是一個弱項,陳云晚年研究同樣也是整個陳云研究中的弱項。然而,領袖晚年尤其是長壽的領袖人物的晚年,其在社會歷史舞臺上長期發揮的影響力和他的人格魅力,卻是值得人們深入探究的新領域。從目前陳云晚年研究的現狀來看,盡管已經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果,也有進一步拓展的趨勢,但是,陳云晚年研究至少存在著以下幾個亟待解決的問題。
(一)回憶文章較多,研究文章太少,理論探討不夠
從目前已發表的有關陳云晚年的作品來看,以回憶文章為多。尤其是陳云去世以后,回憶和緬懷陳云的文章大量發表,固然為搞清陳云晚年的生活和工作情況提供了有宜用材料,也為陳云晚年研究提供了很好的素材,但是,由于人們對研究陳云晚年這一領域重視不夠,以至研究類的成果很少,真正能稱得上學術研究的成果寥寥無幾。這種情況,使得陳云晚年許多關鍵的生平環節(如擔任中顧委期間在一系列重大事件中所發揮的重要作用)和許多有價值的思想(如在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轉軌過程中的經濟思想以及哲學思想等),沒有得到很好的發掘。理論探討的薄弱,導致陳云晚年研究缺乏應有的力度。
(二)側重生活較多,關注思想較少,缺乏準確定位
目前僅有的一些稱得上研究成果的文章,大多側重在對陳云晚年生活習慣和人格品性進行分析和綜述,這些成果盡管豐富了陳云的形象,反映了陳云的人格魅力,也填補了陳云生平研究中晚年階段的空白,但是,由于對退下來的領袖人物的思想關注不夠,使得研究者對陳云晚年的思想尤其是他“半退”以后仍對中國政治生活發揮重要影響的思想及其發展脈絡,有所忽略。僅從目前發表的成果來看,還沒有對陳云晚年思想進行準確定位的研究成果。
(三)正面肯定較多,全面分析較少,立體形象失衡
毫無疑問,陳云的一生(包括晚年)對中國革命和建設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他為黨、國家和人民的偉大事業奉獻了自己畢生的精力。對他晚年進行研究時如何贊譽和褒獎都是不過分的。但是,理論研究是一種科學探討,它需要對研究對象進行全面的分析和評價。人無完人,在學術研究中對領袖人物僅僅進行正面肯定是不夠的。研究陳云晚年同樣如此,也應該采取理性的態度,實事求是、恰如其分地作出全面的、多角度的、科學的分析,不應太感性化,否則陳云的立體形象會出現一定的失衡,反而不真實。
(四)就事論事較多,歷史背景較少,忽略相互關聯
目前已發表的有關陳云晚年的文章,大都是就晚年看晚年,或者就事論事,很少去分析某件事的歷史背景和前后關聯,使得陳云晚年研究顯得較為單薄,缺乏歷史的厚度。如對陳云“十五字”思想的研究,論者幾乎沒有從整個陳云的人生歷程和思想發展階段去進行分析,沒有從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的宏觀角度去剖析,而是就陳云本人晚年的闡釋進行學習和研究。只有將其放在整個歷史長河或人生經歷中去考察,才能得到可信的、扎實的和豐富的結論。
(本文發表于2004年9月由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陳云研究述評》文集)
[i] 熊亮華:《1995年以來陳云研究的概況》,載《黨的文獻》2000年第3期。
[ii] 參見《陳云文選》第3卷,第363頁。
[iii] 張湛彬:《“中顧委”的設置及其歷史作用》,載《黨的文獻》2000年第3期。
[iv] 張湛彬:《“中顧委”的設置及其歷史作用》,載《黨的文獻》2000年第3期。
[v] 參見《宋任窮回憶錄(續集)》,解放軍出版社1996年版,第230頁。
[vi] 中共十四大通過的《關于中央顧問委員會工作報告的決議》,1992年10月18日。
[vii] 梅行、陳群:《<陳云>畫冊文字說明》,載《黨的文獻》1995年第2期。
[viii] 蔣永青:《新時期陳云的“國力論”簡述》,載《當代中國史研究》1999年第5、6期合刊。
[ix] 朱佳木:《陳云從延安時代開始一直倡導的四個主張》,載《黨的文獻》2003年第3期。
[x] 1991年1月18日《人民日報》;另見《陳云文選》第3卷,第371頁。
[xi] 1991年1月18日《人民日報》。
[xii] 1991年4月21日《人民日報》。
[xiii] 1991年7月5日《人民日報》。
[xiv] 1991年5月17日《人民日報》。
[xv] 宋平:《緬懷陳云同志》,載1995年5月23日《人民日報》。
[xvi] 毛應民:《陳云在杭州》,載《百年潮》2003年第7期。
[xvii] 夏仲烈:《云棲竹徑杭州情——憶陳云同志在杭州》,載《黨的文獻》2002年第4期。
[xviii] 吳躍農:《陳云的生活習慣與治政經典》,載《中華兒女》2003年第4期。
[xix] 牟信之、陳群等:《陳云同志最后的321天》,載1995年5月29日《人民日報》。
[xx] 吳躍農:《陳云的生活習慣與治政經典》,載《中華兒女》2003年第4期。
[xxi]于若木:《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追念陳云同志》,載《中共黨史研究》2000年第3期。
[xxii] 黃鋒:《陳云——共產黨人的楷模》,載《足跡》2002年第1期。
[xxiii] 劉明鋼:《個人名利淡如水,黨的利益重如山》,載《黨史縱橫》2001年第4期。
[xxiv] 牟信之、陳群等:《陳云同志最后的321天》,載1995年5月29日《人民日報》。
[xxv] 劉明鋼:《個人名利淡如水,黨的利益重如山》,載《黨史縱橫》200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