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1961年北京順義調查

謝蔭明郭曉燕

1961年4月上旬至5月上旬，鄧小平對北京郊區，主要是順義縣進行了一次深入的調查研究。這次調查的直接成果是促進了當時黨的農村政策的調整。更深刻的意義還在于，通過調查，鄧小平對如何發展中國農村生產力作了探索，為日后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的提出做了一定的認識上的積累。

順義調查的起因與背景

1958年開始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脫離了中國的國情和建設的實際，產生了一系列嚴重的后果。在農村主要表現為：加快所有制的升級過渡；大刮“共產風”，搞一平二調，嚴重損害農民的利益；在分配上實行供給制和吃飯不要錢的所謂“共產主義”；搞主觀主義的高指標，大刮“浮夸風”。這些錯誤的做法給農村生產力造成了嚴重的破壞，農民溫飽不能維持，生產積極性提不高，農業生產持續下滑，農業總產值和主要農作物產量在1959年全面減少后，1960年再次全面大幅度下降。其中農業總產值比上年減少12.6％，糧食產量比上一年下降15.6％【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傳》（下），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1576頁。】，僅14350萬噸，為新中國建立后產量最低的一年。更嚴重的是，由于糧食和副食品短缺，農民體質下降，而以人代畜使勞力負擔加重，出現了非正常的人口死亡。據統計，1960年全國人口比1959年減少一千萬人，人口死亡率達25.43‰，人口自然增長率為負4.5‰，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惟一出現負增長的一年。【《當代中國的農業合作制》（上），第580頁。】北京順義縣地處平原，水利設施和機械化條件都比較好，但農業生產也呈下滑之勢，1957年畝產糧食284斤，1959年為249斤，1960年則降至247斤。【《鄧小平1961年4月在順義縣調研材料》，存北京市順義區檔案館。】全縣糧食總產量不到1.6億斤，比上一年減少近1200萬斤。一個成年人一年的口糧不足300斤。全縣37個基本核算單位，缺糧的有16個，其中有3個單位從1959年7月下旬就開始借錢買糧。【中共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編《曲折的前進》，北京出版社2001年版，第352頁。】

在這樣嚴重的形勢面前，黨的高級領導層受到了深切的觸動，中共中央為了堅決徹底糾正“共產風”，于1960年11月3日發出了《關于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15日，中共中央又對省、市、自治區黨委發出《關于徹底糾正五風問題的指示》，要求“必須在幾個月內下決心徹底糾正十分錯誤的共產風、浮夸風、命令風、干部特殊風和對生產瞎指揮風，而以糾正共產風為重點”。【《中共中央關于徹底糾正五風問題的指示》（1960年11月15日），《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3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第693頁。】1960年12月24日至1961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會議作出了《關于農村整風整社和若干政策問題的討論紀要》。會議期間，毛澤東提出：這幾年中出現的“共產風”中央有責任，首先是我們自己思想混亂，工作中缺乏一種謹慎和實事求是的態度。要把經驗總結起來，接受過來，把消極因素轉化為積極因素。【《毛澤東傳》（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12月版，第1106-1116頁。】1月13日他發表了以大興調查研究之風為主旨的講話。在同月召開的黨的八屆九中全會上，毛澤東發出了大興調查研究之風的號召，提出希望1961年成為調查研究年。會后，毛澤東率先行動，直接領導廣東、湖南、浙江三個調查組開展調查研究。3月23日，中央發出《關于認真進行調查工作問題給各中央局，各省、市、區黨委的一封信》，同時印發了毛澤東30年前寫的《調查工作》一文。

在這之前的3月13日，毛澤東給在北京主持華北、東北、西北干部會議的劉少奇、周恩來、陳云、鄧小平、彭真寫了一封信，強調各級干部都要重視調查研究，目前要注意了解生產隊之間、人與人之間平均主義的問題，特別提出：“希望小平、彭真兩位同志在會后抽出一點時間（例如十天左右），去密云、順義、懷柔等處同社員，小隊級、大隊級、公社級、縣級分開（不要各級集合）調查研究一下，使自己心中有數，好作指導工作。”【《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9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440頁。】根據毛澤東的指示，鄧小平和彭真在4月上旬開始了京郊的農村調查。

在毛澤東的號召和率先垂范之下，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云及各省、市、自治區的負責人紛紛深入基層，1961年成為中共歷史上真正的“調查研究年”。而鄧小平北京順義調查正是這些調查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順義調查的特點與成果

鄧小平與彭真這次京郊農村調查，以順義和懷柔兩縣為主要對象。調查組分為5個小組，鄧小平帶兩個小組，主要調查順義縣的情況，彭真帶著另外3個小組，主要調查懷柔縣的情況。與此同時，由北京市委組織的調查和各縣（區）委書記、副書記領導的調查工作也同時進行，在京郊農村形成了中央、市委、區縣3個層次的調查網。

1961年4月，鄧小平在北京順義縣的調查歷時15天。他在調查時輕車簡從，為不打擾地方，平時住在火車客車廂中。隨鄧小平參加調查的有中央機關和北京市委的曹幼民、卓琳、常浦、張大中、廖沫沙等同志。雖為黨和國家的高級干部，但鄧小平在順義時和普通干部一樣，頓頓吃的都是“瓜菜代”。河里打上來的水草，煮一煮也擺上了總書記的飯桌。惟一的一次改善伙食，還是經請示北京市委同意后加的豆腐【原北京市委宣傳部副部長張大中、原順義縣委書記李瑜銘發言，回憶鄧小平順義調研座談會紀錄（2004年4月9日），存中共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

鄧小平在北京順義縣調查時間雖然不長，但體現出了以下幾個鮮明的特點：

一是目的明確，抓重點問題調研。調查工作主要圍繞當時調整農村政策中急需解決的問題進行，如基本核算單位的確定、社員工分口糧的分配、三七開供給制的實行、公共食堂的去留以及農村手工業、家庭副業的開展等。對這些問題，鄧小平反復征詢各級干部和群眾的意見，使問題逐漸顯露。

二是分級召開座談會，聽取干部和群眾對農村政策的意見。鄧小平既請縣委領導對全縣自然狀況、合作化、農村各業發展變化以及工作情況作匯報，又分別召開了公社、管理區、大隊和小隊干部座談會，聽取各層次干部對農村工作的意見和看法。通過多種形式，鄧小平分層次、多角度地了解了干部群眾對黨的農村工作的意見。除召開干部座談會外，還進行實地調查、入戶訪問，直接聽取群眾的意見。

三是帶頭解放思想，鼓勵講真話、講實話。剛到順義時，因為反右、反“右傾”等運動的教訓，大部分干部有顧慮，不敢講真心話，談到糧食減產的原因時，把“勞力外調多”作為首要原因，鄧小平便追問：1959年、1960年勞力外調比1958年少，為什么糧食反倒連續減產呢？看來減產的主要原因不是勞力問題，是政策的問題，是瞎指揮、一平二調搞得群眾沒勁頭了，有了勁頭地就會種好。鄧小平帶頭講真話，使干部和群眾解放了思想，道出了真情實話。

四是把調查的過程當作解決問題的過程。改變困難村的面貌是調查中鄧小平十分重視的問題，他專程對困難落后的順義蘆正卷村進行了實地調查。當看到這個村沙地多，全村吃水僅靠一口井時，便在隨后召開的縣委匯報會上，提出由縣政府和公社拿出一部分錢幫助他們打兩眼機井，修上水渠。這樣既可以解決吃水問題，還可以發展水澆地，開辟幾十畝果園。鄧小平指出，類似這樣的窮村，要針對其特點，幫助他們自力更生，找門路，增加收入，改變面貌。事后，縣委將鄧小平的意見加以實施，迅速改變該村的舊貌。順義縣蘆正卷村的干部和村民至今談起此事，對鄧小平關心群眾疾苦，求真務實的作風仍感觸很深。

5月10日，鄧小平在京郊順義、密云縣考察回來，當天便和彭真一起，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就調整社隊規模、糧食征購和余糧分配、供給制、“三包一獎”和評工記分、公共食堂、耕畜和農具的所有制以及供銷社和手工業、家庭副業等7個方面的問題提出了意見。不久，調查組又以北京市委的名義向中央及華北局寫了6個專題報告，這些報告分別是：《市委關于改變供給制辦法的意見向中央、華北局的報告》、《市委關于實行三包一獎、評工記分的意見向中央、華北局的報告》、《市委關于超產糧的征購和余糧分配的意見向中央、華北局的報告》、《市委關于發展農村手工業和恢復供銷社的意見向中央、華北局的報告》、《市委關于耕畜農具等的所有制問題向中央、華北局的報告》、《市委關于農村食堂問題的調查向中央、華北局的報告》，隨這些報告還附有基層單位的典型材料19件。【中共北京市委辦公廳編《中國共產黨北京市委員會重要文件匯編》（1961年），第215-294頁。】

鄧小平、彭真給毛澤東的信以及隨后向中央的報告，匯總了鄧小平、彭真等同志農村調查了解到的情況以及他們的建議。調查后，以下問題得以明確并很快地得到解決。

1、關于調整社隊規模問題。建議縮小社隊的規模，讓社員“看得見、抓得住、管得了、信得過”。鄧小平來順義時，農村基本核算單位定在大隊，每個大隊平均540多戶，最大的有2559戶。由于經營規模過大，社員對基本核算單位內部運行情況不清楚，意見很大。鄧小平提出：是不是可以肯定這樣一條，核算單位劃小，相互熟悉，相互矛盾好解決，產量就上去了。基本是一村一個，小村可以合并。市委常委討論同意了這個建議，再經彭真與鄧小平同意后，立即向各縣（區）委部署，對基本核算單位、包產單位做了調整。第一步使基本核算單位由1156個調整為3313個，平均每個單位183戶；包產小組由5495個調整為11250個，平均每個小組55戶。雖然由于認識上的局限，這種經營規模還是偏大，但畢竟比過去前進了一大步。

2、關于糧食征購、余糧分配、“三包一獎”和評工記分問題。強調社員之間在分配上要有差別，建議在兩年糧食歉收的情況下，大隊、生產隊不宜多留余糧，應把大部分糧食分給社員。經過調查了解，鄧小平肯定了當時尚有爭議的“三包”（包工、包產、包成本）、“一獎懲”（超額有獎、減產受罰）、“四固定”（土地、勞力、耕畜、農具固定到生產隊使用）的責任制，提出要貫徹多收多得多分的原則。他強調口糧分配無論如何不能拉平，社員之間要有差別，這樣社員才能放心，才會拼命干。他還再三重申按勞分配的方法可以多種多樣。對于征購后的余糧，他提出應絕大部分按勞動工分分給社員，鼓勵他們像經營自留地一樣經營集體土地。他贊同順義縣上輦大隊的余糧分配方法，這個辦法是：40％交國家，把余下來的60％作為100％，其中50％按工分分配，20％作大隊機動，10％作小隊機動，10％按人口分配，10％作為獎勵。

3、關于供給制問題。建議廢除一般的普遍的供給制，只對五保戶和生活困難戶補助實行供給。在調查中，鄧小平了解到當時農民的工分值很低，干一天分值只有0.30元。在這樣的情況下，有的地方還在搞“共產主義的供給制”，生產、生活資料由集體包干的比例很大。鄧小平指出：這樣不行，要想辦法提高工分值，現在條件不夠的可以縮小供給制，或暫時實行只包五保戶和補助困難戶。在聽取了北京市委第二書記劉仁在京郊其他地區調查匯報后，得出相似意見，鄧小平果斷指示：今后農村供給制只補助五保戶、困難戶。彭真亦表示贊成，并馬上布置落實。

4、關于食堂問題。建議辦不辦公共食堂完全根據社員自愿。順義調查開始時，不僅干部們談起公共食堂有顧慮，怕被打成右傾，鄧小平在這個問題上也拿不準。他看到干部們座談時吞吞吐吐，便反復啟發要講實情。當他了解到食堂占的勞動力多，加工糧食又有損耗，還給社員生活帶來許多不便時，便在座談會上明確表態說：吃食堂是社會主義，不吃食堂也是社會主義，要根據群眾的意愿，決定食堂的去留。在5月4日聽取調查匯報后，他又講：吃不吃食堂都完全根據自愿；吃不吃食堂都好、都光榮；吃不吃食堂都給予便利。并提出采取這樣的方針有利于生產和生活。在給毛澤東的信中，他強調對吃不吃公共食堂尤其要走群眾路線，完全根據群眾自愿。在辦不辦公共食堂問題上，中央根據各地調查意見，對《農業六十條》作了修改，明確規定完全由社員討論決定。5月18日，市委貫徹中央的精神，按照鄧小平和彭真的指示，以北京市委的名義給農村黨員發了一封信，說明吃不吃公共食堂要堅持完全自愿的原則，要求各生產隊要將此信向所有社員逐字逐句地宣讀，由社員自己解決食堂問題。【《中共北京市委關于食堂問題給農村黨員的信》（1961年5月18日），《中國共產黨北京市委員會重要文件匯編》（1961年），第293-294頁。】這個政策一公布，農村食堂在自愿的原則下全部散伙，群眾皆大歡喜。

5、關于耕畜和農具的所有權問題。建議耕畜由歸生產大隊所有改為歸生產隊所有。鄧小平、彭真在給毛澤東的信中提出：這種改變可以加強社員對牲畜的愛護，也利于牲畜的繁殖。即使仍歸生產大隊所有，也應固定給生產隊使用，同時建立飼養者、使役者和生產隊共同負責的責任制。

6、關于供銷社和手工業、家庭副業問題。建議迅速恢復和健全供銷社的工作，支持手工業、家庭副業的生產。鄧小平通過考察牛欄山廟會、縣城農貿市場，調查社隊工業、家庭手工業、副業情況，了解到當時農村市場蕭條，手工業、家庭副業生產減少，影響了農民的生活和城鄉交流，他指出：導致這種結果的原因主要是政策問題，是流通渠道問題。要把手工業、家庭副業恢復起來，把農民的積極性調動起來。首先要從組織入手，趕快把供銷社建立起來，發揮其組織生產，找原料、找銷路的作用。為此，鄧小平在給毛澤東的信中提出了必須大力恢復和發展手工業和家庭副業，迅速恢復和健全供銷社工作的建議。在手工業人員的報酬上，鄧小平提出可以讓他們單獨核算。要用經濟的辦法把生產發展起來，只要不是國家統購統銷的商品都可以拿到自由市場上去賣。鄧小平大膽地提出：社員種自留地有積極性，應予保護。他反問道：自留地種糧食，可以解決口糧問題，還可以養豬和家禽，就不會有浮腫病了，有什么不好？他還肯定了社員種“十邊地”【“十邊地”指村邊、路邊、河邊、溝邊等10種零散的荒地。】的做法，提出種地的社員因此能吃飽飯，國家不用再供應糧食，實際上就是減輕了國家的負擔。在密云調查如何加快荒山綠化時，鄧小平提出：可以把荒山劃一塊給社員去經營，搞縣、大隊、生產隊、社員戶四級所有。并補充說，劃給社員經營的那塊兒要長期保持不變。這個意見后來被中央采納，成為《農業六十條》的第40條：“有柴山和荒坡的地方，還可以根據社員需要和原有習慣，分配給社員適當數量的自留山，由社員經營。劃定后也長期不變。”

7、關于農業糧食減產的原因。在調查順義糧食減產問題后，鄧小平明確指出：減產的主要原因不是勞力問題，而是群眾生產積極性問題，是干勁問題，也就是政策問題。瞎指揮、一平二調，搞得群眾沒勁頭了。他直接點出政策出了問題，要調整政策。調動群眾的積極性才是解決當前農村問題的關鍵。這樣，他說出了人們想說而不敢說的話，為農業政策的調整指出了明確的思路。

由于鄧小平在順義調查時問題抓得準，分析得客觀深入，受到了毛澤東的重視。毛澤東在1961年5月7日、9日先后轉發周恩來“關于公共食堂、供給制等問題的電話記錄”和胡喬木“關于農村公共食堂、商業問題和城市有關問題的信”之后，5月13日就鄧小平和彭真5月10日的來信批示：“此信發給各中央局，各省、市、區黨委，供參考”。【《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4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第324頁。】

從中央到地方主要領導人開展的這些調研活動，對中央農村政策的調整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1961年5月21日至6月20日在北京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修改制定了《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這一文件吸收了各地的調研成果，取消和糾正了原來的一些規定，受到了廣大基層干部和農民群眾的歡迎。

1962年1月召開的中共中央擴大的工作會議（七千人大會），進一步總結“大躍進”以來的經驗教訓，黨和國家領導人作了自我批評。經過1961年、1962年的調整，1963年上半年國民經濟形勢開始全面好轉，在1963年到1965年的三年中，工農業生產總值平均每年增長15.7％，農業總產值平均每年增長11％，工業總產值每年增長17.9％。【胡繩主編《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476頁。】

在20世紀60年代初國家經濟建設遇到重大挫折的關鍵時期，由毛澤東直接推動，包括鄧小平在內的一代中央領導人和各地黨的主要負責人大力開展的調查研究工作，有力地促進了黨中央對農村政策及其它政策的調整。經過全國人民的艱苦奮斗，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航船終于渡過了一個極其艱難的險灘。

順義調查在鄧小平思想探索中的地位

順義調查雖然時間不長，但在鄧小平個人經歷和思想形成過程中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就其經歷而言，1961年的順義農村調查是鄧小平1930年在廣西領導制定《土地法暫行條例》、《共耕條例》，1943年出席晉冀魯豫邊區生產動員大會并講話，解放戰爭時期挺進中原開辟新區后，比較集中地研究社會主義時期農村問題的一段重要經歷。特別是通過這次調查，鄧小平直接了解了解放后農村的基層情況，對農村工作的復雜性和農業政策的重要性有了更深的體驗，從而豐富了他的相關知識和執政經驗。而中國的農村、農業和農民問題，無疑是一個黨和國家領導人必須了解和熟知的領域。

更重要的是，鄧小平在這次調查中以及隨后提出的一些想法和觀點，對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有著重要的意義。

1、加深了對中國農村基本狀況的認識。鄧小平通過調查對中國農村生產力的規模、生產形式、機械化的程度、生產的產量和勞動力、勞動組織者的水平和人民的生活狀況都有了更為深刻的了解。他曾在調查中將當時的農業機械擁有量及使用情況與蘇聯進行過比較，指出我們的落后和不足。調查中他了解到，當時北京順義縣日工分值高的0.60元到0.70元，低的僅有0.30元左右；社員的年收入也很低，最低時一人全年僅有31元。順義縣地處平原，水利設施和農業機械的條件均屬較好，情況尚且如此，條件差的地區可想而知。因此他認為，當務之急是提高工分值，緩解人民的貧困狀態。順義調查給鄧小平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后來說：“從1957年起，我們生產力的發展非常緩慢。拿農村來說，到1966年的10年間，農民的收入沒有增長多少。雖然有一些地區的農民生活比較寬裕，但是多數地區的農民還處在貧困狀態。”【《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37—138頁。】由這點出發，決定了在很長的歷史階段，我們制定一切方針政策都必須以基本國情為依據，不能脫離實際，超越階段，不能搞平調和“共產風”，不能試圖一蹴而就的“大躍進”奇跡出現。他的這些看法是后來作出“我國還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科學論斷的一個因素。

2、明確了生產關系不可超越中國農村生產力的發展。順義調查使鄧小平切實感到“一大二公”對生產力的發展和人民群眾積極性的發揮起到了阻礙作用，并不是公有制程度越高越能促進生產的發展。當基本經濟核算單位過大，供給制程度過高時，反而不利于調動群眾的積極性，農村基層干部和社員會要求將基本核算單位劃小。調查中了解到社員對自留地、十邊地的經營熱情，遠遠超過對集體土地的經營，這給鄧小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提出：“農業本身的問題，現在看來，主要還得從生產關系上解決。這就是要調動農民的積極性。”“生產關系究竟以什么形式為最好，恐怕要采取這樣一種態度，就是哪種形式在哪個地方能夠比較容易比較快地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就采取哪種形式；群眾愿意采取哪種形式，就應該采取哪種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來。”【《鄧小平文選》第1卷，第323頁。】這雖然是針對克服經濟困難、恢復發展生產提出的意見，但其中已包含了鄧小平認識上的升華，可以看出某些后來農村改革思想的端倪。

3、強調黨的政策要符合群眾的切身利益。在調查過程中，無論是對基本核算單位的確定，還是縮小供給制的范圍、對公共食堂的取舍，鄧小平都十分注意傾聽基層干部和社員的意見。對這些問題拿不準時，他多次講，要由群眾去討論，辦法決定于群眾；把隊干部們的智慧集中起來，總比我們在辦公室里想得快、想得全面。要根據群眾的意愿決定黨的政策，在公共食堂去留的問題上突出地反映了鄧小平以群眾利益為出發點的思想。對人民群眾實踐的重視，對人民利益和意愿的關注，善于概括群眾的經驗和創造，成為鄧小平政治實踐和理論創造的一個鮮明的特點。這與后來在改革的關鍵時期鄧小平總是著眼于人民擁護不擁護、人民贊成不贊成、人民高興不高興、人民答應不答應來考慮改革開放政策的變與不變，可謂一脈相承。

4、深化了對“左”傾錯誤危害性的認識。鄧小平在順義調查期間，認真詢問了農村“一平二調”、“共產風”、瞎指揮的具體表現，多次講到是黨的政策出了問題，搞得群眾沒勁頭了；瞎指揮費力不討好。他親眼目睹了由于指導思想和政策上的“左”傾錯誤，造成了農業上的重大損失，使他對“左”傾錯誤的危害有了更切實的感受。20年后，1980年4月21日鄧小平說：“現在我們正在總結建國30年的經驗。總起來說，第一，不要離開現實和超越階段采取一些‘左’的辦法，這樣是搞不成社會主義的。我們過去就是吃‘左’的虧。第二，不管你搞什么，一定要有利于發展生產力。”【《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312頁。】1992年到南方視察時，他更明確地說：“左”的東西在我們黨的歷史上可怕呀！一個好好的東西，一下子被它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會主義，“左”也可以葬送社會主義。他還說：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包括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社會主義建設的歷史中，我們犯的錯誤主要是“左”的錯誤，因此“左”的傾向是主要危險。而糾“左”有時比反右更困難。

5、順義調查又一次鍛煉和顯示了鄧小平處理危機、打破困難局面的能力。鄧小平在順義縣的調查及其向毛澤東的報告，對結束當時的“左”傾錯誤，使國民經濟逐步好轉起了重要的作用，正如鄧小平后來總結的那樣：“‘左’的思想發展導致了1958年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這是比較大的錯誤，使我們受到懲罰。1959到1961年三年困難時期，工農業減產，市場上的商品很少，人民群眾吃不飽飯，積極性受到嚴重挫傷。那時，我們黨和毛澤東主席由于長期斗爭歷史形成的威望很高，我們把困難的情況如實告訴了人民，‘大躍進’的口號不再喊了，并且采取了比較切合實際的政策、步驟和方法，1962年就開始從困難的境況中恢復，1963年、1964年情況比較好。”【《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36-137頁。】鄧小平在北京順義農村的調查工作，充分表現了他一貫的實事求是的態度，面臨復雜局面時抓住主要矛盾，敢于揭露問題，善于解決問題的工作作風，這是他調查成功的主觀因素。這次調查充分表現了鄧小平無產階級政治家的勇氣、智慧和實干品格，是他這種品格的又一次豐富和升華。

1961年北京順義農村調查只是鄧小平豐富政治生涯中的一節，但他留給我們的實踐上和理論上的啟示，卻值得我們長久地細細品味。

〔作者謝蔭明，中共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主任、研究員；郭曉燕，中共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副研究員，北京100044〕

（來源：《黨的文獻》200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