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云對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貢獻

武力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60年的經濟發展史上，經濟體制發生了兩次劇烈的變革，經歷了兩大轉型期：一是1949－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前，中國由新民主主義經濟向社會主義單一公有制和計劃經濟轉型并力圖完善它的時期；二是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至今，中國又由單一公有制和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型并不斷完善它的時期。陳云作為黨和國家第一代和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的主要成員，在這兩次經濟轉型中，對于計劃與市場的關系進行了開創性的理論探索和實事求是的政策推進。

一、1949年以來所經歷的兩次經濟轉型

（一）第一個經濟轉型時期（1949－1978年）

1949－1978年，是中國由多種經濟成分并存、計劃與市場共同發揮作用的新民主主義經濟，向傳統的單一公有制基礎上的計劃經濟過渡并試圖鞏固計劃經濟的階段。1949－1952年期間，新中國建立起強大的國營經濟和政府管理經濟的機構，并開始編制第一個五年計劃的草案。1953－1956年，中國基本完成社會主義“三大改造”，為計劃經濟建立了前提。這一時期實施的第一個五年計劃是以多種經濟成分并存為基礎的，除了國家投資和國營企業的計劃是指令性計劃外，農業、手工業、私營工商業基本上都是指導性計劃。從1957－1978年的22年，是中國試圖健全單一公有制和計劃經濟的階段。

縱觀20世紀的計劃經濟，可以看出，它實際上是政府主導型經濟發展最極端化的模式。與其說它是生產社會化與私人占有制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不如說它是社會主義國家為了在經濟上追趕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而采取的手段。計劃經濟興起于經濟落后的社會主義國家，一方面是這些國家的政府通過革命建立起來，擁有強大的權威和力量；另一方面，這些國家之所以發生革命，一般都是由于受帝國主義和國際資本壓迫，因而要求實行趕超戰略，而計劃經濟所具有的強大社會動員能力、政府集中資源配置以及高積累機制，能夠較快實現超越。

由于中國的計劃經濟不是建立在資本主義經濟高度發達基礎之上的，因此計劃經濟體制所面臨的任務就不是解決生產社會化與生產資料私人占有所導致的“無政府”狀態，而主要是如何加快工業化，這實際上成為中國計劃經濟的主要目標。計劃經濟的上述任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計劃經濟本身的作用不是體現在能否準確地計算社會生產與需求之間的平衡和資源的最佳配置，而是表現為最大限度地動員社會資源，加速工業化步伐，實現趕超戰略。從這個角度觀察問題，計劃經濟本身所表現出的低水平和粗放型、隨意性很大的管理，就顯得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這種自上而下的行政性管理所具有的最大限度集中資源用于工業化的特性。這可以說是計劃經濟為什么能夠在中國形成并持續了20年之久的主要原因。

簡單地說，20世紀50年代形成的計劃經濟，在當時起碼適應了中國在低收入條件下追求高速工業化和建立獨立工業體系的需要，它具有以下兩個市場經濟體制在短期內無能為力的作用：（1）在經濟落后的條件下，保證了高積累和優先快速發展重工業，建立了比較完整的獨立的工業體系和基礎設施（如水利工程）。（2）在經濟落后和高積累的情況下，除了在個別非正常時期外，保證了人民的基本生活和社會安定。

（二）第二個經濟轉型期（1979－2009年）

從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實行改革開放以后至今，為中國經濟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時期。如果細分，又可劃分為兩個階段。

1.1978－1991年為第一個階段：試圖改革和完善計劃經濟階段

1978年以后，中國經濟體制和發展道路開始轉軌。簡單地說，中國的經濟開始從過去單一公有制和計劃經濟的基礎轉變為多種經濟成分并存和市場經濟為基礎；從急于求成、追求高速度轉變為經濟增長指標寬松、留有余地；從優先發展重工業的傾斜戰略轉變為農輕重并舉的均衡發展戰略；從完全立足國內自我積累、進口替代戰略轉變為積極利用外資和國外市場的“兩個利用”戰略；從過分注重區域均衡發展轉變為“兩個大局”為標志的梯度發展。

這個階段，以經濟建設、提高人民生活為壓倒一切的目標，允許開放搞活，允許個體經濟存在和發展，農村實行家庭經營，允許“三資”企業。這種基礎的變化，必然使得經濟運行中有一部分處于計劃經濟之外，這就需要市場調節。于是，這個階段改革和完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主要方法是引進市場調節，帶有向市場經濟過渡的性質。但是從國家對國民經濟的控制程度和范圍看，畢竟還屬于計劃經濟。1987年中共十三大提出了“政府調控市場，市場引導企業”，但是隨后出現的經濟混亂又導致政府加強了計劃管理。

2.1992－2009年為第二個階段：以市場機制為基礎的建立和完善市場經濟體制階段

這個時期中國價格基本放開，多種經濟成分并存的發展格局已經形成，對外經濟依存度不斷提高，市場機制成為調控企業的基本手段，可以說市場經濟框架基本形成。

從1996年中國開始實施第九個五年計劃開始，中國的經濟形勢和環境又發生了較大的變化：第一是“短缺”時代的結束，中國的經濟運行已經由長期以來的賣方市場轉變為買方市場；第二，深化改革導致了城鄉之間、地區之間、社會各階層之間的收入差距拉大，過去那種改革目標和動力，一致轉變為權力和資本成為強勢而農民和雇傭勞動者成為弱勢的格局；第三，中國的經濟規模對于資源和環境的壓力越來越大；第四，隨著中國越來越多地融入經濟全球化中，中國經濟的對外依存度居高不下，境外經濟的漲落哪怕是風吹草動都會對中國經濟產生很大影響，同時中國的經濟政策對全球經濟的影響也越來越大。

因此，在這個階段，與完善市場體制和轉變政府職能并行不悖的，是中國再次強調了政府之手的作用，加強了宏觀經濟調控。1998年開始實施的積極財政政策；1999年提出的西部大開發戰略及其配套政策和措施；2004年的加強宏觀調控抑制經濟過熱；2005年以取消農業稅為標志的工業反哺農業和統籌城鄉發展；2008年的為應對世界金融危機實行的積極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等等，都反映出政府之手的調節作用不僅到處可見，而且越來越重要，甚至發揮著主導的作用。

二、陳云對計劃與市場關系探索的貢獻

計劃管理之所以在中國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后成為唯一或主要的資源配置和經濟運行的手段，是與單一公有制和自上而下的行政性經濟管理體系分不開的。在20世紀50年代，計劃經濟與生產資料公有制、按勞分配一起，被中國作為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三個基本特征。由于中國建國以來一直是政府主導型的經濟發展模式，從陳云主持中財委工作到1986年他退出領導崗位到中顧委工作，近40年來，他全程參與了中國計劃經濟體制的建立過程和改革開放初期的經濟轉型，并在其中起到了領導作用。他對計劃與市場關系的不懈探索和遠見卓識，雖然在20世紀50年代沒有發揮出應有的作用，但是已經深入人心，對1978年以后經濟體制改革不僅起到了啟蒙作用，而且發揮了指導性和糾偏性的作用。

從“一五”計劃實施的第一年起，中國就開始明確宣布向單一公有制和計劃經濟的社會主義社會過渡。到1956年底，提前實現了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這種急劇的經濟運行機制的變動，對于中國這樣一個傳統經濟占很大比重、經濟落后和發展不平衡的大國來說，如何有效實施計劃管理，發揮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和公有制的優越性，是擺在當時經濟工作主要領導者陳云面前的頭等大事。對此，陳云通過對中國計劃管理復雜性的認識和實踐，對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理論作出了突出貢獻。

當時的中國還處于工業化前期，傳統農業和小生產者所占比重還很大，遠沒有達到生產的社會化程度，占人口80%以上的農民仍然是“靠天吃飯”。因此，計劃經濟賴以發揮優越性的關鍵——足夠信息的及時獲得和及時處理問題，就成為制訂正確計劃的最大難題，而且幾乎看不到這種困難因工業化的進展和計劃人員的加強而可以明顯改善。

計劃決策者難以及時獲得足夠的信息，不僅是因為經濟本身的復雜多變和手段的落后；還因為這些信息是經過許多機構或人員收集和轉達的，在此過程中，有關機構和人員很自然地根據自己的認識和偏好對信息加以過濾甚至扭曲。例如，陳云在1954年2月主持編制“一五”計劃草案第四稿時就說：“現在的問題是，財政收入越算越少，而投資越算越多，因此要確實計算每個項目的單價。各部門不要故意把次要項目算進去，而把重要項目有意漏掉。”①[①《陳云年譜（1905－1995）》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198頁。]

陳云通過自己對問題的觀察和工作實踐，很注意將復雜的計劃管理劃分為兩個層次分別對待。第一是中央政府的宏觀調控層次，這是實現計劃經濟優越性的關鍵；第二是國民經濟的微觀運行，即各種經濟成分和企業的經營活動，注意解決計劃經濟激勵不足和管理太死的問題。②[②這是筆者根據陳云在“一五”計劃期間的言論和措施總結出來的，盡管當時沒有“宏觀經濟調控”這個名詞，但是實際上始終存在著這個任務。]1956年7月，陳云指出：“有的同志說，資本主義生產處于無政府狀態，大范圍不合理，但小范圍合理，我們現在是大范圍合理，小范圍不合理。這句話，我覺得有點道理。”①[①《陳云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3頁。]在“一五”計劃后期即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后，陳云基本上是從這兩個方面去思考和解決問題的。從這個角度去看問題，也就可以很好理解陳云關于計劃與市場關系的思想了。

1956年7月，陳云提出：“要在社會主義基礎上的國家計劃范圍內搞個社會主義自由市場，恢復過去私人經營的一套，組成有定息的公私合營企業。”②[②《陳云文集》第3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第50頁。]8月23日，陳云在國務院召開的關于工商業改造的組織形式問題座談會上又提出：“過去只有國家市場，沒有自由市場，現在要有國家市場，也要有在國家領導下的自由市場。如果沒有這種自由市場，市場就會變死。這種自由市場不同于資本主義國家的自由市場，因為它不是盲目的市場，而是國家市場的助手。”③[③同上書，第99頁。]陳云進而指出：“在社會主義社會里，價值規律對流通過程和生產過程是有一定影響的，但是它所起的作用，與在資本主義社會里不同，沒有破壞性。我們能夠自覺地運用價值規律，用它來刺激增加更多的產品，提高質量，降低成本，以適應人民需要。”④[④同上書，第100頁。]9月，陳云在中共八大上，根據建國以后管理經濟的經驗，就中國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提出了“三個主體，三個補充”的設想⑤[⑤《陳云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頁。]。

陳云不僅提出在計劃經濟下要發揮市場機制的調節作用，而且親自領導了開放農村自由市場的實踐活動。在中共八大肯定了陳云提出的開放農村自由市場的設想后，1956年10月，陳云為國務院起草了《關于放寬農村市場管理問題的指示》。《指示》在充分肯定了開放農村自由市場好處的前提下，提出了比較具體的管理農村自由市場的辦法。而這些實踐積累了經驗，對于20世紀60年代前期發揮市場機制在國民經濟恢復中的作用，特別是1978年改革開放初期的運用市場機制起到了很大的作用。⑥[⑥參見武力：《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后引入市場機制的先聲——陳云與1956年農村自由市場的開放》，《當代中國史研究》2007年第5期。]

三、陳云在經濟轉型初期的偉大貢獻

改革開放以后，市場機制對經濟運行的調節作用逐漸擴大，直至成為經濟運行中的基礎性機制，而計劃管理的范圍不僅逐步縮小，其方法也逐漸地由指令性計劃為主向指導性計劃為主轉變。這種轉變主要是伴隨著兩個方面改革的深入而進行的：一是公有制經濟本身的改革逐步深入，農民通過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獲得了經營自主權，國有企業的經營自主權越來越多，集體所有制經濟在20世紀80年代就基本上擺脫了政府的直接干預；二是市場機制發揮調節作用的范圍和深度越來越大，同時國家計劃管理的手段也多樣化，指導性計劃的比重越來越高。在這個過程中，對于市場取向的改革和經濟轉型，陳云同樣發揮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為中國經濟體制漸進式的平穩轉型作出了偉大貢獻。

在改革開放初期，陳云的偉大貢獻，除了人們都非常熟悉的調整國民經濟，為改革開放提供了一個良好、寬松的經濟運行環境；提高農產品收購價格、開放農村自由市場、支持包產到戶，使經濟改革率先從農村突破并取得成功；大力開展懲治腐敗、加強黨紀、黨風和監督機制建設等功不可沒，這里不再贅述外，更重要而容易被忽視的貢獻是在當時以“開放搞活”、“放權讓利”為主要內容的改革中，一再強調計劃的調控作用。如果脫離了當時的歷史環境和條件，很難看清楚陳云的貢獻，不僅不明白陳云為什么在人們都已經接受和推行他過去積極提倡的市場機制時，卓爾不群地強調管理計劃的作用，而且不明白陳云這種做法的深刻意義和重要性。但是當我們把整個20世紀80年代的“開放搞活”和“放權讓利”，放在當時國有經濟“一家獨大”和沒有形成現代企業制度、市場機制尚未形成對地方政府有效制約的背景下，就會一目了然了。

眾所周知，計劃與市場都是調節經濟運行的手段，二者之間的關系，或者說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與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在同一時期各自調節的范圍和深度沒有固定不變的模式，也沒有固定不變的理論，其得失完全取決于實際的需要，取決于總體經濟運行的效益最大化。

陳云是最早提出并一貫堅持應該利用市場調節機制的國家領導人，并在1978年以前親自領導過兩次實踐。但是，在1978年以后乃至整個80年代，我們看到，陳云除了堅持發揮市場調節的作用外，還特別強調要發揮計劃的作用，并形成了著名的“鳥籠經濟”思想。這是與當時的國有企業和地方政府基本上還是按照原來的“投資饑渴”、“預算軟約束”、企業吃國家“大鍋飯”的環境分不開的。陳云在1978年12月中央工作會議上針對生產和基本建設材料供給問題時就說：“各方面都要上，樣樣有缺口，表面上好看，擠來擠去，胖子擠成了瘦子，實際上擠了農業、輕工業和城市建設。”①[①《陳云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7頁。]1979年3月，陳云又說：“現在比例失調的情況相當嚴重。基本建設項目大的一千七百多個，小的幾萬個，趕快下決心，搞不了的，丟掉一批就是了。”②[②同上書，第253頁。]這里所說的項目都是國家投資項目，顯然，沒有中央的計劃和綜合平衡，在當時“放權讓利”的條件下，必然會出現各企業和地方政府過度競爭、重復建設、“釣魚工程”和浪費現象。因此，在1982年1月25日，陳云在同國家計委負責同志談話時就說：“計委的工作難做呀！去年十二月我講了那四點，主要強調計劃經濟，不強調不行。”③[③同上書，第311、305－308頁。]

1982年12月，陳云在五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上總結前幾年改革開放經驗時說：“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實行搞活經濟的政策，效果顯著。……今后要繼續實行搞活經濟的政策，繼續發揮市場調節的作用，但是，我們也要防止在搞活經濟中，出現擺脫國家計劃的傾向。搞活經濟是在計劃指導下搞活，不是離開計劃的指導搞活。這就像鳥和籠子的關系一樣，鳥不能捏在手里，捏在手里會死，要讓它飛，但只能讓它在籠子里飛。沒有籠子，它就飛跑了。如果說鳥是搞活經濟的話，那么，籠子就是國家計劃。當然，‘籠子’大小要適當，該多大就多大。”④[④同上書，第320頁。]陳云這里所說的國家計劃，是動態的，范圍可大可小的，實際上就是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

如果沒有陳云在20世紀70年代末和整個80年代經濟轉型中強調和運用中央政府的計劃手段，來制約地方政府和國有企業的擴張沖動、調整經濟結構、抑制通貨膨脹、整頓經濟秩序，經濟轉型不僅不可能取得那么大的經濟發展成就，可能國民經濟的運行波動會更大，甚至會出現失控的局面，并由經濟混亂導致政治動蕩。

（作者為當代中國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

（來源：《中國延安干部學院學報》2009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