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詩詞及相關問題研究述評

曾慶亮王安平李智

近30年來，學術界對朱德詩詞及相關問題的研究取得了非常豐碩的成果，涉及朱德早年組建詩社、朱德以詩會友、朱德詩詞作品的研究等十分廣泛的領域。本文對這些研究成果進行簡要梳理，以便進一步推進對朱德詩詞及相關問題的深入研究。

一、研究概況

朱德詩詞及相關問題的研究，總體上來看，經過了一個由點到面、由淺到深的過程，具體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一）十一屆三中全會前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特別是朱德逝世以后，懷著對于一代偉人朱德的深切懷念之情，學者們對于朱德的研究基本上集中在朱德的詩詞方面。這一時期，雖然有關朱德詩歌的文章發表不少，但人們的研究比較側重于朱德在某個特定歷史時期的某一、兩首詩歌，往往比較感性地加以研究，政治口號突出，上升到理性高度的不多。

（二）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到二十世紀末

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之后，特別是1983年8月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編輯的《朱德選集》、1986年12月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寫的《朱德年譜》、1993年8月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寫的《朱德傳》等出版發行，為朱德研究提供了最基本的、豐富的文獻資料，朱德詩詞研究的情況也因此發生了重大變化，取得了較多的研究成果。這一時期，關于朱德詩詞的研究進一步深入，成果涵蓋朱德早年組織詩社的情況、詩歌的創作背景、與他人的詩交等，而且有的學者特別關注了朱德的早期詩歌，有的學者將朱德的詩歌與毛澤東以及其他元帥、文人的詩歌進行了比較研究。

（三）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

隨著新世紀的到來，學術界對于朱德詩詞的研究更為重視，研究的視野更加開闊。這一時期，有關朱德詩詞研究的成果在總體質量上有了較大提高，大多能從整體和全局入手，對朱德詩詞的創作指導思想、特色、藝術性、思想性等進行了多層次、多角度、多方位的研究。有的學者將朱德的詩歌分為戰爭類、抒情類、吟蘭類等分門別類進行專門研究。

二、研究中涉及的主要問題和基本觀點

（一）有關朱德早年組建詩社的研究

學者們普遍認為，朱德在護國戰爭中奉蔡鍔將軍之命駐防瀘縣（今瀘州）5年，任靖國軍旅長兼城防司令，在此期間，戎馬倥傯之余，與靖國軍將領及當地名士組建了詩社。

1.關于詩社組建的時間及名稱

吳孟輝、鐘堅認為，1917年春，朱德在參加云南滇軍蔡鍔所領導的護國討袁之役后回師駐防瀘州，之后與靖國軍將領趙又新（軍長）、趙中奇，以及瀘州名士溫翰禛（筱泉）、陳鑄（鐵生）、陶開永等29人組成“怡園詩社”，社址設在瀘州市內南極路朱家山陶家院內。①[①吳孟輝、鐘堅：《朱德與怡園詩社》，《當代文壇》1983年第4期。]

程思遠則認為，“東華詩社”和“振華詩社”才是朱德在瀘州組織的詩社名稱。并對眾說不一的什么“蝴蝶會”、“雅歌樓學社”、“怡園詩社”、“東華學社”等名稱進行了分析，指出所謂“蝴蝶會”就是轉轉會，這次我家，下次你家，再下次他家。實指作詩的活動形式而言；“雅歌樓學社”也不是詩社名稱。“雅歌樓”為講學聚會的地方，“雅歌”是取后漢書《祭遵傳》雅歌投壺之意，泛指作詩內容雅致優美而不庸俗之意來命名樓閣，稱“雅歌樓”；“怡園詩社”的確為詩社名，但不是朱德入瀘后組建的詩社名，它是清末瀘縣名人秀士所組建。“怡園”為朱青長先生所居之屋金花橋的園名。“東華”意為東亞中華，辛亥革命后，瀘州東華書院同時成立東華學社和怡園詩社，朱德到瀘州后將原東華學社和怡園詩社合改而成為“東華詩社”。“東華詩社”成立時，羅小吟任社長。“振華詩社”取意為振興中華，建立于“東華詩社”之后，地點在云井場（今瀘縣云井區），社長為時任鳳儀鄉團總的熊仿文。“東華”和“振華”兩個詩社，分別活動在瀘縣縣城與鄉村。詩社成員有別，但以清末秀士為骨干，很少寒士。其活動方式采取吃“轉轉會”（即蝴蝶會），或登山覽勝，或逢重大事件等，便聚會吟詩作對。程思遠認為，“東華詩社”組建的時間大致為1916年9月，而“振華詩社”組建的時間在小引中署記為丁巳秋（1917年秋）。①[①程思遠：《關于朱德同志在瀘州組織詩社的幾個問題》，《四川文物》1986年第4期。]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寫的《朱德年譜》指出，1916年9月，朱德與靖國軍第二軍軍長趙又新及瀘州的一些知名文人成立東華詩社。詩社名是將原東華學社與怡園詩社舊名合改而成，朱德為“東華詩社”撰寫小引。1917年秋，朱德在瀘縣云錦山與當地文人名流熊仿文、艾承庥等組織“振華詩社”，朱德為詩社撰寫小引。②[②《朱德年譜》（新編本）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版，第33、39頁。]

綜上所述，絕大部分學者認為朱德早年組建詩社確有其事，分別為1916年9月組建的東華詩社和1917年秋組建的振華詩社。

2.關于詩社組建的目的

程思遠指出，要了解朱德當時組建詩社的目的，不能僅憑一句話，某一件事或某個人的說法就孤立而輕率地作出判斷，得出片面的結論，必須根據當時的歷史背景以及朱德同志所處的地位、環境，全面了解分析研究朱德同志當時的思想狀況和思想感情，才能得出較為準確的判斷和正確的結論。通過分析，程思遠認為，瀘州是當時護國戰爭的主戰場和中心陣地，在經過戰亂后一貧如洗，在上不給糧餉下（指老百姓）“無油水”的情況下，維持部隊的生活和作戰軍需的唯一最好辦法就是向當地的地主豪紳賒借或捐助，而這些地主豪紳多為名人秀士和清末遺老遺少，聯絡和團結他們的辦法就是結詩社。朱德結詩社還有通過詩社結識朋友，以做詩抒發各自內心志向和看法，“宣傳革命”、統一意志，以期得到地方紳士們道義上和物質上的支持和援助的目的。因此，朱德在瀘縣組建詩社的目的可歸為二：一是為了助糧餉；二是為了宣傳革命，有利于戰事。①[①程思遠：《關于朱德同志在瀘州組織詩社的幾個問題》。]

（二）有關朱德以詩會友的研究

1.關于朱德與毛澤東的詩交

馮錫剛認為，毛澤東與朱德都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中國人民的領袖，也都是別具一格的詩人，毛澤東豪放，朱德質樸。在半個世紀的革命行程中，朱德有過幾次與毛澤東的唱和，為兩位世紀偉人的交往、也為中國現代革命的史冊增添了奇光異彩。②[②馮錫剛：《聆聽再三欣不寐——朱德與毛澤東的詩交》，《黨史文苑》1994年第3期。]朱德不但在政治上推崇毛澤東，而且在經綸之余的詩詞寫作上也是衷心喜愛毛澤東的詩詞，聆讀再三，步韻奉和，寄托心聲。他們的第一次唱和是1945年8月，朱德依毛澤東作于1936年2月的《沁園春·雪》原韻填了一闋《沁園春·受降》：“紅軍入滿，日寇潰逃，降旗盡飄。我八路健兒，收城屢屢；四軍將士，平復滔滔。全為人民，解放自己，從不向人言功高。笑他人，向帝國主義，出賣妖嬈。人民面前撒嬌，依靠日寇偽軍撐腰。騙進入名城，行同強盜；招搖過市，臭甚狐騷。堅持獨裁，偽裝民主，竟把人民當蟲雕。事急矣，須鳴鼓而攻，難待終朝。”毛澤東在抗戰勝利之初抄示9年前的舊作，自然有其更深層次的考慮，應柳亞子求索只是一個契機。朱德的步韻奉和正與詠雪詞公諸世人珠聯璧合，具有了某種象征意義。朱德與毛澤東的第二次唱和是在14年之后的廬山會議期間。1959年7月初，毛澤東初上廬山，興致甚高，吟成《七律·登廬山》：“一山飛峙大江邊，躍上蔥蘢四百旋。冷眼向洋看世界，熱風吹雨灑江天。云橫九派浮黃鶴，浪下三吳起白煙。陶令不知何處去，桃花源里可耕田？”朱德唱和：“廬山挺秀大江邊，牯嶺乾坤看轉旋。細雨和風經白鹿，撥云開霧見青天。園丘培植多桃李，路線深通貫頂巔。此地召開團結會，交心獻膽實空前。”這首唱和之作在一定程度上真實地反映了作者貫穿廬山會議全過程的復雜心境。“細雨和風”既是實景的描寫，也有韻外之致。尾聯既表達了作者的希冀，更多的只是出于維護大局的苦心。在60年代初期的困難時期，朱德不止一次通過詩作對毛澤東的歷史功績予以實事求是的謳歌。文革期間，朱德受到不公正的對待，但對毛澤東的感情未變。1976年元旦，毛澤東作于1965年的《詞二首》公開發表，90高齡的朱德“聆、讀再三，欣然不寐。吟詠有感，草成二首”。朱德對毛澤東的情誼，始于井岡山會師，終于對毛澤東《水調歌頭·重上井岡山》的“聆、讀再三，吟詠有感”。這真是一個有意味的結局。①[①馮錫剛：《毛澤東與朱德的詩交》，《文史天地》2007年第12期。]

2.關于朱德與董必武的詩交

江英考察了不同時期朱德和董必武的詩歌唱和贈答，指出，董必武的《三臺即景》從描寫抗戰以來延安的變化入手，歌頌了黨所確定的抗日民主制度，歌頌了勤勞勇敢的邊區人民。詩句寓情于景，情景交融，表達了詩人對延安和邊區人民無限深厚的感情。朱德《和董必武同志<三臺即景>》描繪了陜北高原艷陽高照、山明水秀的風光，同時與老友互相勉勵。董必武的《中秋望月》和朱德的《寄南征諸將》都是為南征諸將士的英勇善戰、屢建奇功和祖國即將解放而熱情謳歌，一首含蓄，一首明快，文武合璧，相得益彰。新中國成立后，他們唱和贈答的詩歌關注生產發展，關心人民軍隊建設和國防建設，強調黨對軍隊的領導，重視弘揚軍隊的光榮傳統，重視軍隊的現代化建設。②[②江英：《覽之自怡悅述與子同歌——朱德、董必武詩詞酬唱錄》，《黨史天地》1994年第4期。]羅元生認為，朱德與董必武的詩交始于抗日戰爭時期、其詩歌唱和主要有朱德對董必武《三臺即景》的依韻奉和；朱德對董必武《賦懷安詩社》的依韻奉和；60歲生日時董必武的《祝朱總司令六秩榮壽》和朱德寫給董必武的祝壽詩；董必武的《中秋望月》與朱德的《寄南征諸將》；1962年深秋朱德游香山后與董必武的詩歌唱和；1964年6月，朱德與董必武視察吉林豐滿水電站時的詩歌唱和等。③[③羅元生：《朱德與陳毅、董必武的詩交》，《黨史博覽》2005年第5期。]

3.關于朱德與陳毅的詩交

羅元生指出，朱德和陳毅既是戰友又是詩友，幽幽情意，盡見于詩文辭章之中。1926年8月，朱德在四川萬縣與中共北方區委執行委員會總負責人李大釗派遣到四川做兵運工作的陳毅結識后，共同做四川軍閥楊森的工作。在“萬縣事件”中，朱德和陳毅共同領導萬縣人民開展起轟轟烈烈的反英運動。南昌起義后南下途中，朱德再次與陳毅相遇。在艱難轉戰中，他和陳毅并肩作戰，帶領起義軍艱難轉戰于粵贛山區。在部隊面臨散伙的情況下，他們始終保持著堅定的信念。陳毅協助朱德在贛南山區的天心圩、大余、上堡對部隊進行了三次整頓，從思想、組織、紀律上加強了部隊的建設，不僅保存了革命的火種，而且使革命武裝不斷發展壯大。1928年4月，朱德和陳毅將部隊帶上了井岡山，與毛澤東領導的秋收起義部隊勝利會師。在紅軍初創時期，朱德任紅四軍軍長，陳毅任政治部主任，他們率部三下閩西，轉戰贛南。1934年10月，朱德率主力紅軍長征，陳毅則留在南方開展游擊戰爭。皖南事變發生后，陳毅奉命代理新四軍軍長，不久即取得了討伐李長江等一系列戰役的勝利。捷報傳到延安，朱德喜不自禁，欣然吟詩一首《我為陳毅將軍而作》：“江南轉戰又江東，大將年年建大功。家國危亡看子弟，河山欲碎見英雄。盡收勇士歸麾下，壓倒倭兒入籠中。救世奇勛誰與識，鴻溝再劃古今同。”朱德60歲時，陳毅在前線揮毫寫下《祝朱總司令六旬大慶》：“高峰泰岱萬山從，大海盛德在能容。服務人民三十載，七旬會見九州同。”1948年5月，解放戰爭進入關鍵階段。朱德代表黨中央前往濮陽參加華東野戰軍前委擴大會議并指導工作，作為華東野戰軍司令員兼政治委員的陳毅在歡迎會上作了題為《向朱總司令學習》的報告，號召部屬學習朱德的偉大人格和高貴品質，興奮之余，題詩抒懷：“讀罷新詩興不殘，又將遠舉付深談。總戎令下風掃雪，立馬吳山更圖南。首百清和花事殘，為討不庭向江南。郭郎妙筆留春在，總座新詩氣如磐。戰局幾回抵掌談，反復指點計艱難。北線邇來傳屢捷，逐鹿自古在中原。恥殺無辜得天下，東征西怨萬方從。溫溫不作驚人語，大度自然是真雄。”1972年1月6日，陳毅因病在北京逝世，朱德懷著沉重、悲痛的心情，寫下《悼陳毅同志》的挽詩：“一生為革命，蓋棺方論定。重道又親師，路線根端正。”①[①羅元生：《朱德與陳毅、董必武的詩交》，《黨史博覽》2005年第5期。]

4.關于朱德與葉劍英的詩交

江英指出，朱德和葉劍英初識是在南昌起義前不久，他們既是詩友，更是戰友。“開心才見膽，破腹任人鉆”，這是朱德、葉劍英以及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畢生情操和品質以及他們之間坦誠革命友情的最好寫照。1940年5月，朱德受命離開八路軍總部，從太行山返回延安，心境十分復雜，既有出征的豪邁之情，又有憂國的悲壯之感。立于太行之巔，放眼黃河天險，民族的危難，人民的痛苦，一齊涌到心頭，他吟成了氣吞山河的壯麗詩篇《出太行》：“群峰壁立太行頭，天險黃河一望收。兩岸烽煙紅似火，此行當可慰同仇。”當時正在重慶從事統戰工作的八路軍參謀長葉劍英讀了朱德的《出太行》后心情激蕩，奉和詩一首：“將軍莫唱大刀頭，淪陷山河寸寸收。勒馬太行煙霧外，伊誰與我賦同仇。”這兩首詩，應和唱酬，不僅鮮明形象，而且有深邃的思想性，意境相接，氣派相通，有異曲同工之妙。朱德得到和詩十分欣賞，親手抄錄，并題識云“錄劍英和余詩，朱德”。朱德、葉劍英都是創建人民軍隊的革命元戎，起義建軍在他們的筆下都留有光彩奪目的詩章。1957年，朱德賦詩盛贊南昌起義：“南昌首義誕新軍，喜慶工農始有兵。革命大旗撐在手，終歸勝利屬人民。”葉劍英也賦詩：《題安徽廣暴烈士張子珍墓碑》，緬懷廣州起義：“夜半槍聲連角起，廣州工農兵起義。紅旗飄上越王臺，君是當年好戰士。”此外，1947年9月葉劍英路過山西五臺山，寫下著名絕句《過五臺山》（三首），其一：“千年古剎千年債，萬個金身萬姓糧。打破禪關驚破夢，未妨仇恨是清狂。”其二：“荒涼殿宇有啼鴉，稀世藏經灰化也。昔日莊嚴金佛像，而今流落萬人家。”其三：“南臺山上白云低，人在云中路徑迷。可有神工能掃霧，讓吾放眼到平西。”朱德和詩三首，其一：“廣大神通難賴債，強舍金身償舊糧。食盡農民千載粟，清還一點不為狂。”其二：“禪宮寥落亂飛鴉，掃地出門罪佛也。修道院成休養院，榮軍個個好為家。”其三：“五臺高聳白云飛，天朗氣清路不迷。世人覺醒何須佛，來自西天去自西。”①[①江英：《開心才見膽破腹任人鉆——朱德、葉劍英的戰友、詩友情》，《湖南黨史》1994年第3期。]

5.關于朱德與郭沫若的詩交

馮錫剛認為，郭沫若和朱德的詩交持續了40年，貫穿著革命的各個歷史時期。這種詩交不但帶有個人的情誼的色彩，更烙有鮮明的時代印記。郭沫若和朱德結識于北伐高潮時的1926年10月。1938年10月，朱德在武漢與從日本歸來不久闊別了11年的郭沫若重逢，兩人互寫文字留念，朱德寫下他目前所能讀到的唯一的白話詩《重逢》：“別后十有一年，大革命失敗，東江握別。抗日戰酣，又在漢皋重見。你自敵國歸來，敵情詳細貢獻。我自敵后歸來，勝利也說不完。寇深入我腹地，我還須堅持華北抗戰，并須收復中原，你去支持南天。重逢又別，再見必期鴨綠江邊。”1939年3月，郭沫若回到闊別16年的故鄉樂山，吊慰親人之際，懷念戰友之情油然而生，吟成《登爾雅臺懷人》：“依舊危臺壓紫云，青衣江上水殷殷。歸來我獨懷三楚，叱咤誰當冠九軍？龍戰玄黃彌野血，雞鳴風雨際天聞。會師鴨綠期何日，翹首嵩高苦憶君。”1944年冬，日寇南侵黔桂時，朱德和詩一首：“回顧西南滿戰云，臺高爾雅舊情殷。千村淪落悲三楚，四位英雄喪廿軍。北國翻新看后勁，東鄰隕越可先聞。內憂外患澄清日，痛飲黃龍定約君。”郭沫若讀到朱德1940年5月所作《出太行》后步韻奉和詩四首，其中一首為：“心懸白水黑山頭，不凈寇氛劍不收。磊落光明權委曲，但期率士快同仇。”朱德復以原韻賦詩一首：“生經百戰飲倭頭，不凈胡塵劍不收。鴨綠江邊期嘯傲，何須九世報斯仇。”這類詩詞唱和，不是煙花雪月的風雅之作，而是應和時代脈搏的黃鐘大呂。1959年2月，朱德與郭沫若在廣州再次唱和。郭沫若賦七絕《在廣州游花市》：“金桔滿街松滿市，牡丹含艷桂含香，墨蘭簇簇青鋒劍，玫瑰團團白玉堂。”朱德奉和：“百花齊放遍城鄉，燦爛花光紅滿堂。更有心花開得好，一年轉變萬年香。”此外，郭沫若在1946年朱德60壽辰時寫了民歌體《壽朱德》二章，表達了由衷的欽敬。在朱德逝世周年之日，他賦七律《八一懷朱總》，獻上遲到的一瓣心香。①[①馮錫剛：《翹首嵩高苦憶君——郭沫若和朱德的詩交》，《黨史文匯》1996年第11期。]楊建民考察了朱德與郭沫若之間自北伐戰爭以來不同歷史時期的交往，認為，郭沫若與朱德，一為文人，一是將軍，是報效祖國的情懷將他們聯系在了一起。他們以詩寄懷，相互唱和，留下一段文采佳話。②[②楊建民：《朱德郭沫若詩傳情懷》，《黨史縱覽》2004年第3期。]

（三）有關朱德詩詞作品的研究

1.關于朱德詩詞創作的指導思想研究

臧克家回憶了朱德兩次談詩的情況。一次是1963年朱德約他談詩。朱總說，在公余之暇，也喜歡讀一點詩。自己偶爾也寫一點。接著又謙遜地說：總寫得不很滿意。接下去，朱總對詩的問題作了指示。大意是說，詩要表現戰斗生活，為革命服務。不要寫得太深奧，叫一般人看不懂，那樣，就會失掉它的作用。詩應該通俗化，群眾化，意思、語言，要樸素、明朗，叫人人看得懂，念出來，聽得懂，這樣，群眾自然會喜愛它，不僅僅限于少數知識分子的范圍。另一次是1962年4月，在由陳毅倡議、《詩刊》社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主辦的詩人盛會上，朱德說，詩歌要熱情地歌頌社會主義事業前進中涌現出來的動人的真實事件。要真情實感地說出心理的話。還說到現在寫詩要注意從民族傳統中吸取營養。①[①《回憶朱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413、414－415頁。]

2.關于朱德詩歌的特色和藝術特點研究

石明輝認為，朱德的詩思想性高，藝術上美，達到了革命的政治內容和優美的藝術形式的統一。他的詩嚴謹整齊，明快平易，渾厚質樸，蒼勁老成，具有獨特的藝術風格。②[②石明輝：《真心搞馬列，地覆又天翻——讀<朱德詩選集>》，《揚州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1979年第1期。]

蘇川認為，朱德的詩歌有兩大特色。第一大特色是感情真摯。對祖國的愛，對祖國大好河山的愛，對同志、戰友的愛，對人民的愛，這種種人類最真摯最美好的感情，便是朱德的感情基調，貫穿于他的詩集中，成為他詩歌的一大特色。第二大特色是善于從民族傳統中吸取營養。朱德繼承并發揚了中國古典詩歌優秀的現實主義傳統，在我們民族的傳統土壤中深深地扎下根來，孕育出他那些優秀的詩篇，成為我們民族文化的瑰寶。③[③《朱德研究——紀念朱德誕辰一百周年學術討論會文集》，南充師院學報叢書出版社1987年版，第371－383頁。]

熊晗指出，朱德的所有詩詞，愛國主義和共產主義豪情貫穿始終，與毛澤東“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的精神完全一致。朱德詩詞有很高的藝術水準：明朗、平易、自然；不求華麗，絕少雕琢，韻味無窮。這就是朱德詩詞的基本風格。其詩詞藝術特點包括：一是巧于用典，青出于藍；二是語意雙關，不著痕跡；三是清麗淡雅，韻味無窮。④[④熊晗：《朱德元帥的不朽詩篇——學習<朱德詩詞集>》，《中華魂》2006年第7期。]

胡國強認為，朱德的詩詞是他革命一生的藝術體現。朱德創作的詩篇的語言豐富多樣，有的質樸剛勁、凝煉含蓄，詩句工整勻稱；有的語意雙關，冷嘲熱諷，既惟妙惟肖，活靈活現，又一針見血，入木三分；有的語言明白如話，通俗易懂，不事雕琢，不用典故，而思想境界自然流露而出；有的語言鮮明生動，極富文采，而且音調鏗鏘，具有優美的韻律；有的語言豪邁有力，節奏激越，動人心魄，具有很高的藝術概括力。朱德詩篇用典精當自然、明白易懂而又意味深長，富有創造精神。①[①胡國強：《朱德的詩詞及其革命生涯》，《民辦高等教育研究》2007年第1期。]

3.關于朱德詩歌的分類研究

何可認為，朱德熱愛人民的深摯感情，既體現在他“歷年征戰未離鞍”的偉大事功中，也吐露于他各個歷史時期的抒情詩作中。朱德的抒情詩作抒發熱愛人民的深情，抒發人民的戰斗豪情，抒發人民的建設熱情。②[②何可：《排山倒海人民力——讀朱德同志幾首抒情詩》，《南充師范學院學報》1980年第1期。]

馬連儒對《朱德詩詞集》中詠蘭花的8篇詩詞進行了研究，將其大致分為三類：第一類包括5首，是直接歌詠蘭花的；第二類包括兩首，是與戰友唱和與緬懷古人的作品；第三類是一首詞，著力謳歌的是蘭花的精神、風骨和靈魂，集中揭示和全面升華作為一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無產階級革命家和政治家、軍事家、黨和國家的卓越領導人朱德的堅定信念、不懈追求和崇高理想，把深刻的思想性與高超的藝術性巧妙地結合起來，融花人為一體，以花喻人，以人寓花，達到一種很高的藝術境界。③[③馬連儒：《“不朽芳名留處處”——讀朱德八首詠蘭花的詩詞》，《北京黨史》2004年第4期。]

鄭家治、李詠梅針對朱德的戰爭類詩歌進行專門研究后指出，一方面，朱德的戰爭詩歌具有深厚博大的思想內涵。朱德各個時期的戰爭詩歌分為戰時描寫抒情性詩歌，與戰后回顧性詩歌兩類，從戰爭生發開去，將具體的戰爭與全國戰局相連，與政治經濟文化相連，與國計民生相連，與歷史及未來相連，甚至與國際形勢相連，使他的戰爭詩歌具有深厚博大的思想內涵，體現了他愛國愛民、憂國憂民，始終關懷民族解放與革命勝利以及人民幸福的軍事家、政治家、革命家那深厚博大的情懷，而不僅僅是一個將軍在描寫表現戰時的見聞感受。這種眼光的宏遠，視角的廣闊，胸懷的博大，思慮的深遠，不僅體現在上述充滿歷史性的詩歌中，也表現在以抒情、寫景為主的詩歌中。另一方面，朱德的戰爭詩歌具有豪邁雄渾而又質樸平易的藝術風格。這種質樸與平易的風格特色，既表現為以質樸平易而又清新的語言來描寫表現題材，還表現為真實地描寫所見所聞所感，廣闊而不空泛，精深而不晦澀。其中一些詩歌由小及大，由近及遠，于平常中見不平常，另一些詩歌雖描寫重大題材，但也多樸實的描述與通達的議論，沒有過分的夸飾。他們還指出，朱德的戰爭詩歌既有很強的歷史意義，也有很高的審美價值，具有很強的革命性、歷史性與文學性。①[①鄭家治、李詠梅：《朱德戰爭詩歌簡論》，《毛澤東思想研究》2006年第6期。]

4.關于朱德早期詩歌的研究

李希泌認為，朱德早年的18首詩，包括《感時》5首、《苦熱》5首和《秋興》8首，氣勢磅礴，韻律鏗鏘，字里行間傾注著他愛國憂民的崇高思想，表達了他對當時局勢的憤懣和渴求真理的高尚襟懷。朱德的這些詩篇如實地記錄了自己參加中國舊民主主義革命的歷程。朱德的這18首詩，不是一般的唱和之作，而是紀實的史詩，是研究辛亥革命和護國戰爭最珍貴的歷史資料。朱德早年詩篇的珍貴價值，還在于他以自己的切身經歷總結了辛亥革命以來中國革命的歷史經驗教訓。②[②李希泌：《朱德早年詩十八首歷史背景試析》，《朱德研究——紀念朱德誕辰一百周年學術討論會文集》，南充師院學報叢書出版社1987版，第360－370頁。]

庹平認為，朱德寫于1906年至1926年的詩詞，是研究朱德早期思想歷程的珍貴文獻。其中朱德1906、1909年的詩詞反映他在成為革命民主主義者前就憂國憂民，并立下投筆從戎以求拯救國家的宏偉志愿；朱德1916年的詩詞表明他作為一名革命民主主義者，在取得護國戰爭勝利后一度對國家前途充滿信心和敢于砥柱中流；朱德1918、1919年的詩詞凸現他在卷入軍閥混戰后的一個時期，既認為自己是“為了革命在打仗”，又厭惡戰爭和同情人民的矛盾與痛苦的心理；朱德1926的詩詞反映他從蘇聯回國以中共黨員身份參加北伐戰爭后對中國革命的前途充滿必勝信心，并早已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要以“回天之力”拯救水深火熱中的人民的堅定信念。③[③庹平：《朱德早期詩詞及其思想歷程》，《黨的文獻》2003年第3期。]5.關于朱德詩歌的比較研究

江泰然將朱德與陳毅、葉劍英的詩作放在一起進行了比較研究，指出了三位元帥詩歌的四個共同性：漫長的軍旅生涯，是元帥創作詩歌的肥沃土壤；從事高級領導工作，使元帥詩蘊含極濃的政治因素；反映戰爭、懷念先烈、歌頌黨和人民、謳歌社會主義祖國、領略異域風情為其詩作的基本題材；而以現實主義為主兼有浪漫主義色彩則構成了元帥詩歌的共同的藝術特色。①[①江泰然：《論共和國三位元帥的詩作》，《上饒師專學報》1994年第1期。]

三、深化研究的思考和建議

朱德詩詞的研究雖然總體上有了很大的進步，但仍有不少需要改進的地方，至少以下幾個方面必須引起大家的重視：

第一，增強朱德詩詞研究的整體觀念。

對于朱德的研究，受到普遍重視的是朱德的軍事、經濟、政治等領域，詩歌等其他方面的研究則相對薄弱。我們固然不否認朱德在以上這幾個領域所做出的突出貢獻，這幾個領域確實也值得花大力氣去深入研究，然而卻不能因此只注重某一方面或某幾方面的研究而忽視或減輕了其他領域的研究。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朱德在青少年時期接受過較多的傳統教育，長期養成了以詩歌抒發感情、記錄歷史的習慣，他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所創作的詩歌都充分體現和豐富蘊涵著當時特定歷史條件下其思想狀況，因此，必須增強朱德詩詞研究的整體觀念，一方面將朱德詩詞研究與朱德的軍事、經濟、政治等領域的研究緊密結合起來，通過朱德的軍事、經濟、政治等領域的研究來深化朱德詩詞研究，通過朱德詩詞研究促進朱德的軍事、經濟、政治等領域的研究，做到點面結合，全面鋪開；另一方面，對于朱德在不同歷史時期的詩詞都要進行深入的研究，不能只偏重于某一兩個特定的歷史時期。只有致力于朱德詩詞研究的系統化、全面化和深入化，才能真正實現朱德研究的整體推進。

第二，對朱德詩詞進行革命性、歷史性、藝術性相結合的立體研究。

在對朱德詩詞進行研究時，必須充分認識作者身份的特殊性，不僅要肯定朱德作為詩人對我國詩詞創作所做出的突出貢獻，而且更應該看到朱德還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和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軍事家，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解放軍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卓越領導人。朱德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所創作的這些詩詞不僅是他個人一生革命道路上戰斗激情的藝術體現，也是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現代革命斗爭的真實、生動記錄。他的詩詞作品無疑具有較高的革命性、歷史性、藝術性，是革命性、歷史性、藝術性的有機結合。這是朱德詩詞研究過程中不可忽視的一個重要問題。然而，就目前有關朱德詩詞研究的成果來看，雖然個別學者在特定情況下對這一問題有所涉及，但大多沒有引起高度重視。研究朱德的詩詞既不能單純地突出其革命性，追求濃厚的政治色彩，也不能脫離一定歷史時期的獨特背景，更不能只片面地注重詩詞的文學性和藝術性。基于朱德詩詞目前的研究現狀，今后應從革命性、歷史性、藝術性相結合的角度加強對朱德詩詞的立體研究，立足于特定的歷史背景，深入挖掘朱德詩詞中的革命政治內容和優美的藝術形式。

第三，繼續搜集和整理朱德的詩詞作品。

作為杰出的詩人，朱德經常觸景生情，詩興大發，作品頗多，當前的任務之一是要繼續加大力度搜集和整理朱德的詩詞作品，讓這些作品盡快地完整全面呈現在人們面前。有關部門向來對這項工作也比較重視，如人民文學出版社1963年出版了《朱德詩選集》，收入朱德詩作76首；人民文學出版社1977年增訂出版了《朱德詩選集》，收入朱德詩作90首；西南師范大學出版社1986年出版了由胡國強選注的《朱德詩選注》，收入朱德詩作137首；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12月出版了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輯的《朱德詩詞集》，收入朱德詩詞159首，其中56首是首次正式發表。在朱德誕辰120周年之際，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在2003年版《朱德詩詞集》的基礎上編輯出版了《朱德詩詞集》（新編本），共收入朱德詩詞550首，其中新增391首，新增部分大都是首次公開發表。正是這些詩集的出版，才大大推動了對朱德詩歌以及相關問題的研究。雖然目前朱德詩詞及相關問題的研究已經較為深入，研究成果也比較豐碩，但也面臨著如何挖掘新的研究資料的問題，只有將此問題解決好了，朱德詩詞及相關問題的研究才有更為堅實的基礎。

第四，強化朱德詩詞及相關問題研究的薄弱環節。

朱德詩詞及相關問題的研究還有不少的薄弱環節，這些方面需要加大力度，如需加強朱德以詩會友方面的研究。朱德常常與人步韻奉和，相互切磋，以詩會友，其一生當中結交了毛澤東、董必武、陳毅、葉劍、郭沫若等眾多詩友。開展這一方面的研究，不僅可以深入了解朱德景。對于朱德以詩會友方面的研究，目前的研究成果數量還不多，而且大多以敘述為主，研究還處在比較初步的階段，還有待于作深層次、高水平的學術理論提煉。再如需加強朱德與他人詩詞作品的比較研究，目前雖然有個別學者在這方面作出了努力，但還沒有充分展開，相關成果不多。

（曾慶亮，西華師范大學學生工作部副部長、副教授；王安平，西華師范大學黨委副書記、教授；李智，西華師范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副教授）

（來源：《朱德與中國革命和建設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10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