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與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人民軍隊的三大會師

王安平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事業和人民軍隊取得重大發展而又不斷遭受挫折的時期。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發展史上，對人民軍隊的發展和中國革命有著重大歷史作用的幾次軍隊會師，莫過于朱、毛部隊井岡山會師，紅2、6軍團與紅四方面軍甘孜會師，紅一、二、四方面軍西北大會師。作為中國人民解放軍主要締造者之一和紅軍總司令的朱德，在這幾次大會師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然而對此學術界卻無人專題論及，本文就此作一述論。

一

1927年八一南昌起義后，起義軍為尋找新的出海口揮兵南下，但在廣東潮汕一帶主力被敵軍擊敗。在敵大軍壓境，我軍又孤立無援的情況下，為保存革命火種，朱德將匯合起來的起義軍余部“隱蔽北上，穿山西進，直奔湘南”【〔美〕艾格尼絲·史沫特萊：《偉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與時代》，三聯書店，1979年，第242頁。】。在千里轉戰途中，部隊士氣低落，軍心渙散，紀律松弛。不少官兵也相繼離隊，有的甚至帶著一個排、一個連公開離隊，有的還散布失敗情緒，要求解散部隊。在這危機關頭，朱德于10月7日在饒平的茂芝干部會上堅定地指出，起義軍主力雖然失敗了，但八一起義這面旗幟絕對不能丟，目前我軍應當到農村去，不應當去打大城市。經過激烈爭論，會議最后決定部隊向群眾基礎較好而敵人統治力量薄弱的農村去尋找“立足點”，在廣大農村積聚和發展革命力量，這樣就把革命的退卻和進攻有機地結合起來。由此開始了從進攻大城市轉向進軍農村的重大戰略轉變。隨著革命戰略從城市到農村的重大轉變，朱德針對艱苦轉戰的實踐和這支北伐時常勝“鐵軍”瀕于潰散的狀況，又在非常困難的情況下，在軍事戰略上開始了從正規戰到游擊戰的軍事戰略轉變，并逐步提出了游擊戰爭的一些新的戰術原則。同時，朱德針對起義軍大多來自舊軍隊，成分復雜、紀律渙散，組織和思想混亂以及舊的官兵關系等問題，采取有力措施，于贛南的天心圩、大庚、上堡，從政治、組織和思想對部隊進行了著名的“贛南三整”。經過整頓，統一了官兵思想，明確了革命前途，消除了部隊的失敗主義情緒。同時還整編軍隊，強調軍紀加強軍訓，并調整黨團組織，把一部分黨、團員分配到各部隊中去，加強黨對軍隊的領導，從而提高了部隊的政治素質和軍事素質。

1928年1月，朱德率部經千里轉戰，來到了湘南。此時恰逢李宗仁與唐生智的戰爭爆發，雙方對峙兵力集中在湖南北部，桂軍黃紹竑部也同粵軍張發奎部在粵西對峙，湘南空虛；而大革命失敗后，地主反攻倒算，農會受到嚴重摧殘，人民群眾日夜盼望翻身解放；加上大革命失敗后被迫返回家鄉的湖南籍共產黨員和革命分子，又在湖南工農群眾中做了大量工作，容易一呼而起。鑒于上述形勢，為壯大革命實力，擴大革命影響，朱德決定發動湘南起義。1月12日，經朱德等精心策劃，智取宜章成功，揭開了湘南起義的序幕，接著又打敗了國民黨獨立第3師師長許克祥，直搗其坪石老巢，繳獲大批武器彈藥。受其勝利鼓舞，湘南各縣農民紛紛揭竿而起，發動武裝暴動，推翻反動政權。在各級地方黨組織和游擊隊的配合下，朱德率軍先后占領了郴州、永興、資興、耒陽等縣，在桂陽、桂東、常寧、汝城、安仁、衡陽的大部分地區以及茶陵、攸縣、臨武、嘉樂等縣的部分地區，也紛紛舉行了武裝起義，約有100萬人參加革命，革命風暴遍及20多個縣，從而形成了湘南暴動的高潮。宜章、郴州、永興、資興、耒陽、安仁、茶陵等7縣相繼成立了蘇維埃政權，建立了地方武裝1萬多人。為加強統一領導，1928年3月，又成立了湘南蘇維埃政府，這標志著整個湘南起義取得了重大勝利。

湘南起義后不久，內外形勢發生了巨大變化。在外部，1928年3月，寧漢戰爭結束，唐生智余部通電接受南京政府收編。湘粵軍閥受南京政府之命，糾集7個師兵力，從湖南衡陽和廣東樂昌兩個方向南北夾擊，進逼湘南，在雙方力量懸殊的情況下，起義軍處于腹背受敵的境地。在內部，由于湘南特委推行“左”傾盲動主義錯誤，嚴重脫離群眾，革命力量受到孤立。這就極大地動搖了湘南武裝割據的基礎。在十分嚴峻的形勢下，為保存革命實力，朱德根據自己派毛澤覃去井岡山聯系的情況和毛澤東派何長工來聯系的實際，果斷作出了撤出湘南，上井岡山與毛澤東會師的重大決策。

朱德撤出湘南的決策，遭到了湘南特委的反對。湘南特委認為起義軍“守土有責”，在強敵壓境的情況下應該不避艱險。對這些要求湘南全部武裝力量與敵人硬拼的盲動主義主張，朱德堅決反對。他說我們的撤退是為了保存革命實力，以便“選擇有利的地點、時間消滅更多的敵人”【袁偉、吳殿堯主編《朱德軍事活動紀事》，解放軍出版社，1996年，第62頁。】。但湘南特委仍堅持自己的錯誤主張，如特委書記楊福濤等人就堅決反對上井岡山，當他們隨軍撤退到資興時，則提出要與大部隊分手，帶著特委機關回衡陽。結果他們到耒陽、安仁邊界，就被民團抓住，統統殺掉了。盲動主義錯誤留下了血的教訓。

1928年4月，朱德、陳毅率領的湘南起義軍1萬多人，到達江西礱市，與毛澤東領導的井岡山地區的1000多名武裝力量實現了歷史性的大會師。5月，朱、毛兩部合編為工農革命軍第4軍，朱德為軍長、毛澤東為黨代表。在工農革命軍第4軍成立大會上，朱德說：“我們黨領導的兩支革命武裝的會合，意味著中國革命的新起點。”【《何長工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1987年，第145頁。】朱德率領裝備較好、戰斗力很強、人數眾多的起義大軍的到來，使井岡山根據地的武裝力量增加了10倍。同時，朱部的到來，也充實了井岡山的干部實力，如陳毅、粟裕、肖克、鄧華、楊得志、唐天際以及林彪等大批軍事人才，都是隨朱德上井岡山的。兩軍的會合大大地促進了井岡山根據地的鞏固和發展，使其很快達到了全盛時期。

二

紅軍長征途中，一、四方面軍分離后，黨中央同紅2、6軍團之間的通訊聯絡，因通訊密電留在紅軍總部而中斷。在紅軍總部的朱德，對紅2、6軍團的情況極為關心。為在軍事行動的決策上給紅2、6軍團以幫助，他經常通過電報與他們保持聯系，并提供軍事情報。朱德在紅2、6軍團轉戰湘黔邊、挺進黔西、會師甘孜的整個戰略轉移過程中，都給予了有力的政治軍事指導。

1936年2月，紅四方面軍接到中央希望北上陜甘的戰略行動方針的來電，為避免紅2、6軍團孤懸西南被敵殲滅，同時也為進一步增強與張國燾斗爭的實力，朱德等多次致電進軍到黔滇邊界，準備在南北盤江間創建新的革命根據地的紅2、6軍團領導人，希望他們放棄在南北盤江地區建立新根據地的設想，迅速北上與紅四方面軍會合。3月23日，朱德和張國燾致電紅2、6軍團，要求他們在“渡河技術有把握的條件下及舊歷三月水漲之前設法渡過金沙江，到雅江與四方面軍會合，大舉北進”。在電報中還提供了5個渡河點供選擇。但當時紅2、6軍團仍準備在南北盤江一帶創建根據地，朱德得到報告后，30日再次與張國燾致電紅2、6軍團指出：“你軍最好北進。”紅2、6軍團得到這一電示后，才毅然“決定北渡金沙江與主力會合”。【任弼時：《二、六軍團從湘鄂邊到康東北長征經過報告大綱》(1936年7月)。】盡管當時給紅2、6軍團的電報都是由朱德、張國燾聯署，但張國燾的想法與朱德是不一致的，他的打算是“想把二、六軍團拉過來，壯大自己的力量”【金沖及主編《朱德傳》，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第370頁。】，以繼續對抗中央。

就在紅2、6軍團即將北上之時，回到中央的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張浩卻從陜北來電表示反對，他說：“二、六軍團在云貴之間創立根據地，是完全正確的”，“將二、六軍團引入西康的計劃，堅決不能同意”，又說：“四方面軍既已失去北出陜甘機會，應爭取先機南出”，“切勿失去南下機會”【袁偉、吳殿堯主編《朱德軍事活動紀事》，第311頁。】。這個電報，曾使紅四方面軍的一些指揮員不知該怎么辦，原定紅四方面軍留在康北策應紅2、6軍團北上的決策也幾乎發生動搖。但朱德決心不變，堅持就地整訓，策應2、6軍團北上。正如徐向前在《歷史的回顧》中說：“多虧朱總司令決心不變，堅持四方面軍仍在現地休整訓練，待與二、六軍團會合后，共同北上。”【徐向前：《歷史的回顧》，解放軍出版社，1988年，第483頁。】

為策應和等待紅2、6軍團的北上，朱德率領紅4軍在康北高原度過了極為艱苦的4個月，因紅四方面軍南下受挫后，轉移到康北高原的目的是想籌足必要的糧食和物質，即刻北上，而未打算在這一帶立足。當接到紅2、6軍團決定與四方面軍會合的電報后，朱德即刻決定四方面軍就地休整，接應紅2、6軍團北上。他在派出一部分兵力南下雅江、理塘迎接2、6軍團的同時，又進行北上的各方面準備。當時的康北高原地廣人稀，物資匱乏，不僅幾萬官兵的口糧無著落，而且御寒的棉衣也缺少，部隊迅速減員。為克服困難，朱德率紅軍一方面執行正確的宗教政策和統戰政策，與德格土司簽訂互不侵犯協定，做到對寺廟秋毫無犯，且幫助受反動宣傳躲到深山里去的藏民春耕，消除了隔閡和誤解，得到了他們的幫助與支持。另一方面則組織專門機構，負責籌集糧食、牛羊和御寒物資。由于當地糧食有限，朱德親自領導了一個由老農和中醫組成的野菜委員會。各連隊還成立了野菜組、捕魚組、打獵組，千方百計節約糧食。為準備御寒物資，朱德號召買羊毛、織毛衣、毛襪、縫皮背心，并親自參加捻毛線、織毛衣活動。經過幾個月的努力，四方面軍基本解決了自己需要的糧食和御寒裝備。同時還為2、6軍團準備了2萬多件毛衣毛褲。

當賀龍、任弼時率領紅2、6軍團于4月27日勝利渡過金沙江后，朱德及時領銜發去賀電表示祝賀。5月下旬，紅2、6軍團分左右兩路進入康南，會合在即，鑒于紅一、四方面軍會合后出現的問題，為保證兩軍會師后的團結，朱德立刻召集會議，一再強調“各部隊在兩軍會師以后，互相學習，不說不利于團結的話，不做不利于團結的事，切實保證兩軍之間的團結”【金沖及主編《朱德傳》，第374、373頁。】。朱德的這番話，為兩軍會合后互相幫助，共同北上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基礎。恰在這時，中央也來電對兩軍會合共同北上的方針表示歡迎。這實際上是對朱德堅持兩軍會合北上主張的肯定。

6月下旬，紅2、6軍團先后到達甘孜附近，朱德聞訊，迅即從爐霍趕到甘孜迎接。在兩大主力紅軍于甘孜舉行的會師慶祝大會上，朱德對紅2、6軍團的廣大指戰員說：“同志們，我祝賀你們戰勝了雪山，也歡迎你們來與四方面軍會合，但是這里不是目的地，我們要繼續北上。”【譚尚維：《甘孜會師》，《解放軍報》1975年10月8日。】隨后，根據中央軍委命令，紅2、6軍團合編成紅二方面軍，由賀龍任總指揮，任弼時任政委。二、四方面軍會合后，共同北上的條件成熟。7月兩大主力便向北進發。紅2、6軍團與紅四方面軍的甘孜會合，為后來的紅軍三大主力西北大會師奠定了基礎。

三

紅一、四方面軍懋功會師后，紅軍力量大增，長征形勢十分有利，但不久出現了張國燾的分裂活動。為避免兩大主力紅軍之間可能發生的沖突，中央果斷決定率紅1、3軍團先行北上后，身處左路軍的朱德，在這艱難時刻堅持原則，顧全大局，對張國燾的分裂活動進行了積極的抵制和反對，表現了一個共產黨員在大是大非面前的嚴正立場。

張國燾先是派人同朱德談話，要朱德寫反對中央北上的文章，遭到朱德拒絕。接著，張國燾在阿壩召開的“川康省委擴大會議”上指責中央率1、3軍團北上是“不顧整個中國革命利益”，“破壞主力紅軍團結”的“分裂逃跑”行為，他大肆鼓吹南下，并指使其追隨者要朱德當眾表態“反對北上，擁護南下”。但朱德旗幟鮮明地說：“中央北上抗日的決定，我是贊成并舉了手的。我絕對不能反對自己親自參加作出的決定，如果硬要我發表聲明，那我就再聲明一下：我是擁護黨中央北上抗日的決定的。”【陳友群：《力挽狂瀾，反對分裂》，《文獻與研究》1986年第2期，第26頁。】他特別強調紅軍的行動必須按照黨中央的決議執行，“南下是沒有出路的！”【余洪遠：《南下是沒有出路的》，《紅旗飄飄》第21輯，第18～19頁。】張國燾不聽朱德的一再勸告，于9月17日發布南下命令，10月5日，又在卓木碉召開高級干部會議，組成新的臨時中央，同時正式宣布開除毛澤東、周恩來、博古、張聞天等人的黨籍，并要大家表態。朱德語重心長地說：“大敵當前，要講團結嘛！天下紅軍是一家，中國工農紅軍在黨中央統一領導下，是個整體。大家都知道，我們這個‘朱毛’在一起好多年，全國和全世界都聞名，要我這個‘朱’去反‘毛’，我可做不到呀！不論發生多么大的事，都是紅軍內部的問題，大家要冷靜，要找出解決辦法來，可不能叫蔣介石看我們的熱鬧。”【徐向前：《歷史的回顧》，第459頁。】

朱德除了面對面地與張國燾進行針鋒相對的斗爭外，還在處境艱難的情況下，為維護紅四方面軍和隨左路軍行動的原紅一方面軍5、9軍團之間的團結做了大量工作，避免了內部沖突。在南下的戰斗中，隨軍南下的朱德，雖然不同意張國燾的南下主張，但從愛護和發展紅軍力量出發，仍在逆境中積極行使職權，與徐向前、劉伯承等人一起分析敵情，制定作戰計劃，指揮部隊作戰，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部隊損失，保存了紅軍力量。

朱德的耐心工作和南下受挫的血的教訓，使紅四方面軍廣大指戰員認識到南下沒有出路，在得到中央希望北上的來電后，他們紛紛要求北上。徐向前、陳昌浩等將領也贊同中央提出的北上行動方針，日益孤立的張國燾不得不同意北上。朱德在反對張國燾的分裂斗爭中，處處以黨和紅軍的大局為重，既反對分裂，又維護團結，不輕率采取任何決裂的做法，把原則性和靈活性巧妙地結合起來，有力地維護了紅軍內部的團結和黨的統一，避免了內部沖突，保存了這支重要的紅軍力量。

紅二、四方面軍北上途中，又出現了張國燾違背中央指示和西北局會議決定，妄圖西進的主張。為實現三大主力紅軍會師，開創新的革命局面，朱德又與張國燾進行了堅決斗爭。

1936年7月27日，中共中央批準成立西北局，以張國燾為書記，任弼時為副書記，朱德、賀龍等人為委員，統一領導紅二、四方面軍。8月，紅二、四方面軍由川北挺進到甘南，紅四方面軍在近一個月時間內，橫掃甘南廣大地區，紅二方面軍則攻入到了禮縣、西和、成縣一帶。為策應二、四方面軍北上，紅一方面軍組成了西征軍，向靜寧、隆德地區運動。“三個方面軍形成了南北呼應，夾擊敵人，實現會師的有利態勢”【金沖及主編《朱德傳》，第380頁。】。

但就在此時，蔣介石為阻止三大主力紅軍會合，迅調胡宗南部兼程北進，企圖搶占西蘭大道靜(寧)會(寧)定(西)段，以隔斷紅軍三大主力會合的通道。面對新的情況，朱德和張國燾等人于9月13日致電中央，提出“一、四方面軍乘胡敵在西蘭公路上運動之機，協同消滅其一部。二方面軍盡力阻止和遲滯胡敵西進”的作戰建議。毛澤東等立即回電說：“彼此意見大體一致”，并指出，紅一方面軍主力在“未給馬敵以相當嚴重打擊以前，不宜離甘寧邊境。對東敵作戰宜以二、四方面軍為主力”。接連幾天，毛澤東不斷來電通報敵情，要求四方面軍迅速北出至隆靜大道，進占界面鋪及以西地段。可是張國燾看到紅一方面軍主力不能南下，將以四方面軍主力與胡宗南作戰，就提出西渡黃河進入甘肅西北部的主張。朱德就此不斷找張國燾、陳昌浩商量，力主按中央要求，迅速北上，但張國燾卻按兵不動。

9月16日，西北局在岷州召開會議，朱德會上會下都與張國燾爭論四方面軍的行動方向問題，被他說服贊同北上的陳昌浩也一同做張國燾的工作，張國燾雖一度宣布辭職，但因參加會議的多數人都支持朱德的主張，他最后只好放棄個人意見，贊同北上。會議最后制定了《通(渭)莊(浪)靜(寧)會(寧)戰役綱領》，決定四方面軍在胡敵未集中靜寧、會寧以前，相機占領靜、會及通定西大道，爭取與一方面軍會合為目的，并作出了各部隊立即北進的部署。同時，也將這一作戰計劃的具體部署電告了中央。

但當岷州會議結束，張國燾到達漳縣前敵總指揮部后，卻向沒有參加岷州會議的前方負責同志提出了西渡黃河，搶占水登、紅城子作立足點的方案，并命令部隊停止北進，掉頭向西。在這關系紅軍前途命運的關鍵時刻，有著強烈黨性原則的朱德，一方面致電張國燾說：“國燾同志電悉，不勝詫異。為打通國際路線與全國紅軍大會合，似宜經靜、會北進，忽聞兄等不加同意，深為可慮”，“靜、會戰役各方均表贊同，陜北與二方面軍也在全力策應，希勿失良機，黨國幸甚”，并提議再召開西北局會議以“續商大計”。【袁偉、吳殿堯主編《朱德軍事活動紀事》，第327、329～330頁。】另一方面，朱德致電黨中央和在隴南的二方面軍賀龍等人，電文中說，西北局決議通過之靜、會戰役計劃，正在執行，現又發生少數同志不同意見，擬根本推翻這一原案，“我是堅決遵守這一原案，如將此原案推翻，我不能負此責任”【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朱德年譜》，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54頁。】。同時他又及時通知參加過岷州會議的西北局成員趕赴漳縣開會。9月23日，西北局會議再次召開，朱德在會上多次發言，并與張國燾發生激烈爭論，但由于張國燾蠻橫，會議最后通過了張國燾的西進方案。在十分困難的情況下，朱德仍堅持岷州會議原案，要張國燾對這個改變負責。

由于朱德等人的堅決反對，加之敵情變化和黃河對岸已進入大雪封山季節，張國燾的西進計劃難以實現，最后被迫表示聽從中央意見。9月27日，中央來電指出：“一、四兩方面軍合則力厚，分則力薄”，“四方面軍仍宜依照朱、張、陳九月十八日之部署，迅從通謂、隴西線北上”【袁偉、吳殿堯主編《朱德軍事活動紀事》，第332頁。】，免使再分難合，各陷不利地位。此時張國燾只好與朱德等人聯名電告中央，尊重你們的指示和意見，“決仍照原計劃東進，以出會(寧)靜(寧)，會合一方面軍為目的，部隊即出動，先頭(部隊)約六號到界石鋪，決不再改變”【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朱德年譜》，第155頁。】。10月9日朱德率紅軍總部到達會寧，22日紅二方面軍在賀龍、任弼時等率領下，抵達靜寧。至此，三大主力紅軍完成了在西北的大會師。

四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既是中國共產黨創建、發展壯大人民軍隊的重要時期，也是朱德一生革命斗爭中最輝煌的時期之一。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事業和人民軍隊遭受嚴重挫折的關鍵時刻，朱德以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軍事家的膽略氣魄和獨到的戰略眼光，善于把革命的堅定性和策略的靈活性有機地結合起來，為創建、保存、發展和建設人民軍隊，為維護黨的團結和軍隊的統一，以及開創新的革命局面做出了不可磨滅的重大歷史貢獻。

首先，朱德在事關中國革命事業和人民軍隊發展的三大會師中，發揮了關鍵性的作用。

從前面的論述我們可看出，如果沒有朱德對八一南昌起義火種的保存，就沒有湘南暴動；如果沒有朱德對“左”傾盲動主義錯誤的抵制而毅然引兵井岡，就沒有著名的井岡山會師。所以何長工在《關于朱毛軍的歷史及其狀況的報告》中說，“沒有湘南暴動就沒有朱、毛會師，就沒有第一支工農紅軍，就沒有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參見于俊道等編《全國朱德生平與思想研究文集》(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第67頁。】譚震林談及井岡山革命斗爭能開創全盛局面的原因時也說：“朱德、毛澤東井岡山會師，部隊大了，我們有力量打下永新。當然，在這之前打下了茶陵、遂川，也占領了寧岡縣城。那時不敢走遠，因為國民黨來上兩個團我們就打不贏。可是朱毛會師后力量就大了，所以一打永新，二打永新，尤其是七溪嶺打了一仗。這樣就把江西來的三個師打敗了。”【《譚震林同志的談話》，《黨史會議報告集》，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2年，第24頁。】“在井岡山時期，軍事上指揮打仗、反圍剿，主要由朱德負責”【呂黎平：《朱德的偉大思想和崇高品德》，見于俊道等編《全國朱德生平與思想研究文集》，第2頁。】。因此，朱德保存、壯大革命力量，引兵井岡，對井岡山會師及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大發展的歷史貢獻不可低估。同樣，如果沒有朱德對自己正確主張的堅持和對張浩電報的抵制，并堅守康北四月，率部克服自然、經濟困難，就沒有紅2、6軍團與紅四方面軍的會合。朱德后來也說，紅二、六軍團“過江不是中央的指示，是我們從中抓的”，抓過來北上就有把握了【《朱德委員長談二方面軍同四方面軍會合前的經過情況紀要》(1986年11月9日)。】。在與中央聯系有限，信息不暢的情況下，他敢于堅持自己的正確主張，充分體現了他堅強的無產階級黨性和對革命事業的無限忠誠。而三大主力紅軍西北大會師的實現，也是與朱德一年多時間忍辱負重，艱苦工作并與張國燾的堅決斗爭分不開的。三大主力紅軍西北大會師，完成了全國紅軍的戰略大轉移，找到了一個理想的落腳點，從此開創了革命的新局面。后來中國共產黨領導抗日戰爭和奪取全國政權的武裝力量就是以這三大主力紅軍部隊為基礎的。作為紅軍總司令，有的外國學者這樣客觀公正地評價過朱德：“共產黨所以能夠完全操縱紅軍，原因之一就是朱德對黨的忠誠。”“朱德在各方面都是沒有政治野心的。”【〔美〕尼姆·威爾斯：《續西行漫記》，三聯書店，1991年，第108頁。】

其次，朱德在人民軍隊創建初期，為建設新型的人民軍隊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建軍原則。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為建設新型的人民軍隊，朱德從實踐和理論上進行了重要探索。1927年南昌起義失敗后，朱德在率領起義軍余部轉戰過程中，以令人欽佩的革命堅定性和統帥藝術，對部隊進行了著名的“贛南三整”。經過整頓，建立了黨的組織，加強了黨對軍隊的領導，強調了革命軍隊的組織紀律。把過去只知道打仗的部隊，改變為既打仗，又宣傳、組織、武裝群眾，打土豪解決部隊給養的人民軍隊。此外，朱德還在起義軍中廢除舊的官兵關系，提出了紅軍中官兵平等，官兵一致的原則，通過整頓起義軍余部，使干部戰士提高了覺悟，明確了方向。這樣不僅與舊軍隊有了本質的區別，而且為南昌起義失敗后，革命由失敗向勝利轉變，奠定了堅實基礎。同時，也初步提出了人民軍隊建設的一些基本原則。朱德在大革命失敗后，為創建新型人民軍隊的探索，與毛澤東進行的“三灣改編”，在時間上相近，做法上相似，原則上一致，且都取得了成功，因而，其“意義重大，影響深遠，在建軍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金沖及主編《朱德傳》，第95頁。】。在以后的斗爭歲月中，朱德無論在實踐中還是在理論上，都為人民軍隊的建軍原則的提出和完善做出了重大貢獻。他先后發表了《怎樣創造鐵的紅軍》等文章，提出了為人民服務是紅軍的建軍宗旨、黨對紅軍的絕對領導、政治工作是紅軍的生命線和執行鐵的紀律等原則，并在實踐中予以堅持。如朱德在人民軍隊創建初期通過整頓黨的組織，來加強黨對軍隊領導的思想和實踐，是我黨早期探索黨對紅軍的絕對領導這一原則的范例，又如朱德與張國燾的分裂活動堅決而有效的斗爭，就是對黨指揮槍原則的有力維護。由于這些建軍原則極大地推動了紅軍的發展，從1930年起，中共中央多次把這些經驗，向全國各地紅軍推廣。這樣就使整個中國工農紅軍完全建立在馬列主義的基礎上，服從于黨的絕對領導，從而建成了一支無產階級領導的新型人民軍隊，把中國革命推進到一個新的歷史時期。

再次，朱德幾乎與毛澤東同時決定實行戰略轉變，初步找到了具有中國特色的革命道路。

大革命失敗后，在中國共產黨人探索新的革命道路的征途中，朱德和毛澤東走在了前列，他們幾乎同時開始了革命戰略的轉變。八一南昌起義失敗后，朱德率領的起義軍余部處境艱難，士氣低落，軍心渙散，面對這種危局，朱德于1927年10月在饒平茂芝召開會議，一方面冷靜地分析敵我形勢，指明革命前途，堅定革命信心，加強部隊紀律，振作部隊士氣；一方面決定向敵人統治力量薄弱的湘贛邊農村去尋找“立足點”。而毛澤東率領的秋收起義部隊失利后，于9月19日在瀏陽的文家市召開會議，決定向羅霄山脈的井岡山進軍，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朱德主持召開的茂芝會議與毛澤東主持召開的文家市會議頗有相似之處，他們相繼開始了由進攻大城市轉向進軍農村的重大戰略轉變，這代表了我們黨領導武裝斗爭初期的正確方向，從實踐上已經突破了革命以城市為中心的框架。可見，朱德和毛澤東幾乎同時初步找到了武裝斗爭與土地革命相結合，建立農村根據地，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后來陳毅在談到這段歷史時深情地說：“朱總司令在最黑暗的日子里，在群眾情緒低到零度，灰心喪氣的時候，指出了光明的前途，增加群眾的革命信念，這是總司令的偉大。”“總司令之所以能夠成為人民軍隊的領袖，是自然的，但不是偶然的，是革命斗爭里考驗出來的。”【陳毅：《關于“八一”南昌起義》，《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2期，第26～28頁。】

總之，朱德在這一時期的這些重大歷史貢獻，是其同時代的黨內、軍內其他領導人所無法替代的。他在黨內、軍內的地位由此確立。正由于如此，他被稱為“紅軍之父”，成為中國工農紅軍惟一的總司令，并與毛澤東齊名，享譽國內外。朱德也由此步入了他人生最輝煌的歲月。朱德能做出這些重大的歷史貢獻，是與他堅強的政治膽略、杰出的指揮才能、豐富的軍事斗爭經驗和政治軍事素養，以及對黨和革命事業的忠誠是分不開的。他不僅在舊軍隊中帶兵10多年，身經百戰，積累了豐富的帶兵、作戰經驗，而且在云南講武堂系統學習過軍事理論，在德國研究過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著名戰例，在蘇聯學習過蘇聯的軍事、政治理論，同時，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他又及時總結積累了大量的新鮮經驗。朱德的這些經驗和素質是當時黨內和軍內其他領導人所不具備的。朱德能做出這些重大的歷史貢獻，也是與他創建人民軍隊，實施戰略轉變，提出新的建軍原則，保存、壯大革命力量，以及在黨內、軍內的資歷、威望和貢獻聯系在一起的。也正因如此，我們應充分肯定朱德的歷史貢獻。

(本文作者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博士研究生、西華師范大學政法系教授，本文為博士論文《朱德軍事思想研究》的一部分，指導教師陳廷湘成都610064)

（來源：《中共黨史研究》200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