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的致富思想

楊紹安王安平

建國后，朱德從我國的基本國情出發，對如何進行社會主義建設作了大量探索，提出了許多重要主張，其中讓人民致富的思想，是很有特色的。可以說，在一定程度上，朱德的致富思想基本上形成了一個比較完整的體系。

一

朱德作為黨和國家的主要領導人之一，時刻關心著人民的疾苦，大力主張要讓人民富裕起來，強調黨和國家要把經濟建設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放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上面。

早在1947年12月，在聽取中共晉察冀中央分局書記聶榮臻等有關匯報后，朱德就提出要讓農民富裕起來。他認為，“農民富裕了，這是支援戰爭的雄厚的物質基礎，也是今后經濟發展的雄厚的物質基礎”。①1948年6月，他在給孫毅的信中又強調要敢于讓人民致富：“應克服不敢致富的思想，生產才能往上漲。”②建國初期，為促進國民經濟的恢復，我們采取了各種措施恢復和發展生產，由此開始了新中國的經濟建設。這時，朱德明確地闡述了經濟建設的立足點在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使人民富裕。他指出：“我們進行經濟建設的根本目的，在于改善人民的生活，增進人民的福利。”③

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后，全面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滿足人民物質文化需要，成為黨和國家的中心任務。在這種情況下，為了使全黨加深對讓人民致富問題的認識，朱德在許多講話、談話中，作了深刻闡述。1959年廬山會議期間，他針對1958年人民公社化運動中的“共產風”和剝奪農民的做法，曾兩次談到要讓農民致富。一次是在中南組的發言中，他說：“我們應當讓農民致富，而不是讓他們‘致窮’。農民富了怕什么？反正成不了富農”。④在與江西省委負責人劉俊秀談話時，他說：“究竟是讓農民富，還是讓農民窮？許多干部看不清這個問題。我看應當讓他們富，起碼應該超過過去的富農”。⑤1962年，在中央擴大工作會議山東組會議的講話中，他針對“大躍進”使農村生產受到破壞和農民生活嚴重困難的情況，特別提出，農民吃飯是個大問題，搞得人們吃不飽飯是不行的。隨后，在黨的八屆十中全會上又說：“農民今后還是要富的”。

朱德之所以始終不渝地堅持要讓人民致富的主張，其根本原因在于，他認為：第一，只有人民富裕了，才能建成社會主義。一方面，“要使群眾的生活逐年有所改善，才能使群眾的生產積極性鞏固下來，并得到發揮”。⑥另一方面，我國雖然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但卻是一個人口多、底子薄，經濟文化比較落后的國家，只有在人民富裕的基礎上，才能加快社會主義建設。所以，朱德指出：“不要怕農民富，農民沒有吃、穿，家都顧不了，那能建設社會主義？”⑦第二，只有人民富裕了，集體經濟才能得到鞏固和發展。在我國，集體經濟也是社會主義性質的經濟，它同國營經濟一樣，也是建設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和物質基礎。集體經濟的鞏固與發展，對于我們建成社會主義起著重要的作用。朱德正是從這一意義上認識和主張致富的。他指出，人民不富裕，“個人沒有住的、沒有吃的、沒有了家庭，集體經濟如何鞏固和發展？因為生產沒有勁了。反之，家庭生產發展了，生活改善了，集體經濟才會鞏固和發展”。⑧第三，只有人民富裕了，才能搞活國民經濟。如果人民不富裕，老是處在貧困之中，國民經濟是不可能活起來的。朱德在講到農業時強調，“只有農民富裕了，整個國民經濟才能活躍起來”。⑨第四，只有人民富裕了，手里有了錢，才能辦更多的公益事業，為社會服務，為國家分憂。朱德指出，人民富了，除了改善生產條件和生活狀況外，還可以“舉辦教育、醫療和文化娛樂事業，以提高人民的文化和健康水平，國家也可以大大地節省投資”。[10]

我們從以上可以看出，讓人民致富是朱德的一貫思想。朱德把它作為一個重要的戰略任務提到黨和國家面前，體現了朱德探索建設中國式社會主義的遠見卓識。

二

朱德的致富思想，有著豐富的內涵，其主要觀點，概括起來有以下幾個方面：（一）“人人富，共同富裕”。我國是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國家，保證全體人民的政治權利，使全體人民在經濟上、物質文化生活上逐步提高，是黨和國家的重要任務。朱德以此為出發點，認為絕不能在人民內部造成新的貧富分化，人為地制造不平等，而必須使全體人民的生活水平逐步有所提高。只有這樣，人民群眾才會真心實意地擁護社會主義，擁護共產黨的領導，并自覺地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所以，他在主張致富的同時，又特別闡明了這種致富不是某些人或某些地區的富裕，而是“人人富，共同富裕”。他指出，在我國，我們所主張的致富，“不是少數人富，而是集體富，家家富，人人富，共同富裕”。[11]

（二）通過勞動者的艱苦奮斗、發展生產致富。這是朱德致富思想的基礎和前提。我國的基本國情和經濟發展的實際狀況，決定了人民的富裕和生活的改善不可能由國家包下來；我國社會和政權的性質，還決定了人民的富裕要有利于促進社會主義建設和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因此，在致富的道路上，不能采取投機取巧甚至違法經營等方式，而只能在國家幫助下，通過勞動者自身的努力與奮斗，發展生產，增加社會財富，從而達到富裕。朱德在主張引導人民致富時，明確提出并始終堅持了這一觀點。

早在1947年底，朱德就提出在農村農閑時間，要把農民組織起來，大力發展副業生產，增加收入。新中國成立前夕，朱德考慮建國后我們將面臨著嚴重困難，認為只有大力發展生產，才能克服困難，改善人民生活。他指出，“我們的方針是發展生產”，“生產發展了，人民的財富增加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就隨之提高”。[12]

黨的八大根據國內主要矛盾的變化，討論了工作重點的轉移問題，作出了保護和發展社會主義生產力等重要決策。朱德在大會發言中談到我國社會主義建設時指出，“國家應當采取盡量鼓勵發展生產的政策”，[13]并且要求人們要靠勤勞和節儉創立家業。八大后，朱德認真貫徹大會路線，積極探索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路子，高度重視發展生產。在我國，人民群眾對物質文化的需要會不斷增加，但我們的經濟狀況和物質條件還非常有限，致使二者之間存在著巨大的矛盾。朱德強調，只有通過發展生產來解決這一矛盾，除此別無它途。他指出：“解決這一矛盾的根本辦法就是發展生產”。[14]認為只要生產發展了，產品豐富了，這一矛盾也就好解決了。朱德在1958年11月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中又說，我們改善人民的生活只能是逐步的，“而且先要把生產搞上去，才能談改善生活”。[15]

在社會主義建設開始后，我們輕率發動的“大躍進”，影響了生產的發展，導致了人民生活的嚴重困難。經過艱巨的調整，到1962年，國民經濟開始有了明顯好轉。朱德仍然保持著清醒的頭腦，繼續強調要放手發展生產。他在談到農村的情況時說，我們只要放手組織生產，發展農村的各種土特產品和農副產品的生產，并收購起來賣給國家，生產隊增加了收入，就能使農民富裕起來。因此，他要求各地干部必須注意年年增加生產，年年改善人民生活。這些主張都是對八大路線的堅持與深化。

有些國家在如何改善人民生活的問題上處理得不好，不僅導致了國民經濟的畸形發展，還引起了政治上的不穩定。朱德深刻地總結了這方面的教訓，闡述了社會主義必須依靠搞好生產，改善人民生活。他指出：“有些國家靠借錢來改善人民生活，這靠不住。如果不靠搞好建設來改善人民生活，就等于取消了社會主義”。[16]

在這里，朱德把社會主義、發展生產、改善人民生活三者聯系在一起來考慮致富問題，具有更深層的意義。

（三）農民富了，不會“變成資本主義”。社會主義改造實現了生產資料私有制向公有制的轉變，實現了個體經濟向集體經濟的轉變，使個體勞動者走上了集體化的道路，從此在我國消滅了剝削制度。在這種情況下，提出和推行致富，會不會重新出現階級分化，會不會導致資本主義，出現剝削與被剝削的社會分化現象？這是許多人不明確且抱有疑慮的問題。朱德的回答是明確的。他指出：“有人怕農民富了會發展資本主義，這種顧慮是多余的”。并且深刻地分析了其原因，一是“因為生產資料掌握在集體和國家手里，農民富裕了不會產生資本主義，群眾的生活越富越好”。[17]

二是“階級的分化是由生產資料歸私人占有決定的，不是由勤勞不勤勞決定的”。[18]

據此，朱德明確指出，農民富裕了，“不要怕他們變成資本主義，不會的”。[19]

上述觀點，構成了朱德致富思想的核心內容，它們在理論上是很有新意的。

三

為了鼓勵生產，切實把人民引上富裕的道路，朱德還從政策和體制的角度，提出了一系列實際措施。

第一，調整商品價格，建立合理的價格體系。朱德主張要調整各類產品的價格，制定正常的比例關系，建立合理的價格體系，保證勞動者的合法收入。他提出，我們“要逐步提高農產品價格，降低工業品價格”，[20]縮小工農業產品價格的剪刀差；要適當提高手工業產品的銷售價格，強調應該允許生產單位“在維持成本，稍有利潤的原則下，適當提高售價”，“這樣做，對于發展手工業生產，增加社會財富，滿足群眾需要，都是有好處的”。[21]

他要求有關部門在制定價格政策時，要按價值規律辦事，實行等價交換，兼顧國家、集體、個人三者的利益；國家應采取有賺有賠、不賺不賠和以賺補賠的扶持方針。這樣，建立起新的價格體系以保護生產者的積極性，增加收益，讓人們盡快富起來。

第二，適當保留私有制，形成合理的所有制結構。朱德認為，由于我國生產力水平和生產社會化程度都還不高，不可能采取單一的全民所有制形式。他主張在全民所有制領導下，大力發展集體所有制，適當保留私有制，建立國家、集體和個體三種所有制并存的結構。他指出：“在社會主義時期，應該允許全民所有制、集體所有制和個體所有制同時存在”。[22]

并且具體闡述了在農業、手工業、商業等經濟領域適當保留私有制的必要性。

把全民所有制、集體所有制和個體所有制結合起來，形成新的所有制結構，“看起來是保留了私有制，但實際上對公有制是個補充”。[23]

它使勞動者在搞好集體經濟的同時，發揮個體的優勢，拓寬致富門路，加快致富步伐。

第三，開放自由市場，促進交流。朱德認為，由于我國是一個多民族的大國，人民的需要是多方面、多層次的，所以，做生意不能單靠國家做，應該讓集體做，也應該讓私人做，這樣才能促進交流，有利生產，方便生活。可是，自50年代后期起，我們在較長時期內，取消了自由市場，把計劃作為調節經濟的唯一手段。朱德對此一直是持反對態度的，強調自由市場是人民所需要的，是我國經濟的發展現實狀況所需要的。因而，極力主張要發展城鄉自由市場，開展集市貿易。他指出，我們“應該在統一領導下，把市場搞活一些，以促進生產和流通”。[24]

當然，朱德也非常清醒地意識到，發展自由市場，容易出現某些消極因素，但強調只要我們把行政手段和經濟手段結合起來，是可以限制他們的活動范圍的。

在我國，開放和發展城鄉自由市場，開展集市貿易，利多弊少，其最大的利就是促進了流通，搞活了經濟。正如朱德所指出：“集市貿易很好，不要怕，有買有賣經濟就活了”。[25]

人民的富裕必然伴隨著經濟的搞活而逐步實現。

第四，建立激勵機制，切實貫徹按勞分配。朱德積極主張理順分配機制，建立科學的分配制度，使人們在為社會創造財富的同時，增加自身的收入，逐步走向富裕。朱德從總體上明確提出了要反對平均主義，堅決貫徹按勞分配原則，強調必須“實行等價交換，按勞取酬”。他還提出了許多具體措施，比如，在手工業方面“實行計件工資”，在農業方面實行各種形式的包工包產責任制。這些措施在各個生產領域都是可行的。

第五，靈活經營，促進生產發展。朱德認為，應該采取各種經營方式，把中央、地方、企業和個人的積極性調動起來，以促進生產發展，使人民盡快致富。以此為出發點，他主張要打破中央管得過多、過死的體制和單一的經營模式，并對各生產領域的經營方式作了大量研究，提出了帶指導性的意見。此外，朱德還主張通過調整稅收政策，使勞動者有利可圖。他提出，我們要“改變稅制，應采取免稅、減稅或由收購方面納稅的辦法，以鼓勵群眾多生產”。[26]

比如凡是在山坡上種桑的，五年內免稅；開荒擴大耕地面積，幾年內也不征稅。

以上就是朱德關于如何使人民致富的主要措施，其實質在于通過推動和促進生產的發展，把人民引上富裕之路，它反映了朱德對我國國情的深刻認識。

縱觀朱德的致富思想，我們可以清晰看出以下兩點：一是開拓性與新穎性。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提出上述致富理論觀點，是非常難能可貴的，不能不說是朱德對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重大貢獻，成為我們黨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之初的重大成果。二是新時期鄧小平的致富思想與朱德的致富觀有著內在的邏輯聯系。從一定的角度講，朱德的致富觀為鄧小平新時期致富思想的形成，作了先行的探索與理論上的準備。當然，我們也要看到，鄧小平的致富思想更深刻地體現了對社會主義本質和我國國情的認識。

注釋

①②③④⑥⑨[10][14][15][16][20][21][26]《朱德年譜》，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上接第54頁）306、315、364、452、408、491、382、408、441、409、495、415、411～412頁。

⑤⑦[11][17][19][22][24]《朱德傳》，金沖及主編，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692、713、712、690～691、692、669、711頁。

⑧[18][25]《黨史通訊》1984年第4期，第6、6、8頁。

[12][13][23]《朱德選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66、340、372頁。

（作者單位：四川師范學院政法系）

（來源：《黨的文獻》1998年第5期）